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新自由主义

傅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描绘新自由政治合理性  

我们该如何明确定义并理解当今仍在成形中的新世界──不只市场、种种制度与日常生活被新自由主义化，就连民主与民主公民都被新自由主义化的世界？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存的种种模态之间，既有断裂也有连续之处，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主体、公民、家庭、国家、社会规范与种种制度在新自由主义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该如何在新自由主义的破晓（而非日落）之际把握这些重点？究竟该如何理解一九七○年代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美国强加于全球南方的新自由主义，以及约莫二十年后在全球北方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理性与治理？许多学者对此苦恼不已。虽然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南方一直以来都是透过政变、军政府、占领、「结构调整」（现在也跳过直布罗陀抵达全球北方了）与对人口的军事化规训来暴力实施，但在欧洲—大西洋世界中，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较难捉摸，因为其是透过转变论述、法律与主体等较接近傅柯笔下的「治理性」的方式来达成的。在全球北方，虽然警治与安全（security）都是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主体与对象，但其主要实施工具一直以来都是「软权力」而非「硬权力」。正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倒在主体与语言、日常实践与意识中扎根得更为彻底。当然，这也让我们很难认识或接合（articulate）不同种的新自由主义。而这或许也是过去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如拉美等地区等受到比美国或英国更大挑战的原因之一。

那么，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新自由主义想要什么、渴望什么、梦想什么？其对国家、经济、公民与价值又造成了何种转变？新自由主义国家理论与治理又长什么样子？什么是新自由主义梦想的乌托邦？其活生生的实践和其理论奠基者与当代倡议者之间的关系为何？新自由主义有什么变体、断裂、混种、在地实例、阶段、不同的估算与重组模式？为何其自我转型与适应环境的速度如此之快？原先被当成商品的劳动变形为自我投资的人力资本后，有哪些政治缺陷、潜力与封闭性呢？

这三十年间，地理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与史学家都提出了相当丰富的论述，而各方都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论述模式或物质层面的实践既非独一无二也非一成不变。这个认知让我们不再把新自由主义仅当成一个被一大堆多样性包裹的不适切名词。作为经济政策、治理模态、理性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既是全球性的现象，也是不稳定、不断变形、差异化、非体系性、矛盾且不纯粹的现象，以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说就是「摆荡的场域」，以佩克（Jamie Peck）的话来说则是「一个演变中且相互链接的计划所具备的多重失序历史地理（unruly historical geographies）」。1新自由主义是特定的规范性理性模态，其生产主体并指引行为模式的同时，也有其赋予价值的方案；然而，在不同文化与政治传统中，新自由主义会采取多种不同的形象，并孕生多样的内容与规范细节（甚至不同的语汇）。

我们因而看见作为全球性现象的新自由主义所蕴含的矛盾：无处不在但却缺乏统一性与自我同一性。如此斑驳、混乱且闪烁的复杂性，也同样是个充满矛盾与否认的秩序──将结构强加于市场之上，却又宣称要让市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以强劲的力道治理主体的同时，又主张让主体不受政府干预；强化并重新赋予国家不同的任务，但也同时主张要放弃国家。2在经济领域中，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既是去管制也是控制，它明明有自己的目的与一套关于未来的学说（与未来市场），但却又回避「计划」（planning）。它既想把每个公家企业私有化，又相当重视公私合作关系，借此让市场充满伦理的潜力与社会责任，又让公共领域充满市场指标。新自由主义为了追求不受管制且不会被征税的资本流动而掏空国家主权，但同时却又更加执着于国民生产毛额（GNP）与国内生产毛额（ＧＤＰ）以及各种在国家与后国家结构中的经济成长指标。

即便在刚扎根不久的地方，新自由理性也有许多不同的时间面向。新自由主义本身便源自多种彼此相异的学派──秩序自由主义者对上芝加哥学派的知识分子、海耶克对上傅利曼──也有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政治方针──贝克（Gary Becker）或史迪格里兹、沙柯吉（Nicolas Sarkozy）或梅克尔、布什或欧巴马。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一九七○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作为实验而出现（或被强加）的新自由主义与里根和柴契尔的新型企业社会也有别于密特朗的社会主义、布朗（Gordon Brown）和克林顿的「第三条路」、布什的所有权社会与最近期的紧缩政治。

新自由主义因此更加难以把握：一方面，有鉴于当下仍在变化，分析新自由主义也必然遇上所有认识当下与理论化当下时的难题。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并非稳定或统一的对象，而是因时空而有所变化之物。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论虽然没解决这问题，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将其悬置并放进括号之中。傅柯主张，我们应将新自由主义理解为规范性的理性秩序，而这理性秩序会成为某种治理合理性、特殊的「治理技艺」、新颖的「合理的最佳治理方案」。3对傅柯来说，新自由主义既非资本主义的某个阶段也非因应资本主义危机而出现的产物；新自由主义是在智识层面构想出来并在政治层面实行的「自由主义治理性的重置过程（reprogramming）」，而这过程始于战后德国，并在傅柯讲课的一九七○年代晚期逐渐出现在欧洲别处。这种特殊的理性形式一旦占了上风，便会重塑自由主义治理与自由主义政府，因而可能涵括多种在地的变体与不同的政策或技术，同时又遵守有其特色的规范与准则──而这些规范与准则皆有别于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凯因斯主义、社会民主或国有经济与国家控制的经济。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的种种规范与准则不必然需要明确的经济政策，其重点在于以全新的方式构想国家、社会、经济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同时「经济化」先前的种种非经济领域。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化有助于我们理论化新自由主义在当今带来的种种去民主化效应。

傅柯一九七八至七九年的法兰西学院讲课：《生命政治的诞生》

无论是谁，只要读了傅柯一九七八到七九年在法兰西学院一系列关于新自由理性的讲课，都会被他那不寻常的先见给吓到：傅柯在描绘的，是一个彼时刚开始成形、后来才会慢慢宰制欧洲未来的新自由主义形构。彼时，批判的知识分子主要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全球北方强加于全球南方之物──强化南北不平等的同时又再次将南方转变为殖民主义的被害者，借此持续获得廉价资源、劳动、生产，而这与政变、残暴的独裁与别种形式的政治介入完全相容。此外，新自由主义也能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治理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类贸易合约等外柔内刚式的手段达成。

