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昨天《火灾之后，重要的是，不要让她们白死》一文，反响还可以，但有位支持我多年的朋友写留言跟我探讨，说：小西，你不是自居保守主义者么？保守主义者不应该喜欢（包括帕金斯工人权益改良的）罗斯福新政啊！因为罗斯福新政用权力限制了资本的自由，彻底终结了镀金时代“经济上行的美”。这位朋友说的是确实的。最近几年，美国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许多反思和批评转口到国内，让人们看到了与课本上学到的挽救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不同的另一面。站在纯粹的资本家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视角来看，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弗朗西丝·帕金斯主导的劳工政策，几乎就是一场对“资本效率”的联合绞杀。在新政之前，美国镀金时代奉行的理念是“绝对自由、全面放任”。只要劳资双方达成你情我愿的合意，老板想让工人干多久就干多久，工资想压多低就压多低，市场就像一片野蛮繁荣的原始森林，适者生存，狼性十足。然而，罗斯福和帕金斯一上台，直接给这头资本巨兽套上了重重锁链：首先，是出台了著名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这项法案直接打破了资本赖以生存的全面自由竞争。政府出面组织了数百个行业的审查委员，制定了极其繁琐的行业行为准则。它不仅限制了工厂的最高产量，甚至还规定了商品的最低限价。这意味着，在自由市场里，一个企业家原本可以靠着升级管理、压低成本、薄利多销来快速击垮对手的高周转率，在新政的条条框框面前直接失效了。资本敏锐的触角，被官僚机构的红头文件死死捆住。其次，是推出了让无数资方至今提起来都咬牙切齿的《瓦格纳法》（国家劳工关系法）。这部法案首次在法律上确立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并成立了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以前，工人如果不满，资本家可以随时解雇他们，换一批更廉价的“人肉电池”进来，生产线一分钟都不会停，效率极高。但罗斯福新政之后的，法律不仅不允许资方随意解雇工会成员，甚至强制要求资本家必须坐在谈判桌前，跟工会代表一条一条地谈工资和福利。一旦谈不拢，工人就可以合法罢工。原本靠铁血管理维持的、如精密机器般运转的流水线效率，开始频繁被罢工和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所打断。更致命的致命一击，是帕金斯女士在1938年推动通过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这部法律强行给资本套上了“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紧箍咒，并彻底废除了童工。在资方的账本里，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力，是实现原始积累最高效的手段。而新政却规定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必须支付高额的加班费，这等于直接切断了资方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压榨底层血汗来获取超额利润的捷径。最后，则是通过《社会保障法》和高额的税收制度，对资本的利润进行强制性的“抽血”。为了支付庞大的失业救济、养老金和公共工程开支，新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开始向富人和企业征收前所未有的高额所得税。资本家辛辛苦苦赚来的利润，还没来得及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进一步提升资本回笼率的循环中，就有一大半被国家以“社会福利”的名义收走，去补贴了那些在他们眼里“不够努力、不够优秀”的底层失业者。所以直到今天，依然有大量的美国经济学者对罗斯福新政持负面观点。对于这种观点，严重推荐阿米蒂·什莱斯的《被遗忘的人：大萧条的新历史》（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在这本书里，作者就站在坚定的自由市场视角，撕开了笼罩在新政之上的神圣光环。她通过详实的经济数据和历史记录，提出了一个在当时乃至今天都极其震撼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持续了整整十年之久，恰恰是因为罗斯福新政中那些频繁、随意的政府干预和福利主义，冻结了私营部门的投资信心，从而拖延并加深了这场危机。什莱斯在书中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被遗忘的人”。在罗斯福的政治修辞里，“被遗忘的人”是社会最底层需要国家救济的穷人；但在这本书中，真正“被遗忘的人”，是那些辛勤工作、按时纳税、支撑着国家运转，却在新政中被当成资方代表遭到无限剥削与污名化的普通企业主和中产阶级。新政用惩罚性的高税收和严苛的劳工法案，让这些原本最能创造财富、恢复经济效率的社会中坚力量，彻底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和投资的底气。毋庸讳言，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是阿米蒂·什莱斯这一派的忠实拥趸，甚至可能今天也依然是。但是我昨天的文章，是想为我自己，和我的读者提供另一个视角的审视——罗斯福新政，尤其是帕金斯的工权改良，是否并不是一次单纯的左派狂热，而有它不得不搞的理由？