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三十年自述：钱不是赚来的，是"捡"来的

摘要：

打点的具体方式各地不一样，老五在书里讲过几种。一种是直接送钱：封一个红包送过去，多少看关系深浅、矿大矿小；一种是送股份：给某个领导或者领导亲戚一个"干股"，矿赚了钱按比例分；一种是联姻：把领导的孩子安排进矿上工作，给一个不用上班的高薪职位；一种是更复杂的合作：领导的家人作为"幕后股东"全程参与，矿盈亏与他们直接相关。

1

2018年7月的一个论坛上，编剧汪海林发表了一个讲话，题目叫"影视圈20年目睹之怪现状"。他说，到今天为止，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投资人，煤老板、房地产商、互联网企业。如果让他排个名，最好的是煤老板。

他给的理由是，煤老板从不干预他们的创作。煤老板对编剧、导演这些"做专业的人"是真正尊重的。煤老板的要求只有一个——找女演员。除此之外，剧本怎么写，戏怎么拍，他不管。

汪海林说，这件事的根源不在煤老板们的修养。根源在于，挖煤这个事，外行瞎指挥是要死人的。所以煤老板内心深处长期有一种东西，叫"安全生产意识"，他知道自己不懂的事情不能乱碰。

汪海林最后说了一句话，到现在还在网上流传："现在煤炭企业也不景气，我们特别呼唤他们再回来。"

这句话听上去像一句玩笑，它的玩笑背后是一个时代，那个煤老板满天飞的年代，是中国民营资本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煤老板到底是怎样一群人？或许可以从一本书中找到答案。

2

2014年前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过一本相当奇怪的书，叫《煤老板自述三十年：煤老板眼中的世道与人生》。

作者署名"老五"，70年生人，山西人，一家三代从事煤焦行业，自己当了二十多年煤老板。书是和一个叫"劲飞"的写作者合作完成的。具体分工是：老五口述，劲飞润色。读者后来推测，老五可能是前山西首富姚巨货的儿子。这种推测没有得到老五本人的证实，但从书里透露的家世和经历看，他确实属于山西煤老板群体的核心圈。

这本书的奇特之处不在于它的文笔。它的文笔很普通，很多段落更像是饭桌上讲的段子。它的奇特之处在于——这是中国第一本由煤老板写的关于煤老板的书。在它之前，煤老板这个群体是被各路记者、作家、社会学家、电影人从外部观察、描述、想象的；这本书是这个群体的第一次自我发声。

老五在序里说，他写这本书的起因，是他知道的事情太多。这些事情他讲给朋友听，朋友们听完都说：你这些故事不写下来太可惜了。他就一段一段写，最后凑成了一本书。

书里的故事涉及面很广：元老级煤老板怎么起家，少壮派煤老板怎么接班，跟官员怎么打交道，遇到检查怎么应对，矿难发生了怎么处理，赚了钱以后干什么……这些事情他都讲，虽然为了过审，名字大多用代号或者化名。

这本书在豆瓣获得了7.6的高分。一位读者问：这本书怎么会从正常渠道出版的？

其实这本书能出版的原因不复杂，它出版的那几年，山西煤老板这个群体已经基本结束了。2008年起山西开始大规模的"煤矿重组整合"，到2013年前后小煤矿基本被国有大矿吸收完毕。煤老板退场了。他们退场之后，他们的故事就不再敏感了。一个群体的回忆录，往往是在这个群体已经被时代抛弃之后才能出版。

3

煤老板的故事，要从1980年代讲起。

1983年前后，中央对煤炭行业有一个基本方针，叫"有水快流"。具体的政策是允许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开矿。原因很现实——那时候全国闹"煤荒"，电厂烧不上煤，工厂开不了工，光靠国有大矿挖不出那么多煤。中央放开了，让各级地方和私人都进来挖。

