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威：高尚到如此恐怖，他图什么？

沙威式的人格，是怎样炼成的。

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第一主角是弃恶从善的冉阿让，但雨果塑造最成功、刻画最耐人寻味的，其实是警长沙威。整本小说，其暗线写的其实是沙威“重点盯防”冉阿让，盯了整个余生的故事。

两个人初次相遇的时候，冉阿让因为盗窃，在土伦做苦役，而沙威则是苦役场的看守。

后来，冉阿让刑满释放，如同水滴融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沙威没忘。多年后在滨海蒙特勒伊，当他面对深受百姓爱戴、甚至被封为圣人的马德兰市长时，那种猎犬般的直觉被瞬间唤醒。尽管眼前的绅士满脸慈悲，沙威却总觉得那张脸在哪里见过，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割草人被压在沉重的马车下，周围人束手无策，这位市长竟然咬着牙、用血肉之躯生生顶起了马车。那一刻，沙威想起来了，这个一身怪力的“圣人”，就是当年那个同样徒手抬起倾覆的马车的苦役犯。

随后，沙威开始了一场近乎偏执的追查。他一面极尽恭敬地当着下属，一面在暗中搜集证据。当得知别处抓到了一个“冉阿让”时，他甚至因为自己“冤枉”了市长而陷入职业道德的痛苦，主动去请求降职惩罚。可谁能想到，在法庭上，为了不让他人蒙冤，这位市长竟然自己站了出来，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冉阿让。那一刻的沙威，没有陷害了一个道德圣人的内疚，只有一种“果真如此”的冷酷释怀。

可是后来，冉阿让又逃了。沙威的战场也随之转移到了巴黎。在那个鱼龙混杂的迷宫里，沙威几乎把搜寻这个名字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意义。他布下天罗地网，就是要追查出冉阿让到底在哪里。

这场追逐最终在1832年巴黎街垒的枪林弹雨中走向了终点。沙威作为卧底被起义者识破，绑在柱子上等待处决，而行刑人偏偏是冉阿让。冉阿让再次宽恕了沙威，最终，良心发现的沙威在塞纳河桥头上吊自杀。

《悲惨世界》，有兴趣我推荐您读一读这部名著。雨果把沙威这个十年追凶的故事写的其实挺震撼的。震撼就在于，虽然小说中的冉阿让是个良心得到救赎的主角，但沙威也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恰恰相反，他道德非常高尚，按照雨果的说法，他是一位“盲目的圣人”——

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私欲，不图名利，不近女色，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享受也视如浮云。在巴黎那个物欲横流、警匪勾结的地下世界里，沙威始终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干净得令人发指。他从不接受任何贿赂，也绝不为了讨好上司而罗织罪名。如果说冉阿让的圣洁来自于对神圣恩慈的觉醒，那么沙威的圣洁则来自于对法制秩序的绝对献身。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牧羊犬，守护着社会的边界，哪怕自己只能啃着干面包、睡在冰冷的简陋营房里，也心甘情愿。

而且沙威的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冷酷，也不是只针对他人的。当他在滨海蒙特勒伊误以为自己冤枉了马德兰市长（其实就是冉阿让）时，他直接走到市长面前，极其严厉地弹劾自己，并强烈要求将自己撤职查办。

所以你看，从官方通行的法律上来讲，沙威才是个“道德完人”，一根法制机器上没有感情的尽职螺丝钉。反而是他一直追踪着的冉阿让，你说沙威不应该追查他吗？理论上讲，完全应该追么！这小子服完了苦役之后又继续犯罪，偷了神父的烛台不算，还去抢劫小男孩，为了法律的尊严得到实现，沙威就是应该把追踪进行到底。

