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十余年，死伤百万人，一场被历史掩埋的晚清大动荡

★太平天国、义和团以外，一场被历史掩埋的晚清大动荡

学界与大众熟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但鲜有人知，在二者之间，还爆发过一场同样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惨烈冲突——广东土客大械斗。

本书是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郑德华的颠覆性力作，简体中文版首度面世，首次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完整呈现给内地读者。

★规模空前的社会浩劫，晚清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篇章

这场械斗持续长达12年，波及广东9个县，卷入人口数十万，死伤惨重，令整个珠江三角洲生灵涂炭。

这不是地方性的小冲突，而是一场足以改写晚清社会格局的重大事件。它的规模与烈度，使其成为研究晚清社会不可绕过的重要篇章。

★资源有限、官府失能，一场“内卷社会”的底层互害悲剧

在秩序崩解的年代，每个人都被迫站队。

当晚清政府权力衰落，无法为百姓利益冲突提供公正裁决时，原本共存的族群如何滑向相互伤害？

本书揭示了一个令人惋惜的历史处境：资源有限、官府失能、百姓被迫自保——最终酿成了这场底层互害的悲剧。本书讲述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面照见人性的镜子。

★广府与客家，百年恩怨的深层解码

土客之争，根源何在？

本书从广府、客家两大民系的文化渊源出发，深入剖析族群认同、资源竞争与历史积怨如何一步步激化，最终演变为不可收拾的浩劫。读懂这场冲突，就读懂了中国南方社会深层结构的密码。

★权威学者倾力之作，还原真实的历史现场

本书作者郑德华，澳门大学荣休教授，长期深耕中国历史文化、广东侨乡与海外华人史、客家族群文化等领域。本书源自其香港大学博士论文，考据严谨、论证扎实，同时叙事流畅、行文生动。

书中不仅还原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更有力反驳了国内外学者的偏颇观点，是该领域一部权威、客观的重要著作。

序言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在香港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这首先要感谢香港中华书局总编辑侯明女士在近几年不断鼓励我做这件事。我犹豫那么久，主要是因为我曾经当过出版社的编辑，知道从博士论文变成书本出版，不仅必须做很多出版技术上的处理，而且在知识和概念表述的层面上，要更多地考虑读者的需求和习惯，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对某些学术观点和资料进行增补、删节和改正，有些问题论述的长短亦应作改动，因此需要有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才能完成。从 2009 年退休到 2020 年，我一直在上课，还兼了一些其他的职务，直到今年初，才有半年时间没有课程安排，于是下了决心完成这件工作。

说来也奇怪，这一场在广东咸丰、同治年间爆发的土客方言群大械斗， 时间延续了十二年， 地域波及九个县份，被卷入的人口超过几十万，在这段历史时期，它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及其边缘地带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很多中国近代，特别是研究广东，以至近代南中国区域问题的史学著作，都有涉及或直接讨论这段史实， 但奇怪的是至今为止，专门研究的文章却不多，专著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我对广东咸同年间（1856—1867）土客大械斗题材的接触，是从参与近代台山侨乡形成的历史研究开始的。 1979 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的后期，参加了由中山大学、香港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校合作的研究项目，到广东台山侨乡去作社会调查，最初的重点是台山侨乡社会的形成与当地华工的海外迁徙历史。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台山在 19 世纪50 至 60 年代，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民间械斗（那个时候台山市称“新宁县”） ，它波及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大部分地区，而它结束的重要标志就是在 1867 年，清朝用武力在新宁县把土人和客家人双方械斗的人群分隔开来，然后把客家人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地方，在新宁县南端的赤溪镇，便是当年其中安置客家人的一个点。这个地方，由于距离我们调查的驻地比较近，所以便成为我们在调查期间休假时经常去的地方。想不到在无意之中对赤溪镇地方的了解，后来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

