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市定：日本古代史诸问题

亚洲大陆与日本

正如日本在地理上是亚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日本史也应该被包含在亚洲史之中。甚至可以说，只有将日本史视为亚洲史的一个部分，日本史的意义才能更好地得到理解。不过，这并不是说要让日本史隶属于中国史。中国屡次发生的政治变动，其影响时常会波及周边国家，但若要到达日本，则陆上有朝鲜半岛作为缓冲地带，海上也隔着较远的距离，所以中国的政治力量几乎没有直接对日本产生压力，从而使日本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里保持政治上的独立。

然而，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波浪比政治波浪的影响要有力得多，这不仅是由于中国文化自身所具备的传播力，也是因为日本人具有积极地对中国文化加以吸收的能动性。另外，中国未能充分消化和吸收的西亚、印度的文化，也经由中国流向了日本。日本社会在吸收这些文化资源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独有的发展进程。

日本社会的发展进程和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历了古代、中世、近世这三个历史阶段，但其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态却未必与其他地区相同。最初，在以大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飞鸟朝和奈良朝，日本内部的统一进程得到推进。到平安时代，日本实现了北起奥州，南抵琉球的统一。由于这一时期具有明显的统一倾向，故可以把这一时期归为日本古代史的发展阶段。

接着，从平安朝末期开始，武家势力以关东为中心日渐兴起，随着这一与公家迥然不同的社会势力的扩张，日本社会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武家势力一开始就带有封建性，因此他们登上历史舞台后，日本国内就表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分裂倾向。镰仓的武家社会与京都的公家社会以对立的关系并存于世，这种并存现象本身就是一种分裂，而这种分裂趋势在进入南北朝之后，以朝廷自身分裂的形式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央的分裂进一步波及地方，激化了地方豪族之间的对立状态。在足利义满统治时期，这种分裂虽然一度从社会表面消失，但由于分裂的要素和根源仍然深刻地潜藏在地方社会之中，所以应仁之乱后，这种分裂再度浮出水面，并在不久后导致了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状态的出现。由于这一时代以分裂为特征，所以将其理解为日本的中世时期应该是恰当的。

战国时代的分裂割据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人的手中终结，日本得以重获统一。继之而起的德川家康开始了幕府统治，确立了封建制度。封建制原本具有割据性，因而是中世性的，但德川氏却将封建势力置于强大的幕府权力之下，且能够对其施加严密的控制。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时代仍然是具有较强统一倾向的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其近世性。事实上，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出现过地方割据势力举兵相向的例子；而且只要幕府愿意，还可以自由地对大名的领地进行改封（国替）。这是日本封建制度的特色所在，即尽管外表看起来是中世性的，却必须将其作为近世史来加以理解。然而，封建制终究不是纯粹的近世。日本的近世史中残留了许多中世性的残渣，这只能说是日本社会发展落后性的体现。

考古遗物中的史前日本

毫无疑问，日本民族是在遥远的古代从大陆迁徙至此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都没有发现可证实的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是之后，以群马县岩宿遗迹为代表的诸多遗迹被发现，人们据此推测，比旧石器时代的人强壮得多的人类曾经栖息于此。

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在日本留存极多。掌握了新石器文化的人类，估计不少都是从大陆以数条不同路径来到日本的。例如从北边途经库页岛、北海道岛，从南边经台湾岛、琉球群岛北上，不过主要还是经朝鲜半岛来到日本。这些渡来者在气候温和的日本定居下来，人口也逐渐增加。

他们日常所使用的石器因材料坚硬而难以加工，所以制成品的形状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导致后人难以通过其使用的石器来识别其文化系统。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他们使用的陶器及其制造手法来进行推测，并可以由此划分出两大系统。