可是，相信任何一个看过《悲惨世界》的人，都不由自主的同情和喜欢冉阿让，厌恶甚至憎恨沙威。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记得刘慈欣先生在点评他的《三体》中的标志性人物程心时，曾有过一段“高尚者最自私”的话，他说：“程心这个人其实很自私……遵循道德的人其实很自私，因为他们除了道德和良心什么都不管，程心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她会认为自己很崇高……只考虑能不能让自己的良心得到平安。……在小说里，真正做到大爱无仁不自私的人，会从人类的整体去考虑，因为牺牲良心是最难的事情，比牺牲生命要难得多。”

刘慈欣老师这话说的对不对？我觉得这要看你怎么定义道德。

我不同意大刘老师对道德的定义，在我看来。大刘老师眼中的程心的那种道德，不是真道德，而是更接近沙威眼中的“正义”和“法律”。它不是一种活着的、有温度的东西。而冷冰冰的、必须执行的铁则。

比如程心在面对韦德给出的选择题时，宁可要对方去送死，也要实践自己心中的道德。这一刻，程心在行为逻辑上就是非常“沙威”的——我要成就我的道德（正义、法律、学术），至于你死不死，与我无关。

程心爱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形式上的道德，以及被“道德”裱糊起来的她的自我认知。

从认知心理学来看，沙威/程心这种思维模式极其刻板，属于典型的高“闭合需要”（Need for Closure）人格。

这种人无法忍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他们必须把世界塞进绝对的分类盒子里：要么是绝对的黑，要么是绝对的白；要么是守法公民，要么是社会的渣滓；要么是道德偶像，要么是千古罪人。而自己的任务在，则是必须与后者划清界限，甚至进行清除。

在现实中，你跟这种高“闭合需要”人格的人相处，会非常痛苦——因为这种人在现实中非常的惹人讨厌。

比如你和某个人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平白无故的，因为你不得了他的某个意，他就是要盯你盯到底。

再比如（我们历史系里就经常发生过这种事情），你和某人聊天，说起某段史料，你可能确实记不清了，随口说了一个你记忆中差不多的，他立马揪住你这点小错不放。你说好好好，我错了，感谢你的纠正，他就是不算完，非要上纲上线，还给你扣帽子，“说小了，这是人品问题”——我的老天，说错一句话而已，说小了就是人品问题，那说大了你想怎么着，杀头不成？

于是，我们看沙威对冉阿让、程心对维德，高举正义和道德大旗的背后，就是这种盯到死的偏执。这种高“闭合需要”的人，其可怕之处不仅在于他们要在脑海中建立一个绝对正确的法庭，更在于他们极度缺乏“心理弹性”。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他们认定的规则、道德、学术不是用来服务人、爱人的，相反人是用来祭祀规则的贡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往往会成为团队里的“氛围粉碎机”和人际关系里的“慢性毒药”。

但这种人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实，为了让这个人物立得住，雨果在小说中交代过沙威的出身——他出生在监狱里，父母就是占卜者和苦役犯。换而言之，那个时代的非主流“不合法”人群，这种成长背景极易让人产生强烈的耻辱感和不安全感。害怕被主流社会所排斥在外。

为了摆脱这种出身的烙印，沙威强烈地认同了主流社会的统治秩序，并采用了“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因为害怕自己被归类为“贼的儿子”，所以他必须表现得比任何人都要仇恨罪犯；因为害怕自己内在的混乱，所以他必须过度追求外在的绝对秩序。他对冉阿让的穷追不舍，本质上是他内心深处对“堕落恐惧”的投射。他不是在追捕冉阿让，而是在拼命掐死那个可能堕落的、脆弱的自己。

