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地域因素与辛酉政变的关系

偶然性因素所呈现者，为与该事件相近或同一时间内对一历史事件之发生所具有引发作用之人或事。此类因素往往非经长期酝酿成形者，不必有深刻复杂之历史背景；但历史性因素却恰恰相反。而每一历史事件，亦几皆为两因素结合之产物，如电光火石，偶一闪现，若无积薪檐下，焉能瞬间瓦解廊房？以下将就辛酉政变发生之因素，从另一角度来分析。此中将扣紧中国官僚史中一极突出而影响深远之特点，即“南北之争”。 一 辛酉之前南士与北士的地位 士大夫集团中的南北地域流派之门户，由来已久。其实非仅士大夫集团，以中国幅员之大，地理条件之复杂，地域情结几乎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只是官僚集团维持一国政治事务之运作，动见观瞻，更宜于成为被分析的对象。历来史家，观察此朋党争执者不少，地域因素几皆认为造成朋党之根本原因也。 依傅斯年之看法，中国之地域互动，于东汉末年官渡之战后，已一变东西互动之形态，而改为南北互动 ，但一般咸以为由于安史之乱后，原为中国政治、文化重镇之北方遭受致命性破坏，方直接促成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竞争之格局成熟。 也因此，宋代为官僚集团中首度出现明显的南北派系之争。 综观两宋政治，几场政潮，如庆历党争、熙宁党争乃至宋金和战之反复，都有此阴影。 延伸至明代，问题之形态随科举制度之大备而愈见繁复，地域与随科举而来之师生、年谊、职分结合，门户成员亦见复杂，南北纷陈。晚明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即一例也。一般治明史者，都不否认此二派之争非只关乎政治见解与利益，地域仍为主要背景。 曾有美国学者就此予以质疑，认为由《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中可考之东林党317人及阉党213人之地域分布分析，看不出明显的地理成分。 事实上，此一说法似昧于前述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下形成之关系网络，并且被计量所限了。若将东林党人再依其首、从之角色和地位分别加以检视，则其领袖皆为南人；不但皆为南人，且率皆江南常州府人。 因此，指此乃依地域所分之派系发展而来，并不为过。此一门户之争，直延到清人入关，仍发挥重大作用，且逐渐升高。 南北之争为明亡国因由之一，自来史有共识，不绝于乘。但清却一开国即接收此一问题。也因清统治阶层利用此一情势，即得原为北派之明中枢遗臣协助，政权得以迅速稳定。清初阁臣中如宋权、谢陞、金之俊、冯铨、刘正宗等皆为其中著者。 也因此一背景，北派亦借八旗之助，利用优势痛击南派，其中以清初三大案——顺治十年之“丁酉科场案”、金圣叹亦同受刑戮的“哭庙案”及“辛丑江南奏销案”最为重要。南士受案株连，流、死者逾万，诚为对南派根本之一大打击。此中未始无清统治者利用原有门户争斗，以固其统治基础之手法。 清祚入康、雍、乾三朝，国势稳定，已非立朝之初须利用汉士内部矛盾以固其权的时代，加以英主在上，党争自然被相当程度地控制。这可由辛酉之前，军机成员中汉臣之南北比例见之。 此一情况，亦基本持续至辛酉政变前。唯地域之见，只暂时隐而不显。 南北传统成见之切，可由一例中见之：太平军起，曾国藩得蒙文宗大用，满军机大臣文庆之进言以“彼辈多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人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有大作用。