这是煤老板群体发迹的起点。

老五在书里讲过一些第一代煤老板的故事。那一代人都是穷出来的。山西吕梁、晋中、临汾的农村，1980年代初期还是非常贫困的。一户人家如果要包个小煤窑，通常要砸锅卖铁，还要借遍周边所有的亲戚朋友。但本身敢这么干的人，都不是普通农民，是那个年代敢冒大险的人。

那时候挖煤的风险大、利润薄、卖煤难。挖出来的煤要靠人力或者驴车一筐一筐拉到火车站。火车皮紧张，没有关系搞不到车皮指标。煤价低，挖一吨煤的利润可能只有几块钱。老五说，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下来的人，多半是有点儿"轴"的人——别人都觉得不行的事，他偏要做下去。

第一代煤老板没什么钱。他们身上的特征是"穷得抠门"。老五说，他认识的一位元老级煤老板，开矿赚了几百万了，回家还是和老婆儿子挤一个炕。这位老板的逻辑是，煤是埋在地下的，今天有明天没，能多挖一年算一年，等以后没煤了，这些钱就是养老钱。

1993年前后，煤价开始放开。煤老板的命运第一次开始转折。煤价一放开，煤的利润空间立刻大了起来。1990年代末期到2000年代初期，赶上中国大规模的基建启动、电力需求暴涨、钢铁工业扩张……煤价开始一路上涨，一直涨了将近十年。

这十年是煤老板群体真正的"黄金时代"。挖一吨煤的成本可能是一两百块钱，卖出去能卖到六七百块钱。一个小煤矿一年能挖几十万吨煤，意味着几个亿的利润。这种利润不需要任何技术含量，不需要任何品牌运营，不需要任何售后服务——煤挖出来，市场抢着要。

老五在书里反复讲过，煤老板的钱不是赚来的，是"捡"来的。这句话，懂的人自然懂。

4

但是"捡钱"也不是那么容易。

第一道关是矿。

煤是埋在地下的，但地表的所有权是有归属的。土地是村集体或者国有的，地下的矿藏是国家的，挖矿要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这两个证不是想拿就能拿到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煤矿审批的权力主要在县一级；2000年代以后慢慢上收到地市一级、省一级。

要拿到证，第一步要"打点"。

打点的具体方式各地不一样，老五在书里讲过几种。一种是直接送钱：封一个红包送过去，多少看关系深浅、矿大矿小；一种是送股份：给某个领导或者领导亲戚一个"干股"，矿赚了钱按比例分；一种是联姻：把领导的孩子安排进矿上工作，给一个不用上班的高薪职位；一种是更复杂的合作：领导的家人作为"幕后股东"全程参与，矿盈亏与他们直接相关。

界面新闻2018年的一篇文章印证过老五的说法："想要挖更多的矿，就必须有足够大的矿地，但每个人的矿地和矿产是有限的。虽然资源管理的监督制度不是那么强，但越界采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不和官员'联系感情'，想要轻松地挖取国家矿产无异于痴人说梦。"

老五在书里讲过一个段子。一位煤老板有一个矿，但矿的边界处的煤层特别好，他想多挖一点。"多挖一点"意味着越过边界进入隔壁的矿区，这在技术上叫"越界开采"，是违法的。但煤层就在那里，不挖白不挖。这位煤老板就找了管这一片矿的某位领导，请他到家里吃饭。饭桌上不谈正事，吃完饭，煤老板把领导送到门口，塞过去一个袋子。领导回去打开看：是一沓现金，还有一张地图，地图上画了一个红圈——煤老板希望越界开采的那片区域。

第二天，领导给煤老板回话：挖吧，没人查你。

这种事在山西、内蒙、陕西的煤矿区是常态。山西煤炭系统的一位官员后来对媒体说过一句话：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

这意味着，这个领域里所有的人都和煤捆在一起。你要做事，你就要和这个生态打交道；你不打交道，你做不了事；你打了交道，你早晚要出事——因为这种交道本身就是违法的。

在2014年掀起的山西反腐风暴里，从那年的年初到9月，山西已经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这7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和煤炭腐败有关。和这些官员同时被牵连进去的煤老板有几十位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福建福清籍，即所谓"福清煤帮"。

