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之中，温和的选择总是最先出局
小西cicero约 7 分钟不知不觉，《三国困局》系列我已经更新了三篇：
每篇都将近一万字，写起来挺费心神的。今天周末，加上实在扛不住，先休息一天，和大家聊聊天好了。
戒掉以前挖坑不埋的习惯，这个系列我一定会一口气更完，而且会更得比较快，初步设想就最近几个月吧，毕竟腹稿也打了很长时间了。
已经写了桓灵、张角、何进，有读者问我下一篇会写什么，下一篇我会写袁绍，和之前的几篇一样，我相信我的解读会给你一个与你印象中完全不同的袁本初，毕竟这些年，为曹操翻案的学者有不少，但为袁绍说好话的不多。
声明一下，我的这个系列打破大家对三国人物的固有印象，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我真的就是这样看待这些人物，而且言之有据的。比如桓灵二帝，他们确实就是东汉末年难得成年并亲自掌权，并想大有为一番的人物。比如张角，人家造反前的人设，真的就是官方认可的大贤良师，再比如我下一篇谈到的袁绍，他也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愚蠢固执、“谋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义”的反派，史载，袁绍死的时候，河北士女“嚎啕哀泣，如丧考妣”，为什么？我的文章中会为您解析。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三国是中国的帝制体系“试运行”两百年后第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两千年的中国帝制之后走的太远太极端，那么我们考察一下这个十字路口上每个人物的悲剧与无奈，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得不走上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个样的人生，为什么不会回头，有没有别的选择，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之旅。
而我自己，在整理手头的这些书籍和史料的时候，有一种感触再一次的向我袭来，那就是：中国之后的帝制历史之所以呈现出一种逆淘汰的过程，是因为每逢乱世乱世，好选择总是最先出局的。你看我已经写过的张角的“辅汉”、何进的“妥协”、以及马上要写的袁绍的思路，相比于后来汉末三国历史走的那条路，其实都是更好的选择。但我们的历史最终还是实现了一种逆淘汰。
同样的故事，其实在之后的乱世中也一再发生。譬如隋末，真正对百姓最好的英雄是窦建德。譬如元末，张士诚在苏杭推行的轻徭薄赋，远比朱元璋那套“杀尽江南百万兵”更具仁政色彩的多。甚至到了清末民初，在当时风起云涌的各个军阀当中，陈炯明在广东搞得模范省和联省自治的倡议，也颇有可观。这些人在各自的时代里，都曾代表过一种更体面、更温和、也更具建设性的“好选择”。
但是，历史常常有意忽略的是，这些后世复盘中设想最好的人，他们的下场往往是最惨的，大家所熟悉的三国历史如此，后来也一样，窦建德被唐军抓住杀掉，张士诚张士诚被朱元璋俘虏后自缢身亡，陈炯明则在粤桂战争的炮火中黯然退场、最终贫困交加地病逝于香港，死前因为不蓄私产，在酷暑当中连电风扇都开不起。这些人不仅肉体被消灭，而且在后世的史书当中，还被贴上了种种不名誉的标签，连同他们的设想与“天下”的另一种可能性，都隐没在了历史的暗处。
为什么我们在乱世中总是呈现出这样一种“逆淘汰机制”，越温和、代价越小的选择反而越先被淘汰呢？这是我没有想明白，并且想在《三国困局》这本书中一点一点与大家探讨的问题。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就是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效率主义、激进主义的要素实在是太浓厚了，承平时代就自满于治世，一旦社会出现猝然的崩解，就幻想着用一些过激的方式来一针顶破天——这不是一个人这样想，而是我们弥漫在社会中的整体氛围，就有这种为追求效率而激进、为激进而不择手段的倾向。所以相比袁绍的轻徭薄赋与曹操的屠城与军屯，我们居然选择了后者，相比曹操的挟天子与曹丕的受禅，大家都宁可劝进。历史就这样一次次在温和与激进中一次次选择了激进，导致帝制与天下后来成为了那样一个样子。
