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党争起因新探
阳正伟约 23 分钟“钦定逆案”入案人员主要包括三部分，其一为万历中后期齐楚浙昆宣各党中与东林为敌，在天启初期和东林相争后与魏忠贤结合者，或者天启后期为魏忠贤及其党羽起复以对付东林者，如王绍徽、徐大化、徐兆魁、邵辅忠、姚宗文、徐绍吉、亓诗教、赵兴邦、乔应甲、刘廷元等人[1]。因此要探究阉党的形成过程，首先必须追溯到万历中后期的党争。
一 万历党争起因研究概述
一般认为明朝的党争始于万历时期，“国朝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2]，“有明万历间党目起”[3]。但这只是说万历时期的党争已明显地分化为不同的阵营，且政治纷争的规模、程度和影响都超过以往，并不能就此认为明朝到万历时才开始出现党争。实际上，官员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而拉帮结派相互争斗的现象，在任何朝代的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
关于万历党争的起因问题，学界以往也有所研究。如台湾学者林丽月先生《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朝的党争》一文，对明代内阁与吏部权力消长的基本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万历时期两者围绕权力分配的冲突，是产生党争的重要原因。[4]更多人则试图从明代内阁制度的嬗变上寻找原因，如何平立《明代内阁与朋党关系略论》、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刘晋华《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5]
以上研究都强调万历时期阁权不断膨胀，如林丽月先生上文说：“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步其（指张居正——笔者按）后尘，交结中官，专断朝政”，内阁权势熏灼，与吏部矛盾尖锐，官员对两者各有依违，从而引发党争。但实际上自首辅张居正死后，明代的阁权也逐渐式微，“自江陵（指张居正——笔者按）罹祸而惩噎委辔，纶扉始轻”[6]。之后的阁臣悸于万历帝亲操政柄后对张居正的严酷清算，多“依阿自守”，“循默避事”[7]。崇祯时期的阁臣黄景《国史唯疑》中的一段文字，颇能反映万历一朝张居正之后阁臣的这种心态：
或举江陵勋绩为当时对症药者。叶文忠（指阁臣叶向高——笔者按）曰：“上所为疑群臣，正鉴初年江陵专制擅权，浸淫至是耳。令江陵在，凛凛救过不暇，何勋绩之有？”李文节（指阁臣李廷机——笔者按）亦云：“江陵信对症，其如上之不冲年何？”[8]
阁臣上要应付已长大成人、猜疑心重的皇帝，下要驾驭百官，处在两者的夹缝中境遇艰难，明末的陈子龙说：
自江陵得罪，而政体始变。上不能无以擅权市恩之意重疑其下，而为政者务于矫前人之失，每阳为推远权势以释上疑，而时时能因人主之喜怒小为转移以示重于下。于是下疑辅臣者愈深，责辅臣者愈重，至于揣摹摘觖，舛午胶戾。[9]
而身在其中的阁臣最得个中滋味，如叶向高在万历时期说：
窃意群情方哄之时，且宜镇之以静，示之以包容，俟其曲直既明，成败自判，如摧枯毁齿，因其自然，则可以不伤。而谈者又责其怯懦畏事，不知以如此之阁臣，事如此之英主，天颜隔千九阍，事权操于六部，而欲用一手一足之力，尽厌天下之人心，窃恐皋夔稷契而在，亦有所不能也。[10]
其天启初期再次出任首辅后，仍然抱怨阁臣肩负重大责任，却无相应之权力：“国家革中书省，政事尽归六部，今之阁臣与古之宰相，其委任权力相去何啻天渊，而中外咎责丛集一身”[11]。张居正死后，万历帝对他的严酷清算，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大臣擅权的猜忌，使之后的阁臣都害怕重蹈覆辙，不敢造次。
具体从阁臣与以言官为主的“言路”势力的相争来看，阁臣也处于弱势的地位。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先生将万历时期的朋党划分为所谓的“内阁派”和“反内阁派”，这被林丽月先生发展为“阿内阁派”和“附吏部派”[12]。他们的这一观点应主要依据张廷玉《明史·赵用贤传》的有关记载，该传评述张居正死后言路势力要么比附内阁，要么与之相抗，以此“分曹为朋”：
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13]
但由此也可看出此时与内阁相抗者，已能获得士林清议的高评，而内阁则成为“抨击之丛”。到了万历后期言路势力更加膨胀，几至操纵政局，而内阁则完全为其所挟制。如万斯同《明史·夏嘉遇传》谓：
神宗久倦勤，而方从哲独柄国，碌碌充位，帝于中外章奏悉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也。以故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为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为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号为“当关虎豹”，放废天下清流殆尽。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全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其时考选久稽，屡趣不下，言路曾无几人，盘踞益坚，后进当入为台谏者，诸党人必钩致之门下，由是其党愈固，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而诗教为从哲门生，吏部尚书赵焕耄而暗，又诗教乡人。两人一从其指挥，以故诗教势尤张。[14]
