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需要宽容，包括王虹。

因为天才总有一天会“冒犯”大众。

昨天我写了《给王虹这样的女数学家们，多一点宽容》一文，引得有些读者不解，他们说：小西，你这个标题起的别扭，王虹这样的数学家不需要你说的“被宽容”。凡人不配给她宽容。

她在清华授课讲英文，学有所成选择在海外供职而不是回国，这在正常人看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有极端民族主义想魔怔了的人才会苛责她的这些行为，所以把“宽容”加诸于她损失不适当的。她没有什么需要被宽容的过错。

我想，这个意见倒是说出了我和中文互联网许多人的分歧之所在。我觉得，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宽容”这种品质，包括王虹。

而我们每个人都配得到宽容，也配给别人宽容。宽容没有配不配的问题。

忘了王小波先生在哪篇文章里聊过了，说天主教会有一任教宗，别人跟他争论什么问题，他都说，那好今晚我祷告的时候去问问上帝，在他老人家眼里我们可都是有罪的人呢。

我想王小波先生写到这里一定想到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宽容”在西方语境下其实是一个泛化的人人都需要的概念。

宽容，英文Tolerance，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根是Tolerare，指的是“忍受、承重、挨过”。它在古罗马时代的最初意思是用来形容牛马驮着沉重的货物前行，或者士兵在战场上忍受饥饿与肉体痛苦。

基督教出现后，这个词迅速被教会所借用，最初用来形容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苦路上行走，头戴荆棘冠，身背十字架，忍受的肉体的痛苦和世人的冷眼与责骂，走完他的行程。这就是Tolerare。

想来非常有趣，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耶稣没有什么需要“被宽容”的地方，人家是“圣子”，上帝他老人家的亲儿子，甚至是上帝本尊，怎么需要被“宽容”呢？

可是这个道理，你是没办法说明给苦路上的罗马士兵和犹太人们听得，因为在他们的知识和视角看来，耶稣就是犯了罪，谋反或者妄称上帝。

两条罪名，在罗马和犹太文化中就是罪该万死，双重buff点满，耶稣简直没有不死的理由。

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但人本能的想要以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明断”一切，有时甚至是他人的生死。不宽容就由此出现，而它的枪口朝向一切人，甚至包括基督教视角下，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有局限的凡人，当你看到一个罪该万死、不值得被宽容的人背着十字架从街头走过，有什么能让你上去帮他一把，给他递一碗水，当他在拐角摔倒的时候把他扶起，甚至替他背着十字架走一段路呢？

《古奈力的西门》

是的，只有宽容。宽容在这里指的不是你去帮助一个你能够理解、认同他作为人，而是去耐受、宽恕一个你觉得他有罪的人。

所以基督教文明在诞生之初起就强调“宽容”的精神。或者至少比其他同时代的中世纪文明尽力“宽容”了那么一点点。

我看过一本微观史学的神作，叫《奶酪与蛆虫》。

这本书讲的是中世纪意大利一个磨坊主怎么因为“异端邪说”遭遇宗教审判的故事。

但是那个书看完之后，我反而觉得中世纪“宗教审判”这玩意儿，没有听上去那么恐怖。

因为那个磨坊主真的是在自己的理论中想魔怔了的人，几十年里，反复挑衅了好几次宗教权威，最后才求仁得仁。同样的轴人要是同时期生活在其他的文明世界，估计早就被凌迟处死了。

而从这个故事出发，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坐拥同样的知识储备，基督教文明可以萌发近代科学，而伊斯兰文明不可以——因为在当时的大众们眼中，哥白尼、伽利略这些人的学说，跟《奶酪与蛆虫》中那个磨坊主的胡言乱语其实是没什么区别的，他们都处在当时世界未知的迷雾当中，一个只有给后者足够的宽容和容忍的社会，才能允许前者的萌发。

后来，爆发了惨烈的宗教战争，天主教和新教互相屠杀。知识分子意识到，谁也消灭不了谁，再打下去就是同归于尽。于是洛克写下了写下《论宽容书》（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洛克论证说，信仰是一种极其私人、且只能对上帝负责的“精神契约”。任何世俗的君主、教会或自命正义的狂热大众，都没有资格代替上帝去审判另一个人的对错。因此，洛克呼吁的“宽容”，不是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开恩，而是现代社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必须达成的底线契约——我极度不赞同你的观点、信仰、乃至行为，但我非常痛苦地克制住用强权消灭你的冲动。这，就是 Tolerance。

是的，我有时候觉得，洛克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的社会契约论，他的论政府，他对宽容的理解，都堪称是现代社会的立法者。你看，在洛克这里，他第一次给了宽容最清晰的定义。

公共行政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比例原则，说的公权力在实施中应该保持节制。而在我看来，宽容就是我们个人在行为处事中的“比例原则”：宽容不是我赞同你所以我不消灭你，也不是我没有能力所以我不消灭你，而是我有能力、我也不赞同你，但我不把你赶尽杀绝。因为我知道我的认知是有限的，可能犯错的。而你的权利，有一条清晰的、不应该被逾越的红线。

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期间，深深被洛克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所震撼。后来，法国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卡拉斯事件。新教徒卡拉斯被天主教会诬陷杀害了想改宗的儿子，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被狂热的宗教审判处以了极其残忍的轮刑。

伏尔泰听闻后拍案而起，奔走呼吁，并最终写下了更名垂青史的《论宽容》，伏尔泰的文笔是比洛克更好的，所以他在书中总结说：“什么是宽容？它是人性的普遍特权。我们每个人都充满了弱点和错误，那么就让我们互相原谅彼此的愚蠢吧，这是自然的第一法则。”

