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人类的“心智正常”
羅伯特·查普曼约 16 分钟人們對身體功能的理解從體液觀念轉變成機械化的觀念，隨之而來的是另一個評判標準的轉變，人們不再把健康視為「和諧」，而是視為一種「基準常態」。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這個轉變，一切都始於比利時的先驅統計學家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凱特勒提出的概念是我們邁向人類常態的第一步科學進展，此概念為往後的醫學、犯罪學、心理學與優生學奠定了基礎。他因而成為早期首屈一指的社會科學家之一，至今仍深深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不過，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他提出的概念遠不只是科學發現，這個概念就像是「身體是機械」的比喻逐漸興起一樣，反映了當代經濟與意識形態的改變。從某部分來說，這種轉變也源自工業化，我們因此開始把人類視為一種機械。而這次的轉變，同時也源自法國與比利時的布爾喬亞革命。
若要理解凱特勒的研究，我們首先得回過頭去探究他的思想基礎，也就是統計的起源。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在論及資料統整時所說的「平均數」這個基本概念，並不是從醫學界出現的。事實上，首次發展出統計分析的是十六世紀的天文學家，他們用這種分析方法來預測有時無法觀測到的行星運行。接下來的數個世紀中，統計分析的概念一點一滴地發展，直到一八○一年，德國數學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研發出一套公式，以此公式為基礎，依據鐘型曲線圖預測了小行星穀神星（Ceres）的移動。這條曲線後來被稱作「誤差曲線」（error curve），此處誤差（error，也有錯誤的意思）是指偏離一般的常態。這樣的發現為早期的常態統計分析打開了一條通道，使其他領域也能應用這種方法進行資料統整。這種觀念也使人們開始把「常態」（normal）連結到「正確」狀態，把「異常」（abnormality）連結到「錯誤」狀態。
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後，醫學界首次應用這些概念。法國大革命的目標是協助人們擺脫宗教信條、傳統習俗和封建制度。革命者想要打造新的國家形態，因而需要使用標準化的方法來量化與計算各種事物，去除超自然信仰與地方習俗的玷污。這樣的需求，使得幾乎所有事物都獲得了新的統計方法與量化方法，包括了公制系統、重量標準化、製圖調查等不一而足。人們認為這些方法普世通用且客觀，能幫助革命者用新方法來組織社會、改善社會。
同時，革命也帶來了許多傷患、死者和處決，這代表巴黎的醫師獲得了大量的傷患、屍體與紀錄，他們可以把資料整理歸檔，並把新統計概念應用於此處作為實驗。正如歷史學家克萊爾（Cryle）和史蒂芬斯（Stephens）所確立的概念，「正常狀態」這個詞彙，是在一八二○年左右的法國比較解剖學文獻中首次出現的，而後在一八三○年代開始出現在醫學文件中，不過，這段期間的使用方式較不講究，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清楚的科學用途。
在這樣的背景下，最重要的早期理論介入仍來自凱特勒。凱特勒在一七九六年出生於當時屬於法蘭西共和國（French Republic）的根特（Ghent，位於如今的比利時），曾學習過數學和天文學，一八一九年在根特大學（University of Ghent）取得博士學位。他很快因為講課的才華與對音樂的敏銳感受力而聞名遐邇，常在晚宴上用獨奏自娛娛人。一八二○年代，凱特勒提議建立一座新的天文臺。他的想法獲得了政府支持，於是他前往法國和英國瞭解天文學界最新的儀器和研究方法。獲得了新知識後，他回到根特，開始建造自己的新天文臺。
然而，比利時在一八三○年為了恢復獨立而發動革命，打斷了凱特勒的天文臺計畫。革命期間，他的天文臺被占用，當作軍械庫使用，在這次中斷後，他把興趣轉變成使用統計學來理解與預測社會世界，而非物理世界。雖然他在早期曾刊登過一些簡短的文章，但真正的突破性著作是他在一八三五年出版的書《平均人》（l’homme moyen，英文書名為The Average Man），不但享譽國際，也奠定了他在統計學、醫學與社會科學的歷史地位。
凱特勒提出了人類常態的嶄新基進科學。在此引用他的話來解釋他的觀點：