万历帝怠政，缺官不补，章奏留中，内阁长期只有方从哲一人，“言路”也长期为几人所把持。言路攻击官员，由于得不到皇帝的裁断，被攻击的人往往会依照常规和表明自己的气节而离去，言路俨然已控制官员的进退。“台谏之势，积重不返”，形成齐楚浙昆宣等朋党与东林相争的局面，又不断吸纳“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即使内阁首辅、吏部尚书都受其控制。万氏《明史》卷354《刘廷元传》所载一事很能反映当时言路之横：朝廷召宣大总督涂宗浚为兵部尚书，刘廷元两疏反对，涂最终不敢履任。万氏由此感叹“大僚非其气类者不得安其位，由是天下大权尽归言路。”[15]小野和子、林丽月两位先生认为万历时期内阁权力不断膨胀，由此引起官员对内阁或者比附，或者抗争，因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个朋党；但是她们没有注意到在政治斗争中内阁是处于弱势地位，到万历后期内阁有时甚至被架空。
今人一般多是同情言路而批评内阁，往往站在言路的立场上，而内阁的处境及其言论则被忽视。一些学者对当时言路的兴起及其言论予以各种高评，如小野和子先生将东林派“开通言路”的政治主张，与清末的变法运动、孙文“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联系起来[16]；冯天瑜先生、谢贵安先生也说：“东林党议政为黄宗羲等新民本代表人物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新民本思想家与东林党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部分东林党人在抗议君主极端专制的斗争中，成长为新民本思想家”[17]。张廷玉《明史》说：“海内建言废锢诸臣，咸以东林为归”[18]，因此东林也可视作言路势力的代表，小野和子先生的《明季党社考——东林党与复社》即是这样来考察东林的。而实际上阁臣也有自己的苦衷，如叶向高说：“阁臣与廷臣所处不同，廷臣主发奸，不愤激则不尽情；阁臣主平章，若附和反致偾事”[19]，阁臣与廷臣的职掌不同，所以两者的政治表现也有异。钱谦益为阁臣申时行在“国本”之争中的所为辩护说：“神庙时储位未安，文定（指申时行——笔者按）从容调护，谊不得如疏贱小臣咋呼欢鸣，激聒上怒。言者不察，讹为将顺。流传膏饰，久而滋甚”[20]，这可以视为是对叶向高所说的诠释。有一例很能说明阁臣与言官的不同。东林党人邹元标万历时期因上疏言事两次被黜谪，泰昌时期起复为刑部侍郎，改而主张“和衷”，他解释自己前后不同的原因说：“大臣与言官异，风采卓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耶！”[21]阁臣作为“大臣”，为“护持国体”，难免有一些隐忍包涵的举动。
综上所述，以往以内阁为中心来探讨万历党争的起因问题，是值得商榷的。
二 万历党争兴起原因的新线索——言路势力的发展
上文已提到张居正死后言路势力逐渐兴起，至万历后期甚至发展到主宰政局的程度，形成了齐楚浙等朋党，而内阁也受其操纵。这实际上提出了另外一条探讨万历党争兴起原因的线索，即言路势力的发展演变。[22]
明朝祖制允许臣民上书言事，“按祖训，大小官员并百官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所以广耳目、防壅蔽，而通下情也”[23]。这一措施在明朝前期曾取得较好的成效：
明自太祖开基，广辟言路。中外臣僚，建言不拘所职。草野微贱，奏章咸得上闻。沿及宣、英，流风未替。虽升平日久，堂陛深严，而逢掖布衣，刀笔掾史，抱关之冗吏，荷戈之戍卒，朝陈封事，夕达帝阍。采纳者荣显其身，报罢者亦不之罪。若仁宗之复弋谦朝参，引咎自责，即悬鞀设铎，复何以加。以此为招，宜乎慷慨发愤之徒扼腕而谈世务也。[24]
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总结了明代不同时期言路习气的变化情况。他认为从洪武至嘉靖时期，“建言者多出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言路呈良性发展态势。而万历时期是明代言路习气的分界线，此后以至明末，言路之势由萎靡不振到逐渐膨胀，终至各立门户，结党相争，迄于国亡。他说：万历初期张居正执政，“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此时的言路处于被打压的境地。张居正死后，继为首辅的申时行等人，“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林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及至天启时期太监魏忠贤势盛，言路多与其勾结，“而科道转为其鹰犬”，“今则权珰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珰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很明显，赵翼认为言路势力在万历时期的演变，导致了党争的发生，“万历末年……于是部党林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此言路之又一变也”[25]。