而曾国藩见用之初，屡战不利，文庆仍力持之，而有咸丰四年逐太平军出湖南之功。咸丰帝喜言：“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然身为首揆之寿阳相国祁寯藻竟对以“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文宗闻之而色变，默然良久，文正竟因此而不得行志七八年之久。 祁氏之言，实仍不失北士传统上抑压南士之优势心态作祟。国遭大难，身为首揆方且如此，他时可知矣。 前文曾提到，自咸丰之后，权柄几在肃顺一人之手，相对于肃顺，军机处只不过为其办事之机构。肃顺对曾、左、胡等中兴功臣之支持，鼓励文宗放手令彼等寄膺封疆，终成大业，这都是史所共推的，前文亦有提及。然而，若我们仔细比较，肃顺力保以南士为核心之中兴诸功臣，其认知与目的仍不出前述文庆所谓“彼辈多从田间来”，求之以本土之士，治本土之危的动机。许多学者以为太平天国之事，令南方之汉士大夫获得更多之实际权力，此认识固不为全非，但不算全对。事实上，若由肃顺控制下，朝命所出，指授机宜的军机处汉大臣阵容来看，仍未违长期以来北胜于南之优势，甚且全班军机汉臣——山东滨州杜翰、山东胶州匡源、直隶天津焦佑瀛，率皆北人。对肃顺及权力核心中人而言，何者为权，何者为经，显然仍把握得极有分寸。而凡此种种，与其说是当国者的个人意志，毋宁说是一种政治成规了。 二 南北门户在辛酉政变中的作用 辛酉政变之成功，除恭王与慈禧两核心人物临大事之表现外，还有同样关键且不容忽视的另一助力，此即一批暗助恭王之军机章京。其中又有四名最具作用之章京领袖，即江阴曹毓瑛、仪征方鼎锐及仁和朱学勤、许庚身。 此四人率皆南士。 军机章京为供职军机处之秘书群，日常之职务为起草较一般性之上谕、廷寄及誊缮经上意认可颁行之廷寄文件，于枢垣决策上原不具发言权或影响力。然而，因彼等平日身处朝命所出之地，对任何重大决策及中枢动态了如指掌，因此一旦涉入政治派系之斗争，处此地位往往便能有洞烛机先的功能。辛酉政变可称一最具代表性，也可能是有清一代唯一的实例。 咸丰年间是一个潜伏巨变的时代，南士历百余年之下风，此时因国内战事而渐握地方实权，此固为现实所趋，却令南士备感鼓舞，而伺机待动，偏偏宗室柄权者之间又发生了暗潮汹涌的权力角逐，这便提供了一个可能扭转局势的机会。基于前述肃顺控制下枢垣的现实，南派士大夫自易与恭王合作。 当文宗出狩热河时，军机章京乃由曹毓瑛所领之班次随行，按军机章京向分满、汉各两班，满章京两班自乾隆后已无大用，徒具一格而已。汉章京两班则在大内轮日当值，领班章京称“达拉密”，曹氏时即任此职。达拉密与军机大臣关系最切，起草上谕、廷寄稿亦最多，因此或有超擢直入军机行走之机会。时任另一班达拉密之焦佑瀛，即由肃顺提拔，于抵行在后之十月戊子，加卿衔直入军机。 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曾搜集一批密札，此乃在热河之军机章京中，有人以套格与京中互通信息，由札中叙事之方式与后来局势之发展来看，此人应即曹毓瑛。 曹毓瑛，号琢如，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授兵部七品小京官，迁主事，充军机章京。擢鸿胪寺卿。 文宗奔热河时，奉命随行。值得注意者，咸丰于行在指示择章京中资深而优者行走军机时，原属意曹毓瑛，但毓瑛“固辞”，方选择较资浅之焦佑瀛。 关于曹氏之辞，清人亦有所记载。