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无法诞生米塞斯这样的经济学家？

编者按：在20世纪的经济学家里，米塞斯是一个长期错位的存在。在主流学界，他不被接受；在政治现实中，他的判断不断被边缘化；在他所处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另一套更有效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几十年过去，那些曾被认为更有效的解释方式在现实中不断被修正，而他的理论也一次次以不同形式被重新验证。他虽然没有赢得那个时代，但却赢得了后来的历史。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冯兄观历史”，内容经过深度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文世界对奥地利学派的认知是“倒挂”的。我们熟知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却鲜少有人读过米塞斯的《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从“人是有目的的”这一个公理出发，像欧几里得推导几何定理一样，层层递进，推导出了整个宏大的社会经济体系。这需要极强的哲学抽象能力和逻辑一致性，稍有不慎就会前后矛盾。

米塞斯是把历史、哲学、心理学、政治学全部融合进一个逻辑闭环里。他引用历史、剖析人性，甚至会讨论战争与革命，因为他眼中的经济学从来不是关于“钱”，而是关于“人的所有选择”。可以说，这种跨维度跨学科的整合能力，百年难得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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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乌托邦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毁灭主义”

“米塞斯一生与乌托邦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抗争，直至孤独到老，但真正的历史会奖赏那些坚持真理的人。”

他亲眼看着自己反对的两个魔鬼联手吞噬了半个地球，却无人倾听。

其实，米塞斯面对的不是两个对手，而是整个20世纪的傲慢。一战结束后，奥地利濒临崩溃，乌托邦主义眼看着就要席卷全国。正是在这个命悬一线的时刻，米塞斯写出了那篇石破天惊的论文"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当时的主流学者还在和乌托邦主义者掰扯“分配公不公平” “阶级有没有剥削”。米塞斯直接指出：问题根本不在于善恶，而在于“能不能算得清账”。

在乌托邦主义模式下，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没有交易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你就不知道一块铁是用来造汽车划算，还是造铁锅划算；你也无法评估库存、折旧和成本。

米塞斯用极其严密的数学家般的思维证明：没有价格体系，乌托邦主义的计H委员会无论多么英明神武，本质上都是在“盲人摸象”，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资源的极度错配和全面的贫穷。

这一招太狠了，直接把乌托邦主义从道德高地拉进了逻辑的深渊，让当时的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集体破防。

他认为乌托邦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毁灭主义”，它不仅摧毁财富，更摧毁支撑人类社会运转的理性思维。

他用逻辑学证明了乌托邦主义在理论上是无法运作的，就像证明了“永动机”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

在传记中，米塞斯对乌托邦主义的思考，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用自己的人生做了印证。

他曾在奥地利商会任职，凭借一己之力和极致的理性，硬是把奥地利从恶性通胀和乌托邦革命的边缘拉了回来。但遗憾的是，政治家们只想要短期的选票，不愿意承受改革的阵痛。

随着奥地利政局右转、纳粹渗透，这位曾经拯救了国家经济的顶级大脑，却因为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和国家干预，最终被剥夺了教职，抄没家产，沦为阶下囚，不得不仓皇逃往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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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的“孤独论断”一一应验

当凯恩斯主义盛行，大家都觉得“政府只要微调就能繁荣”时，米塞斯在1912年就已经指出：信贷扩张必然导致危机，今天的狂欢就是明天的萧条。这种预见性太可怕了。后来的大萧条、滞胀以及苏联的解体，几乎都在一一验证他当年的“孤独论断”。

他一边用“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一书封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计算之路，一边用《人的行为》揭穿了凯恩斯主义信贷扩张的虚假繁荣。

可以说，他输掉了所有的战役，他被维也纳学界排挤，被纳粹剥夺教职，在美国流亡时甚至一度连教书的机会都没有。但他也赢得了战争。

历史是公正的，因为它足够漫长。

米塞斯没有等到诺贝尔奖，但他的思想比任何奖项都更有生命力。

苏联的解体，验证了他关于“经济计算”的终极预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验证了他关于“信贷扩张必然崩溃”的周期理论。我们完全可以用米塞斯的理论解释张嘉璈在《通胀螺旋》中民国时期金融崩溃的逻辑，甚至可以很清晰地对中国当下的政府债务危机进行推演。

雷曼兄弟破产

我们今天还在用天量的印钞和信贷扩张来推动基建。米塞斯早就警告过：“今天的廉价信贷，就是明天的产能过剩和烂尾楼。”

从2000年至今“房地产与基建的泡沫”破灭就是米塞斯“干预主义”批判的延伸。一旦开始干预价格（如利率、汇率、土地价格），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迫使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来维持现状，直到系统崩溃。

如果米塞斯在世，他一定会极力反对将房地产作为金融蓄水池，因为这扭曲了资本结构。他会让我们少交一笔“智商税”——不再相信那些试图用行政命令战胜经济规律的神话。

今天，当主流经济学家们忙着修补那些千疮百孔的宏观模型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到米塞斯。倒不是因为他给出了完美的政策，而是因为他守住了底线。

