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大学瘦身，公共教育资源重分配须透明

丁学良2026年06月21日约 8 分钟

学人简介：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作者授权发布，原标题为《内地大学瘦身过程应该透明》。

中华文化圈的基本特色之一，是世俗教育（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圈相比较）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迁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学习和成长经历里，有三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期间出现了涉关教育的重大政策变动，随之就发生了全中国社会的深层面和长时段的变迁。其后果，至少影响了几代人的地位升降乃至家庭成员生死存亡的命运。

三个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时刻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

第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是1905年9月2日，大清王朝统治者终于颁发谕旨，正式宣布废除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西方学术界有很多人评价，此一改革之后果，其意义胜过了辛亥革命，后者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语），并未更新政治权力体系的基本面。而废除科举制度，却摧毁了上千年里中原居民社会流动的机制，开辟了一个思想解放、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新时代（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比较现代化》系列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涌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灿烂格局，就是明证。

1966年：停课闹革命

第二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是1966年6月23日，我们被中学管理层通知，今天下午同学们留在教室里不要出去课外活动，有重要的政治学习安排。大约两点半钟，全校各教室里的有线广播响起来，庄严地宣读文件：「根据上级指示，从今天起，停课闹革命。」很快我们获悉，这是全国教育系统的安排，并非某个地方党政机关的布置。我们初中二年级学生那一天刚刚领取了1966年秋季学期的一套新课本，翻阅教材的时候，以为「停课闹革命」是指在这个暑假期间，我们要每天来学校参加政治思想开导，不能够离开学校所在的城区，跑到遥远的地方去玩耍。没人预料到，这一次的「停课闹革命」，延续了11年半。全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从1968年尾开始，被一批批地送去工厂（最幸运的）、国营农场（第二幸运的）、建设兵团（第三幸运的）、农村（最不幸运的，包括本人）从事体力劳动。美其名日「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后总共大约有1800万人。

1977年：恢复高考

第三个具体的历史时刻是1977年10月21日，全国新闻媒体公布告示，当年年底之前恢复高考，各省市自治区的考试时间可作适当的灵活安排。规模最大的高考于12月10举办，全国570万不同年龄（有些相差十多岁）的考生从农村、工厂、军队走向考场。最终只有27万人被录取，当年没有考上的，第二年、第三年还可以再来报考，体现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内地所有的年轻人，从这时候起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的是，最关键的历史时刻其实是1977年8月8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讲话，力排众意，主张当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至55页）。没有纸张印刷考卷，教育部请示了上级，就挪用了原来专门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向全国上下显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事业，由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头。

高等教育新动向

以上的三个具体历史时刻，横跨大半个二十世纪，都是由一个重大的教育事件，标示了中国内地社会的深层次及长远的变迁。说教育是中国社会深刻变迁的反光镜，一点都不夸张。那么，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是不是继续有类似的现象呢？我倾向于这么认为，暂且从两个表面事例着手探讨一下。

高考人数连跌两年

第一个事例是刚刚结束的内地高考，今年报名总人数1290万人，比2024年减少了52万人，比2025年减少了45万人，是过去8年来连续第二年报名人数下降。这意味着内地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在持续萎缩。这个趋势意味着，许多高校或是要瘦身，或是要合并，或是要转型，甚至是彻底关闭。如果这些高校是民间投资开办的，财务上的后果只能是自负盈亏。如果是公立的院校，就应该趁此机会，尝试一些有利于减轻纳税人负担或「变坏事为好事」的改进措施。从公共政策的层面考虑可以作出的一项调整，是把有些四年制高校改造为成人继续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技术进修单位。

