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的困局：土地兼并真的是亡国祸根吗？
小西cicero约 16 分钟想起了李调元的《卖田说》
各位早安，正式写今天的文章前，我想先聊三件事。
第一件是我昨晚做了一个记忆尤深的梦，梦里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校园，身后有人叫我，我一回头，发现是大学时很尊敬、也很著名的一位老师。
老师点头微笑，夸我最近某篇文章写的很有见地，但我们两个人之后一路就一直无话。我们就一起穿过校园的熙熙攘攘，从“二教”（第二教学楼），一直往光华楼走，沿途的同学们熙熙攘攘，梦里我本来已经忘了自己空耗了这近二十年的时光，重新变成了大学时的模样，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羡慕那些同学，羡慕他们年轻、有的是时间和希望。
很奇怪，按我大学时的性格，碰上和老师这样独处的机会，总会想几个问题“装作”请教，听听老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让彼此聊得热闹一些，老师聊得开心，也留我一个好印象。
但梦里我们俩一路真的什么话也没说。
我和老师就这样一直走到一个大教室前，满教室的学生在等着他进去授课，他朝我示意，像是问我，你不进去么？我无奈的遥遥头，看着老师进了教室。
然后梦就醒了。
梦里庭院依稀，醒来异乡异客，独眠孤枕依然。
我知道这个梦在表达着什么——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明明已经进了很好的大学，得亏学术的堂奥，自认也被老师认定有几分做学问的天赋，却最终没有走进学术里去。因为我惧怕做学问的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受不起穷和苦，也厌恶国内学术圈某些弄虚作假和条条框框。
至于留学海外，其实我最近几年攒够了钱还尽力尝试了一波，可结果却非但不成功、还损失巨大，更外加让自己走入了更深的孤独和为难中……
这里面有时运不济的问题，但大约也是我和正经学术八字不合的缘故所在吧。
不得亏堂奥，就罢了吧。我还是安安心心做一个房龙那样的人，力所能及的做好历史的普及，有人愿意看，我就继续写。这是我人生的事业。也大约是上天给我的天命。
第二件事，很久没有做直播连线了，我明天请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历史作家郭建龙老师，郭建龙老师是近几年国内极具分量和敏锐视角的自由作家与社会观察家。他的写作善于用现代社会学、特别是经济与财政的视角，去重新解构古代材料，打通现代与历史的那面墙壁。对我启发甚大。
“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汴京之围》、《盛世的崩塌》都是很好的作品，最近他把关注点聚焦到了海外，《穿越非洲两百年》、《穿越百年中东》，从不同的宗教和文化根源入手，多视角叩问地域文明的兴衰。
明天我和他的连线，会聊一聊他最近的心得与新书。请喜欢的朋友莫错过：
第三件事，是关于我和我的读者的。
我与艺旅合作的第一次国内游学在长时间的策划后终于推出了。时间定在今年10月10日-17日，行程安排则是从西安出发、经过汉中、剑门关、到达成都：
你看出来了这条路，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蜀道。楚汉争霸时，刘邦沿着这条路“还定三秦”定鼎天下，汉末三国，刘备与曹操在这条路上上演了宿敌之间最终的对决，诸葛亮沿着这条路北伐中原。到了唐代，当“渔阳鼙鼓动地来”，唐玄宗又沿着这条道路逃往巴蜀，李白、杜甫，沿着这条道路记下了国家命运由盛转衰时个体的乱离与无奈。
好久没回家，也好久没做线下活动了。我这次想带着大家走走这条路，怀古、谈心，还在跟公司协商，也许在西安和成都，会搞两场座谈，大家无论想陪我走这一路，还是参加见面会，都可以点击下放的链接，勿错过：
三件事谈完，我们写今天的文章吧。
昨天的文章讲到，在汉末的历史上，面对天下的分崩离析，袁绍和曹操走了不同的道路——袁绍的思路是依靠士族地主、轻徭薄赋、无为而治、放任土地兼并，而曹操奉行的则是法家的国家主义路线，打击、压制士族地主，将农民尽可能的从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纳入到自己的军屯、民屯体系当中去。
我相信肯定有读者有疑问——打击土地兼并，把农民从地主那里解放出来，这不好吗？听上去，曹操才是代表了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进步人物么，袁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活该他失败。
的确，受传统史观的影响使然，很多人忍不住会这样想。
