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的酒缘

《初学》《有学》二集中所收以纪事为主的饮酒诗，约略有六十余题一百多首（见附录），这些作品占所收诗的分量不算大，但既为牧斋对酒之自我表述，故对牧斋饮酒风尚自然提供了不少可贵的讯息。更难得的是，这些诗的题目明确地记录了牧斋饮酒的时、地及人物。换言之，这些诗创作的时间、空间、及所参与的人物，三者之间都密切衔接，紧紧相扣，对了解牧斋的交游有相当之补益。以下就他所嗜酒种和他平生的酒侣，作一具体之分析。

（一）牧斋所嗜之酒种

牧斋自早岁起，便屡得机缘遍尝天下名酒。熟悉牧斋生平者，都知道他二十五岁自江南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往后近六十年中，或因科第、丁忧、罢遣、蒙召、讼狱，先后往返于江南与京师之间者达十数次。牧斋之得尝遍大江南北之名酒，应和他的政途经历大有相关。

自明中叶以来，酒分南北，犹画之有南宗北宗。至迟在牧斋出生前五十多年，已有人将此说法著于文字。隆庆间人冯时化（应龙、与川，1526—1569）撰《酒史》六篇，其中《酒品第二》便说：

酒自仪狄杜康始造，厥后作者日繁，愈出愈奇。南方多糯米，北方多黍米。为品不一。

冯氏以酿酒原料来区分酒之南北，指出南酒多以糯米酿制，味偏甜。这恰是牧斋对南酒兴趣不高的原因：

我饮非大户，颇自嫌甜酒。

他对家乡的“吴酒”，甚至表示厌恶：

吴酒负虚名，往往烦饷馈。餔糟与啜醨，委顿非吾志。

牧斋以南人而偏嗜北酒，曾有诗说：

苦爱北酒佳，芳香入梦寐。

他的挚友程嘉燧（孟阳、松圆，1565—1643）也是南人而嗜北酒。牧斋有诗说：

昔与程孟阳，闲窗较酒品。屈指北酒佳，西笑忘食寝。

北酒之中，直隶河间的刁酒给牧斋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天启初年，他罢官南归，离京前夕，得友人以刁酒相赠，使他久久感念不忘。及过河间，又承当地县令饷之以刁酒，牧斋赋诗纪其事云：

刁酒沾唇味许长，河间才得一杯尝。侬家酒谱卿知不？记取清甘滑辣香。

北酒盈尊菜满盘，每因西笑忆长安。如今又想南茶吃，悔掷枪旗上马鞍。

第一首落句说刁酒的佳处在“酒甘滑辣香”，第二首则将南茶比北酒，都堪注意。两诗词意兼优，乾隆大事禁毁牧斋著作之际，阮葵生（宝诚，号吾山，1727—1789）毫不避忌将此题第二首移录于所著《茶余客话》之中，不为无因。其书于嘉庆至光绪间，且得反复刊刻。这自然都是后话了。

刁酒原为北宋大内御酒。其后方为河间一刁姓人家所得，因以得名。钱曾注此诗追溯刁酒源于赵宋建国之前：

柴世宗破河中李守正，得匠人，至汴造酒，宋内库循用其法。京师御酒，掌之内局，法不传于外。燕市酒人，独称南和刁酒为佳，盖因贾人之姓而得名也。

也许是因为刁酒声名之盛，京师酒商便常以假刁酒充数。牧斋有诗咏当时“长安多美酒”，却说“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饧”，正是此意。

牧斋对北酒中的沧酒亦赞不绝口。崇祯元年（1628），牧斋因枚卜案被“革职待罪”，翌年始获释。此乃牧斋在明末政途上一大打击。六月，自北南旋，有《后饮酒七首》组诗，第一首叙其于沧州沽酒事，亦纪实也：

