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德国之行，讲述希望与恐惧的纪实文学

自序

我又一次决心自学德语。2012年，我曾在德国小住，3个月下来一共只记住五个德语词：Guten Morgen（“早上好”，应付房东）、Danke（“谢谢”，应付所有人）、Tschüss（“再见”，应付所有人，加上发音好听，有德语少见的轻盈感）、Zeit（“时间”或“时代”，在Die Zeit即《时代》周报三心二意实习过）和Stasi（“斯塔西”，写了一个柏林墙爱情故事，这个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毕竟，会英语的德国人很多，大多数时候你不会一句德语仍可通行无阻。

TED上的一个演讲者（这位姑娘正在学习第八门外语）间接帮我下了自学的决心，她分享了多语言者（polyglot）的各种奇葩方法：爱尔兰的本尼在旅行手册上学会了一些词组就直接和母语人士硬聊；巴西的卢卡斯在skype上加了几百个说俄语的人，用一句“Hi”随便问候一个人，再复制粘贴这个人的回复给另一个人，再复制粘贴第二个人的回复给第三个人，很快，他就明白了俄罗斯人是如何聊天的……而讲者自己的方法，是看德语配音的《老友记》，我不确定乔伊用德语说出那句How are you doing是否还有原来的效果，但她确实提醒了我：最重要的一点，是找到让你享受这一学习过程的方法。

那么，真正让我对德国产生兴趣的是什么呢？一个简单的回答是，2012年6月23日那一天。

那天我和几位参加“中德媒体使者”交流项目的记者朋友从汉堡抵达柏林，恰巧赶上一年一度的同志骄傲游行（Pride Parade）。我们本来要参加一个画廊的开幕酒会，但是西装革履、高脚杯和浅浅的寒暄实在太无聊了，我和一个朋友溜了出来，在波茨坦广场加入游行队伍，跟着他们走了好多个街区。非常炫目，非常开眼界，也非常被打动（我仍然记得一句标语：Are you man enough to be a woman？）。当游行结束于勃兰登堡门附近后，我们没走两步就踏入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那是柏林市中心一片灰色“墓地”，数以千计的混凝土石碑高高低低矗立在那里，欢快热烈与安静肃穆只有一线之隔，你忍不住想，从少数群体因为特定身份被屠杀，到少数群体自由彰显身份，70多年时间，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是怎么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纽约书评》前主编伊恩·布鲁玛20世纪50年代在荷兰长大，作为战后的荷兰学童，“我们很清楚敌人是谁”，苏联当然算一个，但它太遥远了，敌人主要是曾经入侵过的德国鬼子。大人们会反复讲德国人有多坏，而漫画书里的德国人大致只有两类：一类体态肥胖，头脑迟钝，滑稽可笑；另一类瘦高个儿，老奸巨猾，戴着单片眼镜，刑讯时总会操一口德国腔，“我们有办法让你开口”。“敌人既让人生畏，又十分可笑。对很多人来讲，加特·弗罗比的电影和模仿希特勒的段子让德语本身沦为笑柄，结果是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语老师不甘示弱，说这是歌德和里尔克的母语，想借此唤起我们的学习热情，但弗罗比和希特勒彻底毁了这门语言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犹太人、语文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开篇就写道，纳粹德国的语言让带有“ent”这一前缀的词汇增加了，“ent”用于构成动词，表示“拉开距离”“离开、去除”：为防空袭，必须将窗户弄暗，于是就有了每日的“去暗”（Entdunkeln）；为加强消防工作（城市管理者好像做什么都喜欢以消防为名），房顶必须要“去杂物”（entrümpelt）；因为需要开发新的食物资源，于是七叶树被“去苦了”（entbittert）……

我想起在爱沙尼亚采访过的一位老人，他曾经是苏联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归来的幸存者。我们在他有点破落的别墅里用英语交谈，窗外是刚刚过去的冬天留下的残雪和败叶。他使用了许多以“de”（意思与“ent”接近）开头的长词，去纳粹化、去殖民化、去苏维埃化……说到去苏维埃化，“许多爱沙尼亚人都没听过这个词”！他声称20世纪80年代末期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歌唱革命”只是一个神话，易帜而已，那些共产主义者并没有被清洗。但他也不欣赏如今的民主。“以前是苏联的独裁，现在是欧盟的独裁，以前是莫斯科说了算，现在是布鲁塞尔说了算。”他抱怨爱沙尼亚人的奴性，“我们想要的，只是在大国间延续我们的民族。（可是）那么多民族都消失了”。

