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伪概念”，张丹丹被骂有点冤

张丹丹一直是一位深入基层调研，对就业问题有深刻洞察的学者，她的立场和见识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发生重大变化。

张丹丹发生口误，和灵活就业概念本身的缺陷密不可分，张丹丹接受采访时心理想象的职业，和大众想象，可能并不一样。

2026年，官方统计的灵活就业人员多达3.2亿，占就业人口的四成。中国官方眼中，灵活就业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篮子。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文件中定义的灵活就业包括三类：个体经营；非全日制就业；新就业形态。

其中个体经营和非全日制就业早已存在，并不是新鲜事物，从80年代允许摆大碗茶开始，个体经营就存在了，街边的小店主都可以算灵活就业者，他们很多都达到了小康水平。

至于非全日制就业，更是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中，民国时期就有大量日结工资的苦力，改革开放后，自由撰稿人、自由作家更是长期存在，是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灵活就业中，只有新就业形态是新生事物，而其概念又十分庞杂，几乎将所有互联网时代诞生的职业都算了进去。

同是新就业形态，主播的处境和外卖小哥完全不同，外卖小哥就是单王，一个月也挣不到2万，而顶级主播逃税都能逃上亿。

主播内部，待遇更是天差地别，主播是K型分化最严重的职业之一，大网红一年有几千万、上亿的收入，有自己的团队、助理和公司，而大部分的小主播月收入集中在2000-1万元之间，超过3万元的只有3.4%（数据来源于浙江大学的《2025抖音主播职业调研报告》），大量主播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水平却勉强温饱。

在议价权上，大网红可以和平台博弈，甚至可以在不同平台之间跳槽，在交易中，更多是平台求着他们，而小网红则只能受制于mcn和平台的不公平协议。

不难看到，同是灵活就业者，待遇千差万别，根本没法一概而论。

张丹丹当时想的，大概率是体制内下海创业的人，最近，确实有很多高校学者、媒体人离开体制，自主创业，不少人成了小有名气的自媒体或独立咨询师，比如前任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储殷。他们如今，确实挺自由的，比体制内的学者和公务员滋润。

（按照目前的定义，储殷可能也是灵活就业人员）

换句话说，并不是张丹丹“何不食肉糜”，而是灵活就业本身就是无意义的伪概念，它的范围过于庞大，将很多不同处境、不同阶级、不同收入的人都囊括了进去。

其实这样的伪概念很多。比如2016年大肆炒作的共享经济，认为共享单车是一种新业态，但如果共享单车的核心是共享，那么请问酒店是不是共享，不也是交了租金暂时占有吗，谁付钱都可以享用？

共享单车诞生前也早有公共自行车，原理和单车没有区别。共享单车真正不一样的，除了业态在平台上，就是乱停乱放，这显然没什么高大上的。

相比于国内的灵活就业概念，国际上的一些概念要严谨得多。

比如“非标准就业”，多指临时就业、兼职和劳务派遣。“自雇就业”，多指个体经营者和完全自由的咨询师。还有“零工经济”或叫平台就业，专指Uber司机、外卖骑手，这些概念比中国的“灵活就业”细化的多，更便于理解问题。

张丹丹描述的那种“以稳定保障换取自由”的模型，对于高技能自由职业者、成熟咨询师、部分程序员和拥有稳定商业能力的创作者而言，很容易成立。

但是对于收入较低、议价能力有限、事实上高度依赖平台订单的劳动者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实际上高度受制于平台的算法控制，因为家庭缺乏积累，自身缺乏过硬的劳动技能，他们只能屈从于平台的不公平协议。

问题从不是“自由有没有价值”，而是一个人究竟有没有选择自由的能力。对于那些主动选择灵活的人，灵活才是福利，对没有多少选择的人，灵活只是被迫的选择。

选择当外卖小哥和选择当创业者、自由撰稿人、自由投资人的人显然不来自一个阶级。选择自由的能力与工作形式无关，而在于收入、职业预期、资产和背后的家庭、人脉资源。

一个好的就业统计体系，不应该把这两种人混为一谈，反而应该尽量把这两种人区分出来，这样才能真正看清问题，并帮助到真正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