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谈近代中国留学潮：“先醒来的人”为何没有完成现代化？

编者按 ：容闳离乡时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或许也是近代中国无数探索者的缩影。他们最先看见世界的变化，也最早承受与旧时代告别的孤独。多年后，历史作家叶克飞将目光投向这些被历史掩埋的人物，还原了他们的留学往事，写下《先醒来的人： 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一书， 也写下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艰难却珍贵的第一步。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标题为编者所加。

几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众冷门书，如今，它得以增订再版。 这本书名为《先醒来的人》，始于容闳、黄宽与黄胜三人，占据更大篇幅的则是留美幼童。 当年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一个历史细节：1902年，遭清政府通缉的容闳决定返美。那年，他74岁，已有一去不还的预感。于是，他返回家乡，为列祖列宗上香，在父母坟前跪别，黯然离去。 那渐行渐远的背影，分明就是“先醒来的人”注定要承受的孤独。 >>> 01 容闳和香山，中国现代化的起点 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与珠海），这位“汲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美籍华人，并没有多少“衣锦还乡”的欲望，年少出洋后，他仅仅返乡三次。从地域而言，他是香山人，但从胸怀而言，他是世界人。

容闳一生最大的贡献，当属促成并执行“留美幼童计划”。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其中广东籍达84人，占2/3，香山县籍又达40人，在广东籍幼童中又占近半。 当时信息闭塞，人们观念守旧，没有几个家庭舍得将孩子送去一个未知的国度，以至于招生成了大难题。容闳只得返回故乡广东香山县，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同学关系招募生源。但除了容闳的个人因素外，广东的开风气之先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降，海洋文化可谓进步之源，广东首当其冲，香山地区又是广东的急先锋。 >>> 02 江浙沪紧随其后 留美幼童数量排在第二的地区是江苏（含上海），当时上海的建制仍属江苏管辖，所以一些留美幼童当时注明的籍贯是江苏某地，但如今已经属于上海。在120名留美幼童中，江苏人达到22名，虽然远远少于广东的84人，但也远远超出排名第三的浙江（8人）。此外，安徽有三人，福建有两人，山东有一人。 江苏之所以留美幼童数量较多，是因为口岸众多，对外来文化接触较早。上海在当时更是迅速崛起的大港口，也是留美幼童赴美的出发地，同时承担了出发前的培训工作。其他零星的留美幼童，则来自临近江苏的浙江、安徽和山东，以及临近浙江而且海岸线绵长的福建，这些恰恰都是当时有机会开眼看世界的地方。可惜的是，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地方太少，肯看世界的人也太少。

19世纪上海港湾 >>> 03 改变留学史的唐国安 尽管被清政府强行提前召回，留学生涯戛然而止，但留美幼童成才率极高。经历过留洋、见识了各种先进政治文明的他们，虽与传统官吏的思维格格不入，可在那个社会各层面激荡变幻的年代里，他们无疑改变了历史。 如今说起那几批留美幼童，名气最大的无疑是詹天佑。可若说改写留学史乃至改变历史，当属唐国安。 1907年，美国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当时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参与此事，促成中美双方于1908年达成协议。此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建游美学务处，唐国安任全职会办。 在游美学务处工作期间，唐国安筹办“肄业馆”，实行高、中两科四四制，成为一所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4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同年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出任第一任校长。 唐国安在任期间，一批批优秀学童得以留学。1909年、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就派出了三批庚款留学生，其中包括梅贻琦、金邦正、胡刚复、张子高、徐佩璜、胡适、赵元任、胡明复、邹秉文、周仁、秉志、过探先、姜立夫、吴宪、孙学悟、金岳霖、侯德榜、叶企孙、杨石先、汤用彤和吴宓等。

游美学务处部分工作人员与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 04 百年前的留学潮，造就中国一代精英 庚子赔款留美生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在教育界，便有执掌清华多年的梅贻琦，先后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在他们治下的大学中又培养了多少精英，已不可计数。 在庚款留美之前，北洋大学堂已开始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1906年，袁世凯饬学堂会同津海关道遴选学生35名，派赴美国留学，其中19名学费是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三校提供；次年，又有法律科学生11人续派赴美留学。促成此事的几任北洋大学堂校长竟全是当年的留美幼童，包括日后的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

