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主”桓灵，为什么反把大汉搞亡了

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诸葛亮，《出师表》

各位好，感谢大家对《《争洛阳》好不好，要看它怎么理解这个“乱天下之谜”》一文真金白银的支持，如约我们今天来写三国系列的第二篇。

昨天文章聊到了三国的前传、东汉末年的桓灵两朝，今天我想再展开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因为我觉得，虽然所有说三国的故事开头都是“东汉末年……”，但对于东汉末年究竟发生过什么，其实大多数人的误解是极深的。

提起东汉末年，当代中国人的印象来源于三个途径：

第一，当然是三国演义，觉得那是一个“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凋敝乱世。

第二，是中学历史课本，“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觉得那会儿的皇帝好像是一个逐渐失权的受气包角色。

第三，是诸葛亮的《出师表》：“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于是一个印象就在我们脑中形成了——东汉末年，尤其是汉桓帝、汉灵帝这两爷昏庸无能，导致大权旁落，宦官外戚作祟，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亡国。

老版三国演义里，就一句台词汉灵帝也是这么个窝囊样：“就依大将军”。但历史上的汉灵帝根本不是这个形象。

但这个思路，其实是错误的。

诸葛亮说刘备与他议论当年的旧事，“叹息痛恨”于桓灵二帝的所作所为，但历史的吊轨就在于，诸葛亮没有仔细说刘备到底是怎么议论桓灵的，至少是告诫刘禅要“亲贤臣，远小人”。

事实上，假如你穿越回东汉末年的桓灵两朝，并学会用足够“正能量”的眼光“积极的看待国家大事”，你脑中很可能很自然的蹦出几个词汇：

圣主明君，炎汉中兴。

这绝对不是尬吹拍马屁，而是有现实依据。

我们看看桓灵二帝到底做过什么，先说汉桓帝。

的确，东汉末年确实有过一段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时代，甚至到了汉桓帝继位之前，剧情已经发展到了外戚大将军梁冀毒死了年仅9岁的汉质帝刘缵，然后辅立偏远藩王家族的蠡吾侯刘志（也就是汉桓帝）继位的程度了。

但是汉桓帝上台后，立刻以雷霆手段终结了这个乱局——延熹二年（159年），桓帝秘密联合单超等五位年轻宦官，他在厕所里召见了五人，与他们歃血为盟，然后突然调动尚书台和近卫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大将军府，逼得梁冀自杀，随后将梁氏、孙氏两大外戚家族灭族，朝廷被清洗的官员达数十人。

这次政变展现出了汉桓帝作为顶级大有为之君的政治手腕与魄力，历史上与之相媲美的皇帝翻盘，可能只有两三次，除了康熙擒鳌拜，就是崇祯诛魏忠贤了。

随后汉桓帝展现出了他超人的文治武功。

文治方面，为了打击地方豪强、士族结党营私、垄断选举（查选推举），汉桓帝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官员任职回避制度——三互法。该法令极其严密地规定：本地人不能在本地做官；婚姻亲属关系的双方，不得在对方家乡或同属一个部门做官。这一制度极大地打击了地方士族。

甚至是党锢之祸和公开卖官，昨天文章我们也提到了，也都是本着削减士族羽翼去的，按大一统王朝评价大一统明君圣主的标准，这也都不能算错，而是有助于“大权统于中央”的明智之举。

至于武功方面，面对拖垮东汉财政的西羌叛乱，桓帝力排众议，起用段颎、张奂、皇甫规（史称凉州三明）。段颎采取极其铁血的消灭政策，穷追猛打，最终彻底平定了肆虐东汉数十年的羌乱，维护了地缘边疆的稳定。特别值得一体的是，凉州三明在平羌时采用的手段，是特别“马克沁主义”、也特别招今天热血愤青所喜欢的威压政策。“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桓帝时代又大放了一次光彩。

