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的遗产

景帝为使刘彻能顺利接班，人事上作了精心安排。周亚夫为廷臣之首，时相权尊重，不易动摇。景帝调整执政大臣，涉及丞相周亚夫去留问题。决定周亚夫悲剧命运的有以下几点因素：

一是“七国之乱”，周亚夫以“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之计，牺牲梁孝王保全汉家。“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隙”，于是“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窦氏外戚集团与周亚夫有矛盾。二是王氏外戚因太子已成势，而窦氏外戚除窦婴以军功封魏其侯外尚无封侯者。窦太后请为王皇后兄王信封侯，意在为诸窦请封开先例，景帝推说与丞相商议，欲转移矛盾。周亚夫质史无文，依其父周勃反对王诸吕之例，说：“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同时开罪于窦、王两大集团。三是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后，“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遂与太子集团有矛盾。四是随着西汉政权日渐巩固，军人的政治影响力减弱了，政权向文官化过渡，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化。因此，不独周亚夫的地位将发生变动，而且军功集团地位也行将下降，汉帝国的权力结构将要发生重大调整。

一次，景帝宴请周亚夫，“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箸。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这实为一次心理测验：景帝试周亚夫以“术”，置肉无箸（如问是否知足）。周亚夫是武人，不学无“术”，不善于掩饰心理活动，微露怨色。野史记载，席间太子视之（亚夫）不辍。亚夫于是起。帝曰：“尔何故视此人也？”〔太子〕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帝笑，因曰：“此怏怏非少主臣也。”刘彻善于察言观色，能从行为举止揣测对方心理。景帝说周亚夫“非少主臣”，要贬抑相权，更换辅臣，树立太子的权威。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周亚夫被人诬告谋反，下狱冤死。窦太后认为窦氏外戚组阁的时机成熟了，遂推举魏其侯窦婴出任丞相。景帝以窦婴政治上不够稳重为理由，擢升太子刘彻的太傅卫绾为相、尊道家无为而治的卫尉直不疑为御史大夫。卫、直二人为人谨慎持重，从不多事。他们是窦太后能够认可的人选。《史记·万石张叔列传》附卫、直传记载：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栗姬兄弟）之属。上以为绾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八月，卫绾任丞相，直不疑任御史大夫，并超迁王皇后异母弟田蚡为太中大夫，以便出入内廷。封田蚡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景帝临终之前，将田氏兄弟擢为列侯，准备刘彻即位时出将入相之大用。这总算是维持了辅命核心成员之间的短暂平衡。景帝为刘彻的即位竭尽心力地做好了人事方面的最后铺垫。一切安排妥帖，诸般心事了结之后，年仅四十六岁的汉景帝刘启终于撒手归去了。

景帝后元三年（前141）正月甲子日，史官写下“帝崩于未央宫”几个字。当日，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时年十六岁。尊皇太后窦氏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妻子馆陶长公主刘嫖之女陈氏阿娇为皇后。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至此，西汉皇权的政治史又完成了一个周期的往复。

文景时代初步恢复了经济，巩固了刘汉政权，史家习称“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两朝还是有所不同的。史称文帝“尚俭”，恐多事扰民，侈靡伤农，“常畏过行”。文帝能虚己待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故能“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文帝遗诏嘱咐后代节俭，反对“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约法省禁”，“什伍税一”，乃至“三十税一”，清静无为，放权让利。但是，文帝朝的无为而治，反而纵容了宗室、公卿、外戚、豪强们无所不为。如近臣邓通吮痈得宠，垄断蜀山铸钱业。时“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王刘濞〕、邓〔通〕钱布天下”；匈奴内侵，文帝不能用魏尚、季布，遂致“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京师震动，无不忧懑……兵连不解，转输络绎，费损虚耗。因以年岁谷不登，百姓饥乏”的恶果；贾谊称其政“闒茸尊显，佞谀得意”。刘向对成帝说，文帝能礼待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故“言事多褒之”。老实说，文帝朝只不过是“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问题不少，“政颇遗失”，不如中宗（宣帝）。景帝承文帝朝尚俭之风，但对割据势力已开始转向强硬政策。

“文景之治”是社会大动乱后“让步政策”的结果。“让步政策”包括对匈奴“和亲”，对宗室诸侯王、外戚、豪强势力的放纵。物极必反，无为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景帝遂有“削藩”、平定“七国之乱”、贬抑军功集团、制约相权、任用“酷吏”、严饬法律等一系列措施。当然，前提还是基于中央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史载，自文帝朝至武帝初，“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但物极必反，“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尺蠖之屈，以求其伸。这就是道术所说的“上无为而万物作”的智慧。从大势上看，“文景之治”经济上的积富之势，行将转化为政治、军事上的积强，以刘彻为主角的历史舞台已经由祖辈和父辈为他预备好了。

刘彻既继承了祖辈如刘邦的大略、刘恒的城府、刘启的果断，同时，残酷的宫廷生活和政治斗争也使他的心里潜伏着阴暗的一面，这种潜在的东西随着刘彻年龄的增长和各种矛盾渐次展开，将在未来朝代中慢慢显示出某种消极作用。景帝似乎察觉了刘彻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因素。他临终前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他告诫说，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知子莫若父，刘启说这些话的时候，或者已经感觉到儿子身上似乎有某种异于自己而又难以把握的东西。或许，这仅是出于自己的政治“本能”的嗅觉罢了。好在后事已经做了安排，汉家天下交付给了刘彻，身后的事多管亦属无益。道路，还是由他自己走吧。

本文节选自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