实话实说，这种对效率的极致崇拜与对激进手段的集体默许，其实并非中国历史的独有现象，在西方政治思潮的脉络里，它早已被深刻地剖析过。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文化的反思，他注意到一个极具警示性的现象：法国人往往因为对现实极度的不满，便渴望采取最激进、最不留情面的颠覆性手段，幻想靠一种理论和完美的蓝图就能一举解决所有沉疴。然而，这种追求“一针顶破天”的激进主义，不仅无法带来真正的秩序，反而会因为彻底砸碎了社会中原有的温和制衡力量，最终孵化出一个权力更加集中、控制更加严密的庞大怪兽。在乱世的废墟中，最先倒下的，永远是那些试图维护法理、习惯与有限秩序的温和派。吉伦特派早早出局，雅各宾党迅速上位。
而从英国自由保守主义的鼻祖埃德蒙·柏克的视角来看，历史的演进，本该像一棵老树，需要依赖长期的传统积淀、习惯的延续以及彼此的妥协，在一层一层“微调”中完成改良。柏克痛斥法国大革命的那套激进逻辑——为了追求抽象的完美与极致的效率，不惜将旧有的一切连根拔起。当社会的整体氛围陷入这种“非黑即白”的狂热时，任何温和的方案、任何试图减少代价的“好选择”，都会被斥为软弱和反动。人们宁可选择手段更残忍、目标更决绝的暴烈之人，因为在崩解的恐惧中，不择手段的强人最能给人带来即时的安全感。
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实用主义，代价是惨重的。就像汉末十字路口上的演变一样：当人们为了追求战时效率而默认了曹操的屠城与军屯，为了早日结束纷争而坐视了挟天子与强行受禅，实质上就是把原本具有契约色彩的法理体制，彻底降格为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暴力逻辑——这个逻辑之后会在中国王朝更替过程中以越来越明火执仗的方式延续千年，每一次重演，都让天下更加血流漂杵。也都将帝制的法理底线向下推了一层，最终让后世的天下在一种无休止的“逆淘汰”死局中越陷越深，再也找不到回头路的温和出口。
所以我们的敌人，是胸中的戾气，与脑中的激进主义。而温和的人，为了乱世不至于重演，他们应当出来说话。
我想起我想起我最近几年的一些遭遇，我自认还算是一个温和的人，观点与表达都不那么激进，但这两年的遭遇的攻讦、甚至谩骂，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无法理解、也因无法理解而不可忍受的。如果这种谩骂和恶毒攻击之来自于我们常说的某些“左派”或许还好说，但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种攻击其实越来越多的来自很多自居“自由派”的人。读者不是没有把那些言论转给我看，有些可能的确是观点不同，有些其实就是嫉妒——嫉妒我每天都有文章可写，嫉妒我还有一点没走散的读者、嫉妒我的靠写作、靠文章打赏能谋生……诸如此类罢了。
我倒并不太为自己感到不平和委屈，我知道这没用。但我觉得我隐隐约约又闻到那股我读史中常闻到那种激进而极端的气味，当新的角逐开始时，群狼们就是要先撕碎那些温和的声音，然后才开始他们那激进、极端、你死我活的狂欢。
于是我决定保存自己，我决定做那个温和但却坚定，要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人。有朋友问过我，我一个曾经写时事的，为什么要躲到三国、西游、指环王、罗马史、艺术史当中去讨生活。其实理由就是这个——你看着办，随着大环境的演进与世界危机的加剧，也许再用不了多久，舆论场上对一切事物的讨论，就会分化为极端对立的两派，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导致只有这两种极端的声音才是最能得众，而温和的中立声音，会成为他们共同的讨伐目标。
就像保皇党和雅各宾党都恨吉伦特派一样。
所以多写写历史，在历史的讨论中试着给人们养成一点温和的思维，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我们曾经都觉得鲁迅先生是个激进的人，但我最近读到一本书，言道鲁迅先生在他所深处的那个舆论乱世当中，也曾立志做一个“保全主义者”。
我是懂他那种心境的，激进、以及私利会把各方的嘶吼弄得越来越像一个歇斯底里的疯人院。早一点从这样的乱局中抽身，做一点能留得下、能给世界一点温和的有用的学问。
做一个温和的坚守者，一个坚守的温和者，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它并不软弱，若温和的声音总在乱世中最先消亡，它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最有价值的选择。
愿“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
全文完
本文3200字，周末写给我的各位老朋友的一封信，愿您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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