>>> 05 上海：近代中国的留学窗口 从晚清民初的历史来看，留学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需要的是政府和民间的合力。甲午战争后，民间留学更加兴盛，自费生占比逐渐走高。 早期香山人的“敢为天下先”，是因为澳门这个开放窗口，后来的留美幼童，则从上海这个当时中国国际交流最多的城市出发。除了上海航线众多、外洋客运发达等便利之外，也利于留美幼童出发前的各种培训和手续办理等。当时清廷在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上海西化的城市氛围也堪称留美幼童出发前的“热身”之选。 此后上海的外语培训机构越来越多，英语、日语、法语等都有专门的日校和夜校。1901年，邹容赴日本自费留学前，就在上海广方言馆补习日语。为留学服务的机构也十分普遍，晚清时期，留学美国的护照就由上海道台衙门办理，西装店、照相馆、船票售卖点和各种出国用品商店等更是一条龙服务。

中国近代的留学事业，不管公派还是自费，都依托于这个行政、经济和文化合力构筑的空间。它提供了开眼看世界的渠道，提供了漂洋过海所需的各种服务，更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但这个“相对自由”，很多时候是夹缝间闪转腾挪而来，而且极易失去。尤其是晚清时期，保守派与开明派之间的观念角力，政治上的站队，经济利益的冲突，都让一切成果显得脆弱，留美幼童的命运就是如此。 >>> 06 “中体西用”的悖论 清廷派遣幼童留美，是希望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但与此同时又希望幼童忠君，别把洋人那套政治理念学回来。从出发前到赴美后，幼童都要学习全国通行的教本《圣谕广训》。这本书为雍正时期所推行，在康熙的《圣谕十六条》基础上，加以扩展并以白话注解后编成，旨在教化万民。“圣谕”中有一条是“黜异端以崇正道”，可当时留学的孩子们真能做到既尊儒学黜异端，又学习先进知识吗？清政府的这个如意算盘，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从清朝社会来到美国，对于留美幼童来说无异于两个世界。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不愿再穿累赘的中式长袍，改穿美式衣服，他们还偷偷剪掉脑后的辫子，以假辫子应付监督官员。

他们对现代政治文明、经济常识和科学知识了解越多，就越不相信四书五经。当他们逐渐融入美国社会，也不再接受动辄跪地磕头的中式礼节。但对于个人权利乃至社会民主的追逐，在清廷眼中无疑是大逆不道，幼童被召回成为必然。 这是两个世界碰撞的结果，清政府尊崇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文明不可能兼容，所谓“中体西用”，只是一个笑话。留美幼童接受的新式教育和新生活，注定会让他们在内心告别过去。 也就是说，清政府支持幼童留美，并不是心向文明，而是希望维护自身统治。现代文明呈现出的各种特质，比如民主宪政、个人自由等，都是清廷最不能容忍的。闭关锁国从来就不是愚昧，而是统治者的手段。 ...... “中体西用的悖论”正好揭示了近代中国最深刻的矛盾：一个古老帝国希望借助西方的器物增强自身，却不愿面对支撑这些器物背后的思想土壤。它想要火车、电报、枪炮，却不愿接受产生这些技术的制度与精神。 但真正推动一个社会前进的，不只是机器和知识，更是人的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理解。留美幼童的经历也证明当一个人真正接触另一种文明，他改变的不只是衣着、语言和生活方式，更是看待自己与世界的方式。 这也是今天我们重新阅读这段历史的意义。我们面对的很多困境，本质上并非信息不足，而是如何突破既有认知的边界。一个人最难改变的，往往不是环境，而是自己习以为常的判断。 而《先醒来的人》正是一部关于觉醒、选择与时代转型的历史记录。它写的是百年前那些走向世界的人，也写给今天每一个不愿停留在旧认知中的人。 世界已经变了，而拒绝看见变化，才是最大的危险。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