最初曾流行于整个日本的是被称为“绳文式”的陶土器。在这些陶土器表面的边缘处，有用贝壳或模具连续刻印的倾斜或平行的短线，这让人联想到粗绳的纹路，故被称为“绳文”，但绳文图案并不都是一样的。绳文土器的特点是，大都是以粗糙的土坯烧制而成，但由于烧制火力不甚充足，所以土器表面因碳化而有些发黑。绳文土器随着时代的发展也逐渐进化，古旧者大多厚而平浅，而后逐渐变薄、变深，边缘也开始出现复杂而奇特的立体装饰。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一些精神上的闲暇，其陶土器也相应地展现出较高的工艺水准。

使用绳文土器的日本人主要以狩猎和捕鱼为生。这一点是通过已发现的大量打制石镞，以及由鹿骨、猪牙等制成的众多骨角器而推断出来的。这些骨角器多发现于适于保存它们的贝冢之中。从关东地区到东北地区，残留着许多这样的贝冢。这些贝冢是早期日本居民将贝类作为食物后，集中丢弃其残骸的地方。绳文文化圈以关东为中心发展开来，绳文土器具有各种各样的形状，表现出日本与周边各国截然不同的样貌，然而这决不是说日本乃孤立于周边各国的孤岛。在绳文时代，早期日本居民开始使用以美石、硬玉打磨制成的耳环等饰物，但他们使用的硬玉并非产自日本。

当绳文文化在东日本发展到顶点时，近畿以西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圈。这就是以弥生土器为特征的弥生文化圈。弥生土器以实用性为主，不强调装饰性。这类土器大多坯壁较薄，以大火进行烧制，最后烧成红色。其形制包括深钵、高杯等高大器型，装饰也以简单的几何图案为主。弥生文化圈从西日本开始，逐渐影响至东日本，在一些混合了绳文和弥生两大文化的贝冢遗迹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贝冢底层有绳文式的遗物，而在顶层则保留着弥生式的遗物。

有些弥生土器上留有使用过转轮的痕迹，此外，我们从同一时期的石器多为磨制生产这一点也可以知道，弥生文化显然已经进入了较绳文文化水平更高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曾有一些弥生土器的表面残留着稻壳的痕迹，由此可知，弥生文化是以农耕生活为基础的。另外，在弥生风格的遗物中，人们除了能找到青铜器，还能不时地发现铁器，而当时留下的磨制石剑，有些还是以金属剑为模型制成的。这些事实说明，弥生时代的人们从金石并用时代直接发展到了金属时代。当然，这些人对金属器具的使用肯定受到了大陆方面的影响。

铜铎的问题

日本有一种特殊的青铜器，即铜铎。以往被发现的铜铎几乎都是单独出土的，没有伴随物，多在断崖等地土壤中被偶然发现。因其形状特别，在日本周边各国并未发现相同样式的物品，故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器物。在这一时期，学界曾流行一种对铜铎的来历进行说明的假说，认为现代日本民族的祖先来到日本之前，克鲁波克鲁人制作了铜铎，这些土著人在逃亡之际，将铜铎这种贵重的铜器埋在土中，以免被入侵者发现。但是后来，铜铎与铜剑、铜矛、铜镜以及一些弥生土器一同被发掘出来。由此，人们认为，铜铎还是应该算作弥生文化中的金属文化之一种，其形制受到了盛行于中国的乐器编钟的影响。尽管人们一度认为铜铎并不具有作为乐器的实用性功能，但是当人们发现有些铜铎内部存在铜制的钟舌后，铜铎是以乐器为原型的这一事实就成了不可动摇的定论。

从分布状况来说，铜铎的出土地以近畿地区为中心，从四国、中国地区的东部到本州岛中部地区的西部均有分布。不过到目前为止，铜铎尚未出现在有史记载以来被筑造的古坟中。在日本，铜铎是将铜矛等利器熔化后重铸而成的。但问题是，如果青铜材料在当时十分贵重，那么为什么不用青铜制造利器，而是将其改铸成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乐器呢？显然，这无疑表明，铜铎时代虽然是缺少记载的史前时代，但当时的日本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所以青铜制的利器相比之下就没有那么重要的价值了。