全国3.2亿「灵活就业者」

这几天公众广泛关注《联合早报》6月7日发表的一组估算数据，内地 2026年总共大约7.25亿的上班族里面，3.2亿人是所谓的灵活就业者，包括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员。这些人中间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欠缺专业技术训练，他们在年轻力壮的45岁之前，尚可以凭着吃苦耐劳不怕摔跤受伤，挣一碗饭吃。过了中年以后怎么办呢？有必要在他们还能够学习新知识和技能的20多年里（18至40岁），安排他们在业余时间进学校受系统培训。这样就能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的职业调整和陞迁，甚至自主创业创造一些条件。类似的低成本公共教育体制在欧洲有，比如英联邦的公开大学之类的课程。在北美也有，比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这对工业化社会的良性运转有非常实在的帮助，当然内地各级政府必须介入，提供必要的财政、税收和人力支持。

今年内地高考报名总人数进一步降至1290万人，意味年轻人口持续萎缩，许多大学面临瘦身甚至关闭。（新华社资料图片）

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1.2亿名最低收入的灵活就业者也会成家养孩子，按最小家庭规模的人口推算，他们构成的是总数为3.6亿人的阶层。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总不应该让他们永远处在最低收入的状态。而且我们还必须查问，他们有城市户口吗？有公费医疗福利吗？孩子能够进入本人就业所在地的公立学校吗？他们有工伤事故保险吗？有退休福利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摆在桌面上，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不太晚之前」，为他们提供人力资源升级的渠道，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和工业文明可持续的必须支持。香港早就经办了开放大学和生产力训练中心，完全能够为内地提供几十年运作的经验教训。

高校的适应性调整挑战

目前浮现的第二个事例，是国内外环境下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适应性挑战及可能的应对方略。如果内地愈来愈少的人口进入高等教育，所有的高校都会为争取更多考生而打破脑袋。能够在这场延续几十年的争夺战中得到更多报考生及家庭青睐的高校，就须在如下方面进行不断调整和更新：各个专业的消减增加、课程的更新和分布、校内技术设施、教学方式、教师水平、教学语言、对学生的考分计算、实习安排、课外活动、毕业前夕的就业辅助、毕业后头两年的工作状况包括收入等等。所有这些做法，我们在美国基本上目击过，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最多样化的，也是最市场导向的，没有哪一所高校可以忽视本校近几年毕业生对母校教学和训导的综合评价。

这些评价随之影响该校的招生，报考的学生少了，学校的收入就少，然后就得解雇部分教师和管理者。

权力运用惹来关注

美国市场导向的高等教育演变系统，正是眼下中国内地高校准备做的事情，即便不是百分之百地倣傚。6月上旬正值内地高考那两天发出来的媒体报道说，「中国大学正在着手砍掉没用的专业」。走到这个门槛，美国与内地的区别立马呈现。在美国几千所高校里，上述的校内变更改革，无一中心发布指令，没有一个官员独自发话。教学改革基本上是高校自己决定，多半依据本校和全国的公开数据。这些数据五花八门给使用者提供了多视角的参考。每所高校改革需要经过至少三个渠道的讨论反馈，教师、管理层、学生及校友。本校和本地的媒体会连续跟踪该校近几年的改革效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垄断这类讯息。特别是美国联邦教育部的权力太过狭小，不能够介入高校内部改革。特朗普当局至今能做的事情只是通过消减特别经费，比如某些研究项目、特别族裔或性别的奖学金，来压迫具体的高校。如果这所高校资源充足，特朗普当局无法下令该校砍掉哪些专业。

令人担忧的是，内地高教系统比国有企业更受管控。如果在未来20年内，面对每年在缩减的高考学生总量，愈来愈多的高校必须作痛苦的瘦身调整，哪些专业要砍，哪些课程的比重或升或降，哪些公共教育资源要重新分配？遇到这类牵涉到每所高校生存的问题，内地哪些部门有主决权？掌控权力的官员会如何挥动手中的法宝/ 武器？今年内地金融反腐报道的一系列案件，单笔受贿额超过11亿元人民币，上亿元的多多。根本原因就是亮丽的监管条款在纸上，权力运作在黑箱里。谁敢断言，类似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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