停桡买沧酒，但说孙家好。酒媪为我言，君来苦不早。今年酒倍售，酒库已如扫。但余六长瓶，味甘色复缥。储以嫁娇女，买羊会邻保。不惜持赠君，君无苦相嬲。涂潦泥活活，僮仆手持抱。郑重贮船舱，暴富似得宝。明灯吐新花，夜雨响秋草。君如不快饮，负此酒家媪。

此诗叙事述人，亲切可喜，又不事雕饰，在牧斋咏酒诸篇什中，应列上品。

牧斋当日自沧州孙家酒媪所购得的六瓶佳酿，果如诗中所说那样“郑重贮船舱”，一路挂帆南下。舟中复赋《沧州歌》一首，寄语与他同在北京获罪、比他先行返回虞山的门生瞿式耜（伯略、起田、稼轩，1590—1650）说：

君初别我新折柳，归帆约载长芦酒。今我南还又早秋，也沽沧酒下沧州。轻舟一叶三千里，长瓶短瓮压两头。与君去国如去燕，一水差池不相见。沧州芦花如雪披，沧水东流无尽期。沧州好酒泻盏白，照见行人鬓上丝。东皋秋清月舒彩，西湖采莲歌欸乃。期君开怀酌沧酒，醉拉程生戏墨海。

诗中“轻舟一叶三千里，长瓶短瓮压两头”，不就是前引诗里孙家酒媪告以“郑重贮船舱”的写照吗？结韵“期君开怀酌沧酒，醉拉程生戏墨海”，程生，指上文所及之程嘉燧，工诗善画。可见相期在虞山共饮沧酒的还有也是南人而嗜北酒的程孟阳。

明中叶以后之所谓北酒，主要指北直隶辖下河间、保定、大名三府所产。除牧斋特别喜爱的刁酒及沧酒外，尚有易酒、魏酒；也包括山西蒲城的桑落、汾州的羊羔；甚至如来自西北的葡萄酒，凡在京师可沽得的，有时也被泛指为北酒。

牧斋诗中对北酒也有宽严之别，并无一致的说法。前引《饮酒七首》组诗第三首提刁酒、易酒、魏酒：

长安多美酒，酒人食其名。酒旗蔽驰道，车毂相摩争。刁酒非沼水，味薄甜如饧。易酒酿天坛，市沽安得清。魏酒稍芬芳，劲正乖典型。

第四首即提及羊羔、葡萄、桑落：

羊羔产汾州，葡萄酿安邑。刁贾主人名，桑落应候出。一一走京华，种种烦置驿。肩荷虑颠踬，车驰或汛溢。抱携如怀绷，登顿敢奔汨。一夫致一罂，一石数金直。

两诗也透露出晚明北京贩酒业的兴旺：“酒旗蔽驰道，车毂相摩争”；“一一走京华，种种烦置驿”；“一夫致一罂，一石数金直”，指的都是京师中的北酒。至于北直隶三府以外的北酒，如平原酒及山东德州酒，牧斋也喜爱，且都视之为“北酒”。

上文说到牧斋对南酒厌恶。但南酒之中，也有牧斋所喜爱者，此则江苏金坛之所产也。牧斋诗云：

屈指北酒佳，西笑忘食寝。南酒推金坛，甘香比桑葚。于公知我好，载送似给廪。

“金坛”所产佳酿何所指？“于公”者，又是谁人？《初学集》卷四所收的一首五言古诗的诗题对此均有解答：

金坛于润甫酿五加皮酒为南酒之冠。润甫与缪仲醇友善。仲醇善别酒，酿法盖得之仲醇。今年润甫酿成损饷，而仲醇亡矣。赋四十二韵奉谢，并悼仲醇。

诗题所涉二人：于润甫，生嘉靖四十二年（1563），有兄名玉立，字中甫，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润甫七十及八十生辰，牧斋分别为撰寿序（见《初学集》卷三十七），述于氏兄弟之仕途及二人私辈与牧斋交往事。缪仲醇，名希雍，与牧斋同里。《明史》称其“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著《本草单方》一书，行于世。而牧斋自承尝以晚辈与于玉立、缪希雍及常州沈应奎、长兴丁元荐等为友，同“以节概意气相期许”。仲醇信佛，尝侍紫柏大师（达观真可，1543—1603）。其手写之《紫柏全集》，后归牧斋。可见于玉立之弟润甫得五加皮酿法于缪希雍，复屡以佳酒赠牧斋，盖皆有因缘者存焉。