虽然在一九七○与八○年代研究新帝国主义的人把握到在拉美、非洲、亚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验，但却几乎没有在母国察觉新自由主义的踪迹。「华盛顿共识」让自由市场政策优先于凯因斯主义政策，但这还要再十年之后才会出现。柴契尔跟里根也还没掌权。欧洲福利国家看起来仍是照亮文明西方未来的灯塔，而大多数在一九七○年代中期左倾的人所烦恼的并非如何打败福利国家，而是如何将其推向（或超越）社会民主。

正是在此背景下，傅柯的讲座才异常引人注目。傅柯爬梳了自由主义如何从一九五○年代开始变形为新自由主义、其理论如何渗入政治实践与政治理性，以及其蛔虫是如何生长于占主导地位的凯因斯主义的肠道中──的确，许多欧洲国家都在一九六○年代开始把新自由主义原则混进福利国家主义之中。傅柯让我们知道，背景各异的战后知识分子早已开始将新的政治主体与经济主体、新形态的政治理性，以及最重要的，新形态的治理合理性与国家合理性接合起来，且此状况早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的政策与政治论述中便有迹可循。傅柯谈论的新自由主义并非一九八○年代右翼民粹主义者发起的政治反叛，也不是特定政治领导人与经济匠人在世纪末宣扬的愿景，而是在二十世纪中期与中后期、亦即其讲课的时代逐渐「浮现」出来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治理计划」。4这些线索都再三显示傅柯理解的新自由主义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有相当显著的区别。

傅柯逆着常见的故事，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重构，借此展现出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形构过程、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之间的连续性与修正；新自由主义（在其萌芽之际便已存在）的非统一性；使新自由主义思路、治理与理性得以绑在一起并成为可指认、可命名的种种共同性；新自由主义与某些别的政治合理性之间的共存关系，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系列重叠、仰赖彼此、挑战彼此并与彼此搏斗的治理合理性：依循真理的治理技艺……依循主权国家合理性运作的治理技艺……依循经济行动者合理性的治理技艺……依循被治理者本身的合理性而运作的治理技艺。」5

这种种成就惊人地颠倒了黑格尔的主张──米纳娃的夜枭只在黄昏起飞 [1]──也许也证明了系谱史比辩证史更能把握当下。然而，就像马克思没办法在将资本主义的基础给理论化之后，预测到后来资本的种种发展、轨迹与遭逢，傅柯也没办法预测到二十世纪末在欧洲—大西洋世界开展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有何特色──其无法预测的转变与修改，以及与别的论述和发展之间的交叠。因此，在脉络化并爬梳傅柯的理解之后，我会试着点出几个傅柯的时代与当代之间的显著区别，借此理解当代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特有的面貌，并尝试指认出内在于其论述中的几个限制。

脉络

要在傅柯的思想中定位其一九七八到七九年的法兰西学院讲课并非易事。他表示，他不想追随严谨的研究计划与假说，而是想任由他的阅读与思考指引他前行。即便如此，《生命政治的诞生》在许多面向上仍与他别的著作和研究轨迹有所区别。虽然傅柯一开始便表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与国家理性在现代性中所经历的转变，但这并没有解释他为何转向二十世纪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史──傅柯唯一做过的当代史研究。此外，这几场讲课虽然以《生命政治的诞生》为名，但除了在最后一讲中有注意到对公民社会的治理以外，这一年的讲课似乎与生命政治没什么关系。也就是说，虽然他在追踪自由主义治理性如何重新调整自身的计划，而这的确跟生命政治有所关联，但这却没有办法解释生命政治的「诞生」。6也许傅柯那一年有点迷惘，尝试以许多方式来展开一直以来他所在意的种种历史—理论问题，同时也试着理解他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是怎么一回事。

新自由主义讲课还有另一个奇怪的特征。虽然这几讲预见未来的发展且有相当丰富的洞见，但大多时候却都是由部分（partial）且臆测性的思想史所组成。正因如此，《生命政治的诞生》反倒没有遵循傅柯自己用以把握治理合理性与主体形构的复杂浮现过程的种种规则。7除了一、两个例外以外，这几讲并没有研究种种政治论述是如何形塑、乘载或散播新自由理性，也没有探讨生产出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的、种种论述的多价性（polyvalence of discourses），大多时候也没有探究别的论述如何与新自由理性妥协，或如何修正、转变新自由理性。上述种种元素的缺席不但与傅柯那相当局限的探究息息相关，部分也是源于其探究方式：傅柯明言，他关心的是特定的理性形式，而非「真实的治理实践……问题……战略……与工具」；[2]而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在彼时，新自由主义仅以微弱声息宣告其登场，尚未完全展开或成为霸权。正是最后一点挑战了系谱学提供「当下的历史」的目标，使其转而在思想中辨识出某种幽魂或若隐若现的轮廓，最后的产物也因而比较像「未来的历史」。因此，傅柯并没有爬梳施加于身体（亦即「种种事件所铭刻的表层」）的「一系列臣属过程」──「替换、错位、被掩饰的征服与系统性的颠倒」；换句话说，不同于考察性相、惩罚、疯狂等的系谱，也不同于在〈尼采、系谱、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所提出的方法论，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讲述的新自由理性的浮现与散播，不仅更加微弱且是较不完整的生命书写、历史与地缘政治。8

傅柯用来研究新自由主义的档案与进路非常「不傅柯」，几乎都只仰赖知识分子甚至学院中种种对政府、国家、公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等的主张，9且这一系列讲课也在「标志出新自由主义的独特性」与「创建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连续性」两端摆荡。因此，新自由主义显现为以另类方式（且不连贯地）与自由主义断裂，同时也是从自由主义的偏离（swerve）与对自由主义的修正。整体而言，这一系列讲课的确在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尴尬地来回摆荡：第一讲到第四讲讨论自由主义，第五讲到第十讲则聚焦于新自由主义，而最后两讲又回到自由主义（并同时处理了当代的许多主张）。

这种种问题的部分原因出自傅柯彼时相对即兴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好几场讲课几乎是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10讲课本身没有改写成书的打算，甚至也没能成为书的结构──傅柯紧接着便转向研究自我的技艺与《性史》第二、三册的相关研究。因此，我们也许能这么说：这几讲的脉络比较像马克思早年的手稿，是一系列为了厘清问题的探究与思索，因而不该将其视为一组已经定案或经过反复修正的理论，更遑论学说。