当那么多“de”从他口里蹦出时，我的反应只是，哦，毕竟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现在想来，这样一位停留在上个年代的异议者，在自己的家乡，也没有媒体愿意听他说话了，那个“de”其实是对过去和现状的双重否决票啊。维克多·克莱普勒说，“言语有如微小剂量的砷，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生作用”，在第三帝国，“ent”不正是要拉开和过去年代（譬如，自由得教人无法忍受的魏玛时期）的距离吗？在它的前缀之下，人们开始慢慢习惯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某种新常态冉冉升起。

2012年6月23日那一天，我们离开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没走多久，穿过一条马路，意外地发现它以汉娜·阿伦特为名；而当我们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往东柏林溜达时，又撞上了DDR博物馆。你尽可触摸东德人穿过的“东方牌”牛仔裤、他们喝过的“混合咖啡”，你发现这座城市每一处空间都层层叠叠落着20世纪历史。这些历史的片段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记录着，这让我着迷，也让我好奇。

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说法：德国对历史的反思堪称表率，褒奖德国的叙事在过去二三十年长盛不衰，英文世界里最出色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伊恩·布鲁玛、蒂莫西·加顿艾什都写过类似主题，布鲁玛甚至以德日比较的视角写了一本书。这一叙事传统里较新的那本叫作《向德国人学习：种族与邪恶的记忆》（Learning from the Germans: 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的书，作者是苏珊·奈曼，这位出身于美国南方犹太家庭，受业于正义论大师约翰·罗尔斯的学者，追溯了德国与美国在“厘清过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一事上的差异，鼓励美国人向直面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学习，直面自己的种族主义历史。

3年前，我在香港诚品书店看到奈曼新书的繁体中文版，立刻买下。翻开书页，首先击中我的，不是那些大道理，而是奈曼描述的，1982年她初到柏林的经历：

很快地，我陷入一种令人欲醉的遗弃感之中，那种在城市边缘遭人遗忘的感受令我兴奋不已。柏林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国营游乐场，到处都是人们无意清除也没钱清除的战争遗痕。……你面前随时有可能出现各式各样的废墟，有间名为“残垣”（In the Ruins）的知名酒吧干脆以其摇摇欲坠的墙壁为卖点。在此，不愿想起历史的人得付出很大的努力，或是干脆喝个烂醉。

而这正是最令人激动的一点。“厘清过往”（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是我加进德文生词库里的第一个词，此时我对德文的印象已逐渐远离那个沉默寡言、身着制服、大喊“遵命！”的身影。厘清德国不道德的过往并不是一项学术任务，这是更为私密之事。这意味着当面质问你的双亲与老师、指出其权威的腐败之处。

……我的新朋友曾告诫我，柏林独一无二，总散发出左倾氛围，但德国的其他地区则较不愿直面自家不可告人的往事。……1982年的我还不知道，在柏林度过的时光会在我身上留下永远的印记，我对这个城市的淡淡向往会转变为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爱。住在柏林，道德思考成为某种具有实底、持续可见之物；每片水泥板、每个弹孔都在问着你道德问题。我们是具有历史的存在，若想描绘自身的样貌，就得绘出我们在空间与时间中的模样。

我兴奋地给她写信，告诉她，她初到柏林的1982年恰好是我出生之年，而在30年后的2012年，我也和她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柏林——好吧，也许不是一模一样。柏林不再贫穷（但仍然性感），你也不再会一抬头就看见废墟，但这座城市有着无比细密的记忆的纹理。这些纹理深深吸引着你，牵引着你，提醒着你，我们并不只存在于此时此刻。而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每一天，也和她一样，转变为一种“深刻而复杂的爱”。奈曼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在柏林见面聊天。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褒奖德国的作者往往都是外国人：苏珊·奈曼是美国人，伊恩·布鲁玛是荷兰人，蒂莫西·加顿艾什和比尔·尼文是英国人。历史学家尼文跟我谈起他写《直面纳粹历史：统一的德国与第三帝国的遗产》一书的缘起：他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德国工作，常被德国人讨论历史的劲头所震惊——不论是通过书籍、电视节目还是历史展览，那是他在英国从没见过的。“直到现在也没见过……就是那种，我的天，这个国家的人真的在严肃地争论自己的过去，争论的水准还在线，这也太棒了……当然，德国人会告诉你，他们这儿做得不够，那儿做得不够，但就像奈曼和我都各自写出了自己的书，我们都觉得，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特别，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一点。”