牧斋此诗长达四十二韵。篇首直言北酒之佳及南酒之劣，并以酒之恶劣，比之于人，“恶酒如恶客，其性悍而鸷”、“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迟”。继述于氏自金坛送酒至虞山，牧斋闻讯后急不及待的心境：

朝来送酒人，远自金坛至。未暇洁尊罍，先呼击泥埴。

牧斋随即将金坛五加皮与其他南酒比较：

黄柑洞庭春，云露石湖贵。犹嫌金醴薄，不羡松花细。

“洞庭春”和“松花酒”均取典东坡诗，遵王已注出，都是南酒中上乘之品。

接着，牧斋说出他对此酒的感受：

肃如见君子，寒清沁心肺。蔼如近美人，光风汜肠胃。云阴解翳駮，莺花见明媚。暄如踏春阳，冷如坐月地。头风愈眩运，末疾起重膇。螟蛉息嘲啁，雷霆断惊悸。

以“美人”、“莺花”、“春阳”、“雷霆”来形容此酒，牧斋之酷爱于家所酿，可以无疑矣。

如此佳酿，自然必须好好保存：

丁宁戒室人，此物吾所嗜。升合谨斟酌，朝夕手封闭。频烦看瓮面，促数涤饮器。不畏大户嗤，但恐后车匮。

诗末叙牧斋与此酒酿方之始创者缪仲醇之相交：

我友缪仲醇，别酒号渠帅。生平家人产，强半营酒事。劲正本式法，清浊剖泾渭。酒家有南董，此翁庶无愧。

《明史》称仲醇精岐黄，著有《本草单方》，则仲醇所制，或不仅为一般之佳酿，且为对身体有益之“补酒”耶？^[32]牧斋誉仲醇为酒中之“南董”，及仲醇物故，牧斋便不得不发“一朝归黄壤，酒枪闭空笥”之叹了！

牧斋以南人而好北酒，是否只是个人的品味问题？此事暂按不表。以下先讨论牧斋生平的酒侣。

（二）牧斋之酒侣

《初学集》卷六《三叠韵谢藐姑太仆送酒》有句云：

顾影陶潜惟有一，挥杯李白不成三。

此写独酌之孤寂，明出陶潜、李白。陶诗既云“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又自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至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则更是千古名句了。

但牧斋写失群独酌之诗，在诗集中究竟是不多见的。牧斋述饮酒，大都是与别人对饮、泥饮，有时甚至是聚众轰饮、纵饮。诗集中六十多题“饮酒叙事诗”之题目本身可证。易言之，牧斋虽嗜酒，然有酒而无侣，终不为牧斋所认可。

牧斋平生酒侣，当以其科第膴仕中之师友门生为多。至如终身不涉官场之湖海知交，及与其逢场作兴之红粉知己，自亦不少，本节所论以第一类为主。

牧斋在科第仕宦途中所认识嗜酒者大不乏人。《饮酒诗七首》所记于天启元年（1621）及三年（1623）先后于河北吴桥及山东滕县共饮之范景文（梦章、质公，1587—1644），即其中一人。《饮酒》第一首开篇云：

昔与范郎饮，班荆剪葵韭（自注：天启辛西过吴桥，饮范质公斋中，质公时为吏部郎）。家酝清且甘，汪汪照尊卣。

天启元年辛酉（1621），牧斋四十岁。是年往浙江任乡试正考官，同年还朝。范景文为河北吴桥人，牧斋路过与范氏共饮自是实事。诗中又说“深谈复浅酌，日景移卯酉”。谈的自不能与朝政无关，盖诗续云：“去年遗我书，劝我勿淹入。”是范景文尝劝牧斋避免卷进政争的漩涡。