傅柯自己在规范层面上对新自由主义采什么立场？这问题也同样不清楚。他在这几讲中有多大程度上在叫嚷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并揭露马克思主义范畴、方法、视角与具体历史实践的壮烈失败（但同时在法国知识界中又不断有人坚持主张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在第四讲与第八讲中尤其明显。此外，傅柯某些时候认为新自由主义致力于某种自由的准则与「不被如此全面地治理」，但也同时将新／自由主义主体描述为可全面治理的主体，并认为治理本身已发展出一系列与「自由」之间的复杂新关系──组织并操纵自由、生产并消费自由。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对他的吸引力？11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延续他描绘现代与当代治理性的研究？又或者，他是否获得了某些跟当代生命政治相关的东西──他似乎没办法从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探究中整理出什么结论？又或者，这系列讲课是否将傅柯一直以来的许多关怀混在一起──自由主义发展为透过个人自由而运作且施加于个人自由之上的生命政治、治理性将自由给工具化、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批判、持续将国家与主权给问题化──的同时，又再加上他对一九七○年代欧洲刚浮现出来的新自由理性所展现的实时兴趣？12

我提出这些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回答，单纯是因为所有要谨慎诠释《生命政治的诞生》的尝试都会遇上这些问题。虽然我认为「傅柯之所以对新自由主义有兴趣是因为他深深着迷于新自由主义」这类主张太过夸大，13但我也不同意某种常见的说法，亦即傅柯是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判新自由主义合理性──虽然我们有些人的确是因为这个目标而援引其著作。傅柯检视的是彼时令他着迷的现象，而新自由主义于二十世纪在知识界的诸多起源──特点在于其厌恶特定类型的治理权力──也让他相当感兴趣。然而，他似乎对于许多人后来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孕生新的不平等、财富集中、让许多人口失根并陷入极贫状态、拆解公共领域与社会连带等──不太感兴趣。傅柯感兴趣的是新自由主义如何改变社会领域、国家与主体，以及新自由主义如何让某些地方（如法国）的自由主义更贴合某些难以与自由主义原则共存的别种治理合理性（如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感兴趣的是这种崭新的政治合理性如何造成新的难题，也就是「权利主体与经济主体」之间的问题。14最重要的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重新调整，以及新自由主义如何彻底重构国家关系与目的、经济、主体。

这些关怀意味着左翼批评家可能会对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解读感到不以为意。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与其后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技艺如何回应其核心的政治问题意识？傅柯是这样说的：问题在于如何治理由经济主体所占据的主权空间，因为……权利主体、自然权主体的法学理论，以及赋予并委任权利的理论恰好不符合……「经济人」这个名称与其特色。能否治理……这些作为权利主体与经济性的人（economic men）而住在主权空间中的个体，取决于……有无新对象、新领域或场域的出现。这些个体……只有在一个能被定义的新整体出现、并将个体同时收编为权利主体与经济行动者时才可被治理……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这新的整体（new ensemble）。15

傅柯讲述自由主义浮现的过程中，经济人的浮现扮演了核心的角色。经济人改变了政府的主权权力的运作方式，且同时要求一种新的治理合理性，而傅柯认为，这种合理性便是亚当．斯密、洛克与休谟提供给自由主义之物，也是洛卜克（Wihelm Ropke）、海耶克、傅利曼等人提供给新自由主义的元素。16正是因为傅柯聚焦于此，他才能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自由主义治理性中崭新的当代篇章──在「不碰触到经济人」的情况下，点出如何治理经济人的问题。在重返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新定义之前，我想先再谈论一下这个问题。

傅柯以对国家权力的种种限制作为《生命政治的诞生》系列讲课的开场。他主张，早期现代君主制欧洲的国家理性是一种对外的自我限制（external self-limitation）──国家之间的竞争让每个国家都限制别的国家的权力实施。17另一方面，就内部而言，法或司法实践则作为傅柯所说的国家权力「多重化之物」（multiplier）而运作，亦即君王权力的扩张（而非限制）。18然而，在十七世纪议会兴起之际，资产阶级与其对君主制、贵族权威、法与权利发起的挑战，全都限制（而非扩张）了王室权力；司法理性开始逆着国家理性前行，逐渐形构为国家理性的局限，而非国家理性的力量的泉源。19十八世纪中兴起了另一种限制的准则，也就是市场原则。权利仍是对主权的约束，但傅柯所说的「市场真言化」（market veridiction）原则现在已唤醒了一种在存有论、认识论与政治层面上同时重塑主权的计划──不只限制主权，还生产出一种新的国家型态与其合法性。20市场成为新的真理场域或真言化场域之际，它也同时成为国家不得碰触之物；更有甚者，市场反倒取代了法与法令的角色，转而开始建构、衡量国家，并赋予国家正当性。

在此，我们不难读出傅柯隐约对马克思发起的重要批评。傅柯并没有说资本在十八世纪中宰制了政府，也没有说国家已成为资本的机具。他的重点在于市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指的从来就不是「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施加于国家的新限制，同时又开始渗透国家并将国家构筑为依循市场理性运作之物，而这限制与这种形式的理性便处在我们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核心。傅柯并没有主张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真的在推进自由市场，而是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变成新的国家理性，并借此奠定「不要过度治理」的方式：「新的治理技艺是『最小国家』」或「节俭政府」（frugal government）。21他再补充：「政府节俭与否正是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22在傅柯看来，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治理性而非人权。然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是，这种治理性的基础并非自由主义国家对所有权的关怀、对阶级的否认、市场意识形态或受资本利益所诱惑，而是别种东西：一方面，市场是为治理而生的新的真言化场域，也是一种新的组织、限制、衡量治理并赋予治理合法性的方式。23另一方面，政府／治理与自由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复杂关系──政府／治理在不碰触到主体的情况下，生产、组织、管理并吸纳个体自由。24这是自由主义治理性与生命政治的浮现的接壤之处。