前两天美国独立日，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站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山巅上回望，会觉得这个国家稳如泰山。但实际上，一百年前三角工厂惨案爆发时的美国，正坐在一个致命的火山口上。彻底自由放任的镀金时代，资本的效率狂飙确实已经达到了极致，但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社会矛盾的积累也在逼近一个临界值。随便举几个我能想到的例子吧：1914年的“拉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矿业资本家勾结州民兵，直接用机枪扫射罢工工人的帐篷，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1921年的“布莱尔山战役”（Battle of Blair Mountain），一万多名煤矿工人拿起武器和资本家的私人打手、甚至美国军队爆发了正规军级别的激战，政府甚至出动了轰炸机，才最终平定叛乱；1929年的大萧条，导致1500万人失业，退伍军人由于拿不到退伍金在华盛顿安营扎寨，结果被麦克阿瑟将军用催泪弹和高压水枪驱散。……你可以看到，镀金时代的美国，在效率狂飙突进的同时，社会绝对不是一片祥和、歌舞升平的。资方与劳动者签订的契约，表面上看确实是你情我愿。但是资方毕竟是强者，面对原子化的工人个体，优势是明显的。工人为了反抗这种优势，就会采取非正规手段去抗争，而资方为了保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得不支付更多维持稳定的经费、甚至让渡更多的权益给公权力，以要求公权力出面维持秩序。如果这种循环持续下去，最终它的尽头是什么呢？对，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些崇拜“镀金时代无监管效率”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犯了历史最大的幼稚病——他们以为，如果帕金斯和罗斯福不多此一举，把套在资本头上的那些福利紧箍咒统统摘掉，资本就能立刻重回19世纪，轻装上阵、再次狂飙。但他们光算到了福利支出降低了企业的净利润，却算不明白一笔大账：在没有法定制约和底线人性的体制下，资方为了维持那点冷冰冰的“狼性效率”，到底要支付多大的隐性维稳成本？代价是什么呢？当工人连生路都被反锁，连伤亡都得不到赔偿时，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向暴力和激进。资方要保住流水线，就必须常年雇佣私人武装，必须在厂区里布满暗探，或者更简单一点，直接给法庭、监狱、军警拨付天文数字的经费。这种建立在枪口和刺刀之上的“绝对效率”，其本质上不过是一场由所有人用生命作为抵押、最终由权贵独吞利润的庞氏骗局。别觉得这是危言耸听，这其实差一点就实现了，1933年罗斯福已经开始推行他的新政之后，一群因极度不满罗斯福、恐惧底层暴动的华尔街金融巨头，秘密写信给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将军斯美德利·巴特勒，鼓动德高望重的巴特勒将军带领五十万退役军人推翻罗斯福政府，建立军政府独裁统治。然后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美国的历史其实在那一刻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假如巴特勒将军欣然接受对方的请求，发动军事政变，而罗斯福“大意了，没有闪”。那么美国就提前走了二战后拉美的剧本了，巴特勒成了美国的皮诺切特，而罗斯福没准会被认为是美国的贝隆。美国之后的发展，上限智利、底线阿根廷，总是不会是今天的美国。好在巴特勒将军面对诱惑，体现出了华盛顿一般的道德水平，他向国会检举了这场阴谋，美国没有走向法西斯化。但是这个事件表明，美国社会其实已经走向一个十字路口了，在大萧条困境中的美国，看起来无非两个选择：要么，社会向左转，剥夺资产阶级，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把所有的资本家送上断头台，美国变成一个美洲版的苏联：要么，社会向右转，由资本巨头出资，支持一个政治强人建立法西斯政府，用刺刀把工人彻底按死在流水线上，来强行维持所谓的“国家效率”，然后用极端民族主义来麻醉和兴奋他们，那么美国就成了美洲版的纳粹德国。但你发现了没有，这两个选择其实是有共同之处的——在那个年代的欧洲，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试图通过对公权力的极度授权，来抢夺或者强压对方，来缓解自己困境。于是这两个极端共同的终局，也就是过度扩权的公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社会走向反乌托邦。而且当时的美国还叠加了另一个致命的要素——过去美国“镀金时代”之所以能狂飙突进，是因为存在欧洲这样一个广阔的海外市场，美国不需要那么依赖自己的内需也能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但是29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化崩溃了，各国为了自保，纷纷筑起高耸的关税壁垒，原本畅通无阻的国际贸易瞬间变成了一滩死水。这一致命的外部叠加要素，彻底掐断了镀金时代美国资本的最后一条生路。在过去，那些原教旨自由市场崇拜者之所以能够底气十足地压榨底层，是因为美国的企业主们不需要那么依赖自己的内需，也能把流水线上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卖到欧洲去。他们把工人的工资压到勉强糊口的生存线之下，剥夺她们的假期，锁死她们的生路，省下来的每一分成本都变成了国际市场上无往不利的价格杀伤力。然而，当全球化轰然崩塌的那一刻，这个肥皂泡被无情地戳破了。