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继志孙中山？

後人回看歷史，看起來蔣介石似乎是孫中山的不二繼承人。這固然由於國民黨的宣傳，刻意建構孫蔣親密關係。孫平生志業並未實現，革命尚未成功而身先死，但他成為革命的先行者，成為革命法統的來源。蔣自稱革命家，豈有不重視法統之理。蔣一生以孫總理信徒自居，意即在此。

辛亥革命前，蔣於革命毫無作為；辛亥革命後，作為陳其美的小弟，因槍殺陶成章得到孫之青睞，才於1914年見到孫。二次革命失敗後，蔣加入需要打指模的中華革命黨，成為孫的自家人，但自家人不少，蔣不過是可資差遣的一個年輕軍人。但後來國民黨剪貼照片，凸顯孫蔣在當時就是一對一的假像，製造了假歷史。

陳其美死後，蔣介石直屬孫中山，但自1916至1924孫蔣來往不多，關係並不密切。孫於1917年南下護法，追隨孫南下者沒有蔣介石。孫在粵唯一的收穫是得到陳炯明的武力，陳原本就是同盟會會員，在廣東建立了根據地。01陳屬下的第二支隊司令許崇智帶領四個營，參謀長是鄧鏗，1918年司令部來了一個作戰科主任，亦稱中校參謀，就是蔣介石。到1922年孫中山與陳炯明關係惡化，蔣介石不在軍中，孫曾電蔣「即來助我，千鈞一髮，有船即來」，但蔣遲遲其行。02是年6月15日發生所謂陳炯明政變事件，孫在永豐艦上避難計56日，蔣因晚到只陪伴孫42天。但在欽定蔣傳裡成為與孫中山共患難的英雄，其他共患難的十餘人都被遺忘了，顯然要為蔣是孫唯一繼承人造勢，03蔣並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宣揚自己。但事後蔣與孫仍若即若離，所以李敖揭露鮮有人追究的這一層孫蔣關係：

今把真相排比結果，發現蔣介石至少有14次的脫隊紀錄（包括怫然而行，留書而去，不告而別等等），而使孫中山直接間接不勝感冒之至！蔣介石自稱是追隨孫中山多年的忠實信徒，但在追隨過程中，竟有這麼多次的脫隊紀錄，倒真令人大為驚歎也！04

李敖認為蔣是要與孫討價還價，但「技巧地保持管道暢通」。他明顯志向遠大，不願意在人下當參謀。當孫依賴陳炯明的粵軍時，蔣為陳之下屬，經常離間孫陳關係。孫陳因政見不同而鬧翻，最大不同的政見是：孫像北方的吳佩孚一樣，想以武力統一，而陳因連年征戰，人民苦不堪言，反對北伐。05蔣乘孫陳不合，極力詆陳，視為取代陳炯明的大好機會。蔣在永豐艦與孫共患難，更增加蔣在孫心目中的分量，但孫視蔣為軍人，不知蔣有強烈的政治野心。孫有鑒於地方武力靠不住，想創辦革命武裝。俄國革命成功後，列寧成立共產國際，號召反帝，而中國正飽受帝國主義的欺凌，正是列寧所已洞見者，而孫中山正需要外援，遂主張以俄為師，於是蘇聯提供顧問、錢財、槍炮，成立了黃埔軍官學校。06軍校的校長原由粵軍司令許崇智兼任，而最後由蔣介石出任，因他被派往蘇聯考察有關。