"当地的很多企业主和政府走得太近，官员一旦涉案，企业主往往难以独善其身。"

老五在书里说，他自己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一位他认识的老板，本来生意做得好好的，因为前几年给某位领导送过两百万，那位领导一倒台，他也被带走协助调查。带走之后，矿的事情没人管了，工人发不出工资，欠的债没人还，他在里面待了大半年出来。出来之后，矿已经被别人吞掉了。

5

第二道关是工人。

煤矿挖煤要人。这个人不能是本地人，原因是：本地人怕死，本地人有家人，本地人出了事会闹。

煤矿要的是外地人，最好是来自更穷的地方的外地人。

四川、贵州、河南、安徽、陕西的农村，是1990年代到2000年代山西煤矿的主要劳动力来源。这些人坐绿皮火车几十个小时到山西，下了火车到矿区报到。煤矿管吃管住，住的是窑洞或者地窝子，吃的是大锅饭。每天下井，工作十二个小时甚至更长。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工资按出煤量算。

那个年代的煤矿工人，月工资能拿到一两千块。在2000年前后，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比同时期一个普通工厂工人的工资高得多。但代价是——这是一份随时可能死的工作。

李扬2003年拍《盲井》之前，专门花了四个月时间走访了河北、山西、宁夏、陕西的二十多个小煤窑。为了拍摄一部真正贴近矿工生活的电影，他下了二十多个煤矿，住过矿工的窑洞和地窝子。他后来回忆："黑色的煤尘占领了屋子各个角落，连被褥上都落满了硌人的煤渣。"

矿工们在井下对李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他反复引用："我们就是一块肉，是几块石头夹着的一块肉。"

李扬听完这句话，决定无论如何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2003年2月，《盲井》在柏林电影节上打败张艺谋的《英雄》，拿了"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

但这部电影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公开上映过。

电影《盲井》

《盲井》的故事是真实的 ，它来自刘庆邦的小说《神木》，《神木》的题材来自1998年中国三大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当年新华社报道里详细记述过这些案子：郑吉宽团伙致死110人，潘申宝团伙致死28人，余贵银团伙致死38人。这些团伙的作案手法被山西矿区的一句黑话概括——"打点子"。

"打点子"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团伙成员到外地物色一个孤身的、与家人联系少的矿工（俗称"点子"），跟他套近乎，认作"亲戚"或者"老乡"，骗他到山西的小煤窑下井干活。下井之后，趁他不备，团伙用石头或者镐头把他打死。然后把现场伪造成"顶板塌陷"造成的事故，再以"亲属"的身份去找矿主索要赔偿——矿主不愿意把事情闹大，一般是出几万块钱私了。团伙拿到钱就走，随即去下一个矿继续作案。

讽刺的是，潘申宝本人也是个矿工，1996年潘申宝在山西煤矿打工时发现了这个规律——矿上死了人，矿主都是主动赔钱了事，亲属代领，没人追究。他回陕西老家叫了一帮亲戚朋友，干了起来。试了几次没出事，他把队伍扩大到了六十多人。后来这帮人在好几年里在山西、内蒙、陕西的煤矿之间流动，杀了二十八个人。

四川雷波县当地后来也发现了"盲井犯罪"这条"门路"，那一带的村民开始圈养智障人士，等"业务伙伴"上门来"赎身"。一个智障的成年人三千五百块买走，带到山西煤矿，下井几天后用石块砸死，伪造塌方现场，找矿主索赔几万块。一买一卖之间利润十倍以上。

这些事情写出来令人发抖。但它们都是存在于中国新华社、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各省高级法院判决文书里的真实案件。

老五在自己的书里没有大段讲"打点子"。他作为煤老板，正常情况下不会卷入这种事——"打点子"是矿工层面的犯罪，不是煤老板层面的。但他承认，矿难发生后矿主主动赔钱了事的逻辑确实给了这种犯罪以土壤。一个煤老板的矿上死了人，第一反应永远是"压下来"，因为压下来的成本远比比报上去便宜。