但牧斋还朝后，终被讦告在浙任考官时有通关节之嫌，将起大狱。翌年狱始解，牧斋亦蒙“失察夺俸”之惩罚，于天启三年（1623）称疾南归，路过山东德州再访范景文于其别业，忆记二人吴桥对饮，遂已三年，于是有上录《饮酒》之作。

《饮酒》第二首，则记二人山东德州对饮事。时值牧斋罢官南归，诗中当不能无愤懑之意。诗云：

闲闲桑者园，在彼官道旁（自注：桑园在德州东界，为范质公别业）。衰柳疏屋宇，落帆到门墙。主人开酒瓮，延我坐草堂。酒面如故人，别久色微苍。停杯相顾视，斟酌弥芬芳。别君三年来，世故难忖量。市朝尘屡生，沧海波再扬。岂知尊中物，犹能保故常。驿马鸣路歧，斜日照西廊。珍重故人酒，且复尽一觞。

诗中“酒面如故人，别久色微苍”、“市朝尘屡生，沧海波再扬”，皆写今昔之感，但“岂知尊中物，犹能保故常”、“珍重故人酒，且复尽一觞”则见“无常”之中，亦自有常。时牧斋已入壮年，而宦途连蹇，此诗亦稍足观之。

范景文于明亡时以身殉国，与牧斋作出不同的抉择，今存范氏《文忠集》遂无一字及牧斋。明亡前二人往来密切之迹，以及种种复杂的关系，我在他处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兹不赘。

上文叙牧斋于崇祯元年（1628）自北南旋，停舟河北沧县孙家购得上佳沧酒六长瓶，因作《沧州歌》赠瞿式耜。式耜，牧斋之另一政途上重要之酒侣也。

式耜与牧斋同里，自幼从牧斋读书，称门生焉。前已述及稼轩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举进士后，先任职地方，后奉调北京，在崇祯朝中与其师同踬同起。崇祯二年（1629）稼轩罢官，牧斋作七言长歌送行：

门外天涯未易谈，江南路在潞河南。同时放逐君先去，异地羁留我不堪。圣世辨奸难曲笔，清时养晦忍抽簪。车回峻阪何须九，肱折良医不惮三。戎马生郊还国耻，班行失士岂吾惭。琴心静向弦中理，棋势全于局外谙。秋卷蝇头温谏牍，春灯龙尾梦朝参。排风猎猎旋飞鹢，蓄火温温养浴蚕。木落破山寻古寺，花深拂水看晴岚。橛头船里新茶灶，折脚铛边旧佛龛。酒熟泉香无别事，书淫传癖有同耽。师丹老去身多忘，孙叔年来寝正酣。何日二童还一马，相期斗酒共双柑。客中送客正惆怅，破涕裁诗又作憨。

诗中“酒熟泉香无别事，书淫传癖有同耽”、“何日二童还一马，相期斗酒共双柑”，知师生于政途上为同志，于生活消闲上亦有同好。

及稼轩五十初度（崇祯十二年[1639]），牧斋有长歌祝寿，收篇四句，道出师生同甘苦、共醉乐：

与君酌酒莫逡巡，纷纷朝市又生尘。夜露未晞宾既醉，人间已有烂柯人。

前此数载，牧斋、稼轩因县人张汉儒告讦其居乡不法，师徒一同自虞山赴急征，抵北京，即同被下刑部狱，二人先后有诗纪其事。自经忧患，情志益坚。牧斋《早发雄县次稼轩韵》诗中稍可见之：

