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多罗夫该不该有大局观？乌克兰还能不能赢下此战？

民主能不能保卫它自己？

各位好，昨天的《乌克兰，遇上了一个“武大郎喝药”的大难题》一文，我介绍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乌克兰前防长费多罗夫炮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现政府，呼吁进行战时选举，可能引发乌克兰高层内讧的新闻。

我看这篇文章下面，有不少读者留言评论，很多朋友痛心疾首，指责费多罗夫不“顾全大局”——甭管乌克兰内部是否腐败，目前的战法是否是最高效的，先集中精力，把这一仗打赢了再说啊。费多罗夫你下野就下野，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这个时候可不能内讧啊。要团结一致向俄看。

这个想法，大约我昨天稿子隐隐透露的一种倾向，就像我昨天文章写的，乌克兰现在遇到的难题，隐隐有重蹈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自杀”覆辙的风险。

但是读者一提“顾全大局”，倒让我警醒了。

因为我想起了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在生活中，是不是不断的遇到这种情况，每当你自己的利益受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手从侧旁伸出来，劝你“忍一忍，让一让，顾全一下大局”，然后很多事情就在这种忍让当中，以牺牲你自己的个体利益为代价，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这种顾全大局，真的是能以牺牲个体利益为代价换来的对全局的最优解么？前些年的许多切身经历，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恐怕也未必。

所以我们中国人，本来应该是最对“顾全大局”这个词汇抱有警醒态度的，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去劝他人“顾全大局”，哪怕这个大局，是俄乌战争这种关乎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硬仗。

何况战争时期，民主制度是否一定像我昨天文章说的那样完全拉胯，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2002年的时候，普林斯顿出版社出过一本由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丹·赖特（Dan Reiter）与阿兰·斯塔姆（Allan C. Stam）合著的书，叫《战争中的民主国家》（Democracies at War）。

这本书核心论点就只有一个的——跟我上一篇文章说的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民主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战争中不应该适用”唱反调。

的确，从亚里士多德到托克维尔，都倾向于认为民主在战争中是“无能、低效”的，所以亚里士多德主张使用“混合政体”，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最终诞生了拿破仑那样皇帝也抱有同情之理解态度——仗打多了，总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吧？

可是该书的作者却唱了歌反调，他们用现代统计学的计算发现，民主国家在战争中的胜率，非但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偏低，反而极高。尤其是近代以来，达到了80%以上。“民主在战争中无能”的刻板印象更多来自于民主与专制不同宣传策略造成的“幸存者效应”。

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二战中的苏德战场，由于“军事天才”斯大林大将军的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判断失误，苏联其实大败亏输丧地万里、损兵百万，同期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一系列败绩已经导致罗斯福政府备受压力了。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战后，苏联很少有人再敢提及这一系列败仗。

因为你敢揭斯大林同志的短，斯大林同志就敢抄你家，这个能耐，罗斯福总统可是没有的，所以斯大林的军事形象，似乎就比罗斯福伟岸许多。

但你说一个神学院毕业、《真理报》干编辑的，怎么就成了全苏联最伟大的军事奇才？

所以该书认为民主并不比专制更不善战，只不过失败让你看见了而已。就比方乌克兰目前遇到的到底走新科技无人机战术、还是更多沿用老办法走苏式阵地战策略？这个两难的选择俄军有没有遇到？肯定也有。但你看不到，因为这种争论已经用更“苏联”的方式被他们内部解决掉了。

那么民主在战争中有没有优势呢？有的。

丹·赖特就在书里给出了两个无可辩驳的民主战时有点。

第一个叫“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 

威权国家的统治者开战，往往只需要几个人甚至一个人一拍大腿就决定了，反正底层的代价他们不需要承担。但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如果做出一个愚蠢的军事决策，让大批选民的子弟在前线白白流血，他手里的选票就会瞬间清零，任期结束后甚至要面临毁灭性的法律和政治清算。这种头顶上的“紧箍咒”，逼得民主国家在战前和战时必须进行极其审慎、甚至斤斤计较的信息过滤与利弊权衡。

最近的例子，就好比特朗普这次打伊朗，确实赔的有点惨，但他马上就会付出代价，看这次中期选举吧，够他喝一壶的。

说白了，民主体制在“选择”战略时自带一套理性的防御机制，这让它们往往能更理智地评估自己的几斤几两，只打那些有把握赢的仗、不赔本的仗，并在战略犯错时拥有更好的止损能力。

第二个叫“人力资本与战术自愈力优势”（Human Capital & Tactical Initiative）。 

威权军队的指挥体系像一座金字塔，下级军官最核心的思维目标，并不是“怎么把仗打赢”，而是“怎么完成上级的命令且不担责任”。

这个现象，其实我们在俄乌战争初期，俄军“闪电战”失败和之后的瓦格纳雇佣兵叛乱事件中已经看的很明白了。

战争初期，俄军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之所以在基辅外围溃不成军，很大程度上就卡在了这种金字塔体制的死穴上。前线的基层军官面对突发战况，在没有上级明确指令前不敢有任何擅自行动，甚至为了“不担责任”，层层瞒报、虚报战功，最终导致克里姆林宫前期的决策几乎是在“跟空气斗智斗勇”，在实力碾压且西方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错失了速战速决的机会。

而瓦格纳雇佣兵叛乱中，类似的情况再次显现。当时人们看到了一幕极度荒诞的场景：当普里戈任带着瓦格纳的叛军几乎一路畅通无阻地下道北上、逼近莫斯科时，沿途的俄罗斯地方正规军、安全部门和高级官僚们，在没有接到克里姆林宫的明确命令前，普遍选择了按兵不动、集体观望。让普里戈任狂奔上千公里，直捣莫斯科，差点就真“清君侧”了。