我是广州人，博士以前的全部教育，也都是在广州完成的。小时候，大概在 20 世纪的 50 年代，我常听到操广府话的人有一句流行话语： “客家占地主。”最初不知道它的含义，后来才逐渐明白，它是历史残留下的一种思想印记，表现在双方械斗结束半个世纪以后，在广府话方言群中，仍残留着咸同年间土客械斗中对客家方言群的不满情绪。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可以作证明。我家的大姐姐认识了一位客家人的同事，要结婚，母亲不同意，原因就是他是地道的客家人， 而我们却是广府话系统的人。不过，母亲的反对很快就显出她无论是在支撑的理据或在支持者的人数中，都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所以最后结果是大姐姐和那位客家人结了婚。不仅如此，后来连我的太太也是有客家血统的城市人，说明这场方言群的历史冲突所遗留的思想痕迹和心理影响，在没有激发的社会条件下，到我们这一代人，实际已经逐步趋向平服了。

正是因为在本人的家族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方言群因素，在社会联络方面就自然会增加对彼此的了解。的确，在广府话方言群和客家话方言群之间，在社会文化方面，从整体来说虽然都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特点，如有共同的文字，很多共同的社会习惯，不少共同的信仰和风俗文化等等，但是，又有不同的文化特质。比如说，客家人对方言的认同更重，更为推崇耕读文化；广府话方言群对饮食文化的讲究更细致， 对方言群的认同性不是特别强烈等等。这些差异从宏观的角度看，其实是大同小异，尤其在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地域之间地理上的差别，会造成文化上的不同。中国在形容不同地区的民俗差异时，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谚语。这是在一个民族中常有的文化现象。

广东咸同年间爆发的土客大械斗开始的年份，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起于咸丰四年（1854），另一种是咸丰六年（1856） ，其实两种说法都各有根据，只是持不同的判断原则。第一种说法的根据是在咸丰四年，已有零星的土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但还未是大械斗；第二种说法是根据在客方言群提出“六县同心，天下无敌”这个口号后，械斗的性质起了变化，已经演变为方言群的冲突才定性的。本书按照原论文的观点，采用第二种说法。

本书把这场清末咸同年间土客大械斗定性为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属于民间械斗的范畴。它包括广东土客方言群之间的械斗以及最后官方插手等一系列武装冲突。它和同一历史时期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及广东红兵与清王朝对立的斗争，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虽然在大械斗某些历史阶段，械斗中有个别太平军或红兵的残部参与，但完全没有反清朝廷的迹象，所以是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械斗发生的地区，是广府话人占多数的地区，所以从整体上看，势力也较为占上风，他们最初并没有大规模凝聚的要求。相反，由于客家人在历史上是移动较多的方言群，造成了内部凝聚力较强的特点。在械斗的初期，械斗一般只是在局部地区的村落之间进行，但是，在鹤山的客家人马从龙提出了“六县齐心，天下无敌”的口号以后，客家人首先开始凝聚对抗土人的势力，如此才激发双方逐步形成自己的核心领导力量。到了械斗的中期，随着客家人逐步形成几个较为集中的据点，相对形成了进行大规模暴力冲突的武装组织力量，但它与同时期发生的太平天国起义和广东的红兵起义仍然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事件。在同治以前，他们还是以同姓、一村或邻近村的丁勇、壮勇为基本队伍，相对固定的“局”或“团”较少。而械斗非常清楚的是只发生在客家人和土人之间；与此同时，客、土双方，都曾与前来干预械斗的官方武装发生冲突。即使在卷入械斗的地区，在没有冲突的时候，人们还是正常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

田头堡内战事甫休，即农满田畴，妇任樵采，耕薪守御，咸有秩序，且堡内时有儿童读书声……

其实，从这场械斗的整体过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同治元年（1862）起，械斗有了明显的升级，原因来自官方。随着官方镇压太平军和红兵的深入，官方改变了原来基本不插手土客械斗事件的态度。他们明确地用“剿抚兼施”的手法对付械斗者。他们特别防范那些逐渐处于劣势的叛乱者化整为零，混入土客大械斗的队伍，从而发动新的叛乱。所以我们看到土客大械斗在同治以后，有五次土、客与官兵发生重大冲突的战斗。特别是同治二年至三年在阳春、阳江、新兴， 以及同治五年在高明五坑这两次，官方企图用高压手段瓦解土客械斗中客家方面的势力而促使土客械斗事件平息；官方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是能进一步剿灭太平军和红兵的余部。当我们再细心一点观察这个时期的官方对付土客械斗的策略时，会更清楚他们虽然也用对付太平天国和红兵相同的“剿”的方法，但其实是有非常明显的区别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参与械斗的放下武器，便不再追究，对贫穷无家可归者（大部分是客家人），还给予一定的补贴，以便搬迁。甚至对有极少曾与官兵对立的领导人物，如客家首领黄奕泰、韩端元、黄焕章，最后在同治六年（1867）也给予宽大处理。因此，我们认为，把广东咸同年间的土客械斗中的客家方言群与太平天国、红兵起义中的客籍人士相提并论，把不同性质的事件作比较，是不恰当的。