无独有偶，刘慈欣为了让程心这个人物显得真实可信，也给程心安排了一段非常相似的身世。

小说里，程心出生就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未婚先孕并在她半岁时将其遗弃，她是在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父母怀里长大的。这种极度边缘化、随时可能再次被抛弃的童年，让程心和出生在监狱里的沙威一样，内心深处都埋着一颗由于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不安全感炸弹”。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正如沙威的危机感来自于法律之外的“贼的儿子”，程心的不安全感则来自于“不道德”的未婚先孕、抛弃产妇。所以程心的道德叙事本质上和沙威的法律叙事一样，都是一种为了完成自我认同、构筑安全感的过度补足。沙威式人格和程心式人格，都是用一个完美无瑕的道德外壳，去包裹着一个千疮百孔、极度恐惧的偏执灵魂。他们是极度高尚的，却同时又是极度自私的。他们对人对己的严苛，乃至那种把一个无冤无仇者追索到天涯海角、不死不休的劲头。本质上其实都是在完成一种病态的自我补足。

而这种沙威式人格，其实在某些特殊年代是可以传染的。也就是说，社会在某些状态下可以成批量的制造“高尚冷酷”的沙威

知名的电影《窃听者》，讲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东德柏林墙倒塌前夕的故事。电影的主角魏斯曼是东德国家安全局“史塔西”的一名高级情报官，他就是这样一个被体制成批量制造出来的、完美的“现代沙威”。

魏斯曼的一生，在前半段同样干净、纯粹、冰冷得令人窒息。他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住在廉价乏味的公寓里，生活里除了工作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绝对忠诚。

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生态和高压年代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被简化为单一的铁则：对体制的绝对顺从，以及对一切潜在“叛国者”的冷酷清洗。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为那些内心缺乏安全感、渴望在宏大叙事中寻找自我认同的个体，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社会通过恐惧与奖励机制，开始成批量地克隆沙威：它把对人性的怀疑包装成“敏锐的职业嗅觉”，把对他人生活的窥探与毁灭包装成“神圣的国家利益”。

魏斯曼受命去窃听剧作家德莱曼。在长达数月的监听中，他高举着“保卫国家”的正义大旗，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猎犬，死死盯着监听耳机另一端的一言一行。在最初的逻辑里，他就像沙威盯着冉阿让、程心盯着维德一样，德莱曼就是那个破坏绝对秩序的“异类”，必须被揪出、审判、彻底抹去。这种近乎偏执的索求，本质上同样是魏斯曼在通过执行体制的意志，来完成自己作为“国家卫士”的病态自我补足。

然而，电影最震撼人心、也最神似《悲惨世界》的地方在于，威斯曼那冷冰冰的面具，最终被活生生的、有温度的人性拉开了一条裂缝。魏斯曼在耳机里没有听到阴谋与背叛，反而听到了巴赫的《好人奏鸣曲》，听到了文学、艺术、恋人间的呢喃，以及人类最真挚的痛苦与挣扎。这种温热的、流动的、无法被体制框死的“具体的人性”。

最终，像当年街垒中冉阿让放走沙威的枪声一样，给魏斯曼的认知系统带来了毁灭性的急性应激。他突然发现，自己用尽一生去捍卫的“绝对正义”，其实只是一个冷血肉饼机的轴承；而被他视为“社会渣滓”和“潜在罪犯”的艺术家们，才活出了生命最本真的高尚。

这种认知失调让他体内的“沙威”开始坍塌。最终，他做出了和沙威放走冉阿让一样的选择——他开始伪造情报，用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生命，去庇护那个本该被他送进地狱的“犯人”。

主人公最终通过向人性的倒戈，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没有像沙威那样走向塞纳河的深渊。

但这部电影留给观众更深层的恐惧在于：有人在电影上映后特意去问过导演，说你这个电影有真实的历史原型么？导演多纳斯马尔克沉默了一下告诉对方，东德历史上，魏斯曼这样的窃听者很多，但真正放走被窃听者的史塔西，他看过的史料中——几乎没有。

“我极其不想去列举那些史塔西背叛其体制的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的罕见案例……我不想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有大量的、很多的、甚至是相当一部分的史塔西特工曾在暗中反抗史塔西。事实绝非如此。”