这一叙事背后是人们对“过去”态度的变化：19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建立了很多纪念碑与博物馆，讲述正面历史，礼赞民族英雄，目的是增强国家合法性，培养民众自豪感。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人们的关注重点，从“自豪”逐渐转向“反思”，从“胜利者”转向“受害者”——这当然是因为20世纪各种战争与暴行制造了数量史无前例的受害者，而铭记，也许是我们能为受害者做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另一个因素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波民主转型，转型后国家不能假装无事发生，勃兴的纪念博物馆（memorial museum）是处理威权专制时期各种罪行的重要方式。随着人权话题的拓展，反思国家暴行，聚焦过去的负面遗产，成为始于西方，扩展至全球的某种 “记忆律令”(memory imperative)。与此同时，文化转向中的日常历史、自下而上历史的崛起，也照亮了之前被边缘化的群体，无论这种边缘化是因为种族、阶级、性别还是任何别的因素。德国是这一转向中的佼佼者，用加顿艾什的话，“德国人真正堪称世界冠军的行业是对其国家恐怖形式的文化再现。没有哪个国家在调查、传播和呈现……其过去的恶行方面比它更有才华，更持之以恒和更具创新性”。

但这一切是如何具体发生的呢？与如今大众普遍印象相反，德国对历史的反思，其实很长时间里并不积极，甚至扭曲。“战争一结束，德国人就把自己视作受害者了。”在纽伦堡，一位记忆文化研究者告诉我，“现在他们总是高高在上地说，哦，我们通过这些博物馆、纪念馆来铭记过去。我总说，是的，你们是对的，但这些都是非常晚近的发展。”离纽伦堡不远的慕尼黑，纳粹运动的摇篮，甚至直到2015年，才有了一座全面记录本地纳粹史的文献中心。

另一位研究者则说，德国反思文化的演进不是设计好的，没有什么规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议程，也试着推动自己的议程，一路下来，你会看到“许多演员，许多谜团”，他甚至半开玩笑对我说，一切都是偶然。

时至今日，在巴以冲突的大背景下，这一反思文化又在经历新的反思。我想在更精细和幽微的层面搞清楚这前前后后的一切，搞清楚那些演员和谜团。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乃至一个人，如何面对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过去？毕竟，you are your past，你就是你的过去。或早或迟，谁都会走到这一刻。你不可能永远当鸵鸟。

2012年、2019年和2024年，我三次在德国旅居，拿着一张德铁通票，几乎跑遍了这个国家的东南西北。一位作家曾指出一个奇怪事实：在英美世界，没有什么人写关于当代德国的旅行文学。我猜，那大概是因为经典意义的旅行文学作品，哪怕描述吃苦与磨难，也多少带着某种兴致勃勃？考虑到德国20世纪的黑暗历史——它们都被记录、保存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里，你可以说，那简直就是关于地狱的一切——但是，你要如何兴致勃勃地“观看”地狱呢？一不小心，你就会滑入某种不良趣味的黑暗旅行。但也许，那也从另一个层面佐证了，“出地狱记”的故事，值得反复讲述。

