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困局：人们到底在怀念他什么
小西cicero约 23 分钟中国人的“贤相情结”，是怎么来的。
各位好，写了三篇杂文，今天让我们回归主题，《三国困局》系列。如之前所约定的，这个系列我每个星期会雷打不动的至少更两篇，写完为止。
本来按照顺序，下一篇应该写《董卓的困局》，但今天我想脱离之前的历史时间线，先写一篇《诸葛亮的困局》。
原因之一是因为，10月份的时候，我计划趁着求秋高气爽，和朋友组个团，一起从西安出发，经过汉中、剑门关、到成都去。一路上会经过五丈原、武侯祠等许多诸葛亮相关的景点，诸葛孔明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届时我会有很多史论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权且做一下广告并打个样，有兴趣参加这次游学的朋友，详情请点击这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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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觉得诸葛亮这个人的身上最大的迷，是他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怀念。
当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有奇特的“贤相崇拜”情怀的，从伊尹周公、到狄仁杰、包青天、寇准、曾文正……我们一般总会把没犯过什么大错，尤其是处于黄金时代的宰相们回忆的贤明一点，这种怀念有劝诫、约束后世意味：前代做的这么好了，你可要萧规曹随啊。但另一层意思，其实也是一种思想上的惰性——觉得天下的善治不需要社会共识的努力，甚至不需要皇帝有多英明，只要有一个“贤相”出山，励精图治，大治就可以达成。
严肃的说，这个自我催眠，底层人民想想也许可以自我安慰，知识阶层也跟着喊，就太不专业了。人家在写《利维坦》《论自由》《群己权界论》的时候，你却只能写“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用对贤相的回忆代替严肃的逻辑反思，这不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
我们这次会反走一遍诸葛亮出祁山的路线。
但不管怎么说吧，若问这种“贤相崇拜”在谁身上最身上的最盛，恐怕就当属诸葛武侯了。
所以我们不妨拿他来剖析一下，看看的“贤相崇拜 ”的内里，到底是什么。
“诸葛大名垂宇宙”——诸葛亮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有多高，不需多言，而如果仔细区分，我们对诸葛亮的崇拜又分三层，是随着时代一点点累加上去的。
最近的第三层，是崇拜诸葛亮“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理想，这个崇拜其实是宋代，尤其是南宋后才兴起了。
陆游写“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他其实是借赞颂诸葛亮说的自己和那个时代南宋士大夫的志向——中原丢了，对金战和问题又那么敏感，岳武穆都给杀了，士大夫就只好用诸葛武侯的故事给皇上上眼药：你看人家诸葛亮，只有益州一块地盘，尚且不忘“还于旧都”，我们还剩半壁江山，凭什么就不能拼一下呢？
这个主题，随着宋以后中原王朝的武德渐弱而渐强。但它当然不是诸葛崇拜的最初本源。
对诸葛亮崇拜的第二层，是崇拜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精神，以及不方便明说但最关键的那层意思——诸葛亮掌了那么大的权，居然没有篡刘禅的位。
这层崇拜的意思，从陈寿上《三国志》给晋室的时候就开始了，大约到唐朝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高潮，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诸葛亮的头号粉丝，曾经号召他麾下的魏征、虞世南等文臣学习诸葛亮，他在《诸葛亮高颎为相公直论》盛赞诸葛亮说他：“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
所以杜甫在成都武侯祠里叹息的是：“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重点夸的也是诸葛亮的忠诚问题。
到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更进一步，直接将诸葛亮推入历代帝王庙从祀，评价他“王室之不坏，全赖其臣之忠。孔明之忠，千古一人。”