李扬当年下煤窑做调研的时候，遇到过一位小煤窑的老板。那位老板对李扬说过一句话：一条人命，几万块就能摆平。

6

第三道关是检查。

煤矿是高危行业。中国从1980年代起就有一整套煤矿安全监管制度：安监部门、煤监部门、应急部门，加上地方政府的各种联合检查组。规模较大的国有煤矿可能一年要接待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检查。小煤矿稍微少一点，但每年也要接待几次到十几次。

检查理论上是为了发现安全隐患、避免事故。实际上检查变成了什么，老五在书里讲过相当多的细节。

第一种检查是"打招呼的检查"。检查组下来之前，某位关系户会提前打电话给煤老板：某月某日有检查组要来，注意准备。煤老板就提前几天把矿停了，把井下不合规的东西清理一遍，把账面做得漂亮一点，准备好红包和酒席。检查组到了之后，转一圈，看几个事先准备好的工作面，吃顿饭，收个红包，签字走人。

第二种检查是"不打招呼的检查"。这种检查相对少，但也不是没有。检查组到了矿门口，煤老板要做的事情是：立刻安排饭局、立刻递红包、立刻让矿上停产一两个小时让检查组在地面上转一转就走。

第三种检查是"真要查"的检查。这种检查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是上级换了人、地方政治格局变化；另一种是出过事故、上面要求严查。这种情况下煤老板要做的事情就复杂得多：要找更高层的关系压下来；要在检查发现的问题上做技术性的解释；要做账面上的处理。

老五讲过一个段子。某次省级安全大检查，下来到某个市，市里事先通知各矿"严格自查、严格停产"。某位煤老板自查发现矿上的瓦斯监测探头几个月没换电池了，但他懒得换，就让人把监测系统直接关了——反正关了就显示"正常"。结果检查组真的来了，问监测数据，他给的是关掉之前几个月前的数据。检查组没看出来，签字走人。

这种事情在那个年代是常态。安全监测系统的存在本身是为了在井下瓦斯浓度升高时及时报警，让工人及时撤离。但煤老板们为了避免"报警太频繁"影响生产，普遍把监测探头的灵敏度调低、或者直接关掉。瓦斯一旦超标，他们的本能应对是：不要让上面知道，让工人继续挖。

2026年5月22日晚上19点29分，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5月23日深夜，事故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这是2010年代以来中国最严重的煤矿事故之一。

许多媒体都对这个事故进行了梳理，他们发现：

通洲集团早就在2024年4月被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列入了"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这家集团已经被国家级监管部门明确点名为"高危"。但矿照样开着，工人照样下井。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驻之后，发现爆炸点附近出现积水，煤矿提交给监管部门的图纸与井下的实际情况不符，这意味着这个矿可能在某个不为外人知道的地方进行了越界开采，或者在某些隐蔽的位置上有不合规的作业面。

这种"图纸造假"是过去三十年煤矿安全管理中最普遍的问题之一。

老五在书里也印证过这一条潜规则："图纸是给上面看的，实际怎么挖是给自己看的。"

7

黄金年代的煤老板可以豪横到什么程度？

界面新闻有一篇报道说：山西煤老板来北京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注明要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圈，房子在半径3公里以内，否则就不买了"。这种说法可能有夸张，但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现象：煤老板的钱多到不知道怎么花。

老五在书里写过煤老板的几种花钱方式。

第一种是买车。山西"煤老板"的车队，是媒体报道的一个常规话题。婚礼上一字排开十几辆劳斯莱斯、宾利、奔驰S600……在全国地级市层面是不可思议的密度。

第二种是买房。北京、上海、三亚是煤老板最集中的购房地。北京二环以内的高端房产、上海陆家嘴的公寓、三亚的海景别墅……煤老板们整栋整栋地买。一位北京的房产中介后来回忆：某位煤老板看房的时候，问的是"这一层一共多少户"，得到回答之后说"全部买下来"。