但别急，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再慢慢给你分析其中的利害。
1
清朝“康乾盛世”时代，有一个官员名叫李调元，他是四川德阳人，此人不仅诗书传家，更在地方上干过多年的实务官。这样的人，冷眼旁观过最真实的民间生态，写出来的东西比正经史家更加真实可信。
李调元就写过这样一个散文叫《卖田说》。
说李调元小时候有一个发小叫王润泽，家里是自耕农，有十几亩良田傍身。
但李调元辞官告老还乡回家时，发现老王居然把自家的田给卖了，当起了佃农。
李非常不解，甚至觉得老王不争气。因为在传统观念里，买田置产才是能永久传给子孙的基业，把自家的地卖了去给别人当长工，产权和生杀大权全都捏在地主手里，这不是自绝生路吗？
他甚至怀疑王泽润是不是受到了地方恶霸的威胁和强取豪夺。于是很隐晦地对老王说：“你如果有什么冤屈，被谁逼迫了，你尽管告诉我，我替你做主。”
没想到，老王却连连摇头，非常真诚地告诉他：“我是自愿卖地的，我现在当了佃户，心里高兴得很啊！”
怎么会这样呢？老王掰开手指头给他算账，他原本有十亩地，刚好够养活家里十口人。按照大清朝朝廷的法定正税，其实非常低，每十亩地只需要征收碎银三分，加上一点损耗，折合下来也就一钱银子，这点税老百姓咬咬牙完全过得去。
但问题是，官府的嘴是个无底洞。朝廷的正税虽然低，但地方官府和基层胥役的“额外摊派”，是法定正税的一百多倍。今天县太爷要请客吃饭、招待上峰，这个酒席钱要按田亩向老百姓公摊；明天衙门修个围墙、买个办公用品，又要按田亩公摊；后天遇到上头要加征，那笔糊涂账更是没完没了。
皇权制度下，官府作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表，权力理论上是上不封顶的，所以财权也就是无限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税摊派，官府不是偶尔加征一次，而是一年能加征十次、二十次，逼得人活不下去。一旦地里收成不好，或者交不上这些层层加码的摊派，如狼似虎的胥役就会拿着锁链直接冲进他家，抓人、拷打，逼得他家破人亡。
所以这十几亩田地在自己手里，哪里是什么财产啊？分明就是摧着自己家破人亡的催命符。所以最终老王只能把自家的地给卖了。
地一卖掉，地契上没了王泽润的名字，他在官府的催税系统里就等于“销户”了。那些无底线的摊派和凶狠的胥役，再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虽然他现在还要给举人老爷交地租，但地租是固定的，遇到灾年还能跟东家哭诉求情，东家为了明年还有人干活，多少会给条生路。不会像官府一样，只知道压榨，不顾你死活。
李调元听了以后大受启发，说：那我是不是应该也把自家的地卖了，图个清净呢？
没想到老王却大不以为然。“君曾为达官，有直声，官犹待以礼也。租有家丁代完，粮差不敢迫也。又例免差徭，里正不敢及门也。所冀者，须世世子孙读书有官耳。若一日无官，诚恐亦与我辈等也。”——别闹了，你家当过官，有功名在身，哪个官差不开眼，敢来找你的麻烦啊！就是盼着你家子孙能世世代代都当官，一旦那一天家里没人当官了，那才会落到和我们一样呢！
李调元一听毛骨悚然，赶紧拿这个故事教育儿孙，说你们得用功学习，考功名科举啊！一旦当不上官，万贯家财你也守不住啊！
2
好，这个故事讲完了，你琢磨出什么味道没有？对，李调元的这篇散文，点破了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乃至王朝兴衰那个被掩盖的真相。
在我们印象里，农业社会中，自耕农的主要敌人似乎应该是地主——每逢治世，土地耕作会自然的产生贫富分化，贫富分化会导致富农攒钱买田，田地多了成为地主，然后如同滚雪球一样富人的田地越来越多，穷人田地越卖越少，最终搞得富者田连纤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个思路看似很顺畅，但有两个说不通的地方。
第一是富裕阶层完成基本财富积累之后，他为什么一定要只朝着田产这一个方向使劲呢？农业是一种回本很慢，而且高度依赖气候条件的产业。有了钱，实现资产的多元化，经商、办手工工场，实现财富的多元化，资本的快速流转，这不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吗？为什么一定要让资本往兼并土地这一个方向使劲呢？
第二个问题，是沦为佃农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啼饥号寒、动辄转死沟壑？如果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真的那么狠毒，把佃农都饿死了，他守着偌大的田产，谁还给他种地呢？另外，如果佃农的下场这样恐怖，那么自耕农卖田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土地的交易价格就会被推到极高。
