1987年，也就是整整三十七年前，我开启了这项研究。当时我从未奢望过，它会在西方读者中激起如此热烈的反响，更未曾想过，它也能引起中国、日本和韩国读者的兴趣。那时的我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青年学子。此前，我先是在意大利研习了语言哲学与汉语—— 那段经历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后来，我又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求学。1983年9月我抵达中国后，先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1984年2月转入北京大学深造。得益于在意大利接受的语言学训练，我选修了汉语语法相关课程。后来，我有幸在北大中文系旁听了当时国内顶尖汉语语法大师们的课程，其中包括已是荣休教授的朱德熙先生，以及他的得意门生陆俭明先生与陆俭明夫人马真先生。那些年，我的研究重心集中在语法领域，重点钻研了非动词谓语句，对比较语法尤感兴趣。同时，我也致力于普通语言学研究，并就王力先生（1900—1986）翻译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一书，有幸采访了当时年事已高的王先生。王力先生向我证实，他早年在巴黎求学期间，曾深入研究过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我对词汇领域的研究契机，或许源于重读我的论文导师图利奥・德・毛罗（Tullio de Mauro）教授的著作《意大利统一后的语言史》（The Linguistic History of United Italy）。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将1860年意大利王国统一至二战后这段时期内意大利语的演变，与各个历史节点的政治事件紧密关联起来。其核心观点在于，该书首次将语言视为社会变革、政治进程与国民生活演变三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这部著作于1963年问世，此后作者又推出一部新作，将研究脉络延伸至20世纪末，完整梳理了意大利共和国时期的语言发展历程。历史与语言，本就是人类社会现实的一体两面：人类创造历史，而历史进程又反过来推动语言、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将中国史研究作为语言研究，尤其是词汇研究的切入点。也就是在那时，我意识到历史事件催生了语言的变迁，而语言的发展也始终与历史进程相伴相生。基于这一理念，语言的演变，与人类自身的发展同理，是由人类彼此之间的认知交流、治学研讨与价值共鸣所决定的。在我看来，语言之于人类恰如人类之于自身：在与同类的交往中，会随着岁月流转而不断变化。同理，作为人类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会在与其他语言的良性互动中完成自我蜕变。这种演变，本质上是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人群相互接触的产物。换言之，语言之所以会发生变化，根源在于操持该语言的人与操持其他种语言的人产生了交集。这也就解释了语言变迁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由语言内部发展历程所引发的演变，即我们所说的内部语言学研究范畴；另一种则是源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外部交流。而语言之间的碰撞接触，终究要通过语言使用者来实现。毕竟，语言脱离了使用者，便只剩书面符号的躯壳，不复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如此说来，两种语言相遇的那一刻，变化的契机就已出现。这便是源自我在意大利所接受的语言学训练，以及图利奥・德・毛罗教授的学术思想所形成的核心理念。以此为出发点，我进而展开了针对汉语词汇及其向民族共同语演化历程的分析研究。基于这一如今在国内外已成经典范式的研究方法，我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研究的参照点。然而，当我把彼时的文学文本与被视为正统的文言文进行比对后，才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于是，我将研究目光转向了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学。这一文学形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界定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正是埋下了现代文学萌芽的沃土。随后，我找到了梁启超于1898年发表在《时务报》上的论述译作——《论翻译》。我由此意识到，梁启超的散文创作与晚清文学的发展，已然抵达了一个终点，而非一个起点。我的研究迎来真正转折点，是在发现中国早期文人游历欧美所撰写的旅行日记之后。其中，尤为关键的是钟叔河先生编纂的“走向世界丛书”，这部丛书于1985年在长沙出版。我注意到，这些早期游记文本中，充斥着大量与西方世界相关的新生词汇，既有“火车”“电梯”这类指代科技发明的术语，也涵盖了外国饮食与风俗的相关称谓。正是在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将研究的时间线向前延伸，既要囊括中国人在海外与西方人接触的相关文本，也不能遗漏在中国国内产生的此类文献。