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干半岛上桀骜不驯的小国

在见证了19世纪塞尔维亚两次起义及其为建立民族国家而经历的艰难历程后，这一讲讲述的是一个奇特的国家——黑山。这个巴尔干山地小国，很多人对它的认知一片空白，可等我讲完它的民族独立故事，也许你会对它与众不同的民族性格无法忘怀。

2023年春天，我住在黑山北部高地城镇扎布利亚克（Žabljak），这是个拥有宛若瑞士滑雪小镇般风景的地方。附近的杜米托尔国家公园仿佛巴尔干半岛的一滴晶莹眼泪，大自然的一切壮丽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住在一户黑山本地人的家里。我的房东南纳德曾在南斯拉夫时代当过侦察兵，现在依靠房租和给村里当巡逻治安员为生。每当夜晚来临，他总会一边用炉子烤着当晚饭的巧克力酱烙饼，一边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军队里的故事。我问他，如果时光倒流，他最希望过怎样的生活。

他说：“让上帝再给我一打土耳其人！再给我一打德国纳粹！一打意大利纳粹！我将奋勇杀敌！”我永远无法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眼里的光芒，尽管他既没打过奥斯曼士兵，也没见过纳粹。但是，他是黑山人，尚武的精神就像血液里的某种东西。

黑山，今日国土面积仅1.39万平方公里，这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市的面积大约是1.64万平方公里，可见黑山的面积有多大，还不及我们的首都。人口仅60余万，它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南部，以国土南端的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为起点，顺时针转圈，黑山分别被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环绕。从国名可知，这是一个多山国家，多岩石，土地荒凉，地貌险峻。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黑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历史，以及黑山人与众不同的性格。

黑山神话从一首古老的民歌开始：“上帝创造世界，即将大功告成，却发现自己的袋子里还剩下许多石头，于是他把所有的石头全倒在一小块荒凉的旷野里——黑山就是这样造成的。”黑山的历史，则拥有另外一句谚语：“这个国家的命运不过是五个世纪的战争。”

这两句话充分解释了黑山最重要的事实：一直都很穷，一直在打仗。还有一句欧洲谚语可以为黑山的命运做注解，那就是“自由的代价就是要永远保持警惕”。从这三句话，我们可以得出理解黑山历史的三个关键词：生存，战争，自由。

对抗土耳其人，黑山与塞尔维亚共同的民族信仰

我们分三个历史时段讲述黑山的民族解放历史。第一段为早期的国家，从14世纪中期到1782年。

黑山，英文叫Montenegro，最早是意大利语“黑山”（Monte Nero）一词的威尼斯拼法，可见黑山与威尼斯曾有的密切联系。它在塞尔维亚语中叫Crna Gora，意思也是“黑色的高山”。之所以叫“黑山”，据说是因为该地区坐落着紧挨斯库台湖北岸的洛夫岑山，这座巍峨的石灰岩山脉每年都有几个季节苍黑一片，缺水，粗犷，荒凉。但这不能代表黑山的全貌——从旧首都采蒂涅向下走，是截然不同的新天地。这里有肥沃的山谷和平原，清澈的河流和田野，玉米、烟草、无花果、苹果、桑葚遍布。但笼而统之的印象，还是觉得黑山是贫瘠的。

在第一部讲述早期南部斯拉夫人时，黑山被并入塞尔维亚的历史而一笔带过，因为黑山地区的早期历史是中世纪塞尔维亚的一部分，直到1355年斯特凡·杜尚大帝去世，他的王国瓦解后，黑山才作为一个独立公国出现，当时它叫“泽塔”。

杜尚死后，一个叫巴尔沙（Balša）的贵族在泽塔建立了王朝，持续到1421年。巴尔沙王朝和威尼斯时而交战，时而联合对抗土耳其。1422年，一个叫斯特凡·茨尔诺耶维奇（Stefan Crnojević）的神秘人物建立了新王朝，成为15世纪泽塔的统治者。这时土耳其人已深入巴尔干半岛，势不可当。泽塔的命运再次和塞尔维亚绑在一起。

今日黑山让政客最头疼的难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不仅因为塞尔维亚是黑山的邻国，根源更多在历史中——在民间和学界有种说法，认为黑山是塞尔维亚民族情感的避难所，今天黑山依然有大量亲塞的百姓和政党，这让黑山在寻求独立国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方面麻烦不断。根子要从历史上捋。