拿我自己来说，2012年第一次环德旅行，我其实避开了所有集中营。当然，那会儿我有更感兴趣的东西，当我沿着从前的铁幕升起之地漫游时，布痕瓦尔德、萨克森豪森、达豪……并不在我的旅行目的地里。我猜自己也没有做好去参观一座集中营的准备，彼时我对第三帝国与纳粹大屠杀历史只有笼统的认知，但又不想猎奇，于是告诉自己，再说吧，来日方长。也许我就是不想去，不想太沉重，不想不舒服——后来开始研读第三帝国历史时，我总需要努力调动自己的精神（甚至体力），否则就会感到吞咽困难。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意识到，不去这些地方，不了解那段历史，理解当代欧洲乃至当今世界就始终缺了一个维度。更重要的是，这几年来，“记忆”日益以一种无从回避的方式横亘于所有人眼前，你了解得越多，你就越会意识到，它不但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在三个不同年份，在德国旅行的故事，我试着把我的旅行、战后德国的旅行以及观念的旅行，融合在一起，讲述一个20世纪的故事。这个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一些最重要的话题：进步叙事破产了吗？为什么我们喜欢二元对立？失落的身份去何处寻找？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怎么平衡？群体性狂热是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吗？存在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吗？受害者奥林匹克是怎么回事？人性又到底是什么？

我总记得，在2024年慕尼黑落下第一场雪的那个夜晚，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忧心忡忡地跟我说，他曾经是多么乐观的人，如今却开始担心有生之年要见证民主制度的终结。他说，和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相比，他更担心的是人的问题，他担心人性正在退化，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各种问题。我想，如果我们担心人性的退化，担心重回黑暗年代，那么德国的旅行可以给我们什么启发和警醒呢？我无意得出任何结论，而是尽可能呈现出不同视角，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或许水草杂乱，但“活”着的生态系统。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一切向前看”，未来被认为是光明的，是组织和指导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过去呢，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书袋。如今，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个人都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时代”朝我们碾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往后看，试图理解，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此刻。有人说，加州代表着未来，“未来之浪率先溅洒在岩石嶙峋的加利福尼亚海岸”，而我在德国旅行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20世纪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漫长的20世纪的反复回响，劈头盖脸淋到我们的，往往都是过去之浪。

欢迎来到“过去”这个国度。

【内容简介】

2012年、2019年和2024年，杨潇三次旅居德国，走访了大量与纳粹集中营、战争相关的博物馆、纪念馆，并采访了多位国外研究者、战争亲历者的后代及其他相关人士。过程中，他发现，“记忆”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但关乎过去，更关乎现在与未来。

历时13年，杨潇试着把他的旅行、战后德国的旅行以及观念的旅行融合在一起，讲述一个20世纪的故事。这个故事包括但不限于一些最重要的话题：进步叙事破产了吗？为什么我们喜欢二元对立？失落的身份去何处寻找？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怎么平衡？群体性狂热是不可避免的周而复始吗？存在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吗？受害者奥林匹克是怎么回事？人性又到底是什么？

【作者简介】

杨潇，记者、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哈佛尼曼学者，从2010年起周游世界，尝试一种融合时事、历史、智识讨论与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著有《子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可能的世界》。

【目录】

自　序　过去之浪

第一章　山中的希特勒

田园风光、化妆术与破坏天堂

第二章　假如你来到媚俗的修罗场

这里或许提前上演了TikTok时代的种种难题

第三章　一千种幻觉

在集中营里画战前世界，那里有电影和戏院、书籍与时装

第四章　突突突的心跳

和一个虎口脱险的故事

第五章　沉闷的天道

我们精确地知道卫星运行轨道，但还不知道人的感情和行为旋转的轨道

第六章　废墟上的女性、狼与所谓终点

到底是谁需要一个该死的有趣的时代呢？

第七章　蟹行去魏玛

寻找英雄，挪用传统，与大自然缓慢的工作

第八章　 在易北河深处的峡谷里，你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

如此多的爱，如此多的恨

第九章　寻找DDR

一个不可救药的柏林墙爱情故事

第十章　说吧，记忆

这么多的演员，这么多的谜团……

第十一章　此刻，我已身处未来

柏林的另一种散步

第十二章　没有比破碎更完整的了

一个德国人的时刻

第十三章　体感、推倒雕像与观念的水位

我们正以数码的方式回到20世纪初？

第十四章　半个土豆有话要说

“德国人喜欢死去的犹太人”

第十五章　人的情感力学是多么复杂而难解啊

试着谈论一个社会的潜意识

第十六章　那么，让我们创造一个积极的故事吧

保持希望是一种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