所以作为历史上知名的“亡国之君”，汉桓帝反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谥号：桓。

什么叫桓啊？辟土服远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敬动民曰桓。

汉桓帝上台之初，就剪灭权臣外戚，这叫“武定四方”。

创设“三互法”、雷厉风行推动党锢，让士人公知都闭嘴，这算得上“克敬动民”吧？

启用凉州三明，把羌人杀得一点脾气都没有，这又是教科书级别的“辟土服远”吧？

那这样看来，汉桓帝简直是古往今来最适合“桓”这个美谥的帝王了，齐桓公跟他一比都稍有逊色。

那大汉是在他的继任者汉灵帝手上搞糟的吗？

好像也不是。我们再看看汉灵帝的所作所为，寻常皇帝的修河道、整治天下，以及迅速平定黄巾之乱什么的，在哪就不说了。

光说他的最耀眼的“文治武功”

文治上：他创办“鸿都门学”：当时的传统“太学”完全被儒家门阀世族（如四世三公的袁氏、杨氏）把持，朝廷舆论受其左右。灵帝于178年独创鸿都门学，这是世界上第一所文艺专科学校。他不考传统儒家经学，只考辞赋、书法、小艺，招收了一大批平民出身的才艺之士，并直接破格提拔他们出任刺史、尚书等高官。

这是皇权试图绕开门阀、重建人才选拔机制的惊人尝试。

此外，灵帝还统一学术标准，在延熹年间推动刻印了熹平石经，将儒家七经的标准文本刻在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前，作为全国策试的统一标准答案，用以防止儒生作弊、篡改经典。

这不仅是文化史上的壮举，更是皇权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强力收回。

文治如此，武功也不差啊。灵帝效法汉武帝的期门军、羽林军，组建“西园八校尉”，面对地方力量的威胁，他在洛阳西园编练了一支高规格的中央直辖精锐部队——西园军。灵帝甚至做过一个非常有李世民风范的举动：他自封为“无上将军”，亲自身穿甲胄、骑马仗剑在阅兵场上检阅这支西园军。他还任命心腹宦官蹇硕总管各军，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受其节制。曹操、袁绍当时都只能在灵帝手下当校尉。所以若说东汉末年有哪个皇帝军权抓的最死，兵威最盛，那肯定非灵帝莫属。

所以你看看灵帝的这些所作所为，要不是他死之后《争洛阳》所描写的董卓之乱立刻爆发，公卿大臣们实在是吹不动了，就冲灵帝这些文治武功，怎么也能捞一个“文景”之类的谥号。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汉桓帝、汉灵帝做过的这些事情拉一张清单，拿去和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对比，你会发现两者的重合度高得惊人。

甚至可以说，桓灵二帝的折腾逻辑，完全是在像素级地复刻汉武帝：

汉武帝觉得儒生公知太讨厌，搞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思想解释权收归朝廷；汉桓帝也觉得这帮家伙结党营私、垄断舆论，于是搞了“熹平石经”和“党锢之祸”，直接让士人闭嘴 。
汉武帝觉得朝廷的官僚机构效率低、制衡多，于是绕过三公，独创“内朝”把权力锁死在内廷；汉灵帝也觉得外廷的门阀世族不听话，于是独创了“鸿都门学”这个天子私校，提拔寒门小人，另起炉灶建立了自己的官僚班子，甚至包括备受诟病的“十常侍”，人家在真正的历史上，也不是架空皇帝的组织（谁敢架空一个纵马持剑的马上天子？），而就是一个宦官版的武帝内朝。
汉武帝为了跟匈奴死磕，耗尽了文景之治赞下来的家底，不仅搞出了盐铁官营、算缗告缗这种把民间财富刮地三尺的政策，到后期甚至也公开卖官鬻爵；而汉桓帝、汉灵帝为了对付内忧外患，同样搞了“西园万金堂”和公开卖官，把公权力明码标价，将赚来的钱直接变成皇帝武装的特工基金。
至于军权，汉武帝有期门、羽林军，汉灵帝就亲手编练了“西园八校尉”，甚至自己穿上铠甲自封“无上将军”，把当时全天下最能打的年轻俊杰（如曹操、袁绍）全部收编为天子私军 。

