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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为传统中国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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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商馆区 | 图片来源：广州博物馆
「老是待在外头朝里望是很难耐的，可是这些洋人别无选择，他们麇集水边而居，离广州城西南角约两百码远，这城墙虽然日渐崩颓，但气势仍在。」
这是史景迁对1840年代广州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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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广州外洋商船停泊黄埔港长洲岛琶洲塔远景 | 图片来源：carousell
在1842年以后，《南京条约》使广州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大量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医生、学者来到广州。他们有固定的区域与中国人接触、贸易，各方面都受到限制。与广州一样，其他的通商口岸也成为中国与世界相接触的窗口。
饶是如此，这一点点自由和开放，还是让中国不可逆地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接触，并彼此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其中三样特别重要的东西，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它们就是：学院、医院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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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学的建立。
胡适曾说，一个国家没有军舰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大学。

但可能会出乎大家意料，尽管千百年来，中国历代都有太学这样的官方学术体系，科举制度也极为发达。但现代意义上的学院，是一百年前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产物。

1898年戊戌变法后，京师大学堂这一现代大学的雏形正式诞生。到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一批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得以兴起。此后蔡元培执掌北大，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成了中国大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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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 | 图片来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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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也是如此。它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教士相关。

1828年，英国传教士在澳门建了第一个教会医院；

1835年，一名叫伯驾（Dr. Peter Parker）的医生在这里办了中国的第一所医院，救治中国人。他的医院名叫「普爱」（或译作博爱、博济）。从1835年11月开始算，仅仅四个月，这里就收治了900多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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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驾医生和博济医院 |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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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要属法院在中国的兴建。

旅美法律学者周大伟老师曾指出，如果我们以现代司法制度的眼光回望古代中国：
「古代中国没有分权制度的设计，行政与司法高度合一。知县和知府，既是拥有行政管理权的地方官员，又是拥有司法审判权的法官大人，同时还是教化地方民众的道德楷模；县衙门既是地方行署的办公所在地，又是民刑案件的过堂听讯处。同时，在古代中国，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没有区分，没有检察官，更没有律师。」

行政与司法的合一，「大刑伺候」之类的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使得古代中国的司法权运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

而正是清末受「西学东渐」影响，开启的司法改革，令中国开始迈向现代法治转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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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 图片来源：搜狐
就法律而言，清朝的主要法律为《大清律例》，直到司法改革前，内容也没有太大的变动，早已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需求。
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经验，大量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司法制度和原则。
比如，模仿西方的分权模式，清末的司法改革开始致力于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行政权依然属于内阁与各部大臣，司法权则从行政官员的手中剥离开来。
光绪32年（1906年）9月20日，清政府颁布法令宣布：「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也就是说，司法权由大理院掌管，负责法律条文的解释与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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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院开庭 | 图片来源：Wikipedia
可以说，这在形式上便确立了近代中国的「司法独立」原则，建立起了全然一新的法律体制。
除此之外，清末所开启的司法改革还有很多，在诉讼制度上，不仅确立了刑事公诉和民事自诉制度，还确立了公开审判原则，并建立了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等。一改中国古代司法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分等诸多弊端。
对此，周大伟老师曾总结道：
「在清末修律的过程中，不仅移植了大量西方近代的司法制度和原则，也引入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司法观念，诸如公开审判、司法独立、人权保障、律师辩护、平民陪审、无罪推定等。」
尽管清朝移植入内的先进司法体系与观念，在风云变幻中几经波折，但正是在此时，中国从外界吸纳了养分，正式迈向了法治社会的序幕，为如今的司法体系打下了基础。
事实上，清朝此时所接受的宪政意识、人权思想和法律职业等理念，至今仍可作为司法改革的重点。
由此，中国初步建立起与西方接轨的司法体制，近现代中国努力摆脱专制主义传统、走向法治社会的序幕正式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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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广州 | 图片来源：广州博物馆
在西方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建起了学校、医院和法院，踽踽前行，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转型。
这样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而这些故事背后，则是「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借鸦片战争撕开的一角，这些外国人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种种可能。
......
各个通商口岸像是一条条输液管，为年迈的清帝国注入青春活力，帮它续命。虽然通商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诸多进步，然而晚清的转型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它向现在文明走出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被迫的、极不情愿的。晚清不是与历史同行，而是被历史的巨轮拖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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