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掏空的“钱袋子”：天府之国的另一面 | 《剑桥中国宋代史》主编、汉学家史乐民专著首次引进

▼茶马古道的历史，宋朝如此关键！

茶马古道、茶马之路是中国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追溯其历史，人们通常认为其兴起于唐朝，繁盛于明清。实际上，茶马之路真正大规模、成体系地发展，是在宋朝。

宋朝茶马之路的兴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由国家发起和推动。宋朝面对北方辽、西夏、金等对手政权，需要大量战马，但宋朝境内缺乏牧场，只能从外部进口战马，唯一可以利用的渠道，就是从西北的吐蕃部落购买。而与吐蕃交易马匹，最有效方式是利用四川的茶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垄断四川茶叶、设立专门的经营机构、任用善于理财和任事的官员。宋朝为了实现这一切，设立了茶马司。第二，没有天府之国四川，就没有宋朝的茶马之路。到宋朝之时，四川茶业已经十分兴盛，能够提供大量茶叶，并且四川在地理上靠近吐蕃，因此是输出茶叶交换战马的最合适地区。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朝不仅需要垄断专营整个四川的茶叶，还需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深度介入四川，令四川牢牢服从中央的命令。

▼富国是否一定强兵？宋朝留给今天的经验

通过茶马贸易，宋朝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预期的马匹供应，也从茶叶垄断中获取了高额利润；客观上看，茶马贸易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中原王朝同边疆部落、域外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后世所称的“茶马古道”文化即来源于此。

然而，有了战马并不意味着军事上的成功，宋夏之战的败局，宣告“强兵”失败。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其后的南宋缺乏与西北茶叶市场的联系，茶马司业务急剧萎缩，不得不转向内部市场谋利，茶马司开始与商人结盟，压低向茶农的采购价格来保障自身利润，变相地剥削普通生产者。茶马司开始变质，其使命也逐渐走向终结。

茶马之路虽然没能改变宋朝“积贫积弱”“屡战屡败”的命运，但它留给今天的启发是多方面且深远的。

一是制度改革的作用。在宋神宗、王安石发起的变法期间，北宋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通过垄断茶业，向茶征税，获取巨额收入；设置茶马司，破格任用富有创业精神的官僚企业家（很多原本是低级官员）；改造天府之国，将四川的豪强大族，改造为服务国家的官僚，以此保障新政的有效实施。

茶马司反映了宋代的重商主义，这在中国唐宋元明清历史上是独特的。宋朝积极经济政策的失败，给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间接导致了明清“供给型”经济的出现。地方精英不再以仕途为唯一追求，而是谋求地方的威望与财产，形成士绅阶层；后世政府再无干预经济的强大意愿，比如明清时期政府更多是退出市场，放任市场自己发展。

▼从唐宋变革到宋元明一体，重新书写中国历史

史乐民是海外宋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主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中国的国家权力900—1325》《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过渡》等重要著作，他是美国汉学界、宋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他还与中国宋学界有密切的交流。

本书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在于，拓展了唐宋变革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认为中国历史在由唐入宋之际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反对将宋、元、明视为彼此割裂的朝代，而是主张这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渡阶段，政治、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是线性发展的，而宋朝是诸多转变的源头，其中的成败得失，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后世。这一论断对我们重新认知宋以来的中国历史有深远启发。