因此，虽然傅柯解释自由主义时也提及权利与其宪政化（亦即社会契约论），但其根本上而言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建构物，透过真理与市场限制来折射出并组织政府／治理的同时，也创造出其所治理的、受利益所驱动的经济人。阐明并接合种种自由主义的基本问题意识与原则的，并非霍布斯、洛克与卢梭，而是亚当．斯密与边沁。换个方式来说，对傅柯而言，若从政府／治理的经济导向、限制与合法性以及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显著的歧异。我在第三章会解释，为何傅柯对自由主义较为政治的种种面向与驱力的相对忽视，会导致一些有问题的结论，尤其是自由主义与某种民主想像之间的重叠与迂回关系──这包含了自由主义的愿景，以及较之更为基进的愿景。但在此，我们先限缩于厘清以下重点：对傅柯而言，新自由主义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重新调整──自由主义治理性面对凯因斯主义、法西斯、纳粹、国家计划与社会民主时所做出的回应。对傅柯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是像哈维（David Harvey）等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诞生于资本主义积累危机，而是因应自由主义治理性危机而出现的产物。25

傅柯的新自由主义

傅柯引介新自由主义思想史时，提及了其两个出生地──间隔二十年、一片海洋与一场世界大战的两次诞生。新自由主义第一次出现在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与哲学家共同组成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也就是于一九三○年代中期在德国与奥地利萌芽、并在二战后获得许多人注目的佛莱堡学派（Freiburg School）。第二次出现则是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亦即于一九五○年代出现的芝加哥经济学学派。傅柯认为海耶克是两个学派之间的关键链接，也是「美式安那其资本主义」（American anarcho-capitalism）的主要启发人；海耶克出身自秩序自由主义，但一九五○年代曾在美国生活，最后在一九六二年被指定到佛莱堡大学任教，「因而完整了这个循环」。26

傅柯在第五讲中花了许多篇幅探讨这两个学派的主要差别。他表示，秩序自由主义主要在回应纳粹与法西斯，而芝加哥学派则是回应新政凯因斯主义（New Deal Keynesianism）。同时，傅柯也讲述了两者对于经济、国家和自由的本质各采何种立场。两学派诸多观点中，有两个点是最重要的：一、秩序自由主义者相当敬佩促进「竞争」的国家；二、由芝加哥学派发展的「人力资本」理论。根据傅柯的说法，秩序自由主义者让国家有更多的空间能治理社会领域，借此保护「温馨的道德与文化价值观」不受「冷酷的竞争机制」所侵蚀。27（讽刺的是，在欧洲，这让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能相安无事；但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真正紧密相连的时刻，则是一九八○年代的美洲。）28傅柯将美国新自由主义描述为「更为完整与全面」地在每个领域推动竞争，无止尽地将市场延伸到每个人的努力、活动与问题。29

欧洲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有许多差异，但有鉴于这些分离的个体现在已都交织甚至融为一体──例如，秩序学派强调扩张市场的形式合理性，而芝加哥学派则着重于延伸市场的具体机制，但在当代的治理合理性中，两者已合为一体──以下便不再多着墨于两者间的差异。接着我想谈论一下，在傅柯的理解中，新自由理性与古典自由主义理性之间的区别为何。傅柯在第五讲快结束时这么说：

我们不应该幻想今日的新自由主义像许多人所说的，是古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生或复苏，也就是资本主义因为其自身的无力与种种危机而重新复苏的十八、十九世纪的理论。事实上，无论是德式……或「安那其—自由主义美式」的现代新自由主义，都有其更重要的面向。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能否成为国家的准则、形式与模型──毕竟，国家因为其自身的瑕疵而被由左至右的人所质疑。对于国家与社会而言，市场是否真的有其形式化的力量（power of formalization）？这是……当前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而只要这问题代表传统自由主义计划的绝对变异（mutation）……问题就不只是解放经济这么简单。问题在于知道市场经济的政治与社会信息力量能延伸多远。这才是问题所在。30

市场能在什么程度上成为国家与社会、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模型？这问题并没有表明自由主义的野心究竟是经济学说还是政治学说──前者想要解放经济主体，而后者则要解放政治与公民主体；也没有把市场本身提升为所有生命或政府的准则。31对傅柯来说，新自由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市场的经济形式给普遍化」或「将社会体中的『企业』形式给普遍化」，因而生产出「整个社会领域的经济化」。32因此，傅柯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重新复苏陈旧的经济理论」，不是「仅仅在社会中奠定严格的市场关系」，也不是「遮掩……普遍化的国家权力」。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不是「亚当．斯密的重生」，不是「《资本论》第一卷中解码并否认的」市场社会，也不是「全球规模的索忍尼辛」。[3] 33他花了好几页抨击以此类分析架构捕捉新自由主义的人──这些人都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样或更糟的东西」，或「什么都不是」。34傅柯重申，新自由主义的独特性在于「以市场经济的形式准则为核心，将其指涉并投射为一种普遍的治理技艺」。35要办到这点，就必须得转化──而非仅仅延续──古典自由主义。

最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经济与「放任」这个政治原则分离开来，而正是这点，让傅柯的学术探究在其讲课后十年间展开的种种政治辩论中有其基进色彩。36新自由主义无关乎国家放任经济自行发展，而是以经济之名要求国家不要发挥经济功能、不要介入种种经济效应，但同时要辅助经济竞争与经济成长，并将社会领域给经济化，或者，以傅柯的话来说，「由市场调节社会」。37

这点乍看之下不怎么重要，但实际上却开展出许多新世界。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国家的政治合理性在三个层面上经济化了：经济同时是范本、对象与计划。换言之，经济准则成为国家行为模式的范本，经济成为国家关怀与国家政策的首要对象，而将各个领域与行为模式经济化则成了国家必须四处散播之物。与此同时，经济本身被去自然化并失去其在自由主义中自足（autarkic）的地位，转而被理解为需要国家支持与维系的领域。「经济」不再仅关乎商品的生产、流通或财富积累。「经济」现在指的是特定的准则、指标与行为模式，种种无关乎货币型态的利益与财富也属于「经济」。我们再一次看到，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的市场化不仅限于将所有社会行为模式与社会关系给货币化，还更彻底地将这一切都塞入纯粹的经济架构中，而这架构不仅有其认识论面向，亦有其存有论面向。

新自由主义是透过离开、修改与翻转许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准则来达成这点的。以下为大家提供浓缩版的傅柯论述。

竞争是不自然的。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市场好就好在其透过竞争来运作，但竞争本身既不自然也非既成之物。傅柯如此阐述这饶富趣味又反直觉的观点：

