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露天的平民文化宫

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杂吧地天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天桥，以天桥南大街为轴，东西横跨宣武、崇文两区，其北到珠市口，东北到金鱼池，东南到天坛公园西门，西南到南纬路，西到万明路、西经路。狭义的天桥，仅指在老人们记忆中存留的，有各种卖艺表演的，包括三角市场、公平市场、先农市场等在内的天桥西南侧，方圆不到二里的地方。

在日后人们的表述中，狭义的天桥是一个含有文化情感（feeling）和情绪（mood）的，与人的地位、等级、身份等互动，并影响人对社会分类的地域概念与思维符号。本书的“天桥”就取此含义。作为一个与昔日迥异的“虚脱”而悬浮的都市空间，天桥仍然存在。但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天桥和与之相匹配的人群的生活已经荡然无存。昔日的天桥是今天被不同人言说、利用、开发与想象的对象。

改革开放后，在各方合力打造、共同营造的位于天桥的天桥乐茶园中先后上演的一切最具典型意义。政府相关的职能部门、文化公司、经营者、表演者和观众似乎都要在这里寻找过去，试图发出与主流话语不同，但又能够被主流话语接受的另一种声音，试图在此找出街头艺术曾经有的生命力，找出四五十年前这里曾经有的那种不洁但饱含了生命力的感觉。在此种意义上，本书所指的天桥同时又是一个流动的、虚拟的城市社区，是一种想象性的、伸缩余地很大的社会空间。

经过近百年模仿西方现代都市的市政建设，今天的北京已经变成了“有城无墙”的“蜂巢”，天桥也成了“有天无桥”的地方。天桥原本是一座桥的名称。《京师坊巷志稿》云：“永定门大街，北接正阳门大街，井三。有桥曰天桥，桥西南井二，街东井五。东南则天坛在焉，西则先农坛在焉。”即天桥位于现在北京天坛路西口、永安路东口、天桥南大街北口、前门大街南口等四条大街的汇合处。

比孙宝才晚出生约10 年，生于 1912 年，在天桥撂地练把式（亦写作“把式”）的老艺人“朱大麻子”朱国良则对我说：

天桥那桥就在珠市口的交通岗那儿，往南往北，我亲眼见过。桥是三孔，就是没水。那桥跟天安门外金水河上的金水桥的形状差不多，也是白石头的。没有那桥的时候，就是在日本（入侵）的时候，（日军）为了开车，把桥给拆了。桥的南边到信托往北一点，桥头就在那儿，北边到往东走不远，有一消防队那儿。我只把桥的地点记得清楚，桥的尺寸是多少我不知道。桥孔的高矮也跟金水桥的高度差不多，不怎么高。桥面两侧有石栏杆，桥面是平的，一块头，一块石头，大方石头铺的，没有台阶。国民党那阵儿招兵的时候，还在桥那儿，拿着小白旗：“当兵吧，当兵吧，当兵吃馍呀！”那阵儿，都还有桥。

显然，天桥是后来才渐渐演变成其所在地域的名称。随着20世纪初北京城的现代化进程，天桥这座桥也就彻底告别了往日的辉煌与尊贵，并最终在人们的脚下和视野中消失。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翻修正阳门到永定门的马路，改天桥为小石桥。1926年，因铺设电车路轨，将天桥改低。1929 年，因电车行驶不便，将天桥修平。1934 年，因拓宽马路，把桥栏撤除，自此再也没有了桥的踪迹。

作为城市空间一部分的天桥，地处前三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外的南城，在前门（正阳门）外，永定门内。与官方和研究者所指的不同，今天老北京人记忆中的天桥的范围仅仅是天桥这座桥西南方圆二里的地方，那里曾经有种种撂地场子和表演。一直到20 世纪末，作为一个街区，天桥的外观与北京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不同，但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它依然沿袭了过去贫穷、下贱的空间属性。

金元时期，天桥还是一片江南水乡风光。明代土木之变后，出于防范的需要和城南自身的发展，外城对于内城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明朝统治者才修建了外城及其城墙。但是，不仅外城缺乏统一的规划，杂乱无章，就连外城城墙的坚固度与外观都远逊于内城城墙事实上，外城仅仅是内城和城外世界的一个缓冲、过渡地带。这样，统治者在把外城纳入城市规划的同时，又将其与内城区分开来，将外城与城外的世界区分开来，有了高低好坏之别。前来京城谋生的乡下人、外地人也自然渐渐云集在外城。地处外城的天桥，由于其在南北中轴线的地理优势，也就日渐成为众多贫民的聚集之地，搭造的棚房也长期成为该地的景观。