你对比一下欧洲发生的故事，就是发现，这两个bug是真实存在的——由于缺乏统一皇权的管控，欧洲在中世纪历史上，倒是真的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地主庄园经济”。
但在这套系统里，领主们（也就是地主）很快就发现，光死守着封地种田，收益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一旦有了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他们立刻就会把资金投向收益更高、流转更快的海外贸易、银行业、羊毛加工等手工工场，迅速完成了财富的多元化。最终这种财富的多元化催生了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贸易，然后是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奴和佃农，虽然名义上归领主管辖，但他们受到的剥削其实是有明确的习惯法和契约约束的。领主如果为了追求暴利把佃农都逼死了，或者把税率提到不切实际的高度，其直接后果就是庄园彻底瘫痪，因为根本没有“备用人口”来替他种地。所以，欧洲庄园里的博弈，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平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整个欧洲中世纪历史上，佃农比例明明比同时代的中国要高得多，却甚少发生中国这种剧烈的、波及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事实上，如果我们放眼长达上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历史，整个欧洲十几个国家，数得出名字、稍微形成点规模的农民反抗，加在一起竟然只有区区八次左右。什么法国的扎雷克起义、英国的泰勒起义、德国的闵采尔农民战争……
而且，不仅频次低得吓人，其规模、诉求和惨烈程度，在中国动辄席卷全国、动员百万、把皇帝拉下马的黄巢、李自成们面前，简直就像是一场场温和的“行业罢工”甚至是地方治安事件。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农民起义领袖要“杀奔东京，夺了鸟位”自己当皇帝的事情。
所以，单靠地主与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能够解释古代中国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一定有某种力量，打碎了上述两个农业社会的平衡器，导致中国社会走入王朝更替、治乱兴衰的死循环的。
这个力量，就是皇权。
3
梳理历史，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的皇权通过两种手段，瓦解和扭曲了正常农业社会的上述自我调节机制。
第一是对地主和富农等中产阶级实行财产掠夺和“利出一孔”：
在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商人或富农，一旦完成了基本的财富积累，他们很快就会绝望地发现：在这个国家，除了买田置产、成为地主之外，你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你想单纯的积累财富，存在家里不动？对不起，大一统皇权只要手头一紧，就可以用汉武帝式的“算缗、告缗”，在一夜之间将天下的自由资本合法充公。
在大一统朝代眼里，民间的商业资本不过是养肥了的猪，朝廷缺钱了随时可以牵过来宰杀。
你想办手工工场，搞资本快速流转？
对不起，“盐铁官营”和各种严苛的关卡垄断会像铁索一样卡死你的脖子。在大一统的法家逻辑里，绝对不容许民间出现任何能够跨区域调动资源、独立于官府控制之外的自由资本。
这个体系是在汉武帝时代开始走向完善的，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同时推出了“算缗告缗”和“盐铁专卖”两项制度，堵死了民间资本的其他去路，导致资本只能向着土地做单向流动，客观上极大地加速在经济更发达、民间更富裕的文景时代并不明显的土地兼并。
富人们唯一能找到的、稍微具有一点点“抗风险能力”的资产，就只有土地。更准确地说，他们买的不是土地这种低回报的固定资产，他们买的是附加在土地身上的“政治特权”。
因为在大一统的税收顶层设计里，只有通过读书、科举、买官，或者依靠世家大族的门望成为享有朝廷特权的阶层，你才能合法地享有“优免特权”——也就是免税、免役。
曹操的父亲曹嵩，就是个特别典型例子，汉灵帝时代朝廷公开卖官，曹嵩花了一亿万钱的巨款，去买了一个位列“三公”的太尉。但没当几个月，就又辞掉了这个官位，赋闲回家了。
你说曹嵩这么一进一出，不是把巨款打水漂玩吗？人家精着呢，这一亿万钱，其实就是给皇权交一笔保护费，买一张护身符——我加入到你们这个权力团体里来了，我的资产你们可以 不动了吧？