对诸葛亮的忠诚崇拜之所以被累加上，其实后世时代的需求，因为大概到了魏晋时代，司马懿指着洛水发誓，却出尔反尔开始。君臣信任感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崩坏掉了。两晋南北朝而至隋唐，只要当了诸葛亮这个层级的权臣，就鲜有不篡位的。但这个话又不能放到台面上来说，隋朝不可能批判隋文帝篡了北周是不守臣节，唐朝不能说李渊身为上柱国趁乱夺天下是不厚道，至于宋代，什么陈桥驿黄袍加身就更是禁忌话题。
当皇帝的一方面不能骂自己祖宗作为权臣篡位是大逆不道，另一方面又要要求大臣不能有样学样。那怎么办呢？也就只好反其道而行之，抓住当了权臣却没篡位的正面典型一通猛夸。而诸葛亮恰好是这类故事中最后也最完美的一个。于是就被抬出来当典范了。
而臣子们也心领神会，接着赞颂诸葛亮的忠诚，来向皇帝表忠心。晋以后几乎牢不可破的君臣猜疑链，在君臣共同回忆诸葛丞相这里，好歹得到了一点缓解。这也是陈寿敢公开表明对诸葛亮称赞，并获得了晋朝皇帝的肯定的原因所在。
可是上述两层回忆和崇拜，都是距离我们太远，也比较虚幻的。“北伐中原”和“鞠躬尽瘁”都是后世各自时代的累加主题，相隔三国时代都有几百上千年了。这两个事儿在古代其实也都是士大夫以上的人才关心的话题。说句不好听的，你若是投胎在古代，九成九的概率投中草民一个，大宋朝北伐不北伐，天下是姓赵还是姓李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诸葛崇拜在这两个层面上对普通人其实是失效的。
生活在诸葛亮治下的蜀汉百姓，到底生活感受怎么样？诸葛亮去世之后，蜀中百姓、或者哪怕同时代的士大夫，出于切身体会，是否真的怀念他？这个事儿，其实才是诸葛崇拜最核心的基础层。
但这一层，恰恰又是最扑朔迷离、争议巨大，而且有意思的。
2
首先，诸葛亮治下的蜀汉百姓，生活水平到底怎么样？经济相比之前是否有发展？民生是否富足？为了过好日子，老百姓值不值得怀念他？
实事求是的讲，大约并不那么好。
这个事，于历史有记载，甚至是得到诸葛亮自己亲口承认的。
你看，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提到当时刘璋治理的益州，怎么说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划重点，诸葛亮感叹益州“沃野千里、民殷国富”，有这么强的软实力却不知道使用、图大业，足见刘璋是个怂包。
但到了诸葛亮写《出师表》的时候呢？诸葛亮自己又是这么形容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之秋也。”
入蜀这才多少年，如果没有刘备集团这一通霍霍，益州怎么就从“沃野千里，民殷国富”变成“益州疲弊”了呢？
好，你说，这是诸葛亮上出师表以前，主要还是刘备自己主政的时代，诸葛亮想体恤民力使不上劲儿。那我们看看诸葛亮治蜀之后，蜀汉的经济实力是怎样的？
“入其朝，不闻正声。经其野，民有菜色。”这话出自《三国志·蜀书》，是钟毓在随军灭蜀后，对蜀汉晚期社会景象的描绘。
虽然钟毓看到这一幕时，诸葛亮已经去世近三十年。但作为蜀汉这台精密国家机器的奠基人，诸葛亮推行的“总体战”体制，在建兴年间就已经把益州的民力榨取到了极致。
根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的记载，蜀汉景耀六年（263年）灭亡时，全境“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万人”——将士加官吏一共14.2万人。拿94万总人口除以14.2万。
这意味着大约每7个蜀国百姓，就要养活1个不从事生产的军人或官僚。
你想想一下这是一个景象，隔壁的先军政治见了都显得过于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了。
这还是诸葛亮苦心孤诣治理了多年、期间还大力发展了都江堰水利、推广了蜀锦贸易之后的最终结果。
那诸葛亮本人才华确实横溢，他去世前的蜀汉是不是真的能更好一点呢？
恐怕很难。诸葛亮自己在后期的上表中也说：“亮率数万之众，据严险之固，兵士流离，万人一意……”他承认士兵在流离失所，百姓在承受重压。这种苦日子不能久拖，必须赶紧北伐成功。
而且诸葛亮这种勒紧裤腰带、一切为了北伐的政策，当时就有人抱怨了。
《三国志·来敏传》里就写：“三年一征，五年一战，使得百姓疲敝，民怨沸腾”。
所以诸葛亮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让你丫瞎说大实话，罢官！(没杀，这一点必须承认，是古代中国大熊猫级别的仁慈。）
我知道，写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史料里还说诸葛亮治蜀期间，蜀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呢？这难道不是盛世景象吗？你怎么不提？
但我们要分清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形容的是社会风气。而“益州疲弊”“百姓疲敝”“民有菜色”这说的是社会的经济状态。一个社会是有可能在极端穷困的情况下保持社会风气良好的。比如我国建国前三十年，日子穷是穷了一点，但不是总有不少老人怀念那个时代社会“风气正”吗？