竞争并非欲求、本能、行为之间自然互动的结果……竞争的效应仅出自竞争的特色与构成竞争的本质……竞争并没有既存的本性，〔但有〕形式上的优先性。竞争有其内在逻辑与自己的结构，唯有在充分敬重此逻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生产出其效果。竞争是许多不平等之间的形式游戏，而非诸种个体与行为间的自然游戏。38

如果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经济竞争是本质性的（傅柯曾称其为「理型」）且有其价值，但却不自然，那么，就必须由外部持续支持并矫正竞争，而这便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关键功能之一。39政府介入以便生产并再生产竞争，辅助或复原竞争。如前所述，「自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领域，也是因此其理论家才如此重视「放任」。相反的，规约（convention）、介入或甚至补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关键。40傅柯表示，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司法领域赋予经济领域形式」。41他补充：「政府必须从头到尾伴随市场。」42然而，让新自由主义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在于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必须「为市场治理，而非因为有市场才治理」。43傅柯认为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全面翻转──在古典自由主义中，政府必须放任市场和／或替失业、贫困、资源耗竭或污染等诸多市场效应擦屁股。

国家与社会政策的经济化。竞争的本性在于其创造经济成长，而推进经济成长便是「唯一且真正基本的社会政策」。44傅柯解释道：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政策不能逆着经济政策或补偿经济政策」，也不能「随着经济成长而变得更为大方」。相反的，经济成长本身应当足以使个体变得富裕、保护自身免于风险。因此，经济成长就是国家的社会政策。45竞争是辅助我们达到目的的手段；国家接管这个手段后，经济才能达到目的。

因此，新自由主义国家有别于自由主义国家之处，就在于其在三个层面上彻底被经济化：国家保障、推进并支撑经济；国家的目标是辅助经济，而国家的正当性与经济成长有着紧密关联。作为如此突出的保障经济的行动者，国家同时也变得需要为经济负责。国家行动、国家目标、国家合法性等都被新自由主义给经济化了。秩序自由主义把这点推得更远：市场经济同时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调节与组织的准则。在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自由市场是由国家所界定与监管（supervised）的，但新自由主义者完全将其翻转过来：国家必须由市场来界定与监管。46简言之，国家自身应被经济化。

竞争取代交换；不平等取代平等。在新自由主义中，竞争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论述的核心：交换是市场最根本的原则与张力。47这看起来又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取代，但实际上仍是有相当规模的转向，同时影响了许多不同的准则与场域。最重要的是，等价（equivalence）既是交换的前提也是其规范，而不平等是竞争的前提与结果。因此，若全面实现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也就是当市场准则真的延伸到每个场域之后，不平等便在每个场域中都能具有合法性甚至规范性。

虽然傅柯自己并没有继续发展这点，但这却是一把划开自由民主的利刃，毕竟，在自由民主理论中，在法的实践中获得平等的庇荫即是社会契约的承诺。如果竞争被用作市场合理性的核心原则，政治主体也会失去自由主义国家所保障的保护。竞争必有胜败之分，资本则接着毁灭或吞噬别的资本。因此，当市场竞争普遍化为社会准则与政治准则，某些人会获胜而某些人会死去……而这就只是社会与政治运作的原则。

人力资本取代劳动。刚刚提到，新自由理性以竞争取代交换、以不平等取代平等，而同样重要的是，新自由理性也以人力资本取代劳动。48当竞争成为根植于市场的准则，所有市场行动者都被视为资本而非生产者、贩卖者、工人、顾客或消费者。作为资本的主体即是企业主体──无论该「企业」多小、多贫困、多资源贫乏。而人类存在的每个面向都被化为具有企业形式的存在。49「个体的生命本身，以及其与私有财、家庭、家户、保险、退休的关系，都必然成为一种永久且多重的企业。」50

将劳动转变为人力资本、将工人转变为与别的企业家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显然模糊了阶级的可视性与反复性──新自由主义模糊阶级的程度更甚于古典自由主义。同时被抹除的，还有马克思所构想的异化与剥削的基础。工会、消费者团体或其他有别于垅断团体的经济团结形式的理论基础也一并被消灭了。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傅柯不在乎这点──当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完成自身、当每个场域都只有经济人、当政治领域本身被以经济词汇构想之后，作为人力资本的经济人便抹除了民主公民身份的基础，亦即一群关心且主张其政治主权的人民。

企业身份取代生产。当市场的基本价值从「交换」转变为「竞争」，而经济主体又被奠立为人力资本之际，对企业身份与生产力的着重便取代了对商品与消费的重视。生产力先于产品，企业先于消费或满足。企业社会（enterprise society）无关乎以物易物（交换），也并非奠基于对事物的欲望或渴望（消费）。企业社会完全是另一种「经济」。傅柯如此说道：

新自由主义寻找的并非臣属于商品效果的社会，而是……臣属于竞争张力的社会。不是「超市场社会」（a super-market society）而是企业社会。经济人寻找的不是交换人或消费人；经济人是企业人与生产人……秩序自由主义者在一九三○年代推广、当今已成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用的治理技艺，重点在于……得到一个社会，而这社会……则被导向企业的多样性与差异化。51

我在本章后半部会更进一步主张，早期的新自由主义企业形象与生产形象已经被另一种版本的经济人取代了。现在的经济人基础是资产组合投资的范本，而（人力）资本增值取代了生产。52这是金融资本取代生产资本的意涵，也是原先根植于生产力的利益被金融化所导致的经济租（economic rents）所取代的结果。然而，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捕捉傅柯的重点：企业成为人力资本和整体社会的导向与活动。当主体成为企业的场域时，社会便被导向「企业的多重性与差异化」，而非商品交换。53傅柯还另外补充：「将社会体内的企业形式［给多重化］便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重点」，也是为何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系列的经济政策。54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在于「将市场、竞争以及企业打造为型构社会的力量」。55

法的经济化与战术化（tacticalization）。为市场而治理就代表主权与法都转变为对竞争的支持，而非权利。56（本书第五章会更进一步主张，权利本身因为新自由主义法理学而经历了经济化的过程。）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忽视法治，而是将法治工具化、使其替新自由主义的目的服务。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也增加了法治的细节与复杂性。傅柯说道，企业社会使摩擦增多，因而也使法增多并扩张司法的范围。57然而，对于新自由主义合理性而言，法制是形式而非实质内容：「法治与法治国将政府的行动形式化为替经济游戏提供规则的人，而这场游戏中的玩家……只能是个体……或企业。」58因此，新自由主义法律正是「计划」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法律辅佐这场经济游戏，但不引导或容纳这场游戏。59