在此，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宗族结构，如何在械斗中产生影响。因为它不仅涉及对械斗的组织、领导层的分析，而且涉及械斗为什么能够持续十多年。其次是所谓“土人”和“客家人”的人口在 19 世纪中叶的泛珠江三角洲形成混杂的原因；最后是对于械斗影响的分析，作为补充性的说明。

清代广东的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对广东地方宗族，即本书提出的“平民宗族”，作了一个很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在唐宋以后，广东乡间建立的宗族支柱，有祠堂、有祭田，如此作为，蔚然成风。若把经宋代欧阳修和苏洵所提倡的创建族谱的方法加起来，就成了后来中国宗族的“三大支柱”了。

我的博士论文中有一部分内容是离土客械斗发生比较遥远的宋代。为什么会作这样的一种处理？原因是宋代的宗族改革，对元、明、清社会基层具有比较大的影响。要说明清代社会基层性质的械斗，就不得不从社会最基本的因素——基层的宗族组织说起，但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过往中国宗族史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给我们留下非常清晰的结论。于是，我本着搞学术要溯本追源的精神，对这一个似无关，但实有关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

本书认为，中国宗族制度从夏商周时代以来，经过氏族制度的蜕变，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的演变，再到隋唐以后，宗族制度来了一个较大的变化，到宋代开始正式发展到社会基层， 改变了以前“礼不及庶民”的状态。从此，中国社会的宗族制度可以说是“全民化”了。宗族不仅是上层社会的特有组织，而且一般民众都被囊括入其中。宋代能够完成宗族社会的这种重大转变，是因为有理学的重要支撑。可以说，平民宗族是在理学的理论教化下完成的。所以我曾在博士论文中提出“平民宗族”的概念，以区别宋代以后的宗族制度的特色。

中国宗族发展到平民宗族阶段，不仅把中国血缘关系的宗族制度全民化，而且为当时中国基层社会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形态，如果我们细心一点考察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这种平民宗族在历史中的作用。它的确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同时还适合当时“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从社会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宗族在宋代以后的社会中，其作用绝对不可低估，它应该是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石。因为在宋代以后的宗族，其作用深入广大农村，对地方管理、财政税收、思想教化以及社会治安，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正如明代顾炎武指出：

至宋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而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而立庙以祀，或累世同居，称之为义门者，亦往往而有。

但是，正如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会存在正反两种矛盾的作用一样，平民宗族随着它的发展，除了上面说的适合当时社会的整体需求外，也必然产生它的反面作用；到了清代，特别是到 19 世纪道光朝以后， 在土客大械斗中， 宗族间形成敌对的状态，明显是冲突能延续十多年的重要原因。它不仅能动员、组织同方言的族人持续参加械斗，而且在物资支援方面，宗族亦起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械斗物资的主要支撑者。在心理上，由于宗族具有血统的关系，所以双方在械斗中结下的仇恨很容易得到保存， 而变成“世仇”，因为按照儒家的思想， “家”和“孝”、“悌”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所以在械斗冲突中互相仇杀，抢掠，焚毁村庄，破坏农田、水利，很容易就会激发起严重的对立情绪。宗族组织立刻变成械斗中的武装组织，根本不用任何的煽动和宣传，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械斗中受伤的有人照顾，死了会入“义勇祠”受供奉，受族人拜祭。这些由长期的宗族文化培育起来的社会道德，在土客械斗中迅速变成一种无形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在研究土客械斗中，必须从晚清时期中国宗族社会的具体历史去分析，才能更好地掌握这场民间械斗的历史真实。

从宗族的角度切入土客械斗的研究还有两点要注意的，那就是士绅在械斗中充当的角色以及清王朝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态度是抑制还是扶持。