赵翼指出张居正执政时，“科道皆望风而靡”[26]，待其死后，“言路之势又张”。而言路势力得以抬头，主要是因为得到万历帝的扶持。为报宿怨，万历帝支持李植、羊可立等言官攻击冯保、张居正及其阵营人员，掀起批张风潮。万历帝因愤恨张居正所为而对阁臣擅权的猜忌，也使继为首辅的申时行等人“务反居正所为，以和厚接物”。如申时行就曾说：“臣等才薄望轻，因鉴人前覆辙，一应事体，上则禀皇上之独断，下则付外廷之公论，所以不敢擅自主张。”[27]叶向高也说：
今日之壅隔，其受病甚深，由来甚久。盖当主上冲年，江陵为政，一切政事，不相关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由。上心积愤不堪，深恶臣下之操权矣。代者窥见此意，曲为将顺，后来相沿，无所救正。[28]
而阁权的式微也使言路失去昔日的控驭而逐渐舒张，“于是言路之势又张”。
万历帝掀起的批张风潮，虽然满足了他的报复心理，但后来对张居正的清算渐趋高涨，甚至超出他的初衷。虽然这场清算运动，最后因为万历帝处分有关言官而逐渐冷却，[29]但言路势力逐渐兴起的势头却不可遏止。
言路势力的兴起有利有弊。正如张廷玉《明史》评述以上李植、江东之等人的批张运动时所说：“李植、江东之诸人，风节自许，矫首抗俗，意气横厉，抵排群枉，迹不违乎正。而质之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义，不能无疚心焉。”[30]即是说，他们在批张时公义和私心夹杂，这也是以后言路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其显现出的弊端更为突出。如钱穆先生即对此论述道：“明自正德、嘉靖以后，群臣言事渐尚意气。至万历末，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自标异。明末以廷议误国，事不胜举。”[31]
当时“建言成风”，如阁臣王锡爵说诸臣：“近乃创为一种风尚，以为普天之下除却建言之臣，别无人品”[32]。其中因公陈言，切中时弊者固然很多，但是空发议论，借言求名的也不少。[33]如时人梅之焕说：“言官舍国事而争时局，部曹舍职掌而建空言，全天下尽为一虚套子所束缚。”[34]而且“建言”的内容不少也是鄙言琐语，荒诞不经，“谑浪鄙言，每污尺牍；帷闼秽行，亦滥惠文”，“鄙俚之谈参之白简，戏谑之语达之紫宸”[35]。一些官员建言是别有所图，如当时的阁臣许国曾批评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过，故人竟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36]首辅沈一贯的门生张邦纪，也感慨当时的不少建言都不得其法，因而引起君臣上下的否隔：
夫言非难也。苟不关天下国家之大计，尝试而漫言之；即关天下国家大计，而徒以意气恐吓于人主之前，无论其济与不济。下言津津，上听默默；下言娓娓，上听轰轰，如是而安取于言哉！[37]
而且这种风气逐渐走向极端，如叶向高曾谓：“朝廷之处分愈重，则言者之声名愈高，名归臣下则过必归朝廷”[38]，建言者刻意与朝廷对立，朝廷如对其施加处分，反倒会使其获得好的名声，即所谓“受斥者身去而名益高”[39]。越是与朝廷对立，越是因此受到严重的处分，就越是有人汲汲于此，如阁臣于慎行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40]。而有些官员这么做，并不是真正出于气节，只不过是以此为手段谋取利益。时人沈德符将正德、嘉靖时期的官员王思连续两次进言而被杖死，与万历时期的情形进行对比，不禁慨叹今不如昔：“今建言之臣，一承谪贬便自名气节，比还朝声势赫奕，坐要显宦，孰肯再蹈不测之渊哉。”[41]有些言官对人对己奉行双重标准：“至于科道，人号为抹布，言只要他人净，不管自己污名。”[42]对于明末的这一风气，清初统治者也有所洞察，曾以此申诫群臣道：
明季诸臣窃名誉，贪货利，树党与，肆排挤，以欺罔为固然，以奸佞为得计，任意交章，烦渎主听，使其主心志眩惑，用人行政，颠倒混淆，以致寇起民离，祸乱莫救。覆辙在前，后人炯鉴。[43]
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当时的这种借言求名的风气也不乏批评。如近人王桐龄先生说：
明季士大夫好以意气用事。对于君主及宰相之举动，督责太严，丝毫不相假借。朝廷有大事起，不能酌理准情，婉言规劝，动辄呼朋引类，明目张胆，喧呼聒噪以争之。彰君主之失，明己之直。使君主老羞成怒，无转圜之余地。图博一己之名，而于国事毫无裨益。[44]
孟森先生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至四十六年清兵攻克抚顺一段时间为“醉梦之期”，并认为它是由言路所激成的：
万历间言官封奏，抗直之声满天下。实则不达御前，矫激以取名者，于执政列卿诋毁无所不至，而并不得祸，徒腾布于听闻之间，使被论者愧愤求去，而无真是非可言，此醉梦之局所由成也。[45]