一则大家都穷，没什么东西可偷，二则法令甚严、违法乃至违规的成本被拉到极高。“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未必是因为富足，如果社会处于一种战争边缘的紧张状态，这种景象也是可以达到的。
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很可能就是如此。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对这种感觉，恐怕不会太陌生。
3
但是，蜀中百姓、士人，在诸葛亮死后是否真的怀念他呢？
却又是真的崇拜和怀念。
这种怀念不是后世史官在书斋里编造出来的道德神话，而是当时蜀汉朝野上下，用一种近乎狂热的、甚至是违抗朝廷体制的方式，一口口哭出来的、一处处拜出来的。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蜀汉长达近三十年的“立庙风波”。
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的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去世后，蜀汉的百姓和基层的士兵“百姓巷祭，戎卒歌思”——人们自发在街头巷尾、在军营旁边设祭。这种民间自发的祭祀规模越来越大，最后士大夫们看不过去了，纷纷向朝廷上书，要求在国都成都为诸葛亮修建专属的庙宇。
但当时的刘禅面临一个巨大的制度难题：在汉代的礼制中，只有皇帝才能建庙，做臣子的哪怕功劳再大，也只能配享在先帝的庙庭里，根本没有单独建庙的道理。于是，朝廷以“不合礼制”为由，屡次断然拒绝了这一请求。
换做一般的崇拜，朝廷不让立，民间这股怀念风头，过几年也就散了。可是蜀汉的人民不干。
朝廷不给立官庙，老百姓和基层士人就直接把“非法祭祀”进行到底。人们不顾禁令，每逢节日就在大路口、在田垄边给诸葛亮烧纸、供奉。甚至连西域来的胡人，到了蜀地看到这种景象都大为震撼。
这种“民意”与“体制”的对抗，竟然整整持续了二十九年。
到了景耀六年的春（263年），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再次给刘禅上表，说了一段极为沉痛、也极为决绝的话。
他们说：自从丞相去世后，民间在路上私自祭祀的风气从来没有断过。如果朝廷一直不顺应民意，老百姓就会继续在各处“私祭”，这不仅有失朝廷的体统，而且这些私庙在路边风吹日晒，更是对丞相极大的不敬。
习隆等人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妥协方案：如果实在是不能在都城成都建庙，那就在诸葛亮魂归之所——汉中沔阳建立一座官庙。同时下令，从今以后，任何人都不准在其他地方“私祭”了，想祭祀的，一律去汉中官庙哭拜。
刘禅朝廷最终屈服了，同意在汉中立庙。这是中国历史上，由国家政权为臣子立的第一座“武侯祠”。它根本不是皇帝圣恩浩荡的赏赐，而是蜀汉的普通百姓和基层士人，用二十九年如一日的执着，硬生生逼着朝廷向民意低头的结果。
不仅是底层的草民，那些在政治斗争中被诸葛亮狠狠处分过的政敌和名士，在诸葛亮死后的表现，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廖立，当年因为口无遮拦、狂妄自大，被诸葛亮一撸到底，废为庶人，流放到极为荒凉的汶山。在古代，这几乎是政治上的死刑。但当廖立听说诸葛亮病逝的消息时，这位一辈子傲慢不逊的文人，竟然失声痛哭，绝望地感叹道：“吾终为左衽矣！”意思是：丞相死了，国家彻底完了，我们这辈人都将沦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人的奴隶了。
还有李严，当年因为延误北伐军粮还试图推卸责任，被诸葛亮削职为民，流放到梓潼。李严一直憋着一口气，指望着诸葛亮哪天能重新启用他。结果听到诸葛亮死讯后，李严也悲伤过度，不久便发病而亡。陈寿在史书里写李严的死因，说得非常深刻：李严知道，诸葛亮虽然废了他，但心里从来没有私怨；诸葛亮一死，后来的执政者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公心和肚量来重新启用他了（“激愤发病卒……常冀亮当自补复……度后人不能，故以发愤也”）。
你看，连被他流放的罪臣，在他死后想到的都不是“大仇得报”的狂喜，而是如同失去了青天一样的绝望。
甚至还有谯周，甚至还有谯周。
在许多现代读者的印象里，谯周是蜀汉著名的“投降派”代表，是那个在魏国大军压境时劝刘禅开城纳降、甚至在后来被封为魏国阳城亭侯的“软骨头”。
在真实历史上，谯周的“投降派”思想未必那么可恶，也是站得住脚，你看他的《仇国论》，确实有理有据的说明了北伐是浪费民脂民膏的无用工程。
可是再怎么说，谯周的思想，也应该是和诸葛亮背道而驰的，是论敌才对。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听闻诸葛亮去世的消息时，其反应却特别激烈。
根据《三国志·谯周传》的记载，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刘禅紧急下达了一道严厉的“禁奔丧令”，严禁任何官员擅离职守前往汉中吊唁。
但当时远在成都的谯周是怎么做的呢，“在家闻问，即便奔赴”。他几乎是在与时间赛跑，赶在朝廷正式封锁道路、下达禁令的时间差里，孤身一人冲出了成都，一路狂奔赶到了汉中前线，只为了能亲自看一眼丞相的灵柩。
