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蒸发：现代人的进退维谷

就现代人类经济政策实践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国家主义经济学与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管控干预的实践策略，而后者则是强调市场和资本所主导的实践策略。

虽然两大流派在思想上看似不共戴天，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一种适配现代的经济学，分别依托国家和资本—市场两大权力体系，它们看起来更像是紫金葫芦的与玉净瓶一样，把人都吸纳进去。犹如被裹挟进洞穴的人群，看到权力设置的各种幻灯片，

【城市中的“赞米亚人群”】

城市中不可能存在狭义的赞米亚人——东南亚山地人群，也不会存在广义的赞米亚人——非国家空间人群，但存在一种衍生意义的“弱国家控制”的赞米亚人群网络。

武侠世界用“江湖”指代，这可能是集体意象的沉淀：江湖山林这种地理环境，从统治景观上来说，要么是“非国家空间”，要么就是“弱国家空间”，迥然不同于城镇这种国家直接在场的空间。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城市中不存在能够供给人群遮掩又自足的地理类型，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把混社会、跑社会的人称之为“混江湖”“江湖气”——这种意象的延伸自然不是无的放矢，他们固然不依托于地理环境进行自我掩护，但是他们又的确依托于弱国家渗透的网络进行生存。

正如一个步行者在城市高架下行走，和高架上的行驶者处于平行关系，彼此根本不清楚互相间的路况。在一座城市中，有些人际网络的确可能是绝缘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中，财富产生可以供养起一片繁荣的悬浮网络，这里聚集着大量不愿意被资本效率规训和国家道德规范的人，也许他们更多的会被愿意被资本效率规训和国家道德规范，自视为“正经人”的“良民”视作“不务正业”、“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好勇斗狠”（当然这里也存在相反视角的污名化，我所在的城市中的赞米亚人，通常把走“正道”的人，称之为“厂生”，对立于他们自我认同的“社会生”，有老实安分的轻蔑之意，但限于话语能力，这几乎是他们所能创造出来最具负面性质的评价了）。

如果基于“弱国家渗透”这个标准进行划分，城市中的赞米亚人，他们往往具有这些身份：混混、赌徒、酒徒、色鬼、瘾君子（这里只是使用一些俗成的身份形容词，作为使用者，此处不含贬义），他们所出没的场所，则是酒吧、棋牌室、夜宵、KTV、洗浴、洗脚、茶室这类娱乐场所，出没时间不受国家、资本生产节奏限制，只受制于生理时间限制。他们的财富，可能来自于城市扩张中的拆迁款，也可能来自于凭借暴力威慑的高利贷盘剥、或者是娱乐场所的经营、及其他触犯国家法律的违法行为。总之因为城市私营经济发达和资本密集，都足以供给出这样一个不太受到于国家和资本的人群。他们的财富产生和交易不太受到监管，很少纳税。在意识形态上来说，非常反感权力灌输的教条（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没有规则，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还是会博弈出一套他们所体认的规则的）。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群体可能滥觞于唐宋变革之际，直到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这群人会被称之为“白相人”。己丑鼎革后，这群人偃旗息鼓，随着八十年代国家对社会空间的释放而余烬复燃，在经历83严打后，春风吹又生，最终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网络群体，不断吐故纳新。因为这个网络群体较少受到国家暴力的压制，所以暴力策略非常兴盛，这就会引发和国家的冲突。但是因为城市赞米亚人群网络本身就是一群“逃民”，要收集相关的信息是困难的。至少我成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而且是可以确认的警“匪”关系传说，一度夹杂着黄金荣与青帮式的鱼水情。不过，这并非是一个是非问题，只能说是特定条件下的效率选择，只有适度的接触，才能在那个时代，掌握这座城市赞米亚网络中的信息，从而提高国家基层能力。不过正如斯科特指出那样，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打破了国家空间和非回家空间之间的均衡性。在金融、通讯监管和探头普及等监管能力的大幅提升后，形成了一边倒的拿捏，也就没必要在经营什么鱼水关系了。

在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其实都有一个赞米亚的远景，无论是桃花源，还是水泊梁山，或者是袁承志、张无忌、杨过、项少龙的的归隐，都是人们无意识的对国家抵触和逃避。

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意识形态或者是具身的生存策略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