第三种是赌博。澳门赌场在2000年代到2010年代初期最有名的客户群体就是山西煤老板。每天有专门的航班从太原飞澳门。一晚上输几百万、几千万是常态。澳门的VIP厅里有专门的"山西厅"：给山西籍客户专用，里面挂着山西元素的装饰。

第四种是包养。这件事老五在书里讲过，但讲得比较克制。煤老板在北京、上海包养女明星的传闻多得讲不完。

第五种，这是老五在书里反复强调的，也是煤老板群体中相当多人确实做过的事——做慈善。

老五讲过他父亲做过的事。某一年寒冬，他们县城供暖系统坏了，他父亲自己掏钱把整个县城的供暖费给付了，让县里把暖气全部打开。这件事县里只有几位领导知道。后来类似的事情还做过几次，比如给县里的中学修教学楼、给敬老院送钱、给贫困户分粮食。这些事情他父亲从来不让公开。

老五说，这种事情在山西煤老板中其实并不少见。一位山西煤老板赚了几个亿之后，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给村里修了路、建了学校、给村里所有的老人发养老金。这件事他做了好多年，做得很低调。后来这位煤老板因为牵涉到某个落马官员被调查，村里的老人自发组织起来给他写联名信。

许多读者就是通过"作者父亲为全县免费供暖的事情"对照"姚巨货曾经为山西清徐县免费供暖"这样的比对，推测老五就是姚巨货的儿子。这种推测不一定对，但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图景：煤老板赚钱以后的去向，不是只有买豪车、赌钱、包二奶这一种叙事。

8

但是煤老板如何对待煤矿工人，这件事就比较复杂了。

老五在书里讲，很多煤老板的发家路上是有"债"的。这个"债"不是金钱意义上的，是命的意义上的。

一个小煤矿从开始挖到挖出第一桶金，正常情况下要经历几次小事故：塌方、漏水、瓦斯小爆炸。每次事故都会死一个到几个工人。这些事故按照规定都应该上报，但实际上大部分被瞒报了。瞒报的具体做法是：给死者家属一笔钱（早期是几万，2000年代是十几万到几十万，2010年代以后涨到几百万），让家属签字"自愿放弃追究"，然后把事情压下去。

钱给到位了，家属一般也就不闹。从外地农村来山西打工的家庭，遇到这种事的反应通常是：人没了就没了，能拿到一笔钱给家里盖房子、给孩子上学，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如果闹，他们也闹不起，他们是外地人，没有路费、没有律师、没有关系、不熟悉山西的法律环境。

老五在书里写过，一个煤老板的钱里，多多少少都有几条人命，他认为这是煤老板群体内部公开的秘密。但问题不在于煤老板们道德败坏，而在于煤矿这个行业本身的危险性：只要在挖，就有死人。死人之后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一个煤老板是"普通煤老板"还是"特别黑的煤老板"。

"特别黑的煤老板"是这样的：出了事故，第一反应不是救人，是封口。井下塌方之后，矿主一边组织救援，一边安排关系户去拦截可能上山的记者，安排人去封住事故现场，安排人去找死者家属"商量"。家属上门来，先关在招待所里，好吃好喝伺候着，但不让他们见外人。等他们情绪稳定下来之后，矿上的人来谈钱。谈拢了，签字，家属带着钱回家。

谈不拢的，麻烦就大了。谈不拢有几种情况：种是家属里有受过教育的、知道法律的；一种是家属里有当过兵的、当过干部的；一种是死者家庭本身比较富裕、不在乎那点钱。这三种情况下，煤老板就要动用更复杂的手段。最常用的手段还是涨钱：从几十万涨到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总有一个数字能让对方接受。极端情况下，会动用威胁或者暴力，但这种情况相对少，因为风险大。

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态度是关键。一个完全按规定走的地方政府，会立刻封锁事故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公布伤亡情况。一个和煤老板"关系融洽"的地方政府，会配合煤老板把事情压下来：拖延上报时间、压低伤亡数字、阻止媒体进入。