如前所述，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塞尔维亚贵族躲入泽塔，1463年波斯尼亚被占领，1478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1483年黑塞哥维那被占领。15世纪末，泽塔完全被奥斯曼的领土包围，成百上千来自波黑和“古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在黑山高地寻求庇护，黑山人被戏称为“高地塞尔维亚人”。

人们常说，一种身份的确定，常常需要用它的对立面来定义。几乎在整个奥斯曼帝国时期，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的身份标签都是同一个——联合起来对抗土耳其人，这个类别既包含了奥斯曼的官员，也包括改宗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这种对土耳其的共同敌意，以及对东正教的支持，加上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都拥有一种对恢复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的准弥赛亚似的信仰，共同支撑着塞黑的身份认同。在巴尔干半岛，历史学家常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现在。塞黑的历史纽带足以为这种说法提供依据。

15世纪时，土耳其的进攻连绵不绝，斯特凡的继承者伊凡（Ivan Crnojević）被迫从肥沃的斯库台湖平原撤退，躲进洛夫岑山，在山脚下的小村子采蒂涅建立新首都，从此采蒂涅就一直是黑山公国的首都。悲惨的黑山人，丢失了平原，又被海岸阻隔，只能在荒凉的高山上和土耳其人进行长达四个世纪的战争。

耐不住贫穷和战乱之苦，统治者经常逃到繁华的威尼斯去透口气。统治者不在时，会委托主教代为统治。东方国家和教会的联系总是很紧密，无论是东正教还是伊斯兰教。采蒂涅的修道士对黑山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修道士是狂热的爱国者，常常身穿黑袍在战场奋勇杀敌，东正教修道院也一直是抵御土耳其人的避难所。

“一块铁板”，政教合一的黑山人骨子里也是硬的

从1478年到1696年，黑山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官方历史记载。在黑山，最好的历史是由各类传说组成的。传说在1516年，茨尔诺耶维奇王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决定永远离开黑山前往威尼斯，他召集了一次人民集会，宣布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主教。从此直到1851年，黑山由世俗国家变成神权国家，统治者被称为“弗拉迪卡”（Vladika），英文翻译为王子主教，是世俗君王和宗教首领的结合。

政教合一的黑山成为土耳其一块极其难啃的骨头。整个17世纪，土耳其人翻山越岭，非要攻克这块飞地，他们不仅两次占领采蒂涅，还野蛮地摧毁黑山的印刷厂，从源头上摧毁斯拉夫人的文明火种。然而这次土耳其踢到了铁板——黑山人就像他们的国名一样，是犹如岩石般死硬死硬的存在。在崇山峻岭中，土耳其“部队小则败北，部队大则饿死”，黑山则“成百上千人在峭壁和山谷中埋伏战斗，不屈不挠”。

但胜利没让黑山脱离险境，伊斯兰教正在同化黑山。17世纪末，改宗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在黑山的半山坡居住，叛教者为土耳其人引路，攻打自己的同胞。拯救黑山的男人在1696年出现了。洛夫岑山脚一个贫瘠小村涅古希（Njeguši），养育了黑山古老而尊贵的彼得罗维奇家族。家族里出了一个叫达尼洛的人，他当选为弗拉迪卡，直到一战期间，黑山都由这个家族统治。达尼洛一世（Danilo I Petrović-Njegoš）成为第一个世袭主教，他采用了新制度，授权弗拉迪卡从亲属中指定继承人。主教必须独身禁欲，因此职位只能由叔侄相传。这一神奇的世袭制度保证了黑山的稳固。

达尼洛认为，伊斯兰教的威胁正在精神上腐蚀黑山子民。1702年的圣诞节前夜，发生了著名的“黑山晚祷”事件，达尼洛决定进行一次对穆斯林的屠杀行动。大多数首领对此提议保持沉默，只有马丁诺维奇五兄弟愿意行动。有一首黑山童谣这样唱：“约定的圣夜近在眼前，马丁诺维奇兄弟们点起了圣烛，虔诚地向新生的神祈祷，在基督的荣光里啜饮每一杯美酒。他们抓起了神圣的权杖，他们在夜色里出发。”