哪怕我真的认为你十恶不赦，哪怕我掌握了绝对的舆论优势，哪怕我打心底里厌恶你的言论，我也必须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想要“捂住你的嘴、让你彻底社会性死亡”的本能冲动。

“我不同意你的观念，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话可能不是伏尔泰说的，但宽容的真意就在于此。

与西方的宽容概念的漫长演化相比，我们引入“宽容”的概念非常之晚。

首先宽容这个词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被翻译为和制汉字时就遭遇了困难。以福泽谕吉（著《文明论概略》）和中村正直（译《自由之理》）为代表的“明六社”学者，在大规模系统性引进穆勒（密尔）和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时，发现自己所使用汉字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一个词汇，能承载西方 Tolerance 中那种“各方权利对等、但痛苦克制不消灭异己”的含义。

他们最初尝试用佛教的“慈悲”或“忍耐”，结果发现都不行，佛教强调的是觉悟者自我的修为，而不是这个概念的社会属性。

后来中村正直找来了“宽恕”，而福泽谕吉使用了“容忍”，你汉字理解这两个词汇就知道它们只是权宜之计，所以日本社会至今虽然在宪法中写明了各种自由，但它依然与西方社会是有巨大的差别的。这个社会对于不同于主流的异质者真的就只能做到“容忍”，不是西方意义上的“ Tolerance”。

同样的翻译问题，中国近代也遭遇了，我之前文章曾经谈过林语堂和鲁迅围绕应不应该宽容段祺瑞等下野者的争论。其实林语堂主张的那个“费厄泼赖”，并不是“公平竞赛”的意思，而就是宽容。但你看他说了半天，就是词不达意，号召力也极弱。与之相比，鲁迅先生一句“痛打落水狗”，直接就能一呼百应。

原因无他，就是我们的文化特质中，后者就是比前者好理解的。身怀利刃，杀心自起。我有能力搞死你，而且我还抓住了你的把柄，甚至就就觉得你是错的，那我为什么不搞呢？等着你翻过身来，把我置于死地吗？黑暗森林、黑暗宇宙，毁灭你，与你何干？

你看，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林语堂败给了鲁迅，不是因为他说不过鲁迅，而是他立足这套语言系统，就是没有内在生长出与他的主张相符合的那种精神特质的。

最终，西方用Tolerare（牛马负重、苦路忍耐）翻译出来的 Tolerance，是一个平权的、反本能的、痛苦的现代公民契约；而我们所理解的“宽容”，却是一个自带“威权、特赦”标签的东西。

恕我直言，很多人之所以听我说“要宽容王虹”感到别扭，是因为中文语境里“宽容”，时至今日，依然是和“皇恩浩荡”、“网开一面”、“从轻发落”牢牢绑定在一起的。

它的发生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是高高在上的剥夺者或审判者，而你是低矮一截的犯错者，因为我道德崇高或者权力巨大，所以我赐予你“宽大处理”的特权。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宽容，宽容就依然在我们的文明中词不达意。

我觉得，中国人对宽容理解最深刻的记录，依然保留在胡适那里。

胡适晚年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叫《容忍与自由》。

在这本书里，胡适没有使用“宽容”这个字眼（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文明中多么陌生，甚至没有形成通用词汇），他和福泽谕吉一样，使用了更为痛苦、更有肉体承重感的“容忍”。

胡适说，学会容忍，是我们民族最重要的事情。

他最后一次大声疾呼：“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他甚至坦言，容忍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人性的本能是消灭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痛恨自己认为错误的人、嫉妒自己认为德不配位、能不配位的人。

《容忍与自由》，我推荐大家去看看这本书，但事先说好，别指望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在我的理解中，胡适先生晚年也有点无奈躺平了——他争辩了一辈子、也被各色人等骂了一辈子，他已经实在找不到什么办法，去把这样一个难的概念，介绍给公众。只是最后再尽力一次而已。

写了一辈子也没把中国人写明白，他其实很无奈。

昨天，当我说要“宽容王虹”，却不被很多读者朋友理解的时候，我有一种相似的无奈。

你问我：“王虹为什么要被宽容，她又没犯错？”

我觉得，当你这样问我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在王虹犯下你认为的错误的时候，不打算宽容她，或者至少视情况，给不给她这份“特赦”。

可是，你要知道，那些质问她“为什么不回国”“讲课为什么用英文”的人，他们的眼中的王虹就是犯错了，是的，这一两年这种极端民粹的思潮不那么一呼百应了。可是，“我觉得你错了，我就可以审判你”，这个逻辑依然存在在哪里，甚至被不赞同那些具体观点的更多人所认同。

而我们深想一下，一个人，只要她成为了公众人物，把她的一言一行都拿到聚光灯下去审判，天长日久，找出几件你看不惯，甚至你无法容忍的事情，是很难的事情吗？

早晚的事情而已。

昨天的文章我讲了希帕蒂亚‌的故事，当年，那些拖着希帕蒂亚的头发把她扔到广场上凌迟处死的人，他们不是不承认希帕蒂亚的数学成就，他们只是拿着放大镜看了希帕蒂亚的一生，然后说，你看这里她渎神了，她罪不可恕。

在此之前，他们也觉得挺宽容的，毕竟希帕蒂亚在亚历山大城和他们一起过了几十年了。

而在那一刻，他们也觉得自己挺正义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希帕蒂亚的那个罪不值得被宽容。

天才只要放在聚光等下，她就总有一天会“冒犯”大众。

于是一个不懂宽容的社会，不配拥有天才，因为它早晚会手刃掉自己的天才。

肖斯塔科维奇说，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因为我们干净的时候，谁都爱。

而我想说，请在你觉得一个人尚不需要被宽容的时候就宽容她，

因为当她已经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她迟早需要你的这份宽容。

你也迟早需要这份宽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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