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叙拉古之惑约 13 分钟本书的宗旨在于让读者去阅览，而不是去研究。本书亦非教科书，作者无意做系统的理论建构。它邀请你神游一个智识世界，我认为，这个智识世界既令人激动，又意义隽永。在发出邀请时，有必要向读者描绘他即将神游的世界；与此同时，如果读者想要认真对待我发出的邀请，他就必须超越这本书的范围，这样说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换句话说，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想知道社会学或考问社会学的人。我想这些人里有考虑认真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其他的读者可能是所谓“有文化的公众”。这是一些更加成熟的人，一个略带神秘色彩的群体。此外我还设想，本书也会吸引一些社会学家，虽然它陈述的事情几乎无一不是社会学家的常识，这是因为我们这样的社会学家全都有某种自恋的情绪，都志得意满地欣赏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一幅图画。因为本书针对的读者范围相当广泛，所以我尽力避免使用社会学行话，这些行话使社会学家的名声不太好。与此同时，我又避免居高临下地对读者讲话，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居高临下的立场令人反感。另一个原因是，在应邀参加这场游戏的人里，我不太想包括人们不得不居高临下地与其讲话的对象，包括学生。我想坦率地说，在如今的学术消遣里，我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王者游戏”（royal game）。那些连多米诺骨牌都不会玩的人，不可能应邀参加国际象棋的争霸赛。
这样的写作意图可能会暴露作者在自己领地里的偏向，这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必须坦率承认。倘若其他社会学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家垂顾本书，其中一些人可能会由于作者的取向而感到恼怒，会非难其中的一些思路，他们可能觉得一些重要的问题被遗漏了，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我只能说，我尽力忠诚于社会学领域的核心传统，这个传统滥觞于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同时我坚信，这个传统具有持久的合法性。
我在社会学领域的偏好一直是宗教社会学。从书中所举的例子中大约就可以看出这个倾向，因为它们自然而然地涌现到我的脑海里。然而，除此之外，我尽力避免强调我的专业领地。我想邀请读者到一个广袤的王国里徜徉，而不是在我栖居的那个小村落里溜达。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面临一个选择：或提供数以千计的注释，或根本不加任何注释。我的决定是不用注释。我觉得，赋予本书条顿人（Teutonic）那种滴水不漏的学术专著外貌几乎于事无补，并不会给它增色。在行文的过程中，每当遇到社会学领域非通用的思想时，我就提供主张者的名字。在书末的“文献述要”里，我会再次提到这些学者，读者在那里还会看到关于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我在自己领域里的一切思考，都要感谢恩师卡尔·迈耶（Carl Mayer）的教诲。倘若他读到这本书，我猜想其中有些段落会使他皱眉头。但我仍然希望，他并不认为本书推出的社会学理念，是对他传授的社会学的歪曲。我在本书里持这样的立场：一切世界观都是许多人共谋的结果。一门学问里的观点也可以说是许多人共谋的结果。所以在结尾处，我想感谢三位同人，与他们的交谈及争论使我获益匪浅。这三位同人是：布丽吉特·伯格（Brigitte Berger）、汉斯弗里德·凯尔纳（Hansfried Kelln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他们在本书后面的篇章里将会发现，许多内容是我们交谈和争论的结果。
彼得·L.伯格著。彼得·L.伯格，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路德教派神学家，深耕社会学理论、宗教社会学与神学等领域，研究视野宏大，论及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核心议题。
伯格兼收德国古典学术的严谨思辨与美国现代学术的创新活力，将日耳曼理论体系的缜密逻辑与美式写作的通俗活泼融为一体，其作品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力。伯格著述颇丰，其他作品包括《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神圣的华盖：宗教社会学精要》《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元性》《社会凝聚的极限：多元社会里的冲突和调节》等。
一个社会学家的自我修养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导读 孙飞宇/ 1
作者前言 / i
第一章 作为个人消遣的社会学 / 001
第二章 作为意识形式的社会学 / 025
第三章 “补记”：选择与生平叙事（亦名：如何获得预制的过去） / 053
第四章 社会学视角——人在社会 / 067
第五章 社会学视角——社会在人 / 093
第六章 社会学视角——社会如戏 / 123
第七章 “补记”：社会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与伦理学（亦名：如何在心怀良知的同时继续欺骗） / 153
第八章 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学 / 167
文献述要 / 181
索 引 / 192
译者后记 /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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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于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后，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于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傅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榖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
关于尔雅，他归于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于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于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于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于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后，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于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后来居上”者是也。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于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于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 Stael Von. 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
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后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于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于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于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后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于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 Rashid a－din 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寅恪夫人名唐筼，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后“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于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于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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