孫中山於1923年得到共產國際的幫助，同年1月26日與蘇聯特使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在滬會晤，商討由共產國際援助，改組國民黨、建立革命軍。雙方聯名發表〈孫文越飛宣言〉，孫表明拋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和尋求國際進步勢力援助的願望，奠定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礎。同年5月9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H. Maring，原名Henk Sneevliet, 1883-1942）來到廣州會見孫中山，一個月後馬林與張繼、汪精衛等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國報聘與考察。代表團的最佳人選應是廖仲愷，但廖太忙無法分身，朱執信又不幸遇難，遂由孫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蔣介石率團前往。蔣團於1923年8月16日自上海啟程，同年11月29日離俄，循原路於12月6日進入國境。此行的實質目的是向俄國取經，並無置喙的餘地，當蔣提出經營「西北計劃」，俄方認為不可行，不僅沒有「政治意義」，07根本毫無意義，事實上連討論都不必討論，就壽終正寢。蔣於12月15日抵達上海後寫了一份至今沒有公開的〈遊俄報告書〉，是否其中有對俄「不滿」的言辭，有違聯俄政策而不公布，還是更本沒有寫成這封報告，因回粵後也無人提起此一報告，啟人疑竇。不滿的原因要從他的性格去理解，他在俄國自覺沒有得到尊重，更使他警惕的是，共產國際把他視為「紅色將軍」，不免寄望他將聯合陣綫布爾雪維克化，怕中共坐大，影響他後日的奪權，必須及時採取行動，後來的中山艦事件與清黨，也就順利成章了。最怪異的是，他意興闌珊，不趕緊返粵述職，卻逕自轉往奉化老家展墓，慶祝慈庵落成，似乎不把訪俄當一回事。廖仲愷於12月20日寫信促蔣，「無論如何，乞即買舟來滬，同伴南行為荷」。兩天后，廖又與汪精衛、胡漢民聯名催促，言及鮑羅廷急欲見蔣議事，並有言「兄不可因小失大也」。又過了四天，胡漢民又與廖仲愷、汪精衛聯名致函，透露更多蔣的意圖：「黨事較一切為重，兄所主張者待兄至而決，兄遲遲不來，黨事無形停頓，所關甚大，軍官學校由兄負完全責任辦理，一切條件不得兄提議，無從進行。諸如此類，非兄來不可，省長問題猶在其次……兄若坐待省長發表始來上海，此層似非必要耳。且以他事牽累，其為損失豈有紀極，望於見此信後，即速命駕，盼甚『禱甚』」！08蔣赴俄考察軍事，出任軍校校長勢所必然，但他還要索價，人事要由他決定，甚至要關切省長的人選。軍校開辦在即，事不宜遲，更何況孫已於12月13日在廣州發表國民黨改組宣言，重新登記黨員，聘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1884-1951）為顧問。事已至此，胡、廖、汪等遂刻意遷就蔣介石。廖於12月28日再致函蔣，更明言「軍校教務長當俟兄就職後定人，至於政治部長，雖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以鮑君當場介紹，決定委弟，然季陶兄任較弟任此為佳，到粵後當將此意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改任季陶」。09然而廖、胡、汪，以及鮑羅廷在滬等待蔣連袂返粵，但蔣依然行期未定，連張靜江都說：「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緩」，蔣仍不以為意。最後孫大元帥於12月30日親自出面，發電催蔣：「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台意對於時局、政局所有主張，皆非至粵面談不可」。10焦慮與責備之意溢於言表，孫意是蔣即別有主張，也必須趕快回粵商議。蔣才於1924年1月1日回到廣州覆命，於1月24日被派任為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籌備委員王柏齡、鄧演達等七人。

不料到任不到一個月，蔣突然於2月21日不告而別，留書辭職離粵。孫派鄧演達到奉化去挽留，還由中執會出面，「所請辭職，礙難照准」，催蔣回粵復職。如孫所言：「軍官學校以兄擔任，故遂開辦，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數百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怫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蔣在緊要關頭撒手不管，其不負責任的態度，令孫中山相當不悅，胡漢民在函電中更責備蔣之「消極主義非民黨所可言，尤非吾輩所忍言」。11當孫馳電促返後，蔣不得不回覆，於3月2日上書孫總理，洋洋灑灑寫了三千餘字，原來是抱怨孫不像陳其美那樣對他的信任與愛護：「中正與英士共事十年，始終如一，未嘗有或合或離之形神，當時困苦艱難，可謂十倍於今日，而中正忍痛耐辱，曾不解餒者乃以其信之專愛之切而知之深也」。即因陳信任之專，所以他「肝膽相照，可質天日，故能與仗安危耳」。他覺得已無人真正知他，「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才，則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他寫此信明顯要孫專寵他，並自薦其長才，更認為孫所信非人：「今日先生所謂之忠者、賢者及其可靠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耳！」說得如此露骨，在在說明他之出走，因被小人「妒忌排擠」。他身為軍人，卻向孫建議高層人事，毫無顧忌。最後他應命回粵，但不忘說「先生不嘗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諸於中正乎，今敢還望先生先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12說來說去，無非是要他回來，就要答應他所有的條件。