你看，这哪里是演义中一闪而过的那种唯唯诺诺、任人摆布的受气包昏君？这分明是两个精力过剩、控制欲极强、手腕凌厉的铁血雄主么。

可是为什么恰恰是这样两个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大有为之君”，反而把大汉的最后一口气给整没了呢？

实际上，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历史，我们会发现历朝历代，王朝末年必出大有为之君，居然是一个被中国传统史书刻意抹杀的铁律。

不信？我们一代一代的往下数：

首先秦朝其实不用说，“扫六合”的秦始皇自己，就是埋下秦亡祸根的那个人。秦朝作为一个大一统朝代，秦始皇是开国之君，但秦国作为一个国家，秦王嬴政却是那个用自己的折腾把这个延续数百年的封国给整没了的人。

然后是汉代，新莽本质上也是汉室的延续，而王莽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完美主义的改制狂人。他可不是躺在龙椅上享乐的昏君，而是一个狂热的儒家理想主义大师。他上台之后搞的一系列“新政”，从土地全面收归国有、到频繁更改币制、再到禁止奴婢买卖，甚至强行把周边少数民族的王号全部降格为“侯”，每一项动作都带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雄心。他试图像圣人一样重建一个完美的古代理想国。结果呢？这套极度超前、不切实际的“宏大叙事”直接把当时的社会经济秩序砸得稀烂，土地和币制改革同时逼反了豪强地主与底层农民，新朝在轰轰烈烈的改制中迅速沦为历史的烟尘。

再往下看大隋，隋炀帝杨广更是这个“硬折腾”铁律里的天字第一号标本。传统的演义小说把他丑化成了一个只会坐着龙舟看琼花、荒淫无道的暴君。可实际上呢？杨广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眼界最宽、战略野心最庞大的皇帝之一。他修通贯南北的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开创流传千年的科举制，每一件都是功在千秋的顶级战略。

到了唐代，我们都不说“小太宗”唐宪宗的元和改革是否要对唐亡负有历史责任，五代十国的战火中也诞生了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唐庄宗李存勖。他在战场上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天才，用十余年的铁血战争亲手灭掉后梁，让“大唐”重新伟大。

但称帝之后的李存勖，满脑子想的都是恢复大唐全盛时期的中央集权。他疯狂地想要削弱地方节度使，把权力收归内廷，重用宦官和伶官去监控前线将领。结果这一通微操直接搞崩了正在恢复的信任系统。

至于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你以为他是个只知道工笔花鸟的书画皇帝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宣和盛世”？北宋的版图，是在宋徽宗年间达到最大极值的。而北宋的国家财权，也是自他爹宋神宗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一步步加强，最终支持起宋徽宗的“丰亨豫大”的。

当然这方面最典型的皇帝，莫过于大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他在位17年，不坐乐、不纳妃，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日夜批阅奏章，堪称大明第一劳模。为了挽救内忧外患，他把皇权的“严刑峻法”和“绝对集权”发挥到了极致。他17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杀了辅政大臣、下狱和逼死前线督师主帅无数。可是如此勤政，最终换来的却是大明的灭亡。

甚至到了晚清——是的，人们其实很少注意到，晚清也经历过这样一轮折腾——慈禧太后与摄政王载沣搞得那场“清末新政”的改革么。改革目标名曰新政，但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大权统于朝廷”，是“可保我大清世袭罔替、万世不绝”。

所以算来其实很有趣，中国的二十四史，总喜欢把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昏君奸臣”，好像是君主统治意志丧失，大权旁落，才会导致国家灭亡。

但事实上，这不是中国古代帝制王朝真实的规律。真实的规律是——王朝灭亡前，未必一定出昏君、弱君。反而一定会出强君、大有为之君。而王朝则会在这场“垂死病中惊坐起”里，折腾光自己最后一点身子骨。

那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规律，我们的传统史书为什么又重来不总结这个规律呢？

因为，中国的皇权专治体系本身是一个单向锁死的权力结构，我们总把一切危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皇权还不够集中”，于是解决危机的唯一手段，就只有鼓励甚至要求皇帝更加集权。