因此，我全身心投入到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传教士的海量译著研究之中，重点考察了设于北京的同文馆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成果。我的研究足迹一路回溯，最终停在了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数十年间——自19世纪初至1832年，彼时的中华帝国第一次正视了西方新兴列强的存在。而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具有“现代”视野的官员，当属在亲历鸦片战争战败的魏源。他主持编纂的《海国图志》一书，首次将世界的样貌引入了国人的认知之中。但事实上，这部著作的开创性更在于，它首次将基督教传教士的汉文译著纳入其中。这些译著原本可能湮没无闻，却因《海国图志》的流传，得以在整个大清帝国内广泛传播。我将研究的时间下限定格在1805 年—— 也就是罗伯特・马礼逊来华的那一年，并将其定为这一研究阶段的起点。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他是彼时首位致力于汉学研究的欧洲人，其来华的明确目的，便是要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引介西方的科技成果。我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也对另一历史阶段的文献展开了分析，即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在华活动时期那些可能收录有西方相关新词的著作。通过这一研究，我考证出了数十个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被创造出来的词汇，而这些词汇直至今日，仍是汉语词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历经数年研究，彼时既无互联网、网站与语料库可用，复印资料也实属难得且并非随时可得，所有研究都只能靠亲手查阅、用眼辨识、用心梳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得以证实自己的学术论点。现代汉语的词汇体系，深深得益于整个19世纪那段漫长的孕育与发展时期；而在句法层面，它则承袭了晚清文学的滋养，也吸纳了前几个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汉语白话文学的精髓。本质而言，汉语的发展轨迹与世界上其他所有语言并无二致。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它的演进既依托于自身的内在发展潜力，也得益于长达1个世纪以来的种种文化接触与交融互鉴。换言之，现代汉语绝非1919年五四运动这样单一的文化政治事件的产物，而是过去1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历史事件与文明交流碰撞之后结出的硕果。在这一研究框架下，日本所发挥的作用这一发现，因其兼具重要性与政治敏感性，单独构成了研究的一个篇章。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后，不少中国学界同人对我提出的“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体系形成具有影响”这一观点提出了批评，部分批评的措辞还相当尖锐。然而在随后的数十年间，众多中日学者的研究——尤以沈国威先生的成果为代表——都以远胜于我的论证，清晰揭示出现代汉语词汇对日语词汇的深厚渊源。而这本就是理所当然之事。1898年至1908年间，逾八千名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子东渡日本求学，研习日本在短短数十年明治维新时期所积淀的西方译介成果与研究著作。日本借此创制的大量现代词汇，也随之迅速传入中国。于我而言，这一切的发生顺理成章。试想欧洲诸多民族语言 —— 如法语、德语、英语 —— 的形成之路，亦是依托拉丁语这一共同母体，在彼此紧密的词汇交流网络中孕育而生。在这近40年的时光里，我深感欣慰的是，当年那些因未能寻访到原文或未能完整研读，而只能在研究中一笔带过的单篇著作、刊物及游记，如今都已有大量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此一来，我当年仅凭直觉提出的那些观点，也被后来者以远胜于我彼时能力的、更翔实周密且鞭辟入里的研究予以证实。得益于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的深耕钻研，现代汉语词汇乃至整个汉语体系的形成历程，如今已呈现出一幅远比以往更为复杂、脉络清晰的图景。在这幅宏大的画卷中，每一次文明的碰撞、每一份留存的文献、每一个由中国文人匠心独运创造出的词语，都是这门丰富语言不可或缺的构成元素。正是凭借与其他语言、其他民族的交流互鉴，汉语才成功应对了现代化的挑战——在短短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便从一门以八股文为核心载体的古典语言，蜕变为足以描述这个日益复杂、对语言表达要求愈发精深的现代世界的工具。这门被数百代儒家士子传承研习了数千年的古典语言，并未就此湮没，反而成了这门新兴语言的根基所在。而这门脱胎于传统的新语言，既未背弃自身的源流与历史，又拥有了描摹全新世界的能力。最后，我谨在此向黄河清先生致以最诚挚的谢意。20余年前，正是他毅然承担起本书的中文首译工作，使我有幸获得与广大中国读者对话的机会，也借此为我的第二故乡略尽绵薄之力。费德里科・马西尼2024 年 7 月 1 日 罗马
叙拉古之惑约 10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