在清代广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平民宗族是属于一种社会功能不断加强的组织。首先是充当赋税催征的角色；其次是支持宗族系统成立团练，并把他们纳入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最后是加强朝廷对地方控制权。王朝推行的这种政策，一方面的确起到稳定地方财政、治安和思想教化的作用，但随着这种政策的实施，在客观上使地方势力迅速膨胀，官方对地方实际的控制能力，很大程度要看官方和地方宗族势力的协调。应该看到，在宗族势力进一步强化的过程中，宗族组织的势力不断扩展，后来往往超出了血缘的范畴，成为地区的一种势力。我们在土客械斗中就明显看到这种发展的趋势。

研究土客械斗问题中的宗族问题，其实还直接关系到晚清时期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特殊地位。在械斗中，士绅阶层无疑是土客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的势力明显地影响着械斗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士绅阶层虽然与宗族问题有紧、密的关系，但确实是非常值得独立讨论的问题，所以本书把它作为一方面的问题提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自 20 世纪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面世以后，中国绅士阶层在中国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就更进一步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当然中国唐宋以后形成的绅士阶层非常庞杂，即使是按照张仲礼的说法划分为上层、下层，仍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划分。因为绅士阶层的身份和地位，也会产生变化。如在咸同年间广东的土客大械斗涉及的绅士，多为下层的绅士，即使原为上层者，离开了官场返回故里，成为宗族的上层人物，地位也会变为整体社会的下层部分。这类绅士，我们一般称之为士绅。他们与常年在乡间的父老一辈重要人物构成宗族的领导，是土客械斗的核心集团，是决定械斗状况的关键人物。

这些士绅无论在文化、社会网络、组织能力及个人资产上都高于一般民众， 自然在宗族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地位，他们的看法和行动，直接影响械斗的进程和结果。具体来说，他们一般是从下面几个方面影响的。

他们有能力超越宗族的狭小范围， 把械斗的组织扩展。械斗从小村落发展到有血缘关系的大村落。有些学者把明清广东宗族规模的不断发展扩大，成为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群，称之为“合族”，也有些称之为“高层次宗族”（High order lineages）。不同方言的村落之间的冲突， 发展为方言群的冲突，士绅对联络血缘宗族群的作用绝不可低估。我们在现存英国公共档案馆查到“六县同心，天下无敌”这一条极具煽动力的口号，就是在械斗初期，鹤山客籍士绅马从龙提出来的，它对土客之间形成方言群的对立，形成“分声寻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若从“土”与“客”两种方言群比较来看，客家话方 言的凝聚力较强。原因是客家族群是在长期的集体迁移中 形成的，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吉卜赛人”（意为流浪民族）。他们在族群中流行一句格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足可以见其一斑。相反操广府话方言的族群，相对凝聚力较弱。但是，在客家方言群的挑战下，很快就出现对峙的局面。所以，在咸丰六年，恩平的知县就明确指出，该县 的械斗所以发生，“梁、吴绅耆”实为祸首。 

械斗使广大地区的民众不能正常从事农业生产，战斗的伤亡，更是使许多家庭失去重要的经济支柱。他们的生活往往只能依靠族人，特别是有经济能力的士绅帮助、支持。在土客械斗的过程中，不仅组织防卫、进攻，甚至连成立专事械斗的“团”与“局”，招募本地的“乡勇”及外地的“壮勇”，以至械斗所使用的武器方面，主要都是由士绅策办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士绅在械斗中的影响力了。

在整理土客大械斗的文献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方面不少士绅会毫不犹疑地参与属自己方言群的一方，并充分利用自己的财力、威望和社会关系，千方百计通过禀告官府以至皇帝，甚至不惜传递错误信息，以争取官方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乡间的士绅阶层，实际把他们的命运与民众的命运捆绑在一起，成为一种以血缘、地区以及方言为分野的临时社会团体。在这个时候，他们若遇到与官方有不同的意见，都往往会选择倾向方言群的利益，因为他们在械斗中已投入了重要的财产和生命，并非“中介人”了。由此，我们亦看到，在一般情况下，官方还是愿意争取士绅协助他们解决土客的纷争和械斗的，但他们同时亦了解到这些士绅与民众的切身关系，是民众实际的代言人，所以对他们的信任亦有所保留。不过，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明确，就是在土客大械斗中的土客士绅，他们虽然有时与官方的意见不一致，但他们在本质上不反官，亦不反朝廷。正如我们分析这场大械斗的性质是非政治性的方言群械斗，与同时期发生的太平天国和红兵起义，把矛头对准清王朝是性质不相同的事件。