如果说武帝这一手，是逼着富人做不了商人和工厂主，只能去做地主-士族。 那么他和后来皇帝们愈演愈烈的另一手，则是把穷人都逼成了佃农。
这个体系就是每个王朝中期以后对自耕农群体不可避免的压榨。
前文说了，皇权刚开始伸手要钱，肯定是猪紧着肥的杀，垄断工商业、征收财产税，于是富人不得不挣扎，成为地主-士族复合体，地方上有田连阡陌、朝堂上位列臣班，让你尽量剥削不动我。可当富人的油水刮不动了，皇权还是要钱维持运转，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向小自耕农征收、加派，多刮一点油水。
以汉代为例，大汉开国之初，刘邦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定下了“十五税一”的规矩，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更是将其进一步减免到了“三十税一”。
在教科书里，这被称为“文景之治”的仁政。可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极为关键的制度细节——“三十税一”只是田租，也就是土地税。
汉代真正用来卡死穷人脖子的，是跟田产毫无关系、只要你大活人还喘气就必须交的“人头税”：算赋与口赋。按照规矩，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要交120钱，这叫“算赋”；7岁到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要交20钱，这叫“口赋”。
这个钱本来还好说，但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满足皇帝的“大有为”之心，皇权的抽水机开始无节制地加速。汉武帝不仅把成人的算赋成倍往上翻，更下令：将儿童口赋的起征年龄，从7岁直接提前到了3岁！并且每人每年加征3钱，变成了23钱。
此后皇权对平民的压榨越来越严重，《后汉书》中悲凉地记载，到了汉末，很多地方的口赋甚至从婴儿出生的一岁起就开始强行征收。
不仅如此，由于汉代规定不服徭役的人必须交纳“更赋”（代役钱），拒绝受制约的公权力开始频繁、无限制地巧立名目进行“横调”和“杂派”。今天修太守的后花园你要出钱，明天刺史大人过路你要分摊车马费……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再把李调元的《卖田说》和王泽润的账本放进来，一切就彻底对上了。
为什么汉末出现了那样剧烈的土地兼并，那些原本是自耕农的农民，他们真的是被当地的士族地主巧取豪夺、被迫放弃了自耕农的地位吗？
恰恰相反，他们就像李调元笔下的王泽润一样，欢天喜地的把自己的田产“卖”给了东家，换得成为佃农和隐户，从此不用直面公权力越发敲骨吸髓的剥削。
4
只有这样解释，我们才能说得通一个在之前理论中匪夷所思的问题——为什么历史记载中，那些大量兼并了同乡地产的门阀士族，反而往往在当地民众中有非常良好的名望，沦为佃农的那些平民，死心塌地的支持自己的“恩主”，为其卖命、为其打仗，从而形成了三国乱世最基础的原件——部曲制度。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名鼎鼎的琅琊诸葛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顶级门阀，在地方上都是“田连阡陌、兼并无数”的大地主。
但如果我们翻看史书，会看到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现象。比如《后汉书》和魏晋史料记载这些家族在地方上的风评，往往是“居乡里，甚得物情”或者“德高望重，为一州之表率”。
这就怪了，如果他们靠的是巧取豪夺和皮鞭剥削，当地百姓早就把他们全家剥皮抽筋了。
但真实的场景是，当朝廷下派的胥役如狼似虎地来催人头税时，正是这些宗族门阀站出来，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和面子，把官差挡在门外，甚至自掏腰包替宗族里交不起税的自耕农把税垫上，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人的土地收入庄园。
对当地百姓而言，这叫“活命之恩”，这些大兼并者，是他们全乡本土最崇敬的保护伞和救世主。
于是他们聚集在这些“民英”周围，由地主而为士族，由士族而成坞堡。
《三国志·许褚传》记载：天下大乱时，许褚在老家谯县“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三国志·李典传》记载更绝，李典的家族在乘氏县（今山东巨野）极具势力，“宗族部曲三千余家”。
