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梅尔与《论深层历史与大脑》

1、斯梅尔与《论深层历史与大脑》

先交代人。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是哈佛的中世纪史家，本行研究中世纪马赛的法律、债务与司法档案——一个非常"传统"的实证史学训练出身的人，却写出了这部最激进地要重定义历史学的书(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2008)。理解这一点很关键：他不是科学家越界，而是一个吃透了档案的史家，从内部对史学的根基发难。

第一个论证：被世俗化偷偷保留下来的"神圣历史"结构。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斯梅尔指出，西方史学表面上早已抛弃了《圣经》创世纪年(乌雪主教算出的公元前4004年创世)，但它保留了那套叙事的骨架：历史依然"开始于"美索不达米亚、文字、城邦、文明，此前的一切被打包扔进"史前"(prehistory)这个垃圾筐。换句话说，伊甸园被请走了，但伊甸园的位置——那个"历史从此处起跑"的发令枪——原封不动地留给了苏美尔。他追问：1860年代发生过一场"时间革命"(地质学的深层时间、布歇·德·彼尔特等人证实了人类的远古性)，本该把这道门槛彻底炸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文字记录在史学里依然享有近乎神圣的特权？他的答案是：因为放弃这道门槛，就等于承认我们对人类绝大部分时间束手无策。

第二个论证：用"深层历史"(deep history)缝合断裂。他主张把旧石器时代到当下连成一条连续的历史，而不是"史前"与"历史"两段。这需要史学吸纳考古学、古人类学、演化生物学、遗传学。他后来和人类学家施赖奥克(Andrew Shryock)合编了《深层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建筑》(2011)，召集史家、灵长类学家、遗传学家共同写作，是这个纲领的集体实践。

第三个论证，也是争议最大的：神经史学(neurohistory)。问题是，深层过去和有文字的近世，凭什么是"同一部"历史？斯梅尔的答案是大脑与身体的化学。他提出一个核心概念群——"精神性机制"(psychotropic mechanisms)：人类历史可以被读成一部不断改变自身神经化学状态的历史。多巴胺、血清素、皮质醇、催产素这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水平，被各种实践、物质、制度持续调节。他区分"自体性"(autotropic，自己施加于自己——跑步、冥想、喝咖啡饮茶吸烟嗑糖、读小说)与"异体性/遥距性"(allo-/teletropic，施加于他人——比如用流言蜚语在对手身上制造压力激素，或统治者通过仪式、恐怖、奇观来调节臣民的情绪)。于是咖啡、茶、糖、烟草、巧克力、宗教仪式、长篇小说，都成了改变集体神经状态的"致瘾装置"。

这里有个至关重要的澄清：斯梅尔不是生物决定论者，恰恰相反。他明确反对演化心理学那种"人性在更新世就被固定下来"的论调("石器时代的大脑"假说)。他强调的是可塑性：文化持续地重塑神经生理，生物与文化共演化。所以神经史学是一种"认真对待生物学、但拒绝基因决定论"的历史写法——这是它在理论上最微妙也最容易被误读之处。

怎么看它的命运。坦率说，"神经史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并没有真正占领史学——多数史家觉得它的经验基础太薄，证据链推测成分太多，担心滑向还原论。但"深层历史"这个呼吁影响深远，它和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查卡拉巴提的行星转向汇流到一起，共同松动了"文字=历史起点"这道墙。我的评价是：斯梅尔最持久的贡献是那个诊断——他让史学看见了自己身上残留的神学骨架；至于"大脑"这味药方，更像是一个大胆但未必必要的具体处方。诊断比药方站得住。

2、《人类简史》的学院争议

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本行是牛津训练的中世纪/军事史家(博士论文研究近代早期军事回忆录中的记忆与自我)。《人类简史》(希伯来文2011，英文2014)是一部大历史。学院内的批评大致有这么几条：

其一，把争议当定论，把推测当事实，且不给出处。这是最普遍的指控。书里大量"现已确知"的断言，在专业领域其实是激烈争论中的假说，但读者无从分辨哪里是共识、哪里是赫拉利的个人猜想。人类学家哈尔派克(C. R. Hallpike)写过一篇很尖锐的书评，大意是：当他的事实大体正确时，那些都不是新东西；当他提出新东西时，又常常不正确。

其二，"认知革命"假说。赫拉利把约七万年前设定为一次突然的认知/语言飞跃，使人类能讲述虚构故事。但"是否存在一次突变式的革命"本身就是古人类学的大争论，很多学者主张渐进发展，"人类革命"模型饱受质疑。把一个有争议的断点当成全书地基，是方法上的冒险。

其三，"虚构/共同想象"论的双刃。他主张大规模合作建立在共享的虚构秩序上(货币、国家、宗教、人权、公司都是"想象的现实")。这作为思维工具很有启发，但批评者认为它过度拉平——把人权、神祇、股份公司统统归为"虚构"，抹掉了它们之间重要的差别，解释力强但精度低。