畿南赤县夕烽连，边鄙曾蒙胡虏怜。秸赋萧条仍禹贡，桑林焦灼又汤年。作霖谁副兴云望？繁露空翻致雨篇。何日南山理芜秽，荷锄同种豆萁田。

结句“何日南山理芜秽，荷锄同种豆萁田”，明言欲归隐意。是时牧斋五十六岁，稼轩四十八岁。越七载，崇祯自杀身亡。隔年，清兵南下，牧斋身预迎降之列，稼轩则与满人转战于西南，终而以身殉国。然则当日同隐南山之志固未偿，而师生二人之出处又相歧至此，则绝非当年于京师同作阶下囚时所可始料者也。

然牧斋与稼轩在晚明往还之密，亦尚有待揭明之者，此则稼轩自崇祯十二年乙卯（1639）至十七年甲申（1644）之六载间，每岁除夕必与其师守岁唱和一事也。即柳如是于崇祯十三年（1640）访牧斋于半野堂后，亦复如此。兹事足证稼轩对乃师之尊敬，且为历来论钱、瞿、柳三人关系者所未及。故不辞烦琐，表而出之。

考稼轩尝谓“余素不娴于诗，而最喜吟诗”。平生所作不多，然《瞿式耜集》中所收与牧斋有关之作则颇可观。其次牧斋韵者，卷一之中即达十六题，为篇三十余章。

稼轩和牧斋诸题中最具兴味者莫如《除夕次韵》《元日次韵》二题。考牧斋之原唱见《初学集》卷十八《东山诗集》一，题作《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诗后附柳如是《次韵》云：

合尊饯岁羡辰良，绮席罗帷罨曙光。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萦窗急雪催残漏，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

牧斋此题之后为《辛巳元日》：

新年转自惜年芳，茗碗熏炉殢曲房。雪里白头看鬓发，风前翠袖见容光。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西迹篮舆南浦櫂，春来只为两人忙。

柳如是《元日次韵》亦附见：

蘼芜新叶报芬芳，彩凤和鸾戏紫房。已觉绮窗回淑气，还凭青镜绾流光。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

缘柳氏之初访牧斋于半野堂，在庚辰仲冬。故二人于是年除夜一同守岁，并赋诗唱和，“乃牧斋平生最快心得意至死不忘之时也”，毋怪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对上录诸诗大加重视。

牧斋与柳如是于庚辰除夜在虞山守岁，瞿稼轩纵或未身与其间，然得读钱、柳之唱和，且分别有次韵之作，则确然无疑。陈先生当年仅见道光间所刻《瞿忠宣公集》，或因其书所收未及今本《瞿式耜集》为全，故未引录瞿作。

稼轩《除夕次韵》云：

又将景美共辰良，宿火新接曙光。暖意暗归村柳上，冰条斜发野梅香。溪云破腊偏凝黛，春岫浮烟斗晓妆。终岁闲愁消此夕，烛花何事泪成行？

单从遣词而论，稼轩和作似更近柳氏所撰，盖“辰良”、“曙光”、“成行”等词，均二人所共享。

稼轩和牧斋《辛巳元日》题作《元日次韵》：

休论揽胜与搴芳，随意松寥共竹房。户小偏宜谙昔酒，心闲作计答流光。收书蓄画消贫癖，坐石看山类醒狂。春色从头排日过，溪花应笑为谁忙。

稼轩另有《再叠除夕元旦韵》二首，均此年和牧斋者，兹从略。

瞿稼轩于柳如是来归牧斋伊始，即与老师及“新师母”唱和。陈寅恪书中屡称稼轩为“柳党”，且谓“即牧斋门下士中，凡最与稼轩有关者，俱为同情河东君之人”。论诚不虚。上录稼轩和诗，实为陈说上佳之佐证。

稼轩于明亡前为牧斋序刻《初学集》。不二年而牧斋因迎降事而为时流所诟骂。然稼轩独以“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晩节，而尤推重河东君”。盖论者早已指出稼轩自“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然则二人当年同官北京时，均嗜北酒而恶南酿，特其中之一事耳。

