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会衰落，如果“人的力量”再次退潮

也许我们错了，世界大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各位好，昨天《美国兵钝伊朗——我们还是低估了人类的耐受力》一文，我聊了为什么我觉得此次美伊战争是一个世界潮流变化的预兆。评论中有些朋友做了商榷探讨，让我觉得值得再写一篇文章，来吧这个话题聊深一点。

谈到伊朗的经济结构，中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泰斗哈齐姆·贝卜拉维（Hazem Beblawi）与贾科莫·卢恰尼（Giacomo Luciani）曾经合著过一本名为《寻租型国家》的书，书中提过一个深刻的观点——在正常的现代国家，政府必须向民众征税才能维持运转，作为交换，民众就会要求代表权、和对个人私权的法治保障。

但像伊朗、沙特这样的国家，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80%以上）直接来自于外部世界对本国地下资源的购买（石油美元），而不是来自于国内民众的税收。所以这类“寻租型”国家，政府不靠民众纳税养活，相反，是政府在靠原油外汇“养活”和补贴国民。因此，这种体制在底层逻辑上根本不需要多数人的认可，它只需要雇佣足够精锐的保卫力量（如伊斯兰革命卫队）来看守油田、出口终端和维持秩序。

而讽刺的是，伊朗（甚至包括委内瑞拉和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建立像今天的这样能硬抗美国制裁的“皮实”体系、成“寻租型国家”，原因恰恰在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主动寻求建立的“石油-美元”体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美国自身塑造了它自己的“帝国挑战者”，不仅仅是在国家利益上的，同样也是在制度体制上的。

但有一个问题：抛开“民主正义、专治邪恶”这种价值判断不谈，上述寻租型国家和正常国家究竟哪个更加稳定呢？

这个问题上，前些年政治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经济学上的标准答案，他也是因为这个答案而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西莫格鲁，由于正常国家依靠的是“包容性体制”，政府必须向民众征税以维持其财源，所以它必须普及现代教育以培养标准化劳动力，必须建立法治、保护私产以激发社会个体的创造力。

这种国家虽然天天在扯皮、在游行、在换届，看起来乱哄哄的，但它拥有极其强大的“自适应调节机制”。当危机来临时，社会可以通过内部制度的自我修正（如选举换届、政策微调）来对冲风险。它的稳定，是一种螺旋上升的动态稳定。

所以正常国家往往会成为成功国家。

相反，传统的“寻租型国家”虽然在有油水可捞的时候稳如泰山，但它在底层逻辑上存在一个致命的软肋——极度缺乏系统容错率，极易发生脆断。

因为“寻租国家”的体制不依赖国民的劳动和智力，它不需要多数人的认可，只需要看守好“利出一孔”的财源就可以了。这导致其该类社会的中产阶级是被消灭的，而底层的平民沦为完全依赖政府补贴的寄生阶层。

在这种结构下，政权表面上坚不可摧，可一旦财源枯竭，比如国际油价崩盘，或者核心的输油管、港口被彻底炸毁，亦或者国外的金主原著断绝，财政奶水一旦断供，国家机器由于平时没有建立起任何常态化的社会汲取机制和法理信任，其社会微循环就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大面积的梗阻坏死，政权随之发生剧烈的内爆。

实际上，我们回顾苏联晚期的解体过程，就是这个体系一个教科书般的案例：

在1970年代的西伯利亚“石油红利期”，苏联通过向西欧出口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赚取了数以百亿计的石油美元。彼时的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像任何一个典型的“寻租型国家”一样，陷入了虚假的盛世狂欢。由于手握外汇，莫斯科的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去费心优化体制的效率，不需要理会国内民众对僵化体制的普遍不满。最巅峰时刻，苏联甚至有充足的底气去大搞高福利补贴，用进口的粮食和轻工业品把全社会喂养得安分守己。

在那个时期，克里姆林宫只需要把资源和军费向少数精锐部门倾斜，看守好油田、管线和那台庞大的军事机器，就能维持政权的绝对稳固。

然而，这种完全依赖外部“财政奶水”的体制，其容错率是极低的。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油价的戏剧性暴跌，苏联的外部财源瞬间腰斩。

更致命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不仅在物理上持续炸毁和消耗着其核心的财政大动脉，连年的战火还导致西方世界的制裁加剧。当原油外汇断供、国外的金主与贸易渠道基本断绝时，苏联体系那个缺乏常态化社会汲取机制与法理信任的软肋，便暴露无遗。最终苏联只能在因为仓促而失败的改革中走向解体。

阿西莫格鲁的这番推演是很精妙的，但这个推演有一个前提，就是默认在现代的社会进程当中人作为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的地位不会变——说的简单点，任何“寻租型国家”，卖的无论是石油也好、其他资源也罢，这个世界主要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依然是人，唯有人可以把资源加工成制成品，然后销售出去产生经济效益。只要这个模型不变，正常国家就依然是世界的主轴，而寻租国家依然是边缘。

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曾经被政治经济学者奉为金科玉律的铁则，很可能正在失效。

前不久，人工智能巨头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概念——“第零世界”（The Zeroth World）。