导论

一个民族的财政史首先是其总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需求导致的经济失血以及对其结果的运用，对国家的命运有着巨大影响……财政措施创造了产业、产业形式和产业区域，但又摧毁了它们——即便并非有意，从而直接促成了现代经济大厦的构建（和扭曲），并通过它促成了现代精神的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化水平、社会结构及其政策可能促成的种种行为——所有这些以及更多内容都毫无掩饰地写在其财政史册上……公共财政是探究社会——尤其是（但并非仅仅）其政治生活——的一个绝佳切入点。这种方法的充分成效在那些转折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那些旧形式开始消亡并转变为新形式的时期尤为明显，而这些时期总是伴随着旧财政方法暴露出来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重新审视祖国奥地利千疮百孔的经济时，勾画出他所设想的“财政社会学”（fiscal sociology）这一新领域的努力方向。从其定义来看，财政社会学探讨的是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财政层面，它涵盖了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后果的研究。财政社会学必然具有社会学的特质，因此，它关注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此外，由于财政社会学试图阐释国家如何掌控和利用经济资源，这一学说也确实主要关乎权力：国家如何从整个社会中获取征税的权力，它如何行使这种权力，以及这种征税权力对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最后，由于征税权是由国家机构、地方精英以及（在农业经济中）为经济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农民之间长期竞争塑造而成的，财政社会学也必定具有历史视角。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财政社会学将对某一特定财政措施的研究，转化为探究国家权力行使的社会和经济前提条件及其造成的结果。

本书具体聚焦于宋朝（960—1279）的一个国有经济“企业”——四川茶马司。茶马司诞生之际，宋朝正陷于各种危机爆发之中，它是王安石于1069年发起的新法改革运动的一项内容，旨在扩大国家的权力范围，以遏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并应对军事灾难。作为3个世纪以来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巅峰，这场为期15年的新法改革运动在传统中国关键的转型时期将社会、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凸显出来，并暴露出宋朝在国内外舞台上的能力不足。作为新法经济积极主义的典型代表，四川茶马司彰显了宋朝政治经济的独特特征，并为评估宋朝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认识从宋朝到明清政治经济的关键变化提供了参照。经济积极主义、中古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以及11世纪中叶宋朝面临的各种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研究在区域经济中官方主导地位的建立、运行及其影响的背景。

中古转型、经济积极主义与11世纪中叶宋朝面临的各种危机

自从20世纪初内藤湖南首倡，历史学家们便将晚唐和宋朝——大致从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视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时期，以及塑造早期现代中国的关键时期。宋朝的史学家们发现，每一次朝代更迭，都以新的方式深刻重塑了帝制中国的社会、思想和经济生活。随着9世纪雕版印刷术的传播，这一中古中国的转变被详尽地记载下来，并保存至后世。

这一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人口重心从古老的渭河流域和华北平原的政治中心地带向长江以南的富饶边疆地区转移。7世纪初，连接黄河与长江的运河竣工。8世纪中叶和9世纪末的政治动荡，以及人们逐渐掌握水稻种植技术，吸引了居于北方旱地农作物种植平原的人们向南方的稻田种植区迁移。到唐中叶，中国南方五个大区（长江下游、中游、上游、东南地区和岭南）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从公元2年时的仅21%、609年时的25%，增长到1080年的46%，到1200年则达到了71%。

水利灌溉工程的不断兴修、新稻种的培育以及双季稻种植的推广，造就了宋朝统治期间中国南方一场所谓的中古中国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粮食充足且富余，使得一些地区的生产者专门生产面向市场的产品，如茶叶、丝麻、树木、牲畜、矿物、食盐、纺织品、陶器、金属器具以及各种船只。2唐宋转型期间，进入市场的商品从富人的奢侈品扩展到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随着中国各地农民被卷入国内贸易网络中，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局面被打破了，贸易本身也突破了城市和准城市监管市场的限制，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的体系，将农村定期集市与遥远的大城市分销中心和消费中心联系起来。

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与传统中国王朝的分裂和统一周期相互交织，促成了中国精英阶层的蜕变，这是中古中国转型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从长远来看，这种蜕变可以被描述为中古时期贵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地方士绅成为新的社会主导阶层。在此，我想强调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即晚唐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精英的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Chinese elite）。

