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七波劫难

改变灵魂，是世界上最难的事，对于中国这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来说尤其如此。而且人类的本性中也有一种固执，习惯把第一次相信的东西当做世界的底色，此后所有的光，都要透过这层底色才能被看见。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如此。根据罗伟虹主编的《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在唐朝至今13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基督教经历了七波大劫难。它曾叩开过门扉，也曾在门外徘徊；曾被善意接纳，也曾遭血光之灾。每一次靠近，都伴随着误解与阵痛；每一次退却，都留下深深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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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会昌灭佛，景教毁于一旦

唐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士阿罗本入华，开创中国景教。后来，景教徒在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遂发展壮大。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对这段历史有明确记载。

然而好景不长，唐武宗李炎在会昌五年（845年）推行灭佛政策，拆毁全国4600余所寺院。景教受到严重波及，2000余教士被驱逐，在中原地区几乎绝迹。虽然武宗死后宣宗即位恢复佛教，但景教未能复兴。

景教衰落的一个核心原因，是没有将基督教经典翻译成汉语，还大量借用佛教用语，实行祖先崇拜，既失了本色，也严重缺乏本土化基础。且其过度依附于朝廷，信徒也以居住在唐朝的外国人为主，没有深入到民间，结果遇到较大的波折便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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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覆灭，也里可温随风而逝

景教退出了中原，却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一直存在。蒙古西征，带回的中亚人中亦有不少景教信徒，个别蒙古部族也信仰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一名景教徒。

元朝统一中国，景教再次在中国发展起来，与其他基督教派一起被称为“也里可温”。当时的景教融合了一些佛教元素，更加东方化。但基本上仍主要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没在汉人中形成基础。

元成宗时期，罗马教廷向中国派来了第一位天主教宣教士孟高维诺。孟高维诺将《新约全书》和《圣咏集》翻译成了蒙文，也就是说，他发展的天主教信徒主要也是以蒙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体。这就导致，随着元朝的衰落和灭亡，基督教再次退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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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南京教案：天主教遭遇第一次血火

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天主教宣教士方济各、罗明坚、利玛窦先后抵达中国。为了减少宣教阻力，利玛窦订下了“利玛窦规矩”，允许信众祭拜祖先。他还制作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

就在天主教慢慢在中国扎下根的时候，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连上三疏，指控宣教士收买人心、暗伤王化、有违孝道、私习历法违反禁令。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都挺身护教，但只维持了一段和平。最后朝廷还是下令“禁教”，于是有些宣教士被杀，有些先被下监又被驱逐至广东待遣。直到崇祯时期，因推算日月蚀屡屡出错，不得不再次启用宣教士，天主教才又在中国正式活跃起来。

利玛窦和徐光启

这场被称为“南京教案”的波折，虽然并未阻止天主教在华传播，但礼仪之争的种子已经埋下，预示了以后更加严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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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历狱与禁教，基督教传播停滞上百年

康熙三年（1664年），能够准确推算历法的天主教团体受到杨光先等儒家官吏排挤和诬陷，汤若望、李祖白等钦天监官员被判处斩，后因出现彗星和地震，汤若望侥幸免死，李祖白等五人依然被斩。杨光先出任钦天监监副，错误连续不断。康熙亲政后，对该案进行平反，彼时，汤若望已然病死。

康熙启用南怀仁治理历法后，天主教迎来喘息时机。然而没过太久，罗马教皇发布禁令，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拜孔子、祖先和天地，这场礼仪之争导致基督教在华越发受到限制。后来雍正帝担心帝位不稳，重用喇嘛教谋士，排斥外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于是禁教最为彻底，所有天主堂改作他用，强令信徒改易信仰，除了精通历数和有技能的西洋人可居留北京外，余者一律遣送澳门。此后一百余年，基督教在华都被视为非法。

其实，无论康熙还是雍正，他们善待宣教士，不过是利用其技艺，从未想过要学其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不是起于晚清，而是至少从清朝初期就开始了，只是当时没有那么紧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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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运动与教案，宣教士以德报怨艰难奉献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埠渐多，基督教活动也随之获得新的机会。然而，这种伴生关系极易引起抵触情绪，让许多人误以为基督教是西方实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导致流言四起，酿成许多悲剧。再加上洪秀全起义假托基督教，连累中国本土信徒，被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共同厌弃，误解就更深了。

据统计，从1842年至1911年，全国共发生教案约2000起，数不清的宣教士牺牲，更多的教民被杀害，一座座刚建起的教堂被毁。其中较大的教案有：西林教案、天津教案、长江教案、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大足教案、山西教案等。1900年庚子国难是教案的总爆发，结果引发国际干涉，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这是基督教在华史上最惨痛的一页，也是最能体现宣教士团体大无畏精神的一页。面对如此灾难性的打击，他们没有退缩，反而以德报怨，创办学校、医院、慈善组织，从无到有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化的教育、医疗事业。岭南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同仁医院、湘雅医院、协和医院....宣教士们为中国做出的奉献不胜枚举，打开《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可以看到更多详细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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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非基督教运动迫使基督教收窄发展道路

基督教宣教士们在清末扎下的根，在民国时期开出了最美的花，诞生了许多世界一流的医院、能与西方名校接轨的大学，培养了大量顶尖人才。然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也引起了新一波抵触情绪，最终酿成了“非基督教运动”。

1922年时，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苏联利用，视基督教为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发起“非基督教运动”。该运动很快就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转化为实际的政治政策。新政策要求，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且不得传布宗教，有些地区甚至禁止教会再建学校，已有学校也必须纳入国民党部管理。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虽然短暂，却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迫使教会收窄发展的道路，也预示着30年后更大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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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荒诞的特殊岁月：基督教遭遇至暗时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场曲折探索中的文化大运动，给文化、经济、社会秩序等各个方面都带来巨大的冲击，基督教也遭遇了至暗时刻。这段时期基督教的遭遇，其他书籍几乎没有专门讨论，《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算是独一份。

直到改开之后，一切慢慢恢复生机，基督教也迎来更广大、更深层的发展。根据本书提到的数据 ，2010年时国内已有2300多万基督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已然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犹如一部充满血泪与希望、迫害与坚守的史诗。历经1300余年，七波大劫难，每一次都是信仰的考验，每一次都是灵魂的挣扎。改变灵魂，确实是世上最难的事。这不仅是因为信仰本身需要内心的转变，更是因为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必须在国家命运、文化认同与外来信仰之间寻找平衡。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艰难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力量。那些在风雨飘摇中依然持守信仰的人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信念。愿那些惨痛的历史不再重演，愿每一份真诚的信仰都能得到尊重，愿更多的人都能了解这些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关于大陆地区基督教发展的许多疑问，都可以在《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中找到答案。它不是简史，也不是史纲，而是真正的通史；内容非常丰富、详尽，800多页的厚度，填补了相关历史研究的巨大空白。本书真的来之不易，非常稀缺，宜提早入手。长按下图，点击下方链接，即可抢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