学习欧洲历史，你会发现，从古希腊的梭伦改革、到英国的大宪章、再到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立宪会议，权力的阀门是有收有放的，权力如果太分散，丧失了效率，就收紧一点。如果权力太集中，滋生了腐败、压制了社会活力，就分出去一些。且欧洲主要就是通过分权制改革而非集权制改革来解决出现的新危机、新问题的。

但在古代中国，从外儒内法的信仰武库，到皇帝的政治工具箱里，其实永远只有一把工具，那就是“集权”。

每当国家出现土地兼并、财政枯竭、官僚腐败、农民起义、外敌入侵等等危机的时候，由于骨子里缺乏分权制衡与产权保护的概念、迷信“大权总于朝廷”。有心挽救“祖宗基业”的皇帝和他的智囊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国家之所以乱成这样，归根结底是对大局的控制力还不够强，权力还不够集中！”

于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永远是惊人的一致：收回更多的权力，设立更多的监察机构，抢夺更多的民间财富。

但这恰恰是一个必死无疑的恶性循环。王朝末期的帝国，就像一台开了两三百年、早就锈迹斑斑、散发着金属疲劳异响的破车。如果接手的是个躺平、无能的软弱君主，他不敢乱踩油门，也不敢猛打方向盘，这台破车说不定还能靠着历史的惯性，在路上摇摇晃晃地多滑行几年。可一旦接手的是个志大才疏、精力过剩的“大有为之君”，那就是这台车的灭顶之灾。

因为王朝末年危机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本来就是皇权的手随着世代积累，越伸越长，已经触摸到社会所能容忍的底线了。比如汉末的汉桓帝大量任用宦官，监视百僚士族，引发太学生叩朔的党锢之祸。又比如明末的万历皇帝四处派镇守太监，为内帑敛财。换句话说，造成危机的原因本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结果你还想用集权的去解决集权带来的问题，这相当于给一个已经拉脱水了的人再吃泻药，越折腾越死。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会发现中式皇权之所以确立，它有一个根本的前提假设，就是《孟子》中所谓的：“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

相信“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相信将权力更进一步的集中而不是分散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是一个写到了我们文明底层代码里的政治审美倾向。

所以没有一个“忠臣”敢于在危机爆发时奉劝皇帝分权，更没有真正对“列祖列宗江山社稷”有责任心、想保住江山基业的皇帝，在意识到江山可能倾覆时，敢于放权而不是更用力的抓权——这是违反我们文明的政治审美倾向与文化直觉的。

于是也就没有一本传统史书，敢于在一次又一次相似故事重演后，总结这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因为史书的立论基础就是大一统的合法性。如果史书承认了“强君和集权反而会加速亡国”这个事实，那就等于否定了两千年帝制最核心的合法性逻辑。这书也就不可能成为官修史书了。

于是桓灵必须要被模糊成他们样子完全相反的庸主、昏君的形象，兢兢业业、宵衣旰食的王莽、崇祯要被扭曲丑化。中国古代史则成为了一次又一次名为“治乱循环”的西西弗斯推石——在王朝初年，由于权力在乱世中被分散、加之人口减少、对皇权的容错率增加。社会能顶着皇权扩大的debuff完成增长。然而一旦到达某个刘易斯拐点，危机开始发生，社会就会迅速陷入到一种“越完越折腾，越折腾越完”的死循环中，迅速下坠。

而我们，则只能笨拙的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类的表层廉价规律。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脍炙人口的第一句话，但我想说，我并不喜欢这句话，因为它依然是一种（仅限于中国历史的）表层规律的描述。若问，为什么中国总是遭遇治乱循环，为什么“天下大势”就一定要分了合、合了分，无数人的财产、生命在这分分合合中悲惨泯灭？

答曰，单向度、一根筋的皇权。这一点，其实不用看三国的历史，就读一读它的前史，就已经明了了。

全文完

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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