你看，这就是历史最真实、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幕：一个在思想上最坚定地反对派，反而在诸葛亮死去的瞬间，表现出了最决绝的深情。
这到底是为什么？明明蜀汉日子过得很苦，被诸葛亮征收了沉重赋税徭役的百姓、被他赶上前线的士兵，被他惩罚过的政敌，与他政见相反的反对者，所有人却都怀念他，而且是顶着朝廷意思来，一顶就是几十年？
这真的是一个惹人深思的问题。
4
想解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入手，经济上的、和政治（法律）上的。
经济问题我想单列一篇《货币的困局》再详谈，本文重点，我们只从政治方面做分析。
说来非常有趣，后世对诸葛亮的一切崇拜和形象塑造，都是儒家主导，并把诸葛亮当做儒家道德楷模来描绘的。
但探究诸葛亮的本源，他其实更接近于一个法家思想的理想代表，或者说的更确切一些，他是一个完成了传说中“儒表法理”理想状态的治理者。
一提到“法家”，现代人脑海里立刻会浮现出商鞅、韩非，甚至是秦始皇的铁血形象。那种为了国家机器的运转，将百姓彻底工具化、原子化，动辄断手断脚的残酷“暴秦”逻辑。
到了汉代，司马迁写《酷吏列传》，致都等人，也是那样一副狠兜兜的形象。
但诸葛亮的“法家”，却竟然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
我管他叫“仁慈的法家”，或者说，“法家乌托邦”。
诸葛亮的法家信仰，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刘备在入蜀之后，命令诸葛亮等人推倒汉末之前蜀中执行的一切行政制度，颁布一套名为“蜀科”的法令体系。诸葛亮就主导把这个法令体系给写出来了。
由于蜀汉没有史官，这到底蜀科到底怎么写的，具体法条如何，已经不可考。
但有些侧面证据证明，这套法令肯定是非常严厉的。严厉到刘备的另一个重要谋士法正看了之后都向诸葛亮提意见。
他劝诸葛亮：当年汉高祖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秦地百姓便感恩戴德。现在我们刚拿下了益州，应该放宽刑宗，减免法度，安抚蜀中的本土豪强和百姓。
新三国法正名梗：“蜀中前途，灿烂啊！”——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灿烂的。
跟自己人，诸葛亮说的就是大实话了。
他的回答特别严厉而实在：“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诸葛亮说，刘璋治蜀之所以失败，恰恰是因为“法度不行，政由大族” 。刘璋为了讨好本地的世家大族，把法律当成了摆设，导致这些豪强权贵被惯坏了，所谓“无名之位，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现在我们应该制定严厉的法律，把口子都收住，把豪强都管起来，然后放一点点权，这样他们才会“知恩”。
你看，这套逻辑，其实就是非常典型法家思想。
与强调“与民休息”“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儒家，和“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家不同，法家思想的基础，就是不承认个体存在与生俱来的“天然权力”，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政府给你的，所谓“朕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
不给你是本分，给了你，你就要“知恩”。
如果你去翻看《韩非子》和《商鞅书》，就会发现他们这种“国家垄断一切权力与恩赐”的逻辑，认识和论述的非常自成体系。
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说：“主操名利之柄，而下有趋之之情。”
商鞅认为，天下的百姓、豪强、士人，不管你出身多高、财富多少，你本质上都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国家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磨盘，君主手里握着的两根无形缰绳就是“名”与“利”（即赏与罚）。老百姓耕田，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汗流浃背，而是因为不耕田就会受罚，耕得好就能换取爵位；士兵在战场上砍人，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残暴，而是因为首级可以兑换土地和免税权。
在商鞅和韩非的逻辑里，社会的所有资源和权利，都必须经过国家机器的精密“统制”和再分配。
韩非子在《韩非子·八奸》中更是把这种对个体权利的警惕提高到了政治斗争的高度，他写道：“明主之导臣也，法度而已矣。……使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他特别警告君主，绝对不能像刘璋那样，把赏赐和法度当成人情去买好卖好（“私恩”）。