这个概念是指全球目前仅约1000万、由于深度接入AI核心算力而与传统主流社会发生实质性脱钩的AI从业者和技术门阀群体。

阿莫代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术语的坐标系上，逆向创造了这一词汇，特指那些因为AI技术赋能、在生产力阶梯上与其他人类群体形成巨大鸿沟的科技先行者。

他给出了一个极其冷酷的预测：未来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将不再依赖传统的社会分工，而是由这个极小的、掌握了核心算法的超级数字化群体独立创造。阿莫代在论坛上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我们这代人信奉的某些意识形态，将无法承受AI技术带来的现实冲击。”

他甚至断言，在未来1-2年内，这种认知就将成为全球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

阿莫代的这段话，说得其实特别耐人寻味。什么叫“我们这代人信奉的某些意识形态”？这其中也许就包括现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甚至愿意为其流血牺牲的现代民主与自由。

正如前文所推演的，在阿西莫格鲁或盖尔纳的古典模型中，工业大生产对“人”有着绝对的生理依赖——工厂需要无数健康的肉体去充当产业工人，军队需要成千上万的士兵去填满战壕。为了让这台庞大而娇贵的社会机器高效运转、不至于总罢工或阶级内爆，统治阶层才不得不承担起昂贵的成本普及全民教育，向民众出让代表权、劳动法以及福利保障。人之所以有了主人翁的底气，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大生产和权力“需要你”。

但是，当真的有1000万科技先行者通用人工智能（AGI）与全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生产的闭环，其财富衍生和经济繁荣的过程，就将酷似伊朗从地下抽石油的模式——AI和算力就是第零世界永不枯竭的“超级数字油田”。在这个模型的财富循环里，占人类人口99.9%的普通大众，在生产力天平上的权重会被清零。

于是我们将成为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无用之人”，而首先将遭遇毁灭的很可能是现代社会仰赖如基石的社会中产阶层。

我们所熟知的社会中产阶层，其本质上是工业时代和全球化红利催生出的一个娇贵物种。他们不是拥有资本的食利者，也不是出卖纯体力的无产者，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资产，是他们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高级智力劳动力”——比如编写代码、撰写法律文书、进行复杂的金融精算、管理企业行政等等。

在过去的政治学理论中，这群人被视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压舱石。因为他们有财产、有智识，对生活品质和私权保障有着最强烈的追求，所以他们是推动社会走向开放、法治与民主的核心力量。也是美国是美国，而不会成为伊朗的根本原因。

然而，如果第零世界的降临，最先绞杀的就是这群现代社会的腰部力量。通用人工智能（AGI）最擅长的，恰恰不是去抢码头搬运工的饭碗，而是精准地平替一切基于标准符号、逻辑和信息处理的高级白领工作。

当AI可以用近乎零成本的算力、以人类千万倍的速度生成比人类更完美的商业代码、更无懈可击的诉讼状、更精准的财务审计报告时，中产阶层引以为傲的知识壁垒和议价权，将在瞬间被化解为无形。

中产阶层的坠落，将导致现代社会出现一次历史性的、无法逆转的“沙漏状坍塌”：由于失去了智力劳动的兑现渠道，曾经体面的白领精英们将成批成批地沦为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没有了资产的护城河，他们要么不得不向下沉沦，与原本的底层平民一起去争夺那些AI暂时懒得去覆盖的低薪、肉身化服务业；要么只能退缩进纯粹的私人生活中，靠着国家发放的最低限度的“数字奶头乐”和福利补贴。

这不仅是一场中产阶层的经济破产，更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一次彻底退潮。

而当社会中产被无情消灭，那个曾经连接精英与底层的阶层流动通道被死死焊死，现代民主最核心的博弈主体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世界，将只剩下两极的对峙：云端之上，是那1000万通过掌控“数字油田”实现生产力闭环、不再需要人类劳动的第零世界；荒野之中，则是数十亿失去了现代化经济价值的“无用之人”。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世界正在成型的征兆了，比如今年美股的上涨，本质上就是由这场AI狂热所独立带动的。如果你去查看今年美股那些让人咋舌的红绿数字，就会发现一个极其魔幻的现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的飙升，根本不是因为美国整体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多么普惠的质变，相反，除去英伟达、微软、谷歌、苹果以及Anthropic背后的资方等寥寥几家“AI科技巨头”（也就是那1000万科技新贵所依附的母体）之外，美股中的传统行业的企业，其股票多是在横盘甚至下跌的。

资本是最敏感的动物，这就是“第零世界”的带妆彩排。它以残酷的重新分配人的财产开始。

文章的最后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民主制度一直是人类社会的标准答案吗？回答让人沮丧，其实不是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主制立足于公民兵所组成的步兵方阵是当时战争中统治力量，当马镫和重甲骑兵出现，骑士而不是步兵成为战场的主力，欧洲就进入了农奴与贵族完全隔离的中世纪社会。

人类走出中世纪的原因是技术的发展颠覆了骑兵的绝对统治优势，重新拉平了个体力量之间的差距。同样的，近代民主制度成为主流，近代民主制度成为主流，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需要全民教育培养的标准化劳动力，可是，如果这一切结束了呢？如果AI技术，成为人类第二次骑兵革命呢？

民主会衰落，如果“人的力量”再次退潮。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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