我們可以直接測量一個人的體重和身高，接著把這些數字拿去和另一人的體重和身高做比較。我們用這種方法來比較一個國家中的所有人之後，便會得到平均值，也就是平均人應該擁有的體重與身高。
他研究蘇格蘭士兵的紀錄，制訂出身高與體重等資料的平均值，藉此理解和預測典型蘇格蘭人的特性。凱特勒以這個觀念為基礎，主張「平均人」的概念有助於人們瞭解健康的「正常狀態」。在應用凱特勒這個概念的各種案例中，最好的例子或許是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簡稱BMI），至今人們仍在使用這個公式來衡量個體的體重是低於還是高於理想數字。凱特勒的想法也推動了二十世紀發展出來的平均心跳與正常肺活量等概念。於是，我們眼中的人類機械功能不再只有「可工作」與「損壞」這兩種，而是以各種正常值作為標準，用更詳細的測量方式對個體進行評估與階級排序。
然而，這種轉變就像身體是機械的比喻一樣，不只和科學進步有關。為了充分理解這種轉變，我們得先知道它如何反映出了社會和物質之間的關係變化。這個轉變不僅為身體的機械化科學打下了基礎，也允許人們把身體功能分成各種不同的層級。凱特勒也把平均人假定為革命後法國的理想個體，藉此幫助人們創造出新的理想型：「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平均人的資料，我們就可能會把他視為完美的典型；只要有個體不符合平均人的比例和狀況，我們就會把個體視為一頭怪物」。凱特勒的跳躍性思考不但鞏固了平均人和健康之間的關聯，也建立平均人與道德良善以及完美之間的關聯。誤差曲線原本的用處是預測星星的行進軌跡，如今則被應用在人類的基準常態上，而只要個體是異常的，就是天生的錯誤。
正如艾倫．霍維茲（Allan Horwitz）指出的，在瞭解基準常態時，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有如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一樣，凱特勒抱持的是基進民主派的觀點，這是因為在他看來，無論是最高階貴族還是最受迫害的底層人民，每一個人都具有相同的分量」，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理論。然而與此同時，如同萊納德．戴維斯（Lennard Davis）的描述：
在建構平均人這個概念時，凱特勒也為中產階級（les classes moyens）提供了合理化的論述。隨著布爾喬亞階級掌握了霸權，我們也看到許多科學辯證為了適度與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出現。平均人，也就是處於中間值的人類身軀，變成了中間值生活方式的典範。因此，這種意識形態認為，在宏大的事物秩序中，布爾喬亞階級會被放在平均位置是件很合理的事。
同樣地，凱特勒的平均人數值也會因國籍而有差異。法國的完美人不同於德國的完美人，德國的完美人又不同於俄羅斯的完美平均人。在每個國家中，與平均人相差越多的人──比如以白人為主的國家中的黑人──越會被視為怪物。因此，平均人的新概念提供了一個管道，讓人們把種族民族主義與布爾喬亞霸權一起正常化了。
總體而言，平均人的概念不只是幫助醫學發展，也促使人們融入一套嶄新的形態與階級制度，與此同時，封建主義在法國與其他地方的最後殘存結構，也把位置讓給了資本主義。隨著歐洲各國以帝國的名義控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民族主義逐漸崛起，在這些國家中，平均人往往都是具有標準能力的中產階級白人。如今代表善良與正確的不再是國王和大祭司，而是這種平均人，其他偏離基準常態的人則都是怪物，都需要被修正。
平均的理解力
類似的物質勢力也影響了「平均理解力」（mean understanding）的相關概念。從古代開始就有許多學者針對智力撰寫了大量文本，例如在雅典做研究的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以及在巴格達做研究的阿布．巴克爾．阿爾－拉茲（Abu Bakr al-Razi）。但英國的平均理解力則是為了實際目標而發明出來的，當時資本主義剛在英國萌芽，英國便以「智力不足」（idiocy）為中心，建構出平均理解力的概念。在啟蒙時期之前，人們多以宗教角度來看待智力不足者。雖然有時人們會把智力不足者視為怪物，但也常會將他們視為社群中值得幫助的弱勢成員。事實上，有些智力不足者甚至在王室過著相對優渥的生活，這是因為當時許多人都認為智力不足者能接觸到神聖的智慧，有些人則認為提供他們吃住能消除自己的罪。如歷史學家羅迪．斯洛拉奇（Roddy Sloarch）所描述的中世紀與封建時代的社會：