市场即真理。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增强为「真言化」（veridiction）场域。傅柯创造「真言化」这个词来表示，与其说真理是万物运作所根据的基础，毋宁说真理是透过生产与流通来奠定的。但即便真理是被造物，其仍治理着我们。在古典自由主义中，当经济政府成为好政府，而经济性的行为──正如韦伯所提醒的──让我们趋近替（清教的）神服务时，经济早已与真理站在同一阵线。但在新自由主义下，市场已成为唯一的真言化场域（而非真言化场域之一），且在每个场域与每个人类活动中皆是如此。市场被普遍化为一种理性的形式，或者用傅柯的话来说：「美式自由主义除了将［市场的经济形势］在社会体中普遍化，也包含一整套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透过货币交换所形成的社会体系。」60市场准则因而框构了每个领域与每个活动──从育儿到寻找伴侣，从学习到犯罪，从计划自己的家庭到计划自己的死亡，皆是如此。

在新自由理性中的市场真言化有两个面向：市场本身便是真理，也同时代表所有活动的真实形态。理性行动者接受这些真理，因而接受「现实」；反之，依循别的准则而行动的人不只不理性，还拒绝「现实」。只要「理性选择」理论仍然表达出「理性等于现实」的等式，且成为社会科学知识中占主导地位的范本，其便代表马库色（Herbert Marcuse）所说的「政治宇宙的关闭」──经济合理性以外，所有可理解且具有正当性的别的出路都被抹除──变得更加严重。

国家的责任化。国家与国家理性都相当精准地遵从市场真言化。如我们先前所见，经济指标治理着国家的种种制度与实践，而国家本身也是透过经济成长才得以获得合法性。61「经济生产出国家的合理性，而国家则是经济的保证人。」62国家因而必须支持经济，组织经济的条件并助长经济成长，因此在无法预测、控制或抵销经济带来的效果的同时，国家仍得为经济负责。因此，「笨蛋，重点在经济！」已经不只是口号，而是新自由主义国家中政治生活的定义。

而虽然国家协助推进资本，但国家并不介入交换（有没有机会取得资本）、分配（收入不平等）或附带损害（生态、社会与政治伤害）。若没有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这个面向，便难以理解为何当今国家与资本愈走愈近，却没有产生一九七○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哈伯马斯、奥飞（Claus Offe）、普兰察斯（Nicos Poulantzas）、米利班（Ralph Miliband）等人──所预测的合法性危机。63面对资本，国家并非采取中立的立场，但也没有补偿资本的不幸或损伤。64新自由主义国家能像个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大剌剌替资本行动，因为经济成长就是其国家理性，而资本增值则是经济成长所缺省的动力。本章稍后会进一步探讨，金融化时代的情况是否仍是如此。

政治共识取代个体化与政治对峙。最后，在新自由理性中，政治整合与共识取代了古典自由主义中的原子化与个体化。65虽然傅柯在讲课中只有稍微提到这点，没有更进一步发展，但已预测到新自由主义治理在一九九○年代以降明确达成的目标。傅柯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德国战后新自由主义合理性：

经济自由……是由国家来担保并维系，因而生产出……法律合法性以外的东西；经济自由让所有在这些经济过程中显现为投资者、工人、雇主、工会等的行动者之间，产生出永恒的共识。只要接受这场自由的经济游戏，这些经济伙伴便会一起生产出某种共识──政治共识。66

傅柯不太能把这个关于「整合」与「共识」的主张转变为完整的论点，但却已替这类论点指出许多关键之处。他注意到，「经济自由市场有其约束力，且显现出其政治约束力／连系（political bonds）」，而「透过经济成长而生产的福利会更进一步生产出一条回路：从经济制度到人口整体对其制度与体系的服从」。67这两则主张打开了我们接下来需要更仔细检视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准则是以什么方式来执行，才能在政治上约束人口的同时，又将作为整体的人口与体系相互链接？这种特殊的治理方式是如何透过「自由」来达成的？

虽然刚刚抽取出傅柯对新自由理性的解读，将其转变为几个简短的准则，但这对于他细致的文本、辩论、历史事件的解读，以及他对这种种事物之间的关联的把握而言，都不太公允。除了直接阅读讲课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行。我的目标是点出新自由主义的关键要素，并指出其接合为一种规范理性的形式后，会如何重塑国家、社会、主体，产出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又是如何设置「真理」与新自由主义法律论。虽然别的新自由主义分析家只看到经济政策，但傅柯辨识出一种革命性且无所不包的政治合理性，其使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语言与关怀，但却颠覆了许多自由主义的目标和问责管道。

然而，傅柯的论述中有许多特色需要重探或抛弃──《生命政治的诞生》是不完整的研究，且是在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以前的研究，此外，至今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已经有许多新的发展，且傅柯自身对本书所探讨的主题也相对不感兴趣。我们现在来将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作为问题来探讨吧。

金融化与治理时代的新自由主义

以下列出几个新自由主义式的主体、国家、社会与经济型构的当代特征，这些特征虽然重要，但若不是从傅柯的分析中缺席，就是只占据非常微不足道的地位。

一、金融资本的兴起、万物的金融化，以及债务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如何形塑经济与政治理性，并转变新自由主义合理性本身对市场、主体与理性行动的理解。举例来说，金融化把人力资本的形象从诸多企业的集合（ensemble of enterprises）转变为投资组合。这个转变同时也取代了古典的经济人形象，也就是从由利益驱动转为由（人力）资本增值驱动的经济人。

二、经济成长不再只是「可能」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目标以及经济的唯一律令──金融化早已打开了一系列的过程：追求竞争定位、强力债券与信用评等。

三、金融资本所引发的诸多危机不只是公司、城市、国家的周期性瓦解与破产，还造成永久的无业状态（joblessness），以及生产活动逐渐被金融活动取代后所导致的长期萧条情况。（在美国，虽然金融部门仅占总国内生产毛额的九％，但却是公司总盈利的三○％，二○○九年以前甚至超过四○％。）68