苗棣先生也说：“一些后进小臣如能切谏激怒皇帝并遭到廷杖处分，立刻就可以名满天下，成为忠臣的典范，不论他对皇帝的攻击是否正确，是否有道理。”[46]周明初先生更是将当时的建言之举都归结为“徼名心态”使然。[47]这个论断或许过于绝对，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冷东先生对万历时期官员危言危行求名的习气，也有所论述。[48]蔡明伦先生对明代的言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万历时期的言路竞起批判皇帝，“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是其原因之一[49]。
如上所述，万历帝的扶持导致了言路势力的复兴和发展。但复兴后的言路势力大有目空一切的架势，甚至常常把皇帝也作为攻击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不顾一切的建言之举，往往能够得到社会舆论尤其是士林清议的同情和共鸣，这反倒使皇帝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对其加以处分，正好满足了其求名的本意，自己却落得骂名；不予理会，又实在不堪忍受。而且这种风气已然形成，正如上述阁臣王锡爵、许国所说的“创为一种风尚”，“此风既成，莫可救止”，不会因为皇帝处分几个言官就罢息。
三 万历皇帝的怠政
万历帝因为对言路的失控而逐渐厌薄其“渎扰”，以至于采用怠政的方式与之相抗，而这直接导致了党争的发生。
关于万历帝怠政的原因，历来说法不一。[50]而笔者认为主要是万历帝自身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与当时言路的尖锐矛盾使然。万历帝多疑猜忌，刚愎自用，耻为臣下所挟制。如其对张居正的清算、在“国本”问题上一再与群臣相抗等事情，均能表现出这一性格。再如万历十六年二月，万历帝传谕阁臣经筵停讲《贞观政要》，并贬斥唐代著名的谏臣魏徵说：“忘君事仇，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51]，由此也可以窥见他的这一性格及其对进言者的态度。万历帝“雅不喜言官”[52]，“不喜激聒”[53]，曾一再表露对官员为求名进言的反感。如万历十八年他曾因星变斥责言官“讪上要直”：
汝等于常时每每归过于上，市恩取誉。辄屡借风闻之语，讪上要直，鬻货欺君，嗜利不轨，汝等何独无言，好生可恶。且汝等不闻，“宫中府中事皆一体”之语乎？何每每以搜扬君恶，沽名速迁为？[54]
阁臣于慎行也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55]由严厉斥责变为“全不动怒”，其对进言者的这种反感情绪走向极端，便导致了他的怠政。
万历帝怠政的主要表现之一是章奏留中，就是被言路所激而致，“言官既多，攻击纷起。帝心厌之，章悉留中”[56]。对一部分建言者反感至极，又苦于无法遏止，使万历帝不加区分地对一切建言者，都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张廷玉《明史》指出这一做法的危害说：
（建言者）深结戚畹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请寄，广纳贿遗。亵衣小车，游市肆，狎比娼优。或就饮商贾之家，流连山人之室，身则鬼蜮，反诬他人。此盖明欺至尊不览章奏，大臣柔弱无为，故猖狂恣肆，至于此根。[57]
没有了皇帝的裁断，一些品行有亏的官员，更可以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诬陷排挤他人。而且章奏留中又更加助长了言路势力的恶性膨胀，“迨神庙倦勤，而舌战笔争，言路始炽”[58]。“留中弊至此，至养成言路骄蹇，亦惟此时为然。”[59]言路操纵政局，把持人事大权，东林党人赵南星说：“万历末年皇祖深居，政不在上，而在台省。强有力者，操六卿宰相之权，以作威福，总货宝。封疆大吏，关外将军，皆其荐引。”[60]近人王桐龄先生也指出言路利用万历帝章奏留中，任意操纵官员的进退：“自帝倦勤，内外章奏皆留中不发，惟言路一攻，则其人自去，以故台谏之势积重不返。一人稍异议，辄群起逐之。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位，天下号为当关虎豹。”[61]
言路的肆言无忌与皇帝的怠政交相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叶向高说：
又圣明深居日久，更防太阿旁落，臣下一言一动，皆以为窃权、为市恩。而士大夫日逐所争，阁部日逐所讲，无非官爵一事。上洞见其情，操之愈急。故虽千言万语，而卒不能入也。且如枚卜事，上本不欲速行，而言者又张皇其辞，以为大物。北人与南人争，外衙门与内衙门争，内衙门又自为争。即其人不争，而附丽推戴者又为之争。人各有心，众各有欲，累牍连章，烦渎天听，如此则安能而不厌，安得而乐从乎！[62]
这种局面发展到万历后期，言路势力遂把持政治，分门别户，终至酿成党争。
门户之祸，起自万历。人主心厌言官，一切不理；言官知讥切政府必不掇祸，而可耸外间之听，以示威于政府，政府亦无制裁言官之术，则视其声势最盛者而依倚之。于是言官各立门户以相角，门户中取得胜势，而政权即随之，此朋党所由炽也。[63]