在這些通常十分殘酷的社會中，認知能力受損者的生活普遍受到剝削和壓迫的狀況。但沒有證據指出當時的社會大眾對他們有任何具體的系統性歧視。
然而到了十七世紀，在英國開始發展成全球超級大國的同時，國內出現了「平均理解力」的概念。我們也能明確觀察到新形態的歧視隨之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概念最開始出現的背景，是繼承私有財產的法律糾紛。根本上來說，當時的人發展出平均理解力的概念，是為了把認知障礙者排除在財產繼承之外，讓具有「正常」理解能力的遠親能獲得財產，通常這種繼承方式都是不公平的。舉例來說，早在一七○○年，英國律師約翰．布萊道（John Brydall）的書《心智不健全：或名，與天生的傻子有關的法律》（Non Compos Mentis: Or, The Law Relating to Natural Fools）就充滿了類似下列引文的概念：
如果一個人具有平均的理解力（不是最聰明的，也不是最愚笨的），處於聰明人和愚笨者之間，那麼，就算他的理解力偏向愚笨的那一邊，就算他可能因為平凡的能力而被稱為大頭（Grossum Caput）、無趣帕特（dull Pate）、傻蛋（Dunce），我們仍不該禁止他立下遺囑。
若人們認為應該禁止智力不足者立遺囑，也就代表他們的遺囑在財產糾紛中沒有法律效力，同時也暗示他們的利益在財產糾紛中同樣沒有法律效力。而「天生的傻子」這個新概念，則允許人們把此種惡意對待視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因此，一開始之所以會有人採用平均理解力的概念，是因為這能確保認知能力健全的人可以獨占財產和生產工具，也讓認知能力完整的人，得以把平均理解力建構成自然階級中的一部分。
然而，早期的資本主義者對平均理解力的看法，並不是以統計分析為基礎，畢竟在凱特勒提出之前，人們沒有方法或資料能導出平均值。只有法律專業人士會提出關於常識或數學的問題，以非常寬鬆的方式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法律行為能力。一直到凱特勒帶來了影響，加上英國開始工業革命之後，人們才多次試著把這種統計方法應用在大腦與心智上，這麼做的目的，通常是在能力、社會階級、性別與種族各方面重新打造新的階級差異。
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早期例子是弗朗茲．加爾（Franz Gall）醫師在一七九六年發明的顱相學（phrenology）。加爾還是學生時，注意到那些眼睛較大、額頭較寬的同學都比較擅長背誦長篇幅的文字。他很快就開始思考，這種表面上的差異，是否代表了大腦的結構與運作也有根本上的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認定了人的心理運作會投射到特定的腦區域，而他可以透過頭顱的形狀看出這些腦區域的狀態。他提出了顱相學，並聲稱這是一種新的科學，將頭顱的形狀連結到心理狀態，藉此判定心智能力、個性，甚至犯罪傾向。
雖然後世將顱相學視為偽科學，但當時在工業化的英國，有許多擁護者認為他們可以利用正在興起的基準常態觀念，來為顱相學打下論述基礎。以一八四五年的蘇格蘭顱相學家詹姆斯．斯特拉頓（James Straton）為例，他在《顱相學數理》（Contributions to the Mathematics of Phrenology）一書中解釋，他的目標是「制定一個標準，列出各個人種中已知的平均尺寸、平均範圍和尺寸的極端範圍。」對於斯特拉頓來說，頭骨與大腦若太大或太小，將會反映在他所謂的「健康的常態結構」標準上，也會影響一個人是否具有能履行生活必要事務的完整心智能力。
儘管顱相學沒有科學根據，但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它在種族、認知與社會階級方面的文化理解出現新興改變時，造成了重大影響。此時我們要記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歐洲的各個帝國以種族滅絕和殖民主義為手段，占領了全球多數區域。歐洲白人認為自己比其他種族更加優越，而他們掌握的權力多寡，取決於他們奴役的勞動力。當時的英國人認為歐洲與原住民的身體既恐怖又畸形，尤其是女性的身體，並且認為這些人的心理狀態處於人類與野獸之間。階級制度也已經根深柢固了，位於統治階級的人，往往認為勞動階級的人天生就不擅長理性思考。