同样，在以九州北部为中心，包括南九州、中国地区、四国地区的区域内，也出土了这样的铜剑和铜矛。在这些铜制品中，除了一些明显以实用性为目的而制造的利器，还有许多是徒有利器之形的仪式用品。也就是说，青铜器最初是作为利器，从中国大陆经北九州传入日本弥生文化圈的。但几乎与此同时，铁器文化也从大陆传入了日本。于是，失去了实用价值的青铜利器就被收集起来，在中国地区以西被重铸为仪式用的铜矛；而在以近畿为中心的地区，则被重铸成铜铎。几乎在同一时间从大陆输入青铜器和铁器，这是日本史前时代文化的特有现象。

日本金属文化开始时间问题

根据殷墟出土的遗物，我们可以推测，中国从殷代就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了。这一青铜器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其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是在春秋时代，进入朝鲜半岛南部是在战国时期，而传到日本大体上是在战国末期到汉初。

另一方面，在中国，铁器文化是在战国中期之后得到普及的，至秦汉时期传至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并被认为在西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如果我们将青铜器和铁器两类文化向东传播的过程进行图表化，便可以知道，尽管青铜文化从中国传向日本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十个世纪以上的岁月，但铁器文化却只花了一两个世纪就从中国传到了日本。除了青铜器文化先铁器文化一步，为其开拓了传播之路这一条件，也是由于铁器文化明显具有比青铜文化更为强大的威力，它击破了文化传播途中的障碍，故其传播速度也有了极大提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由于铁器文化的流行，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距离被显著缩短了。

由此看来，日本几乎同时从大陆输入了青铜器文化和铁器文化，这意味着日本的所谓“金石并用时代”，其实是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的并用时代。而且我们可以推测，日本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很多方面也是借由铁器文化的威力来实现的。

对古代传说的批判

在日本的古代史中，日本的纪元问题被认为是最为重大的问题。但一个更重大的综合性问题其实应该是，如何对日本的《古事记》中记载的传说加以认识。

由江户时代的富永仲基提出，并由内藤湖南博士加以介绍和阐发的“加上原则”，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一道曙光。“加上原则”指出，古代传说中的年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延伸到更古老的时代上去。具体来说，假如某政权以某个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其在逐渐壮大并将周围部族也统摄在其治下的过程中，会吸收当地的传说，并将该传说作为历史事实。然而，某一地区社会主体的历史记载从某个时代开始就确立下来，所以人们不能将传说的历史插入主体的历史叙述之中，故只能将其置于自身历史之前。这种倾向不仅在日本，在世界各地都是存在的。

例如，关于大和朝廷和出云地区的关系的记载，大和朝廷方面流传着“日本武尊征伐出云建”的传说，其流传形态接近历史；而在出云地区，关于二者的关系则流传着“大国主命让国”的传说。出云地区在完全被大和文化同化后，大国主命的传说反过来由出云传到大和地区，但这段传说故事由于无法被安放在大和地区的历史传说之中，所以就作为神代传说被写进了《日本书纪》的神代卷。在这个例子里，作为“第一传说”的出云建故事被认为更接近史实，大国主命故事作为反映“第一传说”的“反映传说”，被认为相对脱离史实。但由于“第一传说”发生在远离大和地区的偏远地带，大和朝廷对此缺少认知，所以“第一传说”的影响反而较小，甚至有时会被完全遗忘。而作为反映“第一传说”的“反映传说”，却由于在大和发生并得以传播，所以其后虽然经历了几度更易，但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为人们所乐道。此外，“天岩户传说”是兴起于信州北部的传说，“武瓮槌命、经津主命”的故事则是常陆、下总地区的传说，这些传说传入大和后，或是以种种方式混合在一起，或是与出云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总之，神代传说大多并不是发生在大和的故事，而是产生于边境地区。同样，以日向为中心的皇祖传说也属于这一类。