万历帝怠政的另一主要表现是缺官不补。[64]叶向高曾揣摩其心迹说：“其一必谓官不必备，年来悬缺许多，亦未至废事”，“其一必谓诸臣皆希图荣宠，自为身谋，甚者至相争相讦，此辈一用，必复多事，故为此以摧抑之”[65]。既然官员们总是无端建言渎扰，倒不如让其职位长期空缺，这是万历帝对言路反感，而采取的另一极端应对方法。叶向高极言这一做法的危害道：“今日国家之事虽百孔千疮，而其根源窍系所在，实在于大僚之不补。大僚者，皇上之股肱，所与共图化理而领率群工以成明祚之治者也”，“自顷年大僚不补，列署空虚，至有经年累岁不入衙门，于是凡百臣僚皆怀苟且之心，日成偷堕之习，以歌呼宴饮为职业，以谈说是非为品格。官常尽坏，国宪荡如，盖较之昔人所称泄泄沓沓之病，殆有甚焉！”[66]如上述章奏留中一样，万历帝对官僚机构长期缺官不补，也犯了严重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毕竟仍有很多官员是黜虚务实的，国家的很多政务也有赖于他们的处理。万历帝此举极大地败坏了官场风气，政治也日益腐败，而言路的权势却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加显赫，“时帝厌恶言官，有缺不补，六垣常不过十人，以故言路权益重”[67]。而且缺官不补更是直接加剧了党争，“当是时，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废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择迁转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中党争渐成”[68]。
综上所述，万历帝掀起的批张运动导致了言路势力的兴起，而其后来又因为对言路失控而采用怠政的方式与之对抗，这更助长了言路势力的恶性膨胀，及至其掌握政局，分门别户，酿成党争。
[1]万斯同：《明史》卷354《徐兆魁传》，第274—275页。
[2]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条，见留云居士辑《明季稗史初编》卷14，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87页。
[3]赵吉士：《续表忠记》卷1《顾端文公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64册，第485页。
[4]《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2年第10期。
[5]分见《上海大学学报》1986年第3—4期；《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社科纵横》2003年第6期。
[6]吴嶽：《清流摘镜》卷1《党祸根源》，《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17册，第585页。
[7]张廷玉：《明史》卷218《赞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768页。
[8]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1，陈士楷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9]陈子龙：《安雅堂稿》卷2《太保朱文懿公奏议·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387册，第680页。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一书对张居正之后的历任阁臣在“依阿心态”下，依违于皇帝和群臣之间的种种表现，有较为详尽的论述（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4页）。
[10]叶向高：《答刘云峤》，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6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9页。
[11]《明熹宗实录》卷21，天启二年四月乙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校印本，第1071页。
[12]林丽月：《阁部冲突与明万历朝的党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82年第10期。
[13]张廷玉：《明史》卷230《传赞》，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027页。
[14]万斯同：《明史》卷341《夏嘉遇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330册，第122页。张廷玉《明史》卷236《夏嘉遇传》与之基本相同（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161页）。
[15]万斯同：《明史》卷354《刘廷元传》，第275页。另外，该传所载五党人员与《夏嘉遇传》又有所不同，其中所列毛一鹭、房壮丽、牟志奎、潘汝祯四人后来都入逆案。
[16]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与复社》，李庆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134—136页。