因为法家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之间只有赤裸裸的利益交换，“计利以相听”。如果君主对臣民讲温情、讲宽容、讲自由市场、你情我愿的自由交换，像儒家那样指望靠道德感化，或者像道家那样“无为而治”，结果就是底层的秩序彻底崩塌。让老百姓不知感恩，觉得政府给我是应该，你那天不给，我还对你不满，要和你闹。
诸葛亮说，刘璋之所以丢了益州，原因就在此。
所以他的根本主张是“以法易儒”，用严厉的《蜀科》把权利全部都收回去，然后一点一点放给民众，这样国家的用度就足够了，同时老百姓还懂得感恩。
但是这套法家理想，在之前的秦汉都是玩崩了的，为什么法正要反对？也是这个原因。法家这一套，太容易玩脱了。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当你设想把所有的权利全部都集中上收，然后再一点一点的下放时，公权力本身就积聚了巨大的“重力势能”。
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把这么大的权力抓在手里，不滋生腐败与偏私，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不出现不公与失衡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始皇和商鞅设计的那套法家机器，堪称古代极权统治的巅峰之作。但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逻辑死结：谁来监督这台机器的操纵者？
在秦制的语境里，法是君主用来驯服臣民的皮鞭，却从来不是用来约束君主自己的。商鞅在《商君书》里强调“一民、一教、一赏”，要求天下所有人都在同一套法律下作茧自缚，可皇帝本人却超然物外，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终极解释权”。
于是秦始皇就可以自由的修阿房宫，秦二世则可以放肆的宣言，说自己当皇帝，就是为了吃最好的、喝最好的。
然后天下就在这种必然的皇权腐败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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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诸葛亮为什么能复兴法家治理呢？因为他不是皇帝，而且这确实是个奇人，掌握巨大的权力，却一不搞腐败，二不想谋权篡位、三还生活特别节俭、且做什么都事必躬亲。
换句话说，他解决法家权力腐败这个“重力势能”腐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逆向流动的“泄洪口”——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确实就是法家思想、或者柏拉图那个同样奉行独裁制度的“理想国”所幻想的那个理想而完美的哲人王。
在生活上，他把欲望压低到了极致。他在给刘禅的遗表里坦白自己的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一个统治了一省之地十几年的最高执政官，死的时候家里连一匹多余的绢布、一两多余的银子都没有。他的子孙后代，还要靠自己种地织锦来糊口。
更重要的，其实是他的“事必躬亲”。
都知道司马懿对他有个著名的评价，说他“事必躬亲，其能久乎？”
在正史上，当时主薄杨颙劝诸葛亮，说为政者应该像坐车一样，长官管方向，属下管拉车，您现在“亲自校簿书”，连打犯人二十大板以上的公文都要亲自审批，汗流浃背，不是太辛苦了吗？
诸葛亮流着泪回答：“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严，辜负了先帝啊。”
这句话，如果你如大多数古人一般，只将之理解为诸葛亮这个人“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把问题想浅了。
诸葛亮即不敢放权给下属，也不敢放权给刘禅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在这句“唯恐他人不严”上——他知道，掌握这么大的权力，任何其他人，想要像他一样即不腐败，还那么兢兢业业，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人非草木，我爬上这么高的位置我图啥啊？这么累死累活，天天996宵衣旰食吗？
退一万步讲，这样的人就算真的有，诸葛亮也不敢分权给他，因为这个信任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深知权力的厉害和人性的薄弱，诸葛亮自己都觉得再也找不出他这样一个完全不受权力腐蚀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诸葛亮在他的许多表文都在强调一个事：受命、托付。“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托孤是他屏蔽私心的动力源，而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动力源，是不可复制的。