以日向为中心的“第一传说”认为，日向之所以从属于大和朝廷，是景行天皇西征的结果。然而根据古坟的分布情况来看，日向在当时无疑是豪族势力十分强盛的地区，而且这些豪族的祖先是翻过雾岛山来到日向平原的。因此，日向地区流传着“高千穗的神降传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日向地区被平定之后，其传说也被大和朝廷纳入了自己的传说体系中。

另一方面，大和朝廷逐渐变得强盛，是在来自伊势的一大入侵族群定居于大和南部之后的事情。当时，从九州到近畿，正是铁器文化开始流行而青铜器开始失去实用价值的时代，铜矛和铜铎等也开始作为礼仪宝器被留存下来。当大和朝廷的威势超过入侵民族后，后者在逃走之际将其宝器埋藏起来，所以大和军队鲜有机会看到这些东西，铜铎就这样被埋在地下而被人们遗忘。也正因此，在奈良时代初期铜铎被发现时，世人对其属性全无了解。

在大和朝廷逐渐扩大势力范围并向西扩张时，抵抗最为强烈的是北九州的诸侯。他们很早就开始与朝鲜半岛有所往来，在向日本引介大陆文化方面堪称功臣，但他们或许反而被文化上的超前性拖累，以致最终被文化相对落后的大和朝廷吞并。这种先进文明为落后势力所制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其实，大和朝廷的功绩只不过是从伊势扩张到大和，所以其自身并没有多少可以作为“第一传说”来讲的故事，即便有，也作为正统的历史被集结在日本武尊的传记之中。但另一方面，随着大和朝廷对外部的征服和同化，被征服地区的传说流入，丰富了大和人的知识。这些传说也逐渐被当成大和自身的传说。特别是日向地区的“反映传说”，在不知不觉间就被接续到了伊势时代的前面，成为神代传说的核心故事。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便出现于此，而东征的路线其实就是基于当时的航路知识被描述出来的。所以说，古代的历史书同时也是百科全书。

从大和朝廷的势力确立时起，供王公贵族们使用的巨大古坟便开始修建。修建古坟的劳动力来源究竟是奴隶还是服徭役的部民，这一点尚不明确，但为修建古坟而聚集起来的劳动力的数量，几乎与同时期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劳动力的总和相同。因此可以说，大和朝廷之所以能够打败位于其西侧的文化先进之国，并为日本带来了大一统，就是由于其成功地集结了众多劳动力。

中国古代史籍中的日本

就这样，我们在对日本上古时代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后，才能够论及日本的纪元问题。而且，我们既不能完全相信《日本书纪》等古书所记载的年份，更不能根据传说故事来确定真实可靠的年代。在这种时候，反倒是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片段记录，虽然可能有些暧昧不清，但多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推测之资。在《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

由此可见，当时的汉人尚不认为日本拥有统一的政权。但据此可知，日本人曾赴乐浪，一定程度上与之存在贸易往来。

《后汉书》中记载了光武帝时倭奴国王的使者入朝一事。至于是读作“倭之奴国王”还是“倭奴国王”，学者们的结论各有不同，但“奴国”是此后也曾出现的名词，所以读作“奴国王”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在前面冠以“倭”字，则会使人认为“奴国王”是从属于“倭”这一统一政权的。所以由此可见，从这一时期开始，《汉书》中提到的“百余国”正逐渐走向联合，或者说走上了统一的道路。只不过我们尚不明确，这个统一的中心究竟是在九州还是在大和。

接着，在《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中，出现了对基本统一了日本的女王卑弥呼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这个卑弥呼是九州南部的一位女酋长，但《三国志》的成书年代距离西汉已经历时数百年，想必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知也有了相当的发展，他们既然来过九州并曾留下足迹，那么就不可能对已经发展为一大势力的大和朝廷视而不见，而只去关心九州南部的一位女酋长。所以，卑弥呼应该就是大和朝廷的掌权者，其所居住的邪马台国应该就是大和。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当时的大和朝廷已经完成了对九州北部的统合，并从松浦湾出发，开启了与朝鲜半岛和中国之间大规模的交通往来关系。