其四，"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骗局"。他那句"是小麦驯化了人类"很出圈，主张农业让个体生活更糟(疾病、营养下降、劳作)，只是靠人口增长在物种层面"成功"了。批评者认为这浪漫化了采集者、忽视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关于生活质量的论断本身也未有定论。

其五，也是最根本的——叙事的诱惑即认识论问题。这本书好读，恰恰是因为它对一团混乱、充满不确定的证据强加了一个干净、自信的故事，也就是"just-so story"(凭空编出的圆满解释)的毛病。到了《未来简史》和《今日简史》，关于意识、自由意志、AI、神经科学的断言受到更密集的批评。

我的看法。我认为公允的评价是：《人类简史》是一部出色的综合与挑衅之作，它做了真正的智识工作——逼人去想偶然性、去想"我们赖以合作的东西很多是约定的虚构"、去想"进步"的代价。这些都有价值。但它有一个系统性的毛病：它用叙事的自信去交换学术的审慎，而且不留接缝，读者根本看不出共识在哪里结束、赫拉利的发挥从哪里开始。它更接近一台高明的"思考引擎"，而不是一部可靠的历史。最深的问题甚至不在某个具体错误，而在体裁本身：通俗大历史这个文体，奖励的恰恰是好的史学所要抵抗的那种过度自信。所以我会推荐人去读它来"被激发"，但会提醒：把它当成一份需要逐条核查的提案，而不是一份结论。

3、莫雷蒂的"远读"

莫雷蒂(Franco Moretti)是意大利裔的文学史家、批评家，长期在斯坦福，受马克思主义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影响很深，并在斯坦福创立了"文学实验室"(Literary Lab)。"远读"(distant reading)这个词出自他2000年的文章《世界文学的猜想》(载《新左翼评论》)，在2005年的《图、表、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型》中展开，又收于2013年的论文集《远读》(获美国书评人协会奖)。

核心问题意识：经典只是冰山一角。新批评的看家本领是"细读"(close reading)——对极少数经典文本投入极度专注。莫雷蒂指出一个尴尬事实：被反复细读的经典只占全部出版文学的极小比例(他用过"伟大的未读"the great unread这个说法，量级在百分之一以下)。如果你想把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理解，你就必须面对那些你这辈子都读不完的成千上万本书。于是只能"远"着读：聚合、计数、绘图、建模。他那句口号是——"距离是知识的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故意的挑衅：放弃对单个文本的沉浸，换取对整体结构的把握。

三件方法工具(《图、表、树》)，分别借自三个学科：

图(Graphs)借自量化史学(年鉴学派的系列史)——比如把小说的兴衰、不同类型小说的出现与消失画成曲线，他发现文学类型常以约25–30年的"代际"周期更替。

地图(Maps)借自地理学——把小说里的地点标到地图上(比如乡村故事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让叙事背后的空间结构浮现出来。

树(Trees)借自达尔文的演化树/谱系树——用分叉来建模文学形式的演化，比如侦探小说中"线索"这一装置如何分化、哪些分支存活。

世界文学作为体系。这是他和沃勒斯坦接轨的地方：核心—半边缘—边缘。他提出一个著名假说——小说这种形式在全球扩散时，往往是"外来形式(通常是西欧、尤其英法的)+本地素材+本地叙述声音"之间的一种妥协。这个模型解释力强，但也正是它最受批评之处(见下)。

与数字人文的关系。"远读"后来成了DH文本分析的一面旗帜，斯坦福文学实验室出了一系列"小册子"(如《量化形式主义》《句子尺度的风格》《伦敦的情感》)。但要注意，莫雷蒂本人的立场更偏理论和建模，而非工具崇拜。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法概念叫"操作化"(operationalizing，借自物理学)——把抽象的文学概念(如"人物的中心性")转化成可测量的量。

批评。主要有几路：一是实证主义之忧——计数会把文学最要紧的东西(审美、单一性、文本的抵抗)抹平；二是数据问题——远读高度依赖书目、目录、元数据和别人的研究成果，"垃圾进垃圾出"，特伦佩纳(Katie Trumpener)就质疑过他的经验基础；三是后殖民批评——"外来形式总是西欧的"这个设定，等于把欧洲中心重新写进了模型，把边缘地区降格为提供"本地素材"的角色；四是更晚近的、针对整个计算文学研究的重炮——达南(Nan Z. Da)2019年在《批评探索》上的《反对计算文学研究的计算论证》，主张这类统计结果要么琐碎要么错误。(顺带一提，2017年莫雷蒂本人卷入过性骚扰指控，这对他个人的学界位置和这一学派的声誉都有影响——这是事实背景，但与"远读"的智识内容是两回事。)

远读最大的价值是重新打开了"尺度"这个问题——它让人文学科正视"我们只研究了我们读过的那点东西"这个盲区。但它在哲学上始终悬着一个未解的张力：你能数清楚的，往往不是你最想知道的；而你最想知道的，常常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