在初唐，少数几个势力强大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朝廷上的高官显位，并牢牢占据着社会上层地位，这些世家大族是华北地区（3—6世纪政治分裂时期）形成的世袭贵族的后裔。尽管雄心勃勃的唐朝皇室通过乾纲独断打压了这些大家族，但对其政治权力的首次持续挑战来自8世纪地方节度使的崛起。随着节度使的崛起，通过选任地方世家大族成员担任州府衙门中的重要职务，政治流动性加强了。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席卷唐朝的社会和军事动荡中，贵族权力彻底崩溃，并迫使这些大家族南迁，以寻求在五代时期（907—960）统治南方的节度使那里获得人身安全并谋求职位。而中国南方的当地精英则从政治分裂中获益，这尤其体现在分裂为他们提供了将财富和军事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大量机会。

960年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唐朝世家大族仅存的势力要想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阶层继续存在下去，就只能成为郝若贝所说的“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即那些声称拥有宋朝之前世家大族血统的家族，他们“世世代代将大部分儿子安排在官僚机构的高位，并且……在980年至1100年间周期性地掌控着宋朝政府”。对他们而言，入仕为官是其独特社会地位存在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宋朝的创建者们通过着力扩大科举制的入仕渠道，将“土豪”和“形势户”转变为“官户”。随着文官体制取代了五代时期的军事机构掌握国家权力，宋朝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断增强，世家也有了充分理由从雄踞一方的地主转变为朝廷文官。跻身新兴且充满活力的宋王朝中地位最高的群体，除了带来巨大的声望之外，还能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比如相对优厚的俸禄、免除服劳役以及拥有宝贵的法律特权。或许最重要的是，中高级官员能够利用荫补特权为亲属谋取官职，这为官位的世代传承提供了一种比科举制更可靠——最终在统计学意义上也更为重要的途径。宋朝文官队伍的规模从11世纪初的大约1万人，增长到1080年新法实行巅峰时期的逾3.4万人。尽管在这一时期，文官人数从未超过中国所有家庭总人数的0.25%，但对于那些家境殷实、人脉广且有能力让子嗣接受教育的家庭来说，进入文官队伍的机会看起来仍然很多。到了12世纪，由于朝廷招募的官员人数过多和党争等因素，为官的前途吉凶未卜，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精英与地方士绅二者逐渐难以区分，士绅们采取了以地方为导向的多元化发展策略，除了占有土地、贸易经商以及在各种学术事业中谋得一席之地外，入仕为官也是策略之一。在11世纪，胸有抱负不甘平庸的人们，都努力跻身京城，期待能在朝廷上大显身手，于是宋朝的精英们抛开家乡的羁绊，为了共同的利益汇聚到官场中成为同僚。11世纪中国文官队伍思想上的一致性和团队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使北宋政府免受特定社会群体和阶层的控制，也促成了某些社会学家所说的高水平的“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这种自主性反过来又推动了宋人放宽政府权力范围的倾向，以及对蓬勃发展的商业经济采取积极的态度。所谓经济积极主义（Economic activism），首先是指国家直接通过垄断方式和政府企业，以及间接通过商业税收来参与商业经济的倾向；其次是指国家致力于运用国家权力来推动经济活动，并决心提高政府在经济总资源中所占份额。许多学者认为，就其理论取向、对商业税收的依赖程度，以及所掌控的经济活跃总份额而言，宋朝政府——尤其是新法时期的国家主义改革（statist reforms）——代表了中国帝制时代经济积极主义的巅峰。

经济积极主义直接得益于政府服务在中国精英阶层生活中所占据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自8世纪中叶安禄山叛乱之后，新的专门财政机构设立，旨在维持迅速发展的商业经济以弥补政府直接税收的损失，官员的政治晋升渠道得以拓宽。到了10世纪和11世纪宋朝崛起之时，唐朝时的核心财政专家群体已发展演变为一个功能齐备的财政管理部门，其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人数在职业官僚精英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到了11世纪中叶，因为在仕途上更容易飞黄腾达，这些财政专家成为其他文官的眼中钉和肉中刺。而这些财政专家们构建起一个密集的国家垄断和商业税收网络，致力于经济调控，其从商业和工业活动中获取的财政收入占据了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半壁江山。此时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向商业活动征税，这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前现代社会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直到清朝末年，在政治危机的刺激以及外国金融顾问的极力劝说下，政府才重新激发起向商业征税的兴趣。