请注意这里的数字——数千家。换算成人口，这就是数万人的超级大企业。这些成万上万的普通老百姓，为什么要拖家带口、主动卷着铺盖住进许褚、李典的坞堡庄园里，给他们当佃农和部曲，受他们的剥削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坞堡庄园之外，是皇权，个体直面皇权，受的催逼与剥削更狠。
纠正了这个现实，我们再看看曹操的做法本质是什么？他压抑士族、将（至少是敌对势力的）士族坞堡庄园击破，然后设立军屯和民屯，让民众在那里耕田。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在取消民间庄园，设置国家农场。而曹操的屯田制，对农民的剥削是非常酷烈的，根据史书《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略》以及相关经济史料的明确记载：曹操在许下及各州郡推行的屯田制，其分账比例高到令人咋舌。“得官牛者，官六民四；得私牛者，官民对半。”
这意味着，如果你用官府发给你的牛耕田，地里打出来的粮食，国家要强行抽走百分之六十！即便你用的是自己倾家荡产保下来的私牛，国家也雷打不动地要分走一半。请注意，这还仅仅是田租。屯田体制下的农民（即屯田客），是没有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的“军国工具人”。他们直接隶属于各地的典农中郎将或典农都尉，生是曹操的纳税机器，死是曹操的战争燃料。
曹操哪里是在解放农民？这分明是用暴力荡平了民间的民营庄园后，由国家亲自下场，充当了全天下唯一、也是最大、最冷酷的超级垄断“地主”。
当然你可以说，曹孟德这个屯田制，毕竟终结了东汉末年愈演愈烈的对自耕农无节制的征收和摊派。留下的四成田收，能给农民自己，好歹够活着了。
但问题的根源没有解决，在这个体系下，皇权是掌有无限权力的，而老百姓手无寸铁，还被取消了户籍流转和人身自由。活脱脱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还不是任人宰割？制度刚建立的时候，是四六分成或者对半分成，明天要改，要增别的加派，那还不是典农都尉一句话的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权力的制衡与契约，一切利益的“分蛋糕”，都是短暂的、终将被反悔的空中楼阁。
所以在东汉末年的那个时代，老百姓不看忍受皇权的直接压迫，纷纷主动投靠到士族地主形成庄园坞堡，然后再由这些士族出头去跟皇权进行博弈，讨价还价。这已经是对平民百姓最有利的一种博弈方式了。
所以为什么试图搞放任经济、“士族联邦”的袁绍死了，河北士民都号哭于巷、如丧父母？为什么荆州民众听说曹操来了，要争相依附刘备，演一出胁民渡江？曹操的那套国家主义、那些军屯民屯，不是打击士族、解放佃农的吗？
只能说，群众的眼睛是最雪亮的，身体的逃亡是最诚实的。
大江东去，千年过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去回看东汉末年曾经兴盛一时的士族-地主-坞堡这个政经军三元复合体，我们发现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民间自组织。
是的，跟现代社会的企业一样，这是一种民间自组织。正因为个体直接面对的公权力时太渺小，太无一战之力了。所以人们才结成社团、结成公司、结成庄园，然后公推出代表、企业主和士人，与公权力进行博弈。
这不单单是中国历史的隐秘代码，更是世界文明史中最核心的社会学定律。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传世名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曾提出过一个大名鼎鼎的“中产阶层与社群联盟理论”。
托克维尔冷峻地指出：在一个中央集权无限膨胀的社会里，如果抹杀了一切民间自发结成的中间社群，让手无寸铁的边缘个体，去直接面对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那必将导致一种最绝望、最不可逆的专制与社会活力的彻底窒息。
在托克维尔的理论模型里，那些由中产阶层、地方乡绅、行业协会所自发构筑的“中间社群”，根本不是乱天下的祸源，而是社会系统必不可少的缓冲垫与安全阀。
可两千年前的华夏大地，最大的悲剧正在于此。
士族-地主-坞堡这个体系，在中国历史上，终究只是昙花一现，与皇权漫长的博弈之后，它最终没有承担欧洲中世纪封建主贵族的那种“中产阶层”的作用，中国历史最终滑向了大一统皇权与原子化个体二元博弈的“法家乌托邦”。
于是李调元的《卖田说》，就只能一说再说，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悲剧，也只好一演再演。
人们却学着曹操一般反过来骂，说袁绍和他身后士族的土地兼并，是乱天下的祸源。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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