所以，历史奖赏他的，不是一座奖杯，而是“奥地利学派”这面至今仍在飘扬的旗帜，是无数在深夜里被他的文字唤醒、从此不再被谎言蒙蔽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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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中国也很难诞生一个米塞斯

我们拥有过辉煌的史学传统，有过民国时期大师云集的短暂春天，也有改革开放四十几年磨砺、独领风骚的学者群体，但唯独没有诞生过一个米塞斯。

甚至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米塞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也很难诞生这样的头脑。

在中国，为什么“经济学家”四个字越来越像一个有讽刺意味的头衔？因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本质上只是“高级技工”或“政策解读者”。

他们精通各种复杂的数学模型，擅长用晦涩的术语去解释一个常识，或者像天气预报员一样预测明年的GDP和CPI。但这套东西，米塞斯在100年前就已经批判过了，脱离了哲学基础和人类真实行动的数学模型，不过是精致的废物。

中国文化里的学问，向来讲究“经世致用”，这个概念在江浙的学派中尤为明显，无论是古代的儒生还是现代的经济学家，都被赋予了“治国平天下”或“为政策建言”的使命。“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知识要么是道德的修饰，要么是治国的工具。所以，追求头衔或者高层的国家认同是一种荣誉追求。当下那些显赫的号称经济学家的名字我就不点名批评了，各位可以自照。

但米塞斯是反过来的。他的《人的行为》是一部先验的、演绎的逻辑体系。他不在乎他的理论能不能被政客拿来用，甚至不在乎他的理论会不会得罪当下的权贵。

所以，基本公理或者说“逻辑自洽”在我们的文化里是没有位置的。我们尊重的是“谋士”，而不是“真理的守夜人”。

此外，米塞斯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捍卫的是私有财产、契约自由和个人的主观价值。

米塞斯那种强调“渐进演化”、“反对大干快上”、“反对信贷扩张”的理论，在那个急功近利的年代，听起来就像是一种迂腐的废话。如果没有真正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土壤，这种维护个体产权和自由交换的精密理论，自然无处生根。

我们没有经历过西方王权与教权、封建领主与商人阶层长期博弈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传统。米塞斯所捍卫的，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由无数个体主观价值判断汇聚而成的市场秩序。在一个习惯了自上而下指令的历史环境里，米塞斯的警告就像对牛弹琴。

米塞斯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的“不妥协”。为了逻辑的纯粹性，他不惜与恩师决裂，不惜被学术界封杀，甚至不惜流亡。

中国的知识分子习惯于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空间，习惯于“曲笔”和“隐喻”。

想象一下，一个中国学者像米塞斯那样，指着主流意识形态的鼻子说“你们这套逻辑在数学上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学术自杀，更是生存层面的冒险。

米塞斯关注的是“道”，而我们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奖励的是“术”。在一个一切都要量化考核、追求短期影响力的环境下，那种耗费一生去构建一个宏大逻辑体系的孤独者，注定会被淘汰。

米塞斯和哈耶克毕生都在与一个幽灵搏斗，那就是——“致命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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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背后是一整条“贵族自由主义”血脉

米塞斯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背后站着的是一整条绵延千年的“贵族自由主义”血脉。而在中国，这条血脉从未存在过。米塞斯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

“事实上，自由主义运动主要就是由贵族阶层推动的，正是他们始终反对中央集权的压迫和控制。这一观察可以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

早在 1572 年，波兰就实行了选举君主制并自称共和国。这些具有非凡独立精神的贵族提出了一个口号： “威慑外国君主，抵抗本国君主” ，……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特权的贵族阶层，有谚语道： “农庄里的贵族和城堡中的权贵是平等的”。 

正因所有贵族都是平等的， 因此，他们不能容忍多数的支配。国会下院的议员拥有“自由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一名议员反对，提案便被否决。”

所以，你翻开欧洲历史，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古典自由主义的先驱，往往不是底层的普罗大众，而是一群刺头的贵族。米塞斯本身就出生于贵族家庭。波兰贵族在议会中发明了“自由否决权”——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国王的提案就得作废。

无独有偶。在英国，有贵族逼迫国王签署《大宪章》；在匈牙利，有《金皮诏书》限制王权；在法国，有贵族发起的投石党运动反抗中央集权。这群人为什么要死磕王权？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私产和领地自治。

在他们的观念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是天经地义的底线。正是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去中心化”对抗，催生了西方社会对“有限政府”和“自发秩序”的深刻认知。

孔代亲王军队镇压巴黎街垒战

米塞斯和哈耶克所捍卫的复杂价格体系与市场逻辑，其底层密码正是这种古老的贵族精神，拒绝被大一统的意志强行规划，坚信个体的局部知识高于整体的顶层设计。

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能与王权分庭抗礼、且具有独立精神的“第三力量”。自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就被彻底“格式化”了。

在这种超稳定的皇权结构下，偶尔冒出几个黄宗羲、顾炎武这样的异见者，或者顾准、杨小凯这样的独立经济学家，也不过是零星的个人悲叹，根本无法形成一种阶层性的、制度性的制衡力量。