对于一个其财富和权力直接与为政府服务挂钩的精英阶层，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会为政府制定积极且富有扩张性的角色。此外，宋朝政府在经济上的积极活跃还受到了中古中国转型时期地缘政治背景的强化。宋朝与游牧政权在同时代崛起，这些游牧政权是唐朝开始出现的吐蕃、突厥和回纥帝国政治发展成熟后的产物，它们在宋朝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相继出现了契丹人建立的辽（916—1125）、党项人建立的西夏（1038—1227）和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最终在元朝（1260—1368）形成了征服世界的蒙古帝国。这些游牧政权能够将它们先天对骑兵机动战术的灵活掌握与日益复杂且纪律严明的政治和战略组织形式相结合，并从中原王朝那里通过购买、借用和窃取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武装自己。前一个游牧政权所学到的经验教训，会被后一个游牧政权所继承，每个游牧政权占据的草原和农耕地区的面积越来越大，对宋朝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直到1279年蒙古人攻灭南宋，建立了第一个统治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政权。正如宋朝与商业经济的独特关系体现在税收结构中一样，这个王朝与其邻国的独特关系也体现在外交交往的结构中。在传统中国主要的中原王朝中，只有宋朝廷被迫在多国并存的亚洲体系中承认其对手西夏、辽朝以及辽朝的征服者金朝的长期外交平等地位。从更实际的角度来看，游牧政权的崛起，使得宋朝——即使是北宋，在所有主要传统中原王朝中也是统治领土面积最小的。

宋朝的决策者们对自己在面对草原强敌时所处的劣势一直心知肚明，这种对外敌难以匹敌的感觉促使他们采取创新且富有干预性的经济手段。宋朝在采矿、冶金、武器制造以及水军技术方面的超前发展，部分原因在于抵御草原上精锐骑兵的需要。与此同时，宋朝政府在国内和对外商业领域异常活跃的参与，也是为了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获取资金，以支持改善军事的花费昂贵的技术和后勤解决方案。宋朝政府的介入能够刺激经济：通过在采矿和冶金、交通和灌溉方面的大力投资，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及传播新的知识和技术，宋朝的财政部门最初推动了中古中国的经济革命。但宋朝财政逐渐转变为所谓的“战时经济”（wartime economy），给生产者、商人和消费者带来了日益沉重的负担。例如，到1065年，仅国防开支一项就耗尽了宋朝政府83%的现钱和43%的全年财政总收入，比1502年整个明朝的财政预算还要高出35%。某些经济领域，尤其是盐业和东南地区的茶业，都与宋朝政府的供应政策紧密相连，这使得它们特别容易受到政策变动引发的恐慌影响。宋朝政府不时地向市场大量投放价格虚高的盐引和茶引，使得这两个行业周期性地陷入萧条，到1059年，东南地区的茶业经济几乎停滞不前。

就在11世纪中叶税收对经济的侵蚀日益严重之时，军事灾难的阴影也开始显现。在11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党项人建立的西夏已经占据了整个河西走廊以及贯穿其中的中亚贸易路线，威胁要吞并青海和甘肃地区位于宋朝西北边境的吐蕃部落。如果党项人控制了河湟一带，宋朝与中亚的最后联系就会被切断，宋朝将面临来自草原民族的入侵威胁，而且宋朝唯一的战马来源也会被切断，而战马是宋朝北方边境防御体系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也是宋朝防御武器库中唯一需要进口的物资。