《慈禧传信录》有载： 肃顺虽暴悍，独敬礼汉人，……其幕府颇纳名士，如王闿运、高心夔之流，皆汉族通儒也。于军机处尤昵汉领班章京曹毓瑛，见则呼为曹师爷。北语称军师为师爷，言能为人画策定计，若孔明然。而毓瑛狡黠，知顺未可终恃，则颇与奕訢通，告密输情，由来已久，顺殊不觉。 此段记载，印证了正史中曹氏固辞超擢的内情。依费行简分析，曹之取舍，其实亦等同于彼对未来政治前途所做的选择，而曹氏将注押在恭王一方。不过，费文中只以“知顺未可终恃”一句，来说出曹氏的考虑，似略嫌简略。事实上，其时之肃顺，权势如日中天，且随着文宗愈形病衰，肃顺被畀以之权力愈大，终至辅佐新君之“赞襄政务王大臣” 。其时之局面，认定肃顺必倒而放弃入直枢垣之机会，似略见大胆。时在行在者，与京中人通信时，尚有“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 之语作。一般观感应可见也。依作者推想：其时军机中匡源、杜翰行走已久，且与肃顺甚相能，杜翰尤其与肃顺惬。 匡、杜俱北人，而另一有机会与曹毓瑛竞争超擢机会的军机章京焦佑瀛，亦是北人，且由以后之记载，此人之品性好谄贪位至可笑之地步 ，在超擢人选出线的过程中，如何给曹氏使些小手段，以影响在上者之意愿，似亦非不可能。考量咸丰初年以来渐见复苏的地域因素及其时人事环境种种，加以对肃顺之评估，方综合出曹氏之抉择。焦氏入枢既成事实，而肃、恭之对立愈显，曹氏之表现遂愈见倾向： 当文宗病笃时，枢臣会食。既，谓寇踪遍天下，益以外患，将何术起衰。顺曰，曷召曹师爷谋。比毓瑛进，谓发、洋皆皮肤疾，使主政得人，安攘匪难，设上下讳，则主少国危，诚无以定乱，然恭王素贤明，若效章皇故事，以王摄政，庶可挽回。顺以曹己所卵翼，乃建议欲以仇己者摄政，大诧，起而厉声斥之。曹惭沮退，遂以札驰告奕訢。 这便呼应了前此所提及的套格密札一事。此中京师与行在关节的互通，以利在京者出谋划策，对政变之成当然具重要作用。综观涵芬楼搜集之十二封密札，其中除一封应为肃党中人所出外，余十一封皆亲恭系人马之联络，寄书者或署名“守黑道人”或“守墨道人” ，另有一札为《樵客致黄螺主人札》 ，收信者亦曾有“结一庐主人” ，此皆难考矣，此外亦有寄、受者俱阙如之札。明白指明受者，有三封为“朱修伯” 。 朱修伯，名学勤，乃其时在京之军机章京，出身浙江仁和，咸丰初年进士，后官至大理寺卿。太平军和捻军并起之际，多所建白，曾国藩即曾以“学足论古才足干时”称之。 由密札中多数笔法、字体相同，及相续者不署名来看，朱学勤可能是多数密札之达者。以章京身份，自有其便。如由热河发札者可能是曹毓瑛，则曹、朱之处行在及京师两地，俨然成一消息传达之管道矣。 事实上，肃党非无此警觉，章京中自亦有亲肃党者。前段引文之下，即有言及： 时军机处大臣章京私函，皆用印封标，日驰若干里，勒驿投寄，而章京吴逢年者，向为毓瑛所轻，至是以状闻于肃顺，顺乃令置簿稽文书出内。 有意思的是，在热河密札中，亦有一封署名“樵客致黄螺主人”者，提及此一情形： 再，伯克近来荒谬更甚，去年弟颇怜之，自十七日（指七月十七日文宗大行）以后，伊竟自鸣得意，谓冰山为可靠，时时要上堂献媚，无如诸事漆黑，无人不厌之……前日要稽查封印，不准人于方略馆发信，立印封簿，遇该班用若干，随时登记……伊欲以此大功，超擢达拉密。□后告人云，查出私用印封，系革职罪名云云，非意在子建而何？同人均为不平。 此札中甚多暗语，即以所引内容，“伯克”指章京之一的郑锡瀛，与吴逢年同为期亲肃党而步焦佑瀛后路之健者，以“伯克”称，系套吕祖谦《东莱博议》首篇“郑伯克段于鄢”也。“子建”指曹毓瑛，则甚明矣。曹之所为及其倾向，已渐成目标，但到此已难回头，于是有“联行在南书房及枢部各官，以载垣等挟制两宫状，遍达京朝官”，尤其是与肃顺积怨已深的大学士周祖培 的冒险动作。