他要孫信任他，因除軍事外孫沒有給他黨政實權，他沒有名列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一大的24名中央執行委員之中。此外，他不滿意廖仲愷任軍校的黨代表，甚至對孫之聯俄容共政策有意見。他在給廖仲愷的信中說：「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既無誠信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13蔣之關切明顯不在主義，而是考量權力，視俄黨為其個人權力的威脅，已見其反共排俄之先機。他顯欲去廖為快，但廖為孫之核心人物，信任之專，難以動搖，而聯俄容共乃孫既定之政策，更難動搖。廖只能以「非弟力所能及者，亦當奮力以圖」14報之。但最實際的問題是軍校開辦在即，而校長遲遲不歸。他雖答應孫即歸，仍拖延時日，在函電交加以及答應可答應的條件之餘，蔣介石才於4月14日自滬返粵。

孫中山於5月3日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廖仲愷為中國國民黨黨代表。蔣雖未能擺脫廖，但仍有所收穫，他辦軍校在人事與財政上得到較多的權力。黃埔軍校師生打的第一仗，就是所謂「平定商團」。此一由蔣指揮的暴力鎮壓，廣州西關商業區慘遭焚掠，燒毀房舍三千餘棟，商民損失約數百萬元港幣，死傷近2,000人，並盡繳商團軍械。15蔣介石雖鎮壓了商團並奪取大量武器，但火燒精華城區，誠如香港英文報紙所報導的，引起極大的民憤。16不久孫中山應段祺瑞之請，北上參加善後會議，試圖和平統一中國。孫臨行前也希望與陳炯明重修舊好，但蔣介石極不樂意；孫北上後，蔣於1925年1月31日迫不及待率軍東征攻打陳炯明，其中還有蘇聯顧問，陳炯明向蘇聯駐華大使館抗議無效，17終於不敵蘇聯提供的重武器，敗退廈門。18

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病逝北京，蔣介石在軍事上更上層樓，成為黨軍司令官，並身兼廣州市衛戍司令，但仍在黨政核心之外，名不在7月1日由大元帥府改為國民政府的十人委員之列。國民政府推汪精衛為主席，許崇智為軍事部長、胡漢民為外交部長、廖仲愷為財政部長。蔣依附於汪胡之間，不惜製造矛盾。19蔣雖然是軍事委員會委員，但在軍事部長許崇智之下，名列八委員之末。20蔣對軍委主席汪精衛，刻意承歡，自稱小弟，十分熱絡。軍委會成立不到一個多月，廖仲愷突遇刺身亡，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全權應付時局」的三人小組。許因有屬下涉案，十分被動，蔣在汪允許下，查案最為積極，因其身兼廣州衛戍司令，於案發之日即全市戒嚴，但不注重嫌犯胡毅生，而牽涉堂兄胡漢民，最後將胡漢民以出使蘇俄為名，驅逐出境。胡汪為孫之左右手，很容易被視為汪「欲掊去展堂」，21其實蔣在操盤。蔣更借廖案羅致許崇智罪狀，並於1925年9月19日馳書許，惡言譴責，以謊言欺騙逼許下野。22當許於9月20日清晨收到蔣之譴責函，已形同軟禁，就在當天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准許卸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之職，當天晚上蔣即派陳銘樞旅長監送許登輪赴滬。蔣之所以能逐胡驅許，必然得到國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汪精衛的支持，因汪視蔣為親信，不惜左袒其作為。然汪顯然不知蔣刻意經營，利用汪及俄援清除其崛起之障礙，當他先拘捕受孫中山知遇的熊克武，使熊之川軍潰亡。然後蔣用俄援大炮擊破惠州，陳炯明因失去最後據點而下野，蔣成為「東征英雄」，並以高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僅比汪精衛少一票，汪蔣政軍體制儼然成形。23至此蔣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贏得汪別具青眼，以練成真正的革命軍隊相期許；又以左傾言論贏得蘇俄顧問的好感，以為出了一個革命反帝的「紅色將軍」（the Red General）。蔣介石萬事俱備之後，只待「中山艦事件」之東風，先驅汪，後清黨，再斷俄，遂成為大權獨攬的強人。