所有拒绝受洗的穆斯林都被杀害，“黑山晚祷”暂时挽救了黑山。这场残酷的屠杀从当时的历史情景看，是可以被理解的，此后黑山再无叛教者。然而这场屠杀对后世产生了沉重的影响——到20世纪初，黑山人对伊斯兰教徒依旧憎恨，原本和平共处的黑山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成了敌人，直到今天，这种敌意还在严重阻碍着两国的关系。

黑山晚祷事件的真实性，在后世被质疑。许多历史学者认为大屠杀是虚构的，黑山的穆斯林消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的直接结果。比如黑山最著名的异见者、南斯拉夫副总统、铁托的好友（后被关进监狱）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就认为“黑山晚祷”是“一个社会和精神的事件，标志着对反抗中央政府的氏族酋长们的亲土耳其倾向的第一步”。

应该看到，过去黑山人和土耳其穆斯林的战斗是为了抵御外敌，但当黑山人把屠刀举向自己的同胞时，性质已经不同。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同化政策，确实吸引了更多穷苦的黑山人改宗，因为变成穆斯林意味着享有更好的生活。但是究竟这个大屠杀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黑山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生存境况，仍有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斗争的狭隘化，这场大屠杀被当作“十字架对抗新月”的象征，这对于黑山民族性的塑造，具有危险的双重作用。

除了确定弗拉迪卡世袭制，达尼洛的另一个创举对黑山的未来同样具有持久意义——与俄国建立密切联系。1715年达尼洛拜访彼得大帝，俄国承认黑山独立，并赠予款项帮助黑山人重建家园。此后达尼洛的历代继承者都会拜访沙皇。俄国在接下去三个世纪里向黑山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援助，让黑山人对俄国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忠诚。这里又有个民间传言，据说19世纪的一个旅行者问黑山人：你们有多少人口？黑山人回答：包括俄国在内，一亿八千万。旅行者知道黑山人不足二十万，于是说：那么除了俄国人呢？黑山人回答：我们永远不会抛弃俄罗斯人。

对俄国的忠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黑山不仅参加了第一次（1710年）和第二次（1735年）俄土战争，甚至在达尼洛主教去世后的萨瓦（Sava Petrović-Njegoš）主教统治期，弗拉迪卡的权力一度被削弱，黑山人居然不加鉴别就接受了一个奇怪的冒名顶替者小斯捷潘（Šćepan Mali）。仅因他自诩为俄国沙皇彼得三世，是叶卡捷琳娜皇后被谋杀的丈夫，黑山人就拥戴他为王，可见黑山对俄国的崇拜。这位冒名者是个优秀的统治者，他稳定部族秩序，击退土耳其人的进犯，和萨瓦主教共享统治黑山的权力近八年，直到被暗杀。

独立之路，从酋长国到中央统治国家

黑山历史的第二阶段，从1782年到1851年。对于黑山来说，历史课题是延续的：如何在内部一盘散沙、外部被土耳其侵扰的状况下，创立一个独立国家。留给黑山统治者有两道题：中央和地方，御敌和扩张。

1782年萨瓦主教去世，由侄子佩塔尔一世（Petar I Petrović-Njegoš）继位。这位被尊为“伟大神圣的弗拉迪卡”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黑山从原始的山地酋长国蜕变为现代国家。这个艰难的变迁由两位弗拉迪卡——佩塔尔一世和佩塔尔二世推动，最终由达尼洛二世在1855年完成。

即使在野性十足的巴尔干半岛，黑山人也被认为是出了名的不服中央管教。和塞尔维亚相比，黑山更为桀骜不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人民生活极其穷苦，一年里只有八个月能勉强吃饱饭，连年征战从未停歇，这样雪上加霜的生存状况让黑山的所有阶层都遭受着困苦的打击。贵族、农民、牧羊人和士兵的界限模糊，平等一直是黑山人的特征。人们彼此疏离地居住在分散于山间的村落，形成地方性的原始氏族部落，民主选举产生各自的酋长。

强大的地方自治是把双刃剑。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老黑山的信念就是要成为“自由黑山”，成为土耳其无法拿下的自由堡垒。地形的险峻、地方部落的狂野进攻导致土耳其最终放弃了除基本人头税之外的其他盘剥，并在实际上容忍了黑山自治。黑山地方部落逐渐靠近融合，形成更高层次的自治，也叫全体黑山人大会（opšte crnogorski zbor），以更强的力量反抗土耳其。