在這樣的環境下，正如希斯林（Sysling）所說：「無論顱相學的事實基礎多麼低，仍然確實讓社會大眾接觸到了『平均』的概念。它為美國與英國的中產階級男女白人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方法，可以讓自己屬於一個想像出來的統計集合體。」顱相學獲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從哲學家赫伯特．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到著名生物學家阿弗雷德．華萊士（Alfred Wallace）都包括在內。事實上，就連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也找了一位著名的顱相學家來檢視孩子們的頭顱。顱相學獲得了廣泛的支持，使得我們對自身與他人的集體認知出現大幅改變，也奠定了我們每個人在心智的新階級標準中所處的位階。
這些文化實踐讓「基準常態的心智與大腦」這個概念，融合至資本主義與殖民的意識形態中，也引導人們認為這會是一種客觀的基礎，能夠歸化好幾個世紀以前就開始興起的認知階級、經濟階級與種族階級。在這段過程中，古代的智慧逐漸被一種以統計為基礎的新理解方法取代。這個概念逐漸傳播出去，越來越多認知能力健全的中產階級白人認為自己的存在與思考方式，天生就比障礙者、勞工階級、殖民地的黑色人種與棕色人種更加接近理想的「常態」，甚至認為自己比常態還要更優越。越來越多人恐懼並污名化每一種非常態的認知能力，尤其是歐洲的上層階級與移居至世界各地的白人最為明顯。
大禁閉
我們在此處與上一章說明的各種因素，不只帶來了理解方面的改變。除了利用平均理解力來排除認知障礙者擁有適當財產的法律概念，另一個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而出現的相關改變，是與認知障礙有關的一系列監禁制度也跟著出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一九六一年的經典著作《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sation）中指出，這些監禁制度為那些人們稱作瘋子的人──包括認知障礙者──帶來了「大禁閉」（great confinement）。但根據傅柯所寫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瘋子通常會被描述成具有神聖智慧的人，被社群所接納。他們就像其他障礙者一樣，雖然生活對他們來說十分艱難，但他們並沒有因為個性瘋狂而遭到社會系統性的歧視。
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晚期封建主義與後來的資本主義使人口密度快速升高，貧困人口也大幅增加。這引發了人們對人口控制和生產率的擔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但把乞討、性工作、輕罪與其他對布爾喬亞階級來說極端不道德的事情，都用關禁閉來解決，連瘋狂也被視為一種可以用禁閉來解決的問題。這些群體的共通之處是怠惰，這違背了資本主義要求的生產力。在這些群體中，人們特別認為瘋子侮辱了啟蒙時期的理性典範，因而是一種對文明的威脅。
雖然歷史學家仍對傅柯強調的「禁閉」涵蓋至哪些範圍有些爭議，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精神病院正是在這段時期出現的，而瘋子──包括認知障礙者──常常被綁起來、被隔離、被體罰。另一件可以肯定的事是，十九世紀增加的隔離人數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峰，有行為能力的窮人被隔離到救濟院中、犯罪者被隔離到監獄內，而瘋子則被隔離到精神病院裡。當時新立的法律目的在減少救濟貧困者的成本，強制還沒有救濟院的教區要蓋一棟救濟院，其中最著名的法律是一八三四年的《新濟貧法》（New Poor Law）。因此，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人口的成長，基準常態的定義變得更加嚴格，有越來越多人都落在身心正常運作的新標準範圍之外，使得異常者變得格外突出。正是這樣的發展，使得各種新型監禁體制必須進行大規模開發，這些體制分別按照各自的行事方式，把它們視為異常的人關起來。