2003年到2010年是中国煤矿安全监管最混乱的几年。那几年全国煤矿每年的死亡人数官方数字在三千到六千之间。但这是官方数字。各种独立调查认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是官方数字的两到三倍——因为大量小煤矿的事故根本没有进入统计。

中国煤矿事故的死亡总人数，从1980年代开始累计算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给出准确的数字。

9

2008年是煤老板群体的转折点。

那一年9月发生了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一座尾矿库溃坝，泥石流冲毁下游村庄，造成277人死亡。这是当年中国最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后，山西省委书记孟学农辞职。中央对山西的安全生产管理彻底失去了耐心。

2008年年底，山西出台了煤炭资源整合方案。将全省的小煤矿（年产30万吨以下）通过兼并、重组、关闭等方式整合到大型国有煤矿之下。整合的目标是把全省的煤矿数量从两千多家减少到一千家以下。

这个方案在山西被简称为"煤改"。

具体的做法是：国有大矿出钱，按照评估价收购小煤矿的资源和设备；小煤矿的老板拿钱走人，矿被并入国有大矿继续经营。表面上是"市场行为"，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力量把这个行业里的私人资本扫地出门。

煤改持续了好几年，到2013年前后基本完成。山西全省的煤矿数量从两千多家减少到一千家以下。绝大多数原来的煤老板拿着卖矿的钱退出了这个行业。

拿到钱的煤老板们做了什么？

第一种选择是继续投资能源行业，但不再做煤矿，而是做煤化工、煤层气、煤电一体化的下游产业。这种选择的人不多，因为这些下游产业对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要求都比挖煤高得多，大部分煤老板做不了。

第二种选择是转去其他行业。地产、餐饮、娱乐、教育，这是煤老板们最常进入的几个行业。汪海林讲的影视行业投资，就属于这一类。

第三种选择是出国。把钱通过各种渠道转到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然后家人移民出去。子女在国外受教育、买房、做生意……这是煤老板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最终选择。

第四种选择是什么都不做。拿着几个亿、十几个亿，在北京、上海、三亚买几套房，剩下的钱存银行、买理财、买古董。这种人很多。老五在书里讲过，他认识的好多老朋友，煤改之后就彻底"歇了"，每天在三亚的海边晒太阳，喝茶，打麻将，偶尔回山西看看老父母。

10

在书的最后几章，老五谈到了一个问题——煤老板们怎么看自己。

他说，外界对煤老板的看法大概有三种。一种是嘲笑：这群没文化的暴发户，开着豪车、戴着大金链子，是中国社会"礼崩乐坏"的具体表现；一种是道德谴责，这群人手上沾着矿工的血，赚的是"带血的GDP"；一种是猎奇，这群人的钱怎么花、女人怎么找、儿子怎么坑爹，是社会新闻最爱报的素材。

但煤老板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老五说，他认识的大部分煤老板内心都有一种相当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骄傲：他们知道自己的钱来路有问题，他们知道自己身上没有什么文化；这种东西也不是羞愧，们觉得自己只是赶上了时代，做了那个时代允许做的事，没有什么特别可羞愧的；这种东西可能更接近，一种"老兵"的心态。

什么叫老兵心态？老兵心态就是——我经历过你们没经历过的事，我做过你们做不来的事，我活下来了，我有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一定对，但它是我用我的人生换来的。

老五说，他见过几位煤老板朋友，1980年代起家，做了二十多年，2010年代煤改之后退出。这些人现在大都六七十岁了。坐在一起吃饭，话不多。偶尔讲讲过去的事：某一年某个矿的某次塌方，某一年和某个领导的某次合作，某一年某个对手的某次背叛。讲完了，叹一口气，再喝一杯。

他们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疲惫感。这种疲惫感不是身体上的，是经历上的：你做过那么多事，赚过那么多钱，见过那么多生死，到最后你发现你也老了，钱花不完了，子女不一定争气，自己留不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