与此同时，“自由黑山”地方机构的民主程度超乎想象，每个士兵都可以身背军刀、手持步枪自由地参加地方集会，投票决定是否开战。但这种过度的自由并不一定是好事。19世纪以前，黑山氏族部落间久远的血仇传统以一种极端野蛮的方式存在，是弗拉迪卡最头痛的内政之一。要说服这些动辄要以仇杀方式解决生活冲突的野蛮人用现代法治思维处理问题，简直天方夜谭，而且想把这些倔强的部落酋长们团结在一个中央权力之下，更是难于登天。

这就是佩塔尔一世接手的黑山：不听话的酋长，自己说了算的地方选举，征不了税的财政，调动不了的地方军队，消弥不了的氏族血仇。弗拉迪卡权力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个人魅力，他的权威是道德的，而非法制的，在每一个人都对本地有强烈忠诚度的战士型社会中，进行中央统治是艰难的。

但佩塔尔一世真就是一个人格出众的领袖，他被称为“黑山的路易十四”，统治黑山近50年。他让黑山从一个松散的山地酋长联盟变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国家。佩塔尔一世是出色的战士，1796年指挥了与土耳其的关键之战克鲁西战役后，黑山获得采蒂涅东北部的大片领土，即布尔达高地（Brda）。佩塔尔一世极力调解布尔达与老黑山的纷争，重组政府机构，1798年颁布了《黑山和布尔达法典》，黑山政府在地方部落系统上组建国民议会，并拥有了自己的法庭。作为大主教，他致力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命令修道院为穷人提供面包，发布大量的信函，调解部落间的流血冲突，阻止劫掠。

一个扩大化的南斯拉夫国家的想象

佩塔尔一世掌权期间，正逢塞尔维亚爆发两次起义。前面我们已经有所论述，黑山被誉为塞尔维亚情感的避难所，两国的情感联系是天然的。然而，精明的佩塔尔一世虽然总是同情塞尔维亚的斗争，但黑山的利益对他来说永远是首位。在1804—1817年，黑山是否援助塞尔维亚起义，取决于国际环境。拿破仑战争的局势左右着俄国的外交，而黑山是亲俄的。当圣彼得堡对塞尔维亚起义持观望态度时，黑山也不敢擅自出兵支援，而且佩塔尔一世更担心黑山对塞尔维亚的支援会引发边境上奥斯曼的报复，自然是畏手畏脚，他不能让黑山人因为塞尔维亚起义而被土耳其人毁灭。佩塔尔一世很早就有了黑山人保持独立性的意识。

正如前文所说，弗拉迪卡的作用有限，只能利用劝诫信和威胁逐出教会的口头权力。野性难驯的黑山人对暴力上瘾。佩塔尔一世未将黑山子民凝聚成统一的民族。在晚年，他心力交瘁，既不满意自己的成就，也无法原谅黑山的暴力：“如果我为地球上的任何其他人这样做，他们会感激不已，我也会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本来会以永恒的爱来保有我的名字，但在你们中间，我的心因罪恶而枯萎，我的晚年变得痛苦，所以什么也不能让我高兴起来。”

但佩塔尔一世还是在建立黑山民族认同感上取得了大进展，人民称他为圣人。1973年，有一部南斯拉夫电影叫作《不顾一切》（Defying Everybody），讲述了黑山王子主教辖区的统治者佩塔尔一世团结人民迎战强大的土耳其军队的故事。在电影中，虽然黑山人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也能让人一窥佩塔尔一世为黑山的独立所做的努力。

他的继承人彼得罗维奇-涅戈什，即佩塔尔二世（Petar II Petrović-Njegoš），一位被颂扬为革新者、诗人与战士的人物，在1830年到1851年统治黑山。他进一步化解了部落血仇，加强了中央集权。1831年成立枢密院，本人作为专制君主凌驾于枢密院之上实行统治。他废除了采蒂涅的世俗执政官总督的职位，解决了地方分裂问题，将地方权力集中在弗拉迪卡身上。此外，他强制征税，创建学校和印刷厂，从经济制度和教育上为新国家奠定基础。