歐洲各地紛紛建立規模更大的國家精神病院，人們對瘋癲的禁閉與管理一路擴散至歐洲帝國的各個殖民地，融合了種族主義思想，形成新的論述。舉例來說，英國的著名精神科醫師亨利．莫茲利（Henry Maudsley，後來南倫敦的莫茲利醫院〔Maudsley Hospital〕便是以他命名）寫道：相較於歐洲白人，原住民中的「叢林女性」（bushwomen）擁有的大腦「相對低等」。基於這一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英國精神科醫師，很快就開始自以為是地指出，「基準常態」的非洲人和發瘋的歐洲人有多少相似之處，他們的論點基礎是這兩種人都同樣具有「迷信與原始信仰」，並且「沒有抽象思考的能力」。
在這樣的環境脈絡下，我們終於在十九世紀中期左右，看到精神醫學以「醫學分支」的地位出現了。精神病院的功能也隨之出現更全面的改變。精神病院首次出現的主要目的是隔絕發瘋的人，讓他們遠離其他社會大眾。但到了一八五○年左右──當時凱特勒的「基準常態」概念在許多科學研究中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人們開始強調精神病院不該把收容人視為需要被控制的威脅，而是將他們視為可以被治療或可以恢復正常的病人。
這種改變部分來自早期自由派改革者的影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影響力極大的法國醫師菲利普．皮內爾（Phillipe Pinel），他希望能把這些精神病院的主要功能，轉變成他所謂的「道德治療」，而不是監禁和折磨。除此之外，正如史考爾所述，人們的看法之所以會從「對瘋子抱持著模糊的觀點」轉變成認為瘋狂是可辨識、可治療的疾病，有部分原因正是那些在精神病院中擔任「瘋子醫師」的人。史考爾接著指出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
工業資本主義使得越來越多人把勞動人口視為可操控的人類素材，只要仔細管理並改善使用與組織的方式，就可以穩定增加利潤，並藉由合理設計，把這些人類素材的價值轉化成經濟資源。
資本主義透過根本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階段崛起，使現代觀念變成了瘋子需要接受治療，這是為了緩解他們的痛苦，並讓閒置者重新成為勞動力。社會大眾逐漸把人口視為具有可塑性的經濟資源，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新職業隨之出現，並鋪平了一條道路，可以通往早期的前典範式精神醫學（pre-paradigmatic psychiatry）與其他相關領域的興起，例如心理學與心理計量學。而人們對於身體與心靈的機械式理解，搭配上基準常態的新觀點，為這些計畫帶來了新的立足點。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這些理解將會結合基準常態功能的統計學新概念，這樣的結合不只為優生學的崛起打下了基礎，也為現存的精神科典範打下了基礎──也就是病理學典範。
基準常態與資本主義
我想在這裡暫停片刻，總結我們目前為止論及的內容。在全球各地的傳統思想中，心理和生理的健康，通常會被視為和平衡有關的問題。這種平衡可能存在於身體中，也可能存在於身體與環境間。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工業革命，使社會大眾對健康與能力產生了新的看法。人們漸漸把身心都視為機器，並運用基準常態這個新觀念，來決定這些機器是能夠正常運作還是損壞了。這不只是技術性的醫學概念而已，基準常態的概念，深刻轉變了個體與不同人類階級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隨之而來的還有嶄新的人口管理方式。這使得認知能力健全的中產階級白人，得以合理化各種階級制度，正是這些制度帶來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興起。此外，這也使認知健全者逐漸壟斷了財產與生產工具。因此，基準常態的概念不但反映了受環境影響的社會階級，同時也把這些階級定義為「天生如此」。
於是，我們在此看到的便是我所謂的「常態帝國」的起點。這種新系統是由不同的監禁系統、法律先例、機構、概念和實踐所組成的複雜連動網絡，導致社會大眾開始依照心智能力與神經能力進行系統性的階級排名，同時把這種階級視為一種永恆不變的自然秩序。這並不是一場意外，而是打從一開始就建立在資本主義邏輯中的必然發展。我們接下來要說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英國博學家法蘭西斯．高爾頓，他創造了病理學典範──也就是神經多樣性運動往後命名並反抗的那套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