考诸他日京中大佬如周祖培、贾桢等都倒向两宫及恭王，协助政变迅成之发展，曹毓瑛的走险自有其成果。即以当时，周祖培亦已开始两项动作，其一即嘱其幕客，时尚未入两榜的名士李慈铭检历代贤后临朝事，成《临朝备考录》以为吁行垂帘的理论基础；另一动作则是其门人董元醇上疏“请明降垂帘旨，或另简亲王一二辅政” 。后者的举动，便掀起了热河行在两宫与赞襄政务王大臣间最大的一场冲突。热河密札中有一封即言此事： 玄宰折请明降垂帘旨，或另简亲王一二辅政，发之太早，拟旨痛驳，皆桂翁手笔。递上，折旨俱留，又叫有两时许，老郑等始出，仍未带下，但觉怒甚。 此札中“玄宰”以董其昌之别号，指董元醇；桂翁、老郑分指焦佑瀛及郑亲王端华。引文乃见两宫与肃党对董折之处理方式出现争执，进而僵局。另一札中，更清楚描述肃党之抗争手法： 十二日上去，未叫起，发下早事等件，心台等不开视（决意搁车），云：“不定是谁来看。”日将中，上不得已，将折及拟旨发下照抄，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札中“心台”乃合一“怡”字，指怡亲王载垣。所谓“搁车”，即赞襄王大臣以有清一代行政定制，挟制两宫。盖依清之定例，尤其在军机处成权力核心后，任何旨意批示，未经军机承旨发文，则出不了宫门。八大臣以怠工制两宫，两宫亦只有屈服。但在前一札中，犹有一段： 次早仍发下（指董折及拟旨驳稿），复探知是日见面大争，老杜（指杜翰）尤肆挺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语，太后气得手颤。发下后，怡等笑声彻远近。此事不久大变，八人断难免祸，其在回城乎？密之！密之！ 考诸札中末段感言，真成谶语。董元醇事件，可算是令政变不可回头的致命近因。追溯前此，则曹毓瑛之功也。 密札中有三封提及恭王于八月初一日抵行在叩谒梓宫后的情形，包括两宫召见及与肃顺等应对之互有惧心等 ，唯其中有一封署名“樵客寄结一庐主人”札，最是可反映多数密札之作者，应为曹毓瑛之推想。 元圣在此，在内见一面，未交谈。今日八人上去代请，有话，令明日请安。大约早晚叫回去，弟恐其遂回，顷去面谒，坐谭一时许，颇有所陈，并自陈不能久待苦衷。渠劝稍安，且俟进城再说云云。相待优厚，可感之至。……元圣日内即回（初七日动身），一切询之自悉。……归事内催甚急。元圣日内见面，拟了一套话说，必不能过迟也，可放心。我劝王以风水之说动之，且请先下日期，并将渠等必改之意说明。种种语句，切实之至，以杜奸谋。劝上意主持坚定。王深然之，或可有效。 札中“元圣”乃指恭王，取《尚书·汤诰》“事求元圣，与之戮力”，传达两宫欲与恭王合作之讯息。此外，白乐天诗有“元圣生乘运，忠贤出应期”，也表达了为书者的拥护之心。由谈到行在之不可久留到具体策划回銮大计之成行，非已对全事参与甚深者，不能有此夜晤。如由日后人事布局观之，此人为曹毓瑛，应是最可能的。如是，则十二封密札除首尾两封，其中多出自一人的十封 ，应即“子建”自况之文。尤其依清制，军机章京达拉密，多抵卿贰，方得见亲王，这便愈加深了曹氏成之的可能性。 政变过程非本章之要目，因此于其他细节，不拟再做详述。引密札之目的，亦所以明对事者应为曹毓瑛之推想，并以之印政变后新政府之结构，以明辛酉之事于此后同光朝南北派系形成之影响。吾人或可言此：南北地域之别，在辛酉政变中或许不是一个最积极因素，但确实存在，而且在日后因新政府安排方面对南士助成之功的考虑，遂为形成南北同直之形态创造了正面条件。 本文摘自《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