也就是说，在真实的历史上，想沙威和魏斯曼一样“盯人”的史塔西很多，但几乎没有像沙威和魏斯曼一样良心发现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对“沙威式人格”的分析中——归根结底，是对不安全感的恐惧，造就了沙威的偏执。而像东德那样的环境，最擅长制造的就是这种不安全感。它不仅给那些内心千孔百疮、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提供了一个通过“高尚和正确”来补足自我的机会，更通过制造一种“不当沙威，就当冉阿让”的二极管恐怖环境，逼迫所有普通人加入这场病态的狂欢。你如果不在最寻常聊天中去揪别人的疑点，你如果不表现得足够激进、足够纯粹、足够高尚，那么在别人眼里，你就是那个“不稳定、不闭合、有污点”的异类。

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为了不成为被追索到天涯海角的可怜虫，人们只能选择戴上最厚重的道德外壳，转过身去，用更狠毒的目光盯着“更可疑”的人。并且在这种漫长的追索中，沙威们完成了一种持续性的心理认同：我是正义的，你看，我正在为社会清理这个蛀虫！

有一个恐怖的数据，根据东德垮台时公布的历史档案，史塔西的总服务人数超过了26万人，而在当时东德约1600万至1700万的总人口中，这意味着平均每60到90个东德人里，就有一个人为史塔西工作。

而日常兼职给史塔西提供线报的“兼职线人”数量可能多达上百万，拜这些勤恳的沙威所赐，截至两德统一后清点，史塔西建立的秘密个人档案多达560万份。

也就是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东德公民一生的言行都被记录在档案中，随时可能被拿出来纠察、怀疑，甚至置于死地。

有趣的是，为什么东德有能力建立这样庞大的“兼职线人”网络？——实际上，大部分史塔西的线人们都几乎是不拿酬劳的。他们近乎自愿的几十年如一日的监视自己的邻居、同事、甚至是亲人。

那他们图什么？

他们从这份工作中获得的最大满足其实就是一种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我监视他、我举报他，所以我是正义的、体制的，而他是邪恶的、反动的。

而安全感恰恰是东德当时最稀缺的东西，因为史塔西不会告诉你，你是否已经被建立秘密档案，被他人盯着。

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许多兼职线人自己也是被秘密建档的对象。所谓做线人、做窃听者就可以获得安全的想法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太多的人沉溺在这种自欺欺人里，完成了“闭合需要”（Need for Closure）。

于是，每个人都在用“监视、审判他人”的狂热，来抵消“被他人监视、审判”的恐惧。

我忍不住说，雨果或者其他的作家，还是把人性想的太美好了，他觉得沙威、魏斯曼们只是盲目的忘记了良心。

但，至少，在当年的东德，那个一边吃着邻居送来的苹果，一边在台灯下写着邻居“思想动态”的线人；那个在聊天中一听到对方抱怨面包排队，就飞奔回家就填好汇报表格的同事。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作恶吗？他们真的对邻居、同事有血海深仇吗？

不，他们只是太害怕了，却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怯懦。

丧失自我认同的恐惧，就像饥饿一样，为了抚平这份恐惧，他们不惜吃下了自己的良心。

于是，不为钱、不为利，他们也会开启沙威式的人生。

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没有生在沙威或者魏斯曼的年代，但每当我们在网络上面对别人的随口之言或无心之失，也忍不住要拿着放大镜去上纲上线、盯防，直到把对方批倒批臭才肯罢休时——

请摸摸你的良心，是不是那个因为恐惧、自卑和缺乏安全感而疯狂叫嚣的“沙威”，正悄然在你的心灵深处，睁开了鹰一般的眼睛？

铸就一个又一个“悲惨世界”的，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利维坦，而是凡人之间，盯人盯到死的沙威式人格。

全文完

本文5500字，感谢读完，最近在补一些老剧，看的挺感慨的，也有些心得，随笔写下这篇文字。愿您看懂并喜欢。

为文不易，保持日更，写的仓促的地方还请见谅，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