四、从这些危机而来的紧缩政策，以及紧缩政策可能对新自由主义合理性造成的转变，都让这些政策从不限制转为限制，从自由转为牺牲。

五、国家的市场化与外包（傅柯所说的，国家的「治理性化」）与国家本身的金融化，都一并让国家变得极度脆弱，无法抵挡金融资本的危机与运动。金融化也同时激励国家发展其自身的衍生性市场──从对恐攻的预测到学贷到抵押借款。

六、「治理」的兴起，也就是新自由理性散播时所仰赖的、政治与商业词汇的混用；「治理」对政治的冷感；法治被种种治理工具（标竿评选、指导方针、买进、最佳实务等）所替代。

七、经济行动者与经济行动皆被治理给转变了，以至于团队合作、责任化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共识取代了个体的利益；这转向，简言之，就是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体论转为更明确被治理、「被责任化」与被管理的主体论。

八、治理将自我投资与责任化的人力资本整合进一个逐渐成长的经济中，更进一步削弱了个体「利益」与自由的重要性。

九、权力下放与主体的责任化也都作为治理的元素，一同强化「一切与个别」（omnes et singulatim）的效应──透过大众化（massification）与孤立化来施行权力。

十、这些治理与人力资本的特征生产出一种公民，其既被整合进国家的经济健康计划中，也等于这个计划本身；有必要的话（尤其在紧缩政策的脉络中），公民能被合法抛弃或牺牲。

十一、「大到倒不了」的另一面是「小到保护不了」：在只有众多资本与竞争的社会中，我们会看到的情况不是只有「某些人胜出、某些人落败」（不平等与竞争至死取代了平等与致力于保护生命），还有「某些人会得救并重生，其他人会被抛弃并任其毁灭」（后者就如小农场与小本经营的老板、「溺水屋」[4]的拥有者、欠债与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同时，还有对公共事物以及傅柯所说的「社会」的无止尽攻击，也就是将公共制度与政治空间解体。以上种种元素结合在一起，就改变了傅柯在其讲座中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特有的「包含所有人」的准则。每个人都仍被当成人力资本，但他想像会保障所有人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十二、在九一一之后尤其明显的是，新自由理性已与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交织并合而为一──两者相互将彼此合法化，共同将法、民主准则与社会福利等「悬而不论」，借此追求别的指标，例如效率、控制与对经济有利的环境。69

新自由主义还有很多傅柯没有也无法预测到的特色，例如其激化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与全球领域之间的摩擦；跨国制度在治理与调节等事务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风险的社会化伴随获利的私有化。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论是出了名的「国家中心」，不受跨国或全球机构所治理，并以国家的词汇构想国家、经济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份清单的目的单纯在于点出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描述中，与本书主旨最为相关的元素。接下来几个章节会更详细检视上述的大部分论点。

傅柯新自由主义架构中的问题

除了从上述几个发展来更新傅柯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合理性理论以外，我还会进一步对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论的某些面向提出质疑并补充几个元素。这包含他对政治领域的理解、他认为经济人诞生于十七世纪的主张、他（很奇怪地）忽视作为一种支配形式的资本，以及最重要的，他忽视新自由主义对宪政民主与民主想像所带来的影响。第三章大部分旨在讲述另一种经济人诞生的故事。在此，我单纯想提出几个一般性的问题意识，借此替下一章的故事铺路。

只要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究和分析是受其对「生命政治的诞生」的关怀所驱动，70也就是从主权转移至治理性并重新赋予自由主义形式，这些对应项便不足以捕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生活、文化、主体性以及（最重要的）政治的影响。这又进一步点出傅柯著作中更广泛的限制，而我们可以称其为傅柯对「政治领域」的理解，也就是大多时候限制于「主权」与「司法主义」（讽刺的是，这正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

换个角度说，当傅柯在这几讲中谈论对现代主体的治理时，他都是以一种极为特定的自由主义词汇在描述。治理发源自国家，且总是施加于人口与主体之上──有时借由主体来施加于人口，有时透过管理人口来施加于主体。无论傅柯是在讨论生命政治或规训、法律或主权律令，主体都是作为个体主体或规训身体而被治理或抵抗治理。傅柯的讨论里没有政治身体，没有共同行动的人民（即便只是暂时出现的也没有），也不存在有所抱负的主权；几乎没有什么由下而上的社会力量，也没有共享的统治权力或共同为自由而战的奋斗。这些缺席是傅柯政治理论中长年存在的限制，但在新自由主义讲课中格外显眼。个体能自由地被治理，而治理则是政治领域的最大限度。因此，在傅柯的诸多系谱与治理／性和生命政治理论中，虽然有被生产、治理并抵抗的主体／臣民，但却没有公民。

结果便是，傅柯并没有将其对新自由理性的解读链接到反思新自由主义对民主政治生活与公民身份所造成的效应。在他的分析中，这些领域的重塑、腐蚀与转变都被忽略了，而抵抗（如果有的话）则是以别的形式和管道出现。如果以刺耳一点的说法来批评，我们可以说，傅柯分析中的种种对应项让他无法问：新自由主义合理性对民主（包括民主的准则、制度、价值、表现、结盟与诸多力量）产生了什么效果？最重要的是，这种合理性让民主的想像产生了什么效果？新自由主义合理性对「人民主权」中的「人民」这个概念动了什么手脚？政治自主、政治自由、公民发声、平等与正义等价值，又发生了什么转变？

傅柯思想中的这些空缺相当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会忽略这些，而这又导致什么后果？──而我们在接下来几章会更进一步处理这题。思考这问题的同时，也值得将其与傅柯思想中第二个主要的限制链接在一起──他一九七○年代末期恶名昭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如先前所述，这几讲中不停出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史学、经济与政治分析。71傅柯批判马克思思想中的「资本的逻辑」以及（广义一点来说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治理性理论的缺席需要为他所说的「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偏离且极为贫乏的政治合理性负起责任。72

对马克思主义范畴、逻辑和历史书写的全盘拒绝，让傅柯把政治经济学中几个不太被理论化（undertheorized）的面向带出来，并以崭新的方式梳理自由主义、国家、经济与现代主体之间的关系。然而，他的全盘拒绝也有其代价，尤其是让我们无法分析新自由主义独特的宰制方式。因此，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之所以看似轻描淡写，不只是因为他热衷于挖掘种种唯有以系谱学式的好奇心才能发现的新颖之物，也不仅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彼时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或未与别种论述融合在一起，将商业、经济、治理与个体等皆整合进国民经济目标。傅柯是刻意转移其目光，不正视作为历史力量与社会力量的资本。「资本」在这几场讲课中出现的次数低得惊人，而当傅柯提及资本时，总是在嘲弄资本的「必然逻辑」或「宰制体系」等等。73