如果通过这些论据来对大和朝廷的实际年代进行推测，那么其建立的时间大致是在东汉时期（1—2 世纪）。到了三国时代，从本州岛中部地区的西半边到北九州的这一区域，是归大和朝廷实际统治的地区。

当然，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日本的统一进程，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而且，我们不能把某个具体的时间点确定为大和朝廷实际的建立时间，更不能通过回溯历史来确定科学而准确的类似公元元年的年份。但是，我们可以以周边的情况作为考察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为了实现大规模的统一，必须以金属文明为支撑，而金属文明大致是在汉代才传入日本的，且青铜器和铁器几乎是同时传入的。考虑到这一点，那种足以被视为大和朝廷之建立的极大势力的集结，就不能被追溯到过于古老的年代。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书纪》所确定的纪年明显太长了。在此，我们可以非常粗略地推测，在东汉一代，大和朝廷的势力逐渐向西部扩张，实现了对北九州的控制；而大和朝廷的势力得以确立的时期大致就是东汉初期，或是公元元年前后。多数认为《日本书纪》的纪年较事实多了六百年的观点，其根据往往都是以上述推论为依据的。当然，我们并不知晓具体的史实究竟如何，但我认为上面的假说大致上是妥当的。

日本古代史的发展

上古时代的日本被称为“濑户内海之国”。来自中国大陆的文化先从北九州传入，然后经由濑户内海到达近畿地区。本州岛中部地区以东是尚未开发的新领土。近畿地区正好位于近畿以西的文化区和中部地区以东的未开发地区相结合的海峡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和朝廷以西侧的文化势力为依靠，向东进行扩张；同时又从东边的未开发地区征发将士，依靠其武力强化对西边的统治。

中国南朝宋的史书《宋书》中记载了倭王瓒以下的世系，但与日本的记录并不一致。如果勉强进行对应，便如下页图表所示。但反正天皇和允恭天皇都应是仁德天皇之子，所以记载有误。仁德天皇曾将皇居迁至难波，其名号出现在南朝宋的史书中也并不意外。而至国王武时，正如《宋书》中所记载的，倭国“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倭国平定了东北地区的虾夷和九州南部的熊袭，并进一步将朝鲜半岛南部任那地区的各个国家置于保护之下。此外，新罗、百济两国也出于对抗北方高句丽的需要，置身日本的保护之下。这些事实在流传于大和朝廷的“第一传说”中，就成了“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故事。

对东国毛人的征服故事，在大和结晶为日本武尊的东征传说，但实际上这一征服活动历时很久，从大和建国之初便已开始。不过，未开化地区有其自身的特殊优势，尤其是其处女地中富藏的砂金等贵金属，或许就是吸引大和之处。另外，在未开化地区，无论征发劳工还是将士，都较开化地区更为容易。就这样，随着倭国与东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联络东西的交通线也变得愈发重要，近畿地区的政治中心也不得不逐渐北移。今天日本的关西线是连接大阪平原与名古屋平原的最短路线，大和朝廷在该路线周边建设了日本最早的都城——平安京。此后，随着大和朝廷对北陆、山阴的开发，为了统合北陆道、山阴道和东海道，并进一步通过淀川的水运与濑户内海相联系，大和朝廷遂在现在的京都建起了平安京。

在进入奈良朝之前，日本虽然失去了在朝鲜半岛的领土，但其对东国及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经营却得到了稳步推进。进入平安时代后，陆奥全境几乎都被纳入大和朝廷的实际统治之下。

当日本开始古代史的进程并向大一统发展时，中国已经进入了分裂的中世时代。而当日本大致完成了国内的统一大业时，中国则开启了隋唐这个在分裂的中世时代极为例外的、统一而强盛的时代。于是，日本在终于完成了统一和国内的整顿后，便开始输入唐朝的制度，以施行于各地。