危机推动着国家的发展壮大。正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对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建设的研究中所表明的那样，“在危机时，组织严密的国家官员集体，尤其是那些相对不受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经济利益影响的职业官员集体，很可能会推出独特的国家新战略……或者以独特的方式完善已有的公共政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地采取行动”。当宋英宗于1067年驾崩时，宋朝危机四伏且形势日益严峻：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短短四年间，国家先后有两位皇帝宋仁宗和宋英宗驾崩——在时人眼中这无疑是上天对宋朝的示警和不满，也对国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宋英宗雄心勃勃的儿子宋神宗在19岁时即位，这为政治领导层的更迭和宋朝荣耀的复兴铺平了道路。宋神宗招徕王安石为谋士，而王安石在1059年曾向皇帝进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为社会和国家的彻底改革制定了蓝图。从1069年到王安石于1076年罢相，再到宋神宗于1085年驾崩，王安石与宋神宗携手将国家卷入了一场名为“新法”的改革运动之中。新法的经济举措依托于专业财政机构积累的体制和手段，动员了更多的官僚技术人员，将国家控制力延伸至新的地区和行业，并直接挑战了私人商业利益，以获取国内外贸易的利润，从而为积极的领土扩张和国防政策提供资金支持。

在四川，新法推行的国家权力扩张的主要手段是1074年设立的茶马司，旨在垄断此前未征税的川茶，以资助国防的关键组成部分——蕃马购买。国家主导的茶马贸易以极其清晰的方式展现了新法经济活动的理念、实践及其后果。从唐朝到11世纪初，四川经济一直对中央集权的经济剥削具有极强的抵制力，这使得其茶叶产业免受中央政府监管，与此同时，东南茶经济却受到政府日益严格的控制。茶马司建立的榷茶，首次将川茶置于中央集权的控制之下，并成为国家渗透整个四川地区经济的突破口。此外，茶马司在1086年“元祐更化”和1127年女真占领华北地区之后仍得以在南宋政府中存续，成为地方行政机构中一个永久性组成部分，并留下了从1074年到13世纪初的大量行政记录。因此，我们能够分析官方权力如何植入茶马司并加以维持，评估官方权力长期获取其辖区内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并评价官方控制对川茶产业及更大范围的经济的影响。这些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重点，即对茶马司在宋朝官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运行和所受限制方面的案例研究。不过，为了更好地理解宋朝决策者为何认为茶马贸易是必要的，以及在茶马贸易建立之前必须克服的障碍，我们有必要考察其历史背景。因此，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三章中，我追溯了宋朝马匹采购和川茶产业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四川茶马司得以创立的社会学关键因素：四川的士绅和地方豪强——这些数百年来一直抵制国家权力在该地区行使的人物——如何转变为热衷于增强国家税收能力的朝廷官员

【目录】

中文版序言

致谢

导论

第一部分

第一章茶与马：地缘政治与北宋时的马匹供应

马与防御

地理环境与马匹供应

边疆营销体系

重整马匹采购

第二章茶马贸易前夕的市场隔离与四川茶业结构

四川与茶文化的传播

榷茶制度实施前夕的川茶产业结构

第三章官僚体制、社会动员与四川的政治整合

四川的土豪大族社会

前后蜀时四川的豪强社会

动乱与宋朝的政治动员

第二部分

导论王安石的官僚创业理论

第四章高歌猛进的茶马司

提举茶马司的特质

茶市创业

第五章自主性、风险降低与企业扩张

自主经营与压制对手

通过人事控制降低风险

茶场司对县令的影响

组织边界跨越与子公司市场的茶马司管控

激励员工

第六章官僚权力对四川茶叶经济的影响

创业飞跃的逆转

削减机构权力：从创业者到管理者

茶马司与四川茶叶产业

第七章茶马贸易中官僚权力的局限性

以茶易马

失去对茶马贸易的控制

陷入泥泞的南宋之马

结语

附录一本书使用的宋代计量单位

附录二北宋茶马司都大提举、主管、同主管

附录三南宋茶马司提举官

附录四关于两宋茶马司提举官仕宦的相关史料

附录五1074—1115年茶马司净收益和支付给其他机构的津贴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