普里戈任还是有价值的，至少让我们知道俄军的目的现在要按亩算了。

金字塔体制不仅在面对外敌时僵化，在遭遇内部突发变故时，更会因为层层等指令、人人怕担责，而陷入瞬间的大脑失控与全身瘫痪。更不用说事后的站队清算了。

相反，乌克兰在过去四年多里能以弱抗强，靠的恰恰是丹·赖特所说的那种现代民主政体特有的、自下而上的“战术主动性”。

费多罗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他主导的数字化战争转型，本质上就是把权力下放。

他让前线的年轻军官、底层的技术极客，甚至民间的志愿者网络，拥有了极高的知情权和自主试错权。一个小分队发现敌情，不需要层层上报到基辅的总参谋部盖章，自己直接用魔改的商用无人机就去定点清除了。

这种依靠底层源源不断的创新去降维打击旧官僚的战绩，才是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打出不对称胜势的底层密码。

民主社会强调的扁平化信任和个人主义，催生了极强的底层主动性（Initiative）。丹赖特说，这种主动性不仅仅在平时是有效的，在未来战争中也会越来越起作用。

他的这个预言，在俄乌战争中、在小费的身上，已经部分应验了。

如果用丹·赖特的这两条理论去套今天乌克兰的乱局，你就会发现，费多罗夫如今的公开决裂与逼宫，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难题不假，但这个难题是蕴含着新希望的。

费多罗夫是个90后的技术天才，没有传统军警背景。他出任防长期间，靠着Magura智能自杀式无人艇把高高在上的黑海舰队生生逐出了克里米亚，靠着平均每晚砸向俄罗斯能源心脏的200多架无人机打残了对方的成品油出口，帮乌克兰生生砸出了一条“不对称放血战”的生路。

这样一个掌握了战争核心数据的技术精英，他眼里的“大局”是什么？他在最前线看到的，是国防部采购链条里那些根深蒂固、却因为“大敌当前”被捂得严严实实的贪腐黑洞；他看到的，是总司令瑟尔斯基依然在用几十年前苏联军校学来的重装甲消耗战，把乌克兰本就所剩不多的棒小伙子们一车一车地送去东部前线当炮灰。

这个看法可能是片面的，可能乌克兰许多现实的掣肘，不得不暂时维持这样的模式。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泽连斯基对他说：“你还年轻，你要有大局观，军队面子要给，别破坏团结。你拿着这个分管军事创新的空头副总理衔去旁边歇着吧。”

换作你，你忍不忍？你让不让？

路不平则鸣，油管上发个视频，吐槽几句，总是可以的吧？如果这点自由都没有了，是乌克兰人就必须坚决拥护泽连斯基总统的一切决策，搞“一切为了胜利”，那和对面向着斯大林时代看齐的决策机制又有什么区别呢？乌克兰人拼死苦战，又到底在保卫些什么呢？

所以，费多罗夫发这个视频本身没错。值得担心的是乌克兰人的战略定力——整个国家，舆论，会不会真的因为不同的声音而丧失了打下去的信心。虽然允许不同的声音的，哪怕是战时，对于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来说，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我昨天的文章说，乌克兰这一次确实遇上了大麻烦。但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要追责或者主张解决提出问题的费多罗夫——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乌克兰如果真要这么干，俄乌战争就没什么意义了。

昨天有位读者朋友的留言，提到了美国电影《红潮风暴》。

那个电影我也很喜欢，就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电影的剧情很简单，也很残酷：一艘美国核潜艇收到了可能爆发核战争的紧急命令，但在确认发射的关键时刻，潜艇遇到袭击，与外界的通讯切断了，随后收到了一份残缺不全、真伪莫辨的第二份中止命令。

这时候，潜艇上面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艇长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威权派、坚持要按照第一个命令发射核弹，这就意味着战争的彻底爆发。但副艇长（丹泽尔·华盛顿饰）坚决反对，要求修好通讯系统之后再确认。

两个人于是发生了争论，甚至闹到艇员分帮站队，彼此兵戎相见。

这个时候艇长就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我们是来保卫民主的，不是来执行民主的。”（这也是读者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意思是大敌当前、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民主应该从权缺省，我的判断就是核大战已经爆发了，大家都得听我的。

你看，这是西方古典思维的逻辑：民主是好的，但民主无法保卫它自己。所以罗马共和国在战时要推选独裁官，授予他“法西斯”。

但是《赤潮来袭》这个电影之所以经典，就在于它对这个经典逻辑提供了一种反驳和思辨。

这个反驳来自于副艇长，他问：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设计“双人核钥匙”这个规则？就是为了在这种最极端的危机下保留最后的纠错机制。

如果第二份命令是让我们停止发射，而我们却因为盲从船长的威权强行发射了，我们就会亲手毁灭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等通讯恢复，核实命令！

而影片的最后，导演最终让副艇长的观点获胜了，这个选择，其实就是现代西方思潮的一种观点：保卫民主的制度，本身也应该民主。正如捍卫宽容的法律，本身也应该宽容。

《红潮风暴》开创了一个战争片新模式：没有一个敌人出场、但冲突特别激烈。

但这个观点对不对？我必须承认它需要新的历史进行检验。

这就是我们围观俄乌战争、乃至此次乌克兰高层“内讧”的意义所在。民主和宽容到底能走多远？它们自有的机制到底能否保卫其自身？都需要历史来检验。

只是在检验获得之前，我们不好妄下定论说，某一方一定是错的，更不要用“不顾全大局”这种我们自己听了都反感的帽子去指责。

给历史、给人性多一点耐心与信心。

善良而坚定的守望，这是我们此刻唯一能做的。

我把这样一点反思写下，与您分享，愿您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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