我曾经在之前的某篇文章中提到过，蜀汉的体制，其实和苏联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呈现出一种高度的计划性，这种计划性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权力上的，蜀汉的所有权力在最大限度被上收到了中央，然后再量入为出由诸葛亮斟酌下发下去。
而这种高度计划体系唯一能够执行的可能性，就是像某本苏式科幻小说中所幻想的那样——未来有一天人类发明一台绝对无私、绝对公正、且事无巨细、能把所有细枝末节都算到、算准的人工智能。然后人类把一切的公共管理事物，都“托付”给它，它将扮演一个全人类的“相父”，为我们安排好一切。
而诸葛亮（至少历史记载中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是这个幻想中的人工智能，却十分接近这个人工智能的近似体。他不但公正无私、又聪慧过人、还事无巨细都能照顾到。像一台“没有私欲的机器”。
东晋时期的袁准，针对诸葛亮去世后廖立垂泪、李严致死的现象，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这话用现代化说，就是诸葛亮这个人实在是太无私了，执法起来，像水、像镜，唯独不像人。
所以诸葛亮去世后，蜀汉人对诸葛崇拜，是一种怀念“哲人王”、或者“顶级人工智能”的崇拜。
因为“蜀科”确实把人们的所有权利、自由都上收上去了，而诸葛亮的重新分配下发（赏罚），又尽量做到了合理。他确实达到了法家理想的让民众“知恩”。
说得好听一点，蜀汉民众像儿子依恋帮他们包揽一切的父母一样依恋丞相。
说得难听一些，可能也更确切一些，这就像斯德哥尔摩那家银行里被劫持的人质们，居然迎来了一个大公无私的绑匪，每天下发给养绝对平准公正，也不虐待不反抗的人质，甚至自己日子过得比人质还艰苦朴素。那人质当然会爱死他了。
但问题是，如果劫匪都能做的如此无私，他抢银行干嘛？如果当皇帝或者权臣“打江山、坐江山”的血酬，就是这样宵衣旰食，谁还这么拼命？
诸葛亮是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但却是法家想要达成“善治”几乎唯一的一个近似解。
但这个“解”是不可重复的。
后世所有王朝都试图执行类似的思想：尽可能的上收权利。而民众没法说这个趋势有什么不好。于是就只能用怀念诸葛丞相的方式去隐晦的进行批评——你把权利收上去，做到像诸葛亮一样公正平允吗？做不到的话，能不能别这么干？
这是恐怕就是蜀中百姓连着几十年给诸葛亮立生祠，谯周这样的“投降派”也推崇他的原因所在吧——这是一种被中国人所习惯的隐晦的政治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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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到这里，字数和深度上，本来都可以收尾了，但我还想再深写一层：
前些年，热谈法治的时候，很多学者说我们中国古代也有法治思想的萌芽，这就是法家思想！并认为法家思想的理想状态，与现代法治思想是殊途同归的，最终都可以达成善治。
但我们可以从诸葛亮这个例子中看到，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现代法治思想的理想，是“把（公）权力关进笼子”，它要求的是在法治彻底达成之后，即便一个恶人上台当了总统，整个社会治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甚至是依旧维系繁荣。
现代法治的底层逻辑，是对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抱有最极端的敌意和不信任。它不相信圣人，更不指望救世主。它的整套制度设计——从三权分立、舆论监督，到财产权的绝对确立——都是为了筑起一道道防洪堤。
这套体系的可贵，不在于它能上限多高，而在于它能下限多稳。即便坐在白宫里的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川宝，只要这套宪政的精密咬合不脱节，法律的“防洪堤”就能死死地卡住他手里的公权力。自由市场依旧能运转，人民的天然权利依旧能得到保护，社会依然会在惯性的繁荣中向前。
换句话说，现代法治追求的是“哪怕制度的主操纵者是个烂人，社会系统也绝不会死机”的容错率。
而古代法家思想的理想，却是“把（私）权利关进笼子”，然后量入为出的发给你，它的理想状态达成后，也只能期望无数个诸葛亮在位，执法始终平准，社会才能达成善治。
因为法家的这套逻辑，从一开始就是不承认剩余权利的“权利计划主义”，不断上缴的私权把公权力堆叠到了一个极为容易腐败的临界点上。这台机器对操纵者的“神格”要求太高了。它必须要求统治者近乎于一台绝对无私、绝对公正、且拥有无限算力的超级人工智能。稍有瑕疵，就会发生崩塌。