[17]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8]张廷玉：《明史》卷236《于玉立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6158页。
[19]赵吉士：《续表忠记》卷2《叶文忠公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64册，第615页。
[2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5《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铭》，《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346册，第724页。
[21]张廷玉：《明史》卷243《邹元标传》，第6301—6304页。
[22]天启时已有官员这样认为：“向来门户亦因言官议论混淆所致。”《明熹宗实录》卷26，天启二年九月庚子，第1303页。
[23]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80“建言”条，第459页。
[24]张廷玉：《明史》卷164《传赞》，第4461页。
[2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3—806页。而据张廷玉《明史》卷215《传赞》：“世宗之世，门户渐开。若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第5690页），则嘉靖时言路就已产生弊端并酿成党争。
[26]小野和子先生《明季党社考——东林党与复社》指出张居正通过考成法压制言路（第7—10页）。
[27]《明神宗实录》卷219，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100页。
[28]叶向高：《答刘云峤》，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6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9页。
[29]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等人的罢斥，可参见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423页）。樊先生字里行间也对该时期的言官举动不满，并认为其导致了党争的发生（第415页）。
[30]张廷玉：《明史》卷236《传赞》，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63页。
[31]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8页。
[32]《明神宗实录》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己酉，第2987页。
[33]言路借言求名的现象在前朝也存在，至万历时期尤为严重。如弘治时期的官员夏鍭曾说：“言无流窜之祸则不足以彰其誉，有窜徙之苦则愈足以见其难。罪愈重而名愈高，言者之得罪，虽今日之苦，亦后时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3《建言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170册，第183页）。
[34]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73《梅长公传》，《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集部，第347册，第794页。梅之焕在对熊廷弼与荆养乔的争论中，与东林相左，应是非东林人员（张廷玉：《明史》卷236《孙振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54页）。
[3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3《建言上》，第183、188页。
[36]张廷玉：《明史》卷231《薛敷教传》，第6047页。
[37]张邦纪：《张文悫公遗集》卷3《西台疏草·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04册，第37页。
[38]叶向高：《续光扉奏草》卷5《再救帅御史并乞休第九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37册，第529—531页。
[39]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条，留云居士辑：《明季稗史初编》卷15，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88页。按：崇祯时期，当吏科都给事中许誉卿被革职为民时，阁臣文震孟申救不成，遂对阁臣温体仁说：“言官为民，极荣事也，彼方德公玉成之耳。”（汪琬：《尧峰文钞》卷35《文文肃公传》，《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书店1989年版，集部，第356册，第288页）文震孟此语虽为负气而发，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风气。