在黑山近代史中，涅戈什才智过人。他最为称道的是非凡的艺术创作——长诗《山地花环》（Gorski vijenac）成为鼓舞南部斯拉夫人民族复兴的精神源泉。它的主题是著名的“黑山晚祷”事件，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徒对穆斯林的杀戮。《山地花环》的意义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在南斯拉夫文学史上的地位仍可与荷马史诗相媲美。我们在后面讲述近代南斯拉夫人世界观时，会重点讲这部史诗。

在佩塔尔一世和佩塔尔二世统治期间，黑山外交史的主题是对抗土耳其入侵，谋求扩张领土。18世纪末收回了布尔达后，黑山国土翻了一倍。这个人口只有20万的小国在1821、1829、1835年三次同土耳其打仗，以期获得一个出海口，但都未能如愿。土耳其人许诺说，只要承认其宗主权，就割一块出海口给他们，但珍惜自由如生命的黑山人拒绝了交易。

19世纪，黑山也卷入了拿破仑称霸欧洲的事务。1806年，黑山与俄国的合作达到顶峰，联合争夺科托尔海湾，以反对法国插足达尔马提亚，但经过1806年至1815年法国、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黑山短暂拥有了科托尔湾五个月之后被迫把它交给奥地利，自己又变成了内陆国家。

争夺科托尔的战役虽然没成功，却刺激黑山统治者萌发了一种新想法——佩塔尔一世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建立一个扩大的南斯拉夫国家，黑山将成为核心。尽管该计划不太可能，却反映出某种历史趋势。佩塔尔二世想得更深入，他与当时的塞尔维亚大公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关系亲密，还和塞尔维亚政治家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šanin）联系密切，密谋着一个建立庞大的南斯拉夫国家的计划。虽然也未成功，但塞尔维亚和黑山人把彼此视为亲密兄弟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骁勇善战的黑山人，对和平的渴望

黑山历史的第三阶段，从1851年到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年，此时黑山已卷入巴尔干民族解放浪潮，成为一个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小国。

“黑山最后的弗拉迪卡”佩塔尔二世37岁就英年早逝，他的继任者达尼洛二世（Danilo II Petrović-Njegoš）致力于让黑山人用公民的观念代替弗拉迪卡的统治观念。他爱上了一个塞族女孩，非常想娶她，可是也认为自己具备统治者的资格。前面说过，弗拉迪卡的传统是禁欲独身，爱江山也爱美人的达尼洛二世则决定修改宪法，废除弗拉迪卡制。

1855年黑山颁布新法典，使主教与大公的职务相分离，达尼洛二世成了世俗统治者，黑山实现了政教分离。这位大公雷厉风行，力图把黑山建设成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国家。他所进行的国内一系列变革为黑山增添了西方色彩，也正是这些改革，为他招来强大的反对派，但他果断地粉碎了各部族的反抗。

达尼洛二世遇到的阻碍不仅来自国内的保守派，更多来自对外关系的巨大困难。19世纪中期，俄罗斯、奥地利和奥斯曼三个帝国在巴尔干的角逐形势变幻莫测。对俄国毫无保留的忠诚和对奥斯曼的仇恨让黑山人忘记了对统治者的尊重。1853年土俄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达尼洛宣布中立，引起黑山人不满，终致叛乱，经过一场内战才平息。土耳其方面，“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每况愈下，达尼洛想维持和土耳其的和平，不想再战，人民可不答应，在1858年被誉为“黑山马拉松”的格拉霍沃战役中，黑山大胜土耳其，让后者同意不再侵犯边界，保证了黑山很长一段时间的独立。

1860年，达尼洛二世在当时被迫交给奥地利的海边小城科托尔度假。在一个晴朗的夜晚，当他正牵着美丽王妃的手走上游船时，被一记冷枪击中了背部。暗杀者是一个曾被他流放的黑山叛乱分子。达尼洛二世没有儿子，大公位就传给了他的侄子尼古拉。这桩暗杀让人联想到塞尔维亚的米哈伊洛大公的遭遇，同样死于暗杀。如果历史没有让这两位卓越人物遇刺的话，很难预料他们将为未来的南斯拉夫做出什么贡献。