欧洲的海外市场一夜之间消失了，而退回到国内市场的美国资本家，惊恐地放眼望去，却发现自己早已陷入了举目无亲的绝地——他们生产了堆积如山的商品，却发现全美有四分之一的劳动者正在失业挨饿；他们拥有全世界最高效的生产线，却发现那些在流水线上熬干血汗的底层工人，口袋里甚至连买一件内衣的硬币都没有。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在算计“小账本”时，已经用最铁血的效率，亲手剥夺了国内最大消费群体的购买力。这才是1933年大萧条节点上，美国面对的最深重的制度危机。德国或者苏联的选择，本质上都是这种内需绝灭后，社会走向狗急跳墙的极端反应。无论穷人为了分面包去支持搞暴力革命，还是富人为了保财产去资助军政府，都是人们在绝望中，试图通过对公权力的极度授权，把社会彻底推向反乌托邦的深渊。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丝·帕金斯和她背后的罗斯福新政，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一个最伟大的战略抉择——他们没有去扩大公权力的无限欲望，而是用制度化的手段，重新修复了人性的底网，激活了停滞的内需。帕金斯女士主导推出的最低工资制度、40小时工作制以及失业养老保险，在那些只算小账本的人眼里，是“剥夺了企业自由、降低了生产效率”。但从整个国家宏观的大账本来看，这简直是给濒死的社会经济体系注入了救命的强心剂。罗斯福新政通过法律强行把一部分利润留给了底层。工人有了法定的双休日，才会有时间去消费；人们有了法定的最低工资，才会有钱去买内衣、买面包、买汽车；有了工伤无条件理赔、社会保障和养老保险，才敢放心地把赚来的钱花出去，而不是绝望地把每一分钱都攒起来存到银行里或者买房子，去防备未知的灾难。一个由亿万享有基本尊严和安全感的普通人所组成的、全球最庞大的国内内需市场，就这样在看似走投无路的困境中被生生建立了起来。因之，激发帕金斯走上第三条路的“三角工厂惨案”才配被称为“兴邦之难”。这才是美国在二战后能够傲视全球、长盛不衰的真正秘密——它根本不是靠“让美国重新伟大”、重回某个镀金时代去剥削“人肉电池”，而是凭着人性中的善良、怜悯、对自由和人的权利的向往，靠着主动给权力与资本套上人性缰绳，从而把美国的普通劳动力，变成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消费力量。坚守人性的底线，就是坚守繁荣的底线，就是走通德国与苏联之外第三条道路、进入那窄门的钥匙。可为什么如此清晰的历史大账，直到今天，依然有那么多自诩“务实”的人算不明白？或许在我们的头脑中和我们的文化里，我们的真的太过分“务实”，太看中“效率”了，我们忘记了一些更根本的东西。我莫名的想起一位秦姓教授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尺蠖效应”。你看尺蠖这种毛毛虫，它有时屈有时伸，但无论屈伸，都向着一个方向前行。而很多社会之所以治理失败，民众权利在社会的左右打摆子中总是越来越小，原因也是无论左右，公权力总在发生单向的扩权狂飙：当政策倾向于“伸”的时候，政府利用人们对“镀金时代”的向往，推卸公共责任，不提供基本保障，把底层扔进没有安全防线的冰冷市场，理由是“追求效率，轻装上阵”；与此同时，缺乏监管的权贵资本却能大发横财，随意锁死工人的安全门，压榨底层的最后一滴血汗。这叫不公正的自由。而当民怨沸腾、政策转向“屈”的时候，公权力又出来响应民意、“俯允所请”，出来大举管制甚至没收财产，理由是“维护公平，整顿秩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权力并没有转化为底层的社会福利和刚性人权，反而进一步限制了普通人的活力和民间的生存空间。这叫不平等的管制。于是你就能看到一个社会总在左右之间来回打摆子，鼓吹“资本家都该挂路灯”和“穷人就该饿死”的两派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吵来吵去，日子却永远越过越惨，权利越缩越小。为什么？为什么这种荒谬的尺蠖前行能屡屡得逞？因为跌到这种坑里的社会，总有两大软肋：原子化的冷漠和急功近利的效率追求。说白了，就是自私、功利与麻木。试想一下，如果1911年，包括帕金斯在内的美国的中产阶层，只顾着坐在高楼里喝咖啡、看着财务报表上的财富神话，觉得流水线上那些初来乍到、面目模糊的移民女工，与自己是两个世界的人，她们死不死与我何干？……如果当年的美国大众，都抱着一种“只要火还没烧到我头上，闷头赚钱就是硬道理”的生存主义冷漠……如果美国的媒体摆烂躺平、一潭死水，没有扒粪运动，没有社会共识，三角工厂烧了白烧，女工们跳了白跳……那么跨阶层的社会共识就会彻底破裂，左右之间来回打摆子、个体权利越缩越小的拉美悲剧、或者尺蠖效应。就会在美利坚发生。一定会的，因为那是他们忘记良知、放弃共识的报应。人性的弱点，就是无论贫穷还是富有，一旦自己遇到了困难，总希望通过强力甚至暴力，去为自己纾困，哪怕这会严重的损害他人的利益。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已经陷入了尺蠖效应的怪圈。而破解它的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坚守共同的底线、人性的底线：无论你体制怎么“伸”，怎么鼓励资本竞争，你也绝对不能反锁工人的生路，绝对不能取消工伤高额理赔，因为这是资本运转必须支付的刚性公共成本；无论你体制怎么“屈”，怎么加强监管，你都必须保障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不能以任何名义去进行明火执仗的暴力掠夺。所以，人性，才是效率最便宜、最有远见的保护费。……不知不觉，又写了六千字，到此为止吧，生活不易，还有许多事务要我去忙碌。今天的文章，不知又有多少朋友会反对，又有多少人能看懂。一片苦心，为文不易，愿您喜欢。喜欢请关注、赞赏、转发，您的支持，是我坚持创作的不竭动力。
小西cicero约 12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