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西塞罗

刘邦之谜:乱世当中,看开一点,做个好人

各位好,今天是周末,晚上约了我非常喜欢的历史学者、作家、复旦大学史地所教授侯杨方老师做一场直播,聊聊他的新书《秦亡汉兴》。

从侯杨方所著《秦亡汉兴》读懂中国历史的底层逻辑丨商业高研院

感谢出版社寄来的这本书,人在异乡异地,对这本有趣又有启发的书籍的阅读,帮我排解了不少孤独的时光。

许多具体的拍案叫绝之处,今晚的直播中再跟侯老师细聊吧。这里仅就我读来最有感触的一个地方,简单聊一聊。

那就是侯杨方老师对刘邦这个人的全新解读。

作为草根起家、却建立了第一个稳定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这个人的性格与抉择,无疑对后世的中国历史影响极深。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确实富有争议而成谜的。

传统上我们对刘邦的印象,当然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而在司马迁笔下,他被刻画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流氓皇帝”。

他早年嗜酒好色,不务正业,不肯像兄弟们一样专心务农,以至于被他父亲刘太公骂作“无赖”。一辈子满口粗话,傲慢无礼,骂起人来更是肆无忌惮,面对下属或谋士,“口多大骂”,“竖子”、“竖儒”等脏话张口就来。性格上更是冷酷自私,为了逃命妻儿老小的性命都可以不顾。登了大位之后,则是大杀功臣——总而言之就是《史记·高祖本纪》看下来,你会觉得华夏怎么会让这么一个流氓当皇帝,真是历史的大不幸,或者命运对我们民族的诅咒。

但是,侯杨方老师在《秦亡汉兴》中对刘邦的解读,却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眼前一亮——他就把刘邦这个人的早年生平与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对照起来,让你看: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这一年,刚好是周赧王去世了,东周彻底灭亡。秦帝国的崛起变得不可阻挡。

秦灭六国是在公元前221年,这一年刘邦已经35岁了。35岁在古代绝对不算年轻,可此时的刘邦在做什么?他不过是楚国旧地沛县丰邑的一个普通底层游侠,人到中年,一事无成。此时秦始皇吞并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强推法家严刑峻法。这意味着,刘邦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前35年,接受的完全是老楚国的自由文化熏陶;而35岁之后,他却被强行塞进了秦帝国冷酷、高压的“法家军功机器”之中。随时受着徭役和赋税的逼迫。

秦始皇去世那一年是公元前210年,享年49岁,而这一年刘邦46岁——是的,秦始皇仅仅比刘邦大三岁。

在始皇帝威压天下的这十几年里,刘邦勉强混成了秦朝最基层的“泗水亭长”。他亲眼看着战国贵族们被秦朝军队扫荡得战战兢兢,也亲历了底层百姓在繁重徭役下的苦不堪言。46岁,在人均寿命极短的秦代,已经是一个随时可能步入风烛残年的古稀老者了——毕竟求长生不老求了半天的始皇帝也没活过五十岁么!如果没有后来的大乱,刘邦大概率会顶着“无赖”的骂名,在沛县的某个酒馆里糊涂终老。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47岁的刘邦被迫(或者说顺应天命)斩蛇起兵。

把这些年代和事实串起来后,侯杨方老师问了一个很有趣、但又非常关键的问题——生长于这样一个时代,已经走过这样一生的人,他最明智的人生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是个无赖。诚然,“无赖”这个词,在治世显然是个骂人的话,因为治世之下,人的生命与财产,都是有着较强的安全保证的。所以你可以辛勤的劳作,安心的置产业、积累资本,为自己和后代的幸福生活多一分保障。

但是,你看看刘邦这一辈子,他其实活在一个彻彻底底的乱世当中——三十五岁之前就不提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背后,是无数个体乃至国家破灭的尸山血海。别说刘邦这样的草民了,就是诸侯贵族,在这种兼并战争中,家产乃至生命都会一朝倾覆,把自己的生活看的那么珍贵重要,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三十五岁以后,秦得了天下,老百姓其实也过不上什么安生日子,皇上要修长城、修直道、修阿房宫、修自己的坟,征发徭役,一去就是三五年,而且是自费哦亲。

这一路上,你但凡得个什么病,死那里就死那里,家里的老婆跟人跑了就跟人跑了,田地几年没人种,破产了也就破产了,秦制之下没有人会对你的损失和付出抱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和保护欲的。别说升斗小民了,公子扶苏、大将蒙恬又怎样,一纸不知真假的诏书,说让你死,你就得死。财富、荣誉、生命、一切,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是一个说破灭就会破灭泡沫。这个时候,请问,你当一个勤勤恳恳的日子人,苦心经营产业,又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刘邦从一介布衣到开国皇帝,48岁的中年男人何以成功?靠这六个字_手机凤凰网