所以，看似都是在讲“法”，但一个是用法律去约束人，无论贤愚，都得善治；另一个却是只能押注于圣人操法来指导天下，才能达成善治。
这哪里是什么殊途同归呢？根本是南辕北辙。
所以千年以来，对诸葛丞相的怀念，本质上也是一个巨大的困局。人们把诸葛亮回忆的越贤明，越伟大。越体现了我们对人治的仰赖，本质上也是在说：他的治世，终究只是个偶然，偶然结束了。
于是人们也就只能不断地感叹：“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不见其比。”
全文完
本文一万字，感谢读完，把诸葛崇拜的事情说清楚了，不知您是否看的过瘾。
文章结尾，最后再多说两句心里话吧。
昨天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小西，你要小心啊。写三国的人太多了，万一你哪个观点又和某人撞车了，人家就说你洗他的稿子。你怎么办？
我笑了笑。这个事儿我其实已经想开了，想开了很久了。
“为吟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我的每一篇稿子，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写出来的，它们都带着我的体温。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巧、且这么冤的事，一个真正用心看完我文章的人他能感觉不到我为写作倾注的苦功与思考，会真的觉得我这篇文章是抄谁的。
就像我三国系列的写作，每一篇，我都是酝酿了许久，当天清晨即起，写到夕阳西下。这篇也是。扪心自问，如果这样还能被人那样说，并得不到真读者的理解。那就真没有天理了。
所以，我常说清者自清，真正看懂我文章的朋友，不需要我多做什么解释。
何况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的这个号，其实是天天被有心人盯着的，他们在自费帮我做空前严格的监督。
到什么程度呢？到了我哪怕发一篇商家给的广告稿，也会被举报为“洗稿、抄袭”的地步。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很难，我在夹缝当中，尽力给我的读者写最真诚的的创作。这个夹缝无论表象如何，最终的始作俑者，还是人世间那斩不绝的嫉妒与恶意。
但我不信邪，我不相信我这么真诚的写、用心的写，我真正的读者居然能不理解我，我居然不能把我的写作理想继续下去。
我所喜欢的史学大家高华老师，他在写每一篇专著之前，据说要起码空出三个月不看同行相关的论述，为的就是清空自己，怕某个问题写着写着把同行的论述用上了，被人怀疑是抄袭。
但实话实说，我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偶尔还要写两笔时评，同一个新闻事件，可能观点、论据在可言说范围的挤压下，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你真要不受影响，除非断网、不说。
或者说的更准确一些，如果你把观点相似、论据撞车就解释为洗稿。那么那些乐于指控他人洗稿的人，自己有的是这种官司可打。
其实这样的事情，最近已经发生不知多少次了。好几位朋友叫我看了好几次这种乐子了。
但我不想陷入到这种你泼污我，我就也纠察你的无聊文字斗殴当中。一天就24小时，我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且这些精力，是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离家万里，远隔亲朋，割舍挚爱。如果我把这宝贵的精力用于无聊的自辩或者报仇，我太对不起那些陪我做出牺牲的人了。
我不是个闲得发慌的人，我还年轻，我要成就我自己的事业，我不能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如此无聊的纠缠上。
所以我只写两类稿子：时评，是我实在忍不住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深度与长篇，是我有思考要表达，期待您的深思与共鸣。
至于，我的稿子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用心写的——您一篇文章读下来、几篇文章读下去，您自己感受不到吗？
或者还有一个验证方法。
我最近在做游学讲师，您可以抽出假期陪我一起来玩，这一路上朝夕相处，看看我的临机应变、即兴讲演，这是最无法伪装的。
您可以近距离看清我到底是欺世盗名，还是确有真才实学。
实话实说，我相信您见了我本人，会发现我写出来的东西，没有我能想到、说出、并惊艳您的十分之一：
我是一个想要成就自己的思考与写作的人，我已经让自己和我的亲人牺牲了许多，我只能跋山涉水，日夜兼程的赶路，恕我无心理睬那些嘈杂的诽谤与非议。
推如此的赤诚入他人腹中，我就不信得不到真读者的半点回应。
那今天的文章，就难得的跟大家讨个赏吧，从黎明即起写到日已西斜，这篇文章的完成度，我觉得相当可以。
如果您觉得我依然真诚，请用多多少少的打赏，让我看到您的认可。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