精明老练的尼古拉一世（Nikola I Mirkov Petrović-Njegoš），让黑山真正走上了文明之路。尼古拉统治黑山58年，直至一战结束。他在位期间，黑山的疆域翻倍，并且永远摆脱了奥斯曼帝国。这位统治者骁勇善战，实行全民皆兵的政策，黑山变成了一座兵营，适龄男子每年要进行4个月的军训，其他时间也要荷枪待命。黑山人很喜欢这种生活，他们都是勇猛的战士，19世纪时平均身高超过一米九，习惯成天带着武器，生活在严酷的山林之间。

最好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复杂的自我认同

1875年，黑塞哥维那爆发反土耳其的起义，黑山和塞尔维亚加入，支援自己的斯拉夫兄弟。尼古拉大公从土耳其手中夺取大片领土，并把后者永远赶出了泽塔山谷。1877年，俄土战争再起，黑山再战，获得巨大胜利，征服了近7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拿到了滨海的巴尔，获得了出海口。1878年《柏林条约》后，虽然奥地利让黑山的领土缩水了一部分，但这个条约正式承认了黑山的独立。柏林会议是黑山命运的分水岭，也是几个世纪和奥斯曼帝国斗争的顶峰。

柏林会议后，从1880年到1912年，黑山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尼古拉不仅是军事人才，还是治国能手。他建立免费的教育系统，搭建便捷的交通网，颁布自由宪法，重组军队，想一点点让黑山现代化。但现代化这件事对黑山来说，比打仗困难多了。到19世纪中叶，黑山骨子里依然像从荷马史诗中走出来的社会。

在一个全民都是勇士的国度，你很难找到一个合格的公务员，而且黑山人向来不服从中央，因此政府腐败或者效率低下是必然的结果，一个高效的政府只会被黑山人嘲笑。这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保守的意思是遵从古已有之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平等。人民不关心行政效率，讨厌外部干涉，厌恶资本家，没有小孩会告诉你他的梦想是做公务员或者医生。在这样一个国度，即使到1905年建立了议会制度，本质上依然是原始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是无法成为一个现代的南部斯拉夫联合体的核心的。

然而，柏林会议后的黑山不仅得到了独立，对战争的卓越贡献和国内改革还让它赢得了国际地位。1910年，黑山成为王国，尼古拉由大公变成了国王。这位国王利用联姻和灵活的外交手段，让他的巴尔干小国成为欧洲各王室的心腹之物。他有几个漂亮的女儿，被他安插在欧洲各处，以配合自己的外交策略——大女儿嫁给了后来成为塞尔维亚国王的彼得一世，二女儿和三女儿嫁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两个孙子，四女儿做了意大利王后。尼古拉也因此被称为“欧洲的国丈”。

无论在外人还是在黑山人自己眼中，他们现在都是“最好的塞尔维亚人”，这种自豪感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黑山现在已经和塞尔维亚相当了，那么黑山人会甘心在南斯拉夫的事务中做一个配角吗？

尽管尼古拉和塞尔维亚的奥布雷诺维奇家族关系友好，在国际上也以兄弟并肩的方式作战，但尼古拉的野心很大。这也不能全怪他。黑山政权反对派的目标就是推翻尼古拉，实现塞黑统一，这样的话，黑山将会被塞尔维亚王朝统治，尼古拉怎么会答应呢？1903年，尼古拉的大女婿彼得一世（Petar I Karađorđević）成了塞尔维亚国王。让丈人听女婿的，这恐怕很难让尼古拉服气。1909年发现了据信是塞尔维亚策划的暗杀尼古拉的包裹后，塞黑关系降到冰点。然而，在即将到来的巴尔干战争中，塞黑两国却显现了在更大的议题面前那种超越嫌隙的凝聚力。

这一讲，我们聚焦黑山，一个依靠全体男子的利剑和欧洲外交策略而生存的巴尔干小国，是如何在几个世纪和土耳其人的缠斗中杀出重围，着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从14世纪中期成为塞尔维亚人的精神避难所开始，直至20世纪初，黑山的全部主题就是三个词：生存，战争，自由。他们创立了政教合一的弗拉迪卡制度，和土耳其人进行了四个世纪的斗争。在此期间，黑山和俄国建立起超乎寻常的亲密联系，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更是成为理解黑山身份的关键因素。19世纪，随着法国、奥地利、俄国等列强在巴尔干的角逐，黑山左奔右突，最终实现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