在明清易代之后，地处京城的天桥迅速恢复了往日风光。清初至清中叶，天桥的好风景，还吸引了朱彝尊、黄仲则等文人雅士来此游玩、写作。那时的天桥一带还是内城人骑射、赛马跑车、赏花、观鱼、踏青游玩之地。然而，清政府满汉分城而居的政策，使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权力配置”的空间意义更加分明。内城乃统治集团居住、生活的地方。为了永葆清醒头脑和昂扬斗志，从而维护其统治地位，康熙十年（1671 年）议准：“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这使得在相当长的时期，京城供人娱乐的戏馆都云集于外城。对于外城的各色人等而言，越靠近内城城墙居住，人的身份地位也就越高，相反，其身份地位也就越低。不仅是人，戏园的分布也同样如此。这自然强化了天桥低下的阶层属性，也基本决定了在天桥长期谋生者的来源：首先是在政治上没有特权的人，其次是在都市中无以为生的人或者是乡下流落到都市的难民，以及长期被主流意识形态轻视的没有“良民”身份的乞丐、妓女和艺人等边缘群体。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正阳门到永定门的马路翻修，宣统元年（1909 年）清廷在香厂模范市区的建设，民国初年政府在香厂招商租赁落实设货摊茶棚等一系列市政规划与建设，均带动了天桥的发展，增加了天桥的吸引力。很快，在天桥南侧的东边有了唱戏的歌舞台、燕舞台和乐舞台。1915 年，一批商人集资在天桥桥西建立了天桥市场七巷并开设茶肆、酒饭馆、镶牙馆、清唱茶社等。1916 年在先农坛东墙外南侧修建水心亭，1917 年在先农坛部分旧址上修建城南公园，随后把华严路、仁民路、香厂以南的龙须沟、天桥西沟等改砌成暗沟、修路，以及 1919 年城南游艺园的建成等，这些举措均促进了天桥西边市面的繁荣。同期，天桥的东边也日渐发展成午市，卖旧衣者多来此摆摊设点。

显然，鸦片战争以来，天桥外部环境的发展和近代社会城市的改造为天桥的繁荣提供了条件。随着殖民者的入侵、清廷的没落、京城满汉分城而居政策的名存实亡，城市居住格局被日渐打破。地安门、东四、西四、崇文门花市、宣南菜市口等北京城传统的繁华地段也逐渐没落。这使得各种杂技失其依附，群趋天桥。京津铁路车站设于马家堡，京汉铁路车站设于卢沟桥，使往来出入永定门的旅客自然以天桥为旅馆。民国后，整顿市容，驱杂耍浮摊于天桥，兴建的“叮当车”（有轨电车）总站又设在天桥，交通既便，游人遂多。

就整个北京城的发展而言，天桥在清末民初的兴旺存在必然性。从对区域贸易、对外交通线路以及城三个因素而言，城与对外通道间的关系是明清以迄民国时期的中国城市置地扩张的重要因素。自明末到民国初年，北京外城的商业优势不断加强。北京城主要的城郊扩张区域之所以不在东边而在南郊，主要是由于南郊乃内城东西两半和远来人货的交错点，而明初内城城墙的南移和后来外城的修建更加巩固了南郊的地位，也促进了南城的日渐繁荣。

这样，原本在内城居住生活的旗人等有头有脸的人不愿涉足的天桥，成为清末与民国时期北京城最繁华的地方之一，有“倾城车马下天桥”“多少游人不忆家”的诗性赞誉，也有“自见天桥冯凤喜，不辞日日走天桥”的执念。李景汉曾把天桥称为“旧式的平民文化宫”，认为它象征了“东方的文化和中国人民杰出的智慧”，认为到天桥和在天桥的人更显露“原形”。这在老舍《鼓书艺人》《龙须沟》等系列著作和张恨水《啼笑因缘》等小说中多有再现。

伴随长期的内忧外患，在晚清作为权力配置结果的京城的不同部分的空间属性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可天桥依然与贫贱、卑微、肮脏、丑陋以及邪恶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自视为“上等人”不愿去的地方，是如蚁的“贫民”和没头没脸的下层阶级的“乐园”。

在近代，日渐成为京城内外交通枢纽的天桥，在京城中也日益凸显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天桥渐显的地理位置，没落的旗人流落天桥从事他们以前嗤之以鼻的职业，都未能改变天桥原有的属性和它的边缘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天桥的边缘性和天桥贫贱的社会属性。在内城人心目中，在自以为尊贵的“上等人”心目中，天桥是一个边缘地带，是穷途与没落之地。

在近代中国，京津唐一带具备“良民”身份的乡村人同样难以在北京内城安身立命，与内城人平起平坐。鸦片战争以来，洋货在中国市场的流通，中国乡村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强行拉入了世界贸易圈，加速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破产。民国以来，京津唐所在的华北地区频繁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和层出不穷的战乱，使得京畿一带乡村中无以为计的农民纷纷流落到城市。洋务运动以来的社会近代化所带来的交通便利等因素，也加速了京津唐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原本在这一带盛行的梆子、莲花落、大鼓、杂技等民间艺术，也纷纷涌入天桥。

2000年，在新街口集贤承韵票房说唱八角鼓的人。

显然，天桥并非一个单纯意义上的都市平民文化宫。天桥玩意儿众多，因前述原因，观者仍多是贫民。因此，在贫民与平民的包裹、环绕下，无论流落到此卖艺的艺人，还是流落到此之后不得不学艺卖艺的人，面对有限的生存资源，天桥艺人内部就形成一种运作秩序和机制，即要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在此卖艺，哪怕仅仅是举行拜师、出师等象征获得身份的“通过仪礼”。

总之，中国社会近代化历程、旗人命运的骤变、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渐变和天桥经过数百年时间伴随京城的发展而拥有的空间属性等多重因素，使在那个年代无以为生、不顾脸面的旗人，京郊破产的农民，无家可归的孤儿、乞丐，卖身求生的妓女，江湖上的风马燕雀、金皮彩挂、评团调柳等行当纷纷汇聚天桥，使天桥成为一块都市中喧闹、繁华的杂吧地。在这块杂吧地上生活的多个“异质性群体”构成了都市中的边缘社会。

*本文摘自《天桥艺人：一个民俗学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