关于牧斋之酒侣，下文将续有考述。现在先讨论牧斋以南人而嗜北酒一事之涵义。

余疑个人品味之外，牧斋偏爱北酒，实与其政途之经历有关。质言之，长安之酒，所象征者乃当日世间最尊荣之权位也。按之实情，亦惟官高爵尊者始能揽得佳酿。牧斋诗有云：

一夫致一罂，一石数金直。爱惜閟馨香，收藏辟风日。封题复再拜，辇输权贵室。

明言欲得佳酿，必须求官位。牧斋对己身“不独恋官爵，兼亦为酒累”，坦言不讳。换言之，仕途之顺畅与得佳酿而饮之，是二而一的。必明乎此，始足以解读牧斋《饮酒》中之第五章：

世多爱官者，不复知酒旨。亦有爱酒者，不暇计官美。爱酒令人狂，爱官令人鄙。肠烂饮不休，漏尽宦不止。耆酒与贪官，皆可令人死。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今年命大缪，官罢酒亦耻。长啸谢都门，斯可以去矣。

“我本爱官人，侍郎不为庳。我亦爱酒人，致酒每盈几。”遣词抒怀之率直，了无掩映之态，集中他作，恐无逾于此者矣。

同题第七首，所言亦相类似：

自从来长安，市酒类拾沈。还忆良常醴，如饥思得饪。美酒不博官，吾计久已审。况乃官又罢，颂系受凄凛。已矣归去来，无为叹苒荏。多乞于家酒，细与程生饮。

上录两诗反复说明了牧斋以北酒为人世权位荣华之最高象征。牧斋之偏嗜北酒，正透露了他对此种荣华之向往与追求。但第七首则明言，既然官已罢了，便不如早日南归，盖南方虽佳酿不多，仍有金坛于家所制之五加皮，可与程孟阳共醉。且“官位”操之于人，而“饮酒”则操之于己，两者皆失，则又何必？故牧斋诗“官罢门闲犹自可，酒干壶尽更难堪”不徒自解，亦见其对世情之洞达。

再者，牧斋对南酒之“厌恶”，至云“餔糟与啜醨，委顿非吾志”，恐亦非仅为个人品味所关。盖牧斋累于诗中以酒喻人，给酒赋予“人格”，如：

酌酒如见君，无为苦相忆。

又如：

别后长相忆，此酒似我友。

此皆言好酒如好友。反言之，恶酒便自然与恶人无异了。牧斋诗有发此意者，其言曰：

恶酒如恶客，其性悍而鸷。撑肠芒角起，薄喉炉炭炽。甜酒如小人，其性柔且迟。口吻滋嗫嚅，关鬲长脂腻。我性与之违，何能强周比。

诗中所言“性柔且迟”、与小人无异之甜酒，正是南方所产。和牧斋所称赞“清甘滑辣香”之刁酒，相去何能以道里计？

但牧斋所厌恶者，恐怕不止南方所产性近“小人”之甜酒；他所怀恨的，也许尚有南方所产而在晚明弄权误国之“小人”政客。

考牧斋得第入仕之后，两度官位高攀之际，出而阻挡其前路者，一为温体仁（长卿、圆峤，？—1638），一为周延儒（玉绳、挹斋，1588—1644），此治晚明史者所熟知。温为浙江乌程人，而周则籍隶江南宜兴，地皆以产甜酒著名。牧斋因温、周之故而迁怒甜酒，亦常理中事。明乎此，则牧斋叙说当日京师所售之假冒刁酒（“刁酒非沼水”），其“味薄甜如饧”，所谓“薄”者、“甜”者，恐即牧斋心目中之温体仁与周延儒，当日以南人居高位之“假冒北酒”也。

反观牧斋在晚明政坛之同道，则大皆为江淮以北之人物。前举之籍隶河北吴桥之范景文外，如孙承宗（稚绳），河南高阳人；卢世㴶（德水），山东德州人，皆牧斋共去留。然则牧斋爱北酒而恶南酿，当亦不能无所寓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