然而，资本与资本主义并不能化约为某种理性的秩序。虽然，当傅柯说「归根究底，就像生产财富一样，我们也必须生产真理；我们必须先生产真理才能生产财富」时，的确所言甚是，然而，无论是资本的律令或效果都无法完全归因于作为真理体制的资本主义。74除了傅柯以外，也正如韦伯、博兰尼等人所提醒的，资本需要特定的真理才能运作；而就如同意识形态批判所提醒我们的，资本借由流通特定的真理来维系其权力与合法性──或更精准一点来说，维系其作为权力的合法性。马克思自己在谈论资本的生产与流通时，也没有放弃拜物教与物化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这些都没办法帮助我们把握到种种从资本主义系统性驱力而来的律令──不断将劳动廉价化、扩张市场，或透过强制性的经济成长与生产领域的创新（现在则是在金融工具层面的创新）来生产利润等等。诚然，新自由主义推动新的经济理性秩序、新的治理合理性、新形态与新管道的商品化，也发展出资本主义的新特色与新形态的资本──从共享经济到比特币、从衍生性金融商品到人力资本──但其体系性的律令并无法被化约为上述任何一项特点。这些律令能被彻底地重塑与重新组织（正如金融化所示），且其本身并非「本能」或「天性」之类的东西，但即便如此，资本主义的种种律令仍是根本的生命驱力──比起生物的驱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且让我表明我的立场。我并非主张世上只有一个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存在或其运作独立于论述，或资本主义将种种不同的逻辑统一起来，或其本身有个统一的逻辑。资本主义单纯有许多任何论述都无法否认的驱力──成长、降低投入成本、寻找新的获利途径、创造新市场──即便这些驱力的形式、实践与管道都有其无限的多样性，也都在论述层面运作。此外，资本本身（以及特定的理性推动、组织与生产新可能性的形式）总是赋予人类世界不同的样貌──种种关系、安排、主体生产──而这些是溢出其经济运作、流通与目标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诗意的语言描绘的「形塑世界的能力」，以及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尝试体系化的主题。[5]资本（不只是其在经济理性与治理中的表现）宰制了人类与资本所组织的世界。如果在将新自由主义理论化的过程中忽略了这个面向──也就是傅柯讲课中发生的事（一部分的原因是，傅柯尝试梳理的是某种政治合理性而非资本主义的某种形式，但主要仍是因为他在彼时对马克思主义有非常深的敌意）──我们便无法把握政治合理性与经济限制之间的内在张力，也无法理解新自由主义在形塑世界与世上的不自由（unfreedom）时，其权力究竟能延伸至何处。

还有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方式：傅柯显然对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自由」相当感兴趣。他知道我们能透过这类自由而被治理，但拒绝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也就是「自由」不仅无关乎宰制，甚至能在论述上颠覆种种关键的宰制权力。他拒绝早年马克思的论点：资产阶级的自由虽是「一大进步」，但仍是人异化于自己创造的力量并受其宰制、无法主导的结果。他也拒绝马克思晚年的论点：交换领域的自由奠基于生产领域的剥削与宰制。此处重点并非以马克思来矫正傅柯，而是点出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中的某些面向，并将其与傅柯的新自由理性分析连接起来，借此更细致地理解新自由主义去民主化的过程。

傅柯分析架构中对民主与资本的相对不关心，让本书的重点难以开展出来。此外，在接下来几章中，傅柯的论述也会造成不少相对没那么严重的限制。在第十一讲的结尾，傅柯表示，经济学是一种「跟治理技艺保持水平关系」的科学，无法成为「治理的科学」。从今日的观点来看，这是个严重错误的判断。傅柯之所以提出这主张，一部分与他的信念有关：经济学跟公民社会是分开的──而这又是与马克思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接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经济构成了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极限，且因为经济是不可知的，故我们不该触碰经济。但还有个原因：傅柯并没有预测到经济学、商业与政治等种种科学会透过「理性选择」、形式模型（formal modeling）与──最重要的──行政治理的语言整合一起。当鲜明且蓄意反政治的治理语言（第四章会以相当篇幅来讨论这点）成为国家、公司、学校、非营利组织与所有公私营企业的共通语言时，经济学便成为治理的科学。

同样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傅柯对经济人的看法：经济人是追求利益的生物，从十七世纪开始便登上舞台，但却没有完全将司法人（homo juridicus）与法律人（homo legalis）给消灭。根据傅柯的说法，这两个在不同场合提出治理性问题的现代形象是「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而我在接下来几章也会质疑此论点。我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利益已经不再能代表经济人了。此外，傅柯也忽略了现代思想与实践中的政治人。我在下一章会接着主张，「权利主体」或「法律人」等论述并没有办法捕捉到「政治人」这个形象。然而，在现代性的大多时候，政治人都坚实地存在着，只有在近期才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论述转化为人力资本，而对这新的生物而言，利益不再是其独有的任务。更广义一点来说，我倾向认为，傅柯在谈论新自由主义将主体重塑为人力资本所具备的意涵时，想像力出奇地贫乏。当人成为其自身的资本时，人也成为别人的、公司的或国家的资本，而人的投资价值（而非生产力）则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道德自主性消失了，而至高无上的个体性（sovereign individuality）基础也随之消逝。政治公民身份的空间与意涵也一同缩水。

以上几点对傅柯著作的批判性考量，皆是要理论化新自由主义对民主与民主想像的消解时，必须付出的努力。一方面，傅柯批判地阐述了作为政治合理性的新自由主义，并深入评价其除了是种经济政策以外还具有哪些意涵。另一方面，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中也有许多限制与不合时宜之处，而这些都与时代、条件，以及触发种种问题的知识氛围脱不了关系。此外，我在与傅柯一起思考的同时，也试着逆着傅柯甚至以有别于傅柯的方式理解许多他不感兴趣或是会反对的主题，包括民主、公民身份与政治思想的多重历史。我认为，这类异端的介入实践，正是批判理论及其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