偏激一点来说，因为我们骨子里缺乏那种“贵族式”的底气，我们不曾拥有过不可侵犯的私有领地，不曾体验过不受干预的自由交易，自然也就无法理解米塞斯为何要为这些抽象的准则付出一生的流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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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维也纳“闲话”锻炼了每个人的头脑

在米塞斯自传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天才几乎是群体性出现的，如果没有那个每周五下午在维也纳商会办公室举行的“私人研讨班”，20世纪的思想史可能会被改写。

米塞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教授。在他主持的那个“米塞斯圈子”里，没有师生等级，只有思想的激辩。当时还很年轻的哈耶克（后来拿了诺奖）、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博弈论奠基人）以及弗里茨·马克卢普等人，都是那里的常客。

哈耶克后来提出的“知识分散性”和“致命的自负”，其实都是在米塞斯“经济计算”理论的基础上，在与圈子里科学家、哲学家的辩论中打磨出来的。自传中写道：

“我们并不培植学派、社团或宗派。我们虽然互相支持对方，可是我们的方式与其说是赞同不如说是反驳。只有一件事把我们联合在一起，就是推进人类行为科学的热情。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原则，自行其是。我们从不组织起来或者仿效帝制德国和战后德国的“科学家们”令人作呕的“言行举止”。我们从未考虑发行期刊或者出版文集。每个人都以适宜于思想者的方式做自己的事。不过我们每个人仍然为整个团体而努力，不图回报— —除了朋友之间的感激和赞赏，当然，不是喝彩。”

而我们却擅长产生学阀和门阀，最喜欢的就是学术的近亲繁殖。

我极度地羡慕1900年的维也纳。

“整个城市浓厚的文化氛围几乎逼着维也纳人广泛涉猎科学、美学和艺术……从皇帝到家庭主妇，都对最新的科学成就略知一二……这一持久的批评传统——著名的维也纳‘闲话’（granteln）——锻炼了每个人的头脑。

在维也纳，如果你不懂贝多芬的最新乐章，或者无法评价最新的戏剧，你就是社交圈的局外人。这种压力自上而下地传导，迫使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去磨炼自己的判断力。

反观我们，这种“普遍的智力优越感”从未存在过。我们还在基本的生存权利上挣扎，就像非洲的酋长互相比较谁家的大米囤积得多一点。

当家庭主妇都在讨论货币政策和美学原理时，这个社会才会诞生像米塞斯这样不仅精通本专业，还能打通哲学、历史、政治壁垒的通才。

我们哪一个城市有这样的学术氛围和品质，杭州、上海还是广州？

所以我的结论是悲观的现实，中国出不了米塞斯，是因为我们既没有那个逼着人进步的全民文化氛围，也没有那个允许人胡思乱想的宽容空间。

“无条件地把真理和思想诚实视为最高的价值”的经济学家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不仅不会得到市场的奖赏，反而会被嘲笑和讽刺。“成王败寇”是唯一的真理。一个经济学家如果没当上院长、没拿到重大项目、没混进核心智库，就算他逻辑再严密、眼光再超前，也只会被视为“失败者”。

一个人发现信奉一生的“真理”是错误甚至颠倒的时候，他不会认错甚至崩溃、而是逃避，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本能。

对于普通人，一旦意识到支撑其一生的意识形态不过是幻象，个体往往会筑起更高的心墙以拒斥现实。这种理性的规避，是人类为了维系自尊而付出的昂贵代价。但这却是米塞斯给每个中国人最好的礼物。

正如传记中所言，米塞斯是一个“畸人”（Odd Man Out）。

在维也纳，人们嘲笑他的顽固；

在德国，纳粹焚毁他的著作；

在美国，他的学生们（如哈耶克）大红大紫，他却只能在纽约大学的夜校里领着微薄的薪水，没有秘书，没有研究生，甚至没有办公室。

他亲眼看着自己反对的两个魔鬼联手吞噬了半个地球，却无人倾听。 这种孤独，不是隐居山林的清高，而是置身于闹市之中，却被视为透明人的绝望。

米塞斯生前是贫穷的，他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听众。但他死后，好像整个世界都欠他一笔巨额的“债务”。

我们如今能看清干预主义的陷阱，能识破乌托邦的谎言，能明白价格机制的伟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孤独的老头在黑暗中替我们挡住了洪流。

在这个充斥着噪音和速食真理的时代，重读米塞斯，就是向那个不屈的灵魂致敬——致敬那种即使在绝对的孤独中，也绝不向愚蠢投降的勇气。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米塞斯五书”：

▪《米塞斯评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20世纪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人的行为》：米塞斯扛鼎之作！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思想史上难得的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整合的著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奠定了系统而清晰的理论基石。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一部跨越时空的经典作品！揭开世界和平与国家繁荣的神秘面纱。

▪《民族、国家与经济》：米塞斯反思一战的总结性著作。

▪《米塞斯夫人回忆录》：像多数伟大思想家一样，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很少谈及个人生活，这本由他的夫人玛吉特·冯·米塞斯撰写的回忆录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