蔣介石是孫中山理想的繼志者嗎？蔣並不是孫心目中的接班人，廖仲愷最受孫器重，但孫辭世不久，廖即被暗殺；孫北上，胡漢民代大元帥職，亦因廖案去國，汪精衛遂繼承孫中山的位置。蔣介石先擁汪而後驅汪，取得最高權力。蔣與孫的關係雖遠不如胡、汪之親密，但槍桿子出政權，北伐清黨後更以軍事強人掌握實權。蔣繼孫之志北伐，但在途中抗命武漢中央，造成寧漢分裂，已違背孫之聯俄容共政策。蔣完成的北伐，其革命性質已變，以至於造成北伐集團軍之間的火拼。蔣主政的南京政權聲稱遵照孫中山遺訓，展開訓政工作，24但止於紙上談兵，遲無進展，「而且很快就放棄了這一觀念」。25由於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尤其是寧粵分裂，群情要蔣下野，蔣遂考慮結束尚未開始的訓政，直接召開國民大會，還政於民，奢言：「中國由我一手統一，亦可由我一手以奉還國民也」。26意在一手完成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革命三時期。但事實上談何容易，自知也有風險，舉棋未定之際，又想退回軍政，「一切政治皆受軍事支配，而聽命於余一人」。27蔣第二次下野後復起，專心剿共，放棄地方自治，改用傳統的保甲制度，按保甲制度乃中華帝國集權之基礎，完全拋棄了孫中山的遺願，連民主集中制也棄之如敝履，以利剿共。其結果以威權的保甲替代了民主的地方自治，實際退回到軍事獨裁。蔣卒以總裁名義「集大權於一身」，更於1930年代擁抱「法西斯主義」（Fascism），並自認為是「法西斯主義者」。28然而二戰後法西斯國家敗亡，避法西斯唯恐不及。所謂還政於民，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選舉總統，但「形同騙局」，實際由蔣一手把持。民國38年（1949）敗走台灣，「連任總統五屆，長達25年之久，至死不改威權統治」。29據此，蔣介石雖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居，但所謂繼志，實在有名無實也。

所以蔣號稱中山信徒，但他對中山的理念並不認真。其實，蔣介石對任何信仰，何曾認真過？因其根本重權術而輕信仰。他是只相信權術的現實主義者，故從任何意識形態來評論蔣介石，皆無意義，無論是新儒家、基督徒、紅色將軍、民族英雄、改革家，民主先驅等等皆名不符實，皆不足深論也。

01 有關陳炯明比較客觀的傳記參閱康白石，《陳炯明傳》（香港：文藝書屋，1978）。

02 蔣在粵軍中，經常一走了之，詳閱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台北：商周出版社，1995），頁101-111。

03 董顯光，《蔣總統傳》，頁48-50。

04 見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頁122。

05 詳閱康白石，《陳炯明傳》，第4章。

06 參閱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頁132-134。

07 語見山田辰雄，〈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民國人物與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26。筆者與山田有同班學習之雅，他專精民國史。此文論及蔣訪蘇期間對蘇在感觀上的「不滿」，成為他「後來反共的原因」（頁40），以後見之明所推之因，未必是重要之因。蔣後來反共主要是奪權，不容他人酣睡，其事昭然可見。

08 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頁144-145。

0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45。

10 孫電文引自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44。

11 函電引文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59、160。

12 全函詳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60-164。

13 見蔣與廖函，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67。

14 語見廖復蔣函，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頁168。

15 見Hong Kong Telegram, 12 December 1924. 參閱汪榮祖，〈廣州焚城錄〉，載《傳記文學》，第373期，頁39-44。

16 見Hong Kong Telegram, 17 October 1924。

17 見美國國家檔案局Jacob Gould Schuurman公使報告 M340，Roll No。14，761.93/559；26 Feb. 1925.

18 據美國領事的觀察，蔣之所以能平定異己，主要靠蘇聯顧問，見美國國務院編，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1925, I: 742。

19 周德偉，《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李敖藏手寫本，頁95。

20 見李敖藏國民政府中央執行會會議紀錄原件。

21 參閱邵元沖，《邵元沖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88、191、193。

22 見蔣致許函，載《陸軍軍官學校校史》，第5冊，第7篇，頁33。此函不見於蔣集，有意隱其惡聲，竟錄之於校史，被李敖發現。

23 見李敖藏，〈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人員名單〉原件；參閱蔡德全，《汪精衛傳》，頁102；另閱《政治週報》，第6、7期合刊本。

24 蔣介石一再強調實施訓政，見《事略稿本》，第2冊，頁261-262；第4冊，頁196、201；第5冊，頁137；第6 冊，頁224。

25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郭廷以學術講座（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頁132。

26 見《蔣介石手寫日記》，1931年12月7日。

27 見《蔣介石手寫日記》，1931年12月12日。

28 康澤詳述仿效德國法西斯組建別動隊，見康澤，《康澤自述及其下場》（台北：傳記文學社，1998），頁57-85。

29 參閱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孫中山的訓政思想與轉折兼論黨人繼志述事》，頁102-103、110-111、138、142-143、147-148。

本文摘自汪荣祖《评说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