从制度本身的层面来说，唐朝制度是中央集权式的，如果能够不受阻碍地得到贯彻实施，那么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政治就会自然形成。然而，唐朝未能彻底摆脱六朝以来的旧习，最终推行了由名门贵族主导的门阀政治。而输入了唐制的日本，由于其旧有的氏族制度仍然有明显的残留，所以日本式的门阀政治便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开始了。换句话说，日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由大量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的门阀制度，而是形成了贵族藤原氏一家垄断式的门阀制度。

藤原氏是皇室的外戚，在其他门阀走向衰落或成为牺牲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势力的扩张。然而这一时期过后，藤原氏这个巨大的门阀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藤原氏同族之间开始出现严重的内讧。激烈的生存竞争使这些早已忘记武力为何物的贵族不得不重新拿起了刀枪。而正值此时，以东国为活动中心的坂东武士华丽地出现在大和朝廷的行政机构中。在保元、平治之乱后，平氏一族曾一度取代藤原氏成为主导门阀。为了压制平氏的势力，公家试图利用源氏的势力对其加以制衡。然而这一次，公家的政权直接被源氏夺取，源氏确立了镰仓幕府的统治。日本从此就进入了分裂的中世阶段。

日本文化的独立性

古代日本的政治势力一度扩张至朝鲜半岛，并在事实上对朝鲜半岛的均势状态产生了种种重要的影响。此外，据推测，出于贸易的需要，日本的特殊物产（砂金等贵金属）曾被输出到大陆。不过除此之外，日本主要扮演的是输入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日本基本上是在单向地输入大陆文化，而几乎没有出现过日本文化对大陆的逆向输出。当然，在平安朝，日本制造的纸张为中国贵族所喜爱；另外，日本也曾将在中国早已不存的古书反向输出到宋朝。不过，与中国文化流入日本的量级相比，日本的文化输出几乎不能算数。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完全隶属于中国文化的。事实上，从中国流入日本的大陆文化在日本落地生根，逐渐变成了日本式的东西。日本文化之所以没有逆向输出到中国，是由于在文化水准上，中国是明显处于较高水平的；而且，日本文化的根基从很早开始就表现出与中国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对朝鲜只关心箕子的井田之迹，而对日本则只对秦皇使节徐福的坟墓感兴趣。即便到了近世阶段，中国人也只关心日本的中国元素，而不曾试图研究日本自身。

每当大陆发生政变或民族迁徙，就会有大量大陆之民为寻找安居之地而来到日本，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及其后人作为“史部”，在日本朝廷中世代承袭书记官的职位。最初，日本人使用从中国传入的汉字。但是在书写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时，日本人也会和中国人一样将汉字作为字音，换言之，就是将汉字作为音符来使用。另一方面，对于使用较为频繁的文字，日本人会在汉字字音之外为其附上日文的训读音，作为固定念法。于是，日本人在写文章时就可以不再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兼用汉字字音和日文字训来表达。《祝词》《万叶集》《古事记》等日本文学作品就是这样写成的。

所谓“万叶假名”，就是将汉字作为单纯的表音符号。由于万叶假名的选择缺乏固定的法则，当时日本人每写一个音时，就随手从无数汉字中选一个来使用，因此作者和读者都感到极为不便。于是，假名的使用就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即人们首先对日语的发音进行整理，然后指定固定的汉字与固定的发音相对应，接着对这个汉字的字形进行简化，从而发明了假名。关于假名的发明，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弘法大师^④ 的功绩，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我们就无法得知了。不过事实上，日本是受到印度“声明”这一表音文字的影响后，才形成五十音图体系的。当然，“声明”也是经由中国与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中国人在其启发下发明了“反切”之法。但中文表音系统的发展却止步于此，最终也没有建立起具有普遍规律的音符体系。而与此相反，日本却是东亚各国中最早发明方便的音符文字的国家，此举确实称得上是值得引以为傲的成绩。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日本，教育却能够普及到相对底层的人群，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假名。此外，日本在此后能够免于形成类似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或许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原因。

本文摘自《亚洲史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