所以用这种时代的视角再去看刘邦,他的“无赖”也许有一个更现代,但也更容易获得当代年轻人同情之理解的形容词,那就是“躺平”。他是一个把这些都看开了,安心活在当下,安心躺平的聪明中年人,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算是拧,也轮不到他这个小小的泗水亭长来拧,就用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去度过这生逢乱世的一生吧。老爹骂我无赖,我就无赖了,又如何。

怎样?如果从这个视角解读,刘邦的形象就好理解许多了呢?他是一个真的在乱世里“看开了”的人。

但是作为一个最终得了天下的人,刘邦的性格却又不只“看开了”这一面。他还有一种其实很难得的善良。

还是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当上亭长的刘邦,负责押运当地青壮年去服徭役,走到一半逃亡的人就已经走了七七八八。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这个时候,如果换做一个特别计较、在乎自己官位和人生的人,他会怎么做?那个时候可还没有陈胜吴广起义,大秦帝国表面上还活蹦乱跳呢。而这帮该死的刑徒的逃亡,把本来“体制内”的刘邦一脚踹到了体制外,那普通的官吏能想到的办法,一定是疯狂追查,甚至哪怕是解气式的报复——你们毁了我的人生,那我当然也要毁了你们的。

但是刘邦没有,他索性砍了剩下刑徒身上的锁链,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你们都走吧,我也要从这里逃命去了!)他跑芒砀山落草为寇去了。

这叫什么?如果放在冷战时期的东德,这就叫“枪口抬高一寸”,我放着体制内的铁饭碗不做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不要了,我也索性做一件对得起自己良心的快意事。

所以你看,在秦汉之交的那个时候,我们的民族是有这样能枪口抬高一寸的快意人的,而这个人,还是被司马迁明里暗里讽为人品低劣、流氓无赖的刘邦。

这就是《秦亡汉兴》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史料还是那些史料,但用更现代的分析方法把这些史料重新分析、重整,我们能耐拼凑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

而这个图景是能解答许多原先说不通的历史问题的——比如为什么后来争天下,大家都去跟从出身低微、“流氓无形”、满嘴脏话的刘邦,而不去跟那个出身高贵、特别能打、被司马迁描述为神人的项羽?

刘邦这个人,是有人格魅力的,在乱世来临之前,他就已经首先看穿了这个乱世,财产、荣誉,他都不那么在乎,所以可以给他人大方的封赏,更关键的是这人还仁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抗秦义军分配入关中的任务时,让刘邦走了捷径而让项羽去解巨鹿之围,绕了远路的原因——就冲项羽那个打到一地屠到一地的复仇男神性格,要是让他入了关中,乃至最终得了天下,他是不悲剧了,但更悲剧的,只怕就是万民百姓了。

功名自有故,胜败岂无凭。在《秦亡汉兴》这本书里,侯杨方评价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读懂了秦政、项羽、刘邦,你就读懂了中国历史的底层逻辑,也就读懂了人性的永恒法则。” 

刘邦的成功,本质上其实是秦汉之交,那种民间尚且活泼、温暖的人性,对秦制的“严苛集权”与项羽的“贵族偏执”的胜利。他用市井的低姿态和对人性的顺应,打破了冰冷的军国机器,华夏历史在那一次分流中,好歹没有向着更坏的那个结局流动。

对这本书的阅读,让我想起了另一本书,那是另一位历史学者张宏杰老师多年前写作的《吴三桂》,在张宏杰老师的笔下,吴三桂被解读为了一个“在融化的冰山上攀爬的人”,明末的那个乱世里,一切秩序、财产、名誉乃至生命,也都在剧烈的崩塌重组。而吴三桂的性格就与刘邦迥然相异,他是用一种勤奋、精明的精英式算计,去精算自己的每一次选择的得失。可是你看,命运最终戏弄了这个绝顶聪明的人,让他用那样一种惨烈的失败(身死国灭、被诛族)和丑陋的形象(万世唾骂为汉奸、叛臣)走进了历史。机关算尽太聪明,反送了卿卿性命。

所以人这一辈子,“要看个人的努力,更要考虑历史的大势”,如果历史的大势不对,有的时候你越精明、越勤奋、越执着于功名利益,反而最终闹一个吴三桂般的下场,画虎不成反类犬。

相反,如果乱世中的一切都不足为凭,何妨如刘邦一样,看开一些,豁达一点,该放手时放手,该躺平时躺平。更重要的是,不要放弃自己心底里的那份宽容与良善,敢挥剑斩断自己曾经的一切执念,豁达的说上一句:“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若能如此,最终做个沛县酒徒,快活的了此残生。还是身成高祖,名留青史。又有什么区别呢?乱世当中,看开一点,做个好人。

可是掩卷深思,我当然也有些疑问——如文所述,我们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看开的人、善良的人,并不缺乏挺身反抗秦制,斩蛇起义的人,可是灭秦而起的汉,为什么最终还是承了秦制,两千年的中国帝制史,为什么最终就像无法摆脱地心引力一样,落入了秦制的深渊呢?

这,是今晚的直播中,我会和侯老师探讨的事情吧。

把一篇随感如此写下,与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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