土客这两个方言群，同属汉民族，具有许多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上的共同的特性。当然由于大家曾在不同的地域生活，所以形成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如说话的方言、生活的习俗，甚至交际和凝聚的方式等等。而在私有制的形态下，群体的利益和血缘上的不同，亦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可以通过调解解决，也可以因某种原因以小变大，从私人的问题发展到小团体以至族群的问题。这就是土客械斗事件发展的逻辑。中华民族的修复机制完全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上文谈及的土客大械斗最后官方的解决办法，若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就是使用政治文化中的威力，用带强制性的方法去解决方言群之间非理性的冲突。我们平常用社会伦理、道德的方法去平衡社会上因某些利益或不同文化习俗中的差异导致的矛盾， 但当问题发展到爆发武装冲突这种阶段，就只能用权力加适当武力去完成，这应该说是合理的。

广东咸同土客大械斗是方言群非政治性的暴力冲突。若从表面上看方言群之间的冲突，似是由某一地区的人群所形成的文化差异引起的，但再深入一些分析就会看到，它是因为多元文化会产生竞争机制而引起的。

上文已经分析过，这场土客械斗的原因是清朝嘉庆（1820）以后政治社会形势开始处于下坡的阶段，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逐步松散，所以咸丰年间出现太平天国、红兵起义，使社会动乱的形势加剧。社会动乱使王朝的管治失去安定的能力，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会使地方势力上升而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如在 18、19 世纪，秘密社会的活动增长迅速就是一种征兆。本书认为，这些不安的社会现象，与地方的民俗、风俗及社会文化等差异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亦与参与的大多数民众的“性格特征”等文化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我们不要用泛文化主义的方法，把文化上有差异的东西，都说成是有偏向性的东西，甚至把它们笼统地归纳到咸同时期土客大械斗爆发的原因中去，从而得出“文化是冲突原因”的逻辑推理。

2020 年 7 月 7 日于濠江

【作者简介】

郑德华（1944—2024）

香港大学博士。曾在中山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澳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长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岭南区域文化、广东侨乡与海外华人史、客家族群文化、香港澳门历史、广东地方信仰民俗等领域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学术著作有《台山侨乡与新宁铁路》《历史追索与方法探求》《广东侨乡建筑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新论》等。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于晚清咸丰同治年间，两广地区土著与客家人之间的冲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罕见。这场大械斗“时间延续了十二年，地域波及九个县份，被卷入的人口超过几十万，在这段历史时期，它使整个珠江三角洲及其边缘地带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本书从晚清的历史背景以及广府、客家两大民系的文化渊源出发，客观分析了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为读者展现了全面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透过作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反驳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研究的偏颇之处。

【目录】

序言 01

（一）02

（二）08

（三）17

（四）25

（五）32

一 导论 001

（一）002

（二）008

（三）018

二 广东中西路地区的“土”与“客” 029

（一）广府话方言系统的形成 030

（二）广东客家人的来源及其向中路地区移动 036

三 广东的宗族与乡绅 059

（一）中国宗族社会的发展与广东平民宗族 060

（二）乡绅及其在广东农村中的核心作用 084

四 19 世纪广东的若干社会问题 107

（一）总督专权和地方行政的流弊 108

（二）人口问题 116

（三）械斗之风 125

（四）天地会与红兵起事 131

五 咸同土客大械斗的过程 149

（一）土客大械斗的酝酿时期（1854 至1856 年） 150

（二）土客大械斗的全面爆发与蔓延（1856 至1867 年） 156

（三）土客大械斗的结束 173

六 咸同土客大械斗的历史分析 185

（一）性质 185

（二）械斗的方式及其组织 188

（三）蔓延和持续的原因 193

（四）械斗与方言群意识 197

七 历史的影响 205

参考书目 221

附录 241

后记 289

简体字版后记 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