[40]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8《谴谪前》，《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170册，第281页。时贤顾宪成也洞见到当时言路的这一弊端，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莫若自反而已，自反则上何暇以言为罪，下何暇以言为名，为尽其在我而已”（文秉：《定陵注略》卷2《大臣党比》，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即希望“台省”“庙堂”“建言者”等各方面人员能够自我反省和约束。
[41]沈德符：《野获编》卷20《言事·王思再谏》，《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174册，等491页。
[42]李逊之：《三朝野纪》卷4《崇祯朝纪事》，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1页。
[43]《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壬辰，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承印本。
[44]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第174页。
[45]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
[46]苗棣：《魏忠贤专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47]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4—89页。
[48]冷东：《叶向高与明末政坛》，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49]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50]参见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9—640页。
[51]《明神宗实录》卷195，万历十六年二月乙丑，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64页。
[52]张廷玉：《明史》卷236《李朴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60页。
[53]张廷玉：《明史》卷218《申时行传》，第5749页。
[54]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卷43《论辅臣科臣疏》，徐朔方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1页。
[55]于慎行：《谷山笔麈》卷5《臣品》，《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128册，第743页。
[56]张廷玉：《明史》卷240《叶向高传》，第6235页。
[57]张廷玉：《明史》卷236《李朴传》，第6159页。
[58]吴嶽：《清流摘镜》卷1《党祸根源》，《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7册，第585页。
[59]黄景昉：《国史唯疑》卷11，陈士楷等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60]李逊之：《三朝野纪》卷2上《天启朝纪事》，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44页。
[61]王桐龄：《中国历代党争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版，第202页。
[62]叶向高：《答刘云峤》，见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46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49页。
[63]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64]有关情形，略见张廷玉《明史》卷225《赵焕传》，第5921—5922页。
[65]叶向高：《纶扉奏草》卷2《条陈用人理财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史部，第36册，第537页。
[66]《纶扉奏草》卷10《催请点用大僚揭》，第18页。
[67]万斯同：《明史》卷354《官应震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330册，第277页。
[68]张廷玉：《明史》卷240《叶向高传》，第6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