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仁义”假面下，他是怎样完成惊人劫掠的

货币困局·其一

各位好，久违的《三国困局》系列。

今天想写个特别的，因为最近在国际货币汇率的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朋友也知道，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世界其他两大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汇率变动特别大。我想起三国历史上，有一条暗线，其实也是货币问题。

前段时间写袁绍（袁绍的困局：那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写诸葛亮（诸葛亮的困局：人们到底在怀念他什么），好多读者感叹乱世当中人命如草芥，大人物的一个决断，对草民来说性命攸关。其实应该这样说，再乱的世道，直接卷入战火，在战乱中丧命的人，终究还是少数。曹操写诗，说“生民九遗一”那是夸张的说法。

事实上，㡳对平民最顶级的毁灭方式，从来不是刀兵，而是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大瘟疫，以及一种更隐蔽、更致命的无形掠夺——货币崩溃。

这种崩溃造成的劫掠，是广泛的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的。

那些没有死于两军对垒、没有死于流兵劫掠的普通人，最终都默默的将毕生的财富虚耗在了了手里那张变成废纸的钞票，或者手里那枚被偷工减料的铜钱上。

货币，是乱世中统治者最隐蔽的屠刀，也是草民最难防范的陷阱。

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听我慢慢道来。

1、董卓，东方的卡拉卡拉

汉末的货币崩溃，首先是从董卓开始的。

董卓创造了这件事，也多半死亡于这件事。

熟悉三国的读者都知道董卓火烧洛阳、挟持天子，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进京后干的第一件“金融大事”，是把洛阳和长安的秦汉铜人、钟鼓乃至历代好钱全部融化，铸造了一种新钱——董卓小钱。

当然，董卓这么干，也有他无奈的苦衷，董卓能执掌大权，核心资本是他带进京城的那支庞大的西凉铁骑。这帮刀口舔血的边境军人，不远千里跟着董老板来中原，不是来义务劳动的，是要发饷、要喝酒、要吃肉的。而董卓这个人在真实历史上给他士兵的印象，就是为人豪爽，跟着这个混，有肉吃——这也是为什么是他的军队能够在洛阳变乱出现的第一时间，能够迅速反应，劫持到天子的原因。恐怕也是吕布肯杀了丁原投奔他的原因——董卓的豪爽在当时是出名的。

但是，君以此兴、必以此亡。董卓进京后，为了稳定局势，还兼并了何进、丁原的旧部。一时间，洛阳城里聚集了十几万嗷嗷待哺的中央军和地方军。军队只要一天发不出工资，立马就会兵变，董卓的脑袋随时得搬家。

那怎么办？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地球的另一边，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为了给禁卫军发军饷，往金币里注入越来越多的铁、铅等重元素，造成了罗马帝国晚期的恶行通胀。董卓的做法其实与罗马如出一辙——用手中的铸币权，赎买手下的忠诚，换来暂时的安宁。

原本东汉的标准货币是五铢钱。那是大汉朝历经四百年信用沉淀、含铜量极高的“硬通货”。但是董卓为了应付眼前的军费危机，把他能搜刮的所有铜全部融掉了，掺进大量的铅和锡，铸造出了没有任何轮廓、薄如蝉翼、甚至连上面的字都看不清的“小钱”。

这就是金融学上最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董卓的算盘打得很响：军队要肉吃，朝廷要开支，我手里没钱，那我就自己印不就得了。

但这位西凉糙汉不懂的是，货币的本质不是那一块块金属，而是信用。当市场上充斥着这种一捏就碎、毫无信用可言的“劣币”时，全天下的老百姓和商人用最快速度达成了唯一的共识——拒收。

结果是什么？《后汉书》里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八个字：“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意思是货币贬值到了极致，买一斛谷子需要几十万钱。普通的贩夫走卒，挑着一整担、甚至几车沉甸甸的董卓小钱去集市，最后连换一碗稀粥的粮食都买不回来。

东汉中央的经济秩序，就这样崩溃了。司隶地区恢复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

还是参照罗马，罗马帝国后期皇帝为了支付军饷而滥发劣币，导致货币购买力降低，领到军饷的禁卫军也失去了忠诚度，最终隔三差五的闹兵变、杀皇帝，这个逻辑链是得到史书验证的。但在同时期的东方，董卓被手下的近卫吕布刺杀，大家讨论的更多却是“王司徒巧设连环计”“凤仪亭吕布戏貂蝉”这样的八卦，但真实历史上董卓的亲军忠诚度的降低与最终反噬、散伙，不是吕布一个人临时起意做的事情，这里面有没有工资的问题呢？董卓是不是一个东方的卡拉卡拉，因为货币政策的失误，最终被工资缩水的手下背叛呢？

不知道，我们的历史过于关注了闺房秘事与抽象的忠奸，从没有仔细讨论这一段公案中隐秘的金融逻辑。

总之董卓这么一搞，货币从桓灵时代还能用来卖官鬻爵的硬通货，至少在北方变成了毒药。老百姓终于明白，手里攒的根本不是财富，而是随时会被统治者一纸令下收割干净的数字。而眼看董卓靠着发烂钱，以极低的成本无形掠夺了民间无数的财富，聚众讨伐他的关东诸侯们也学到了——既然董卓能靠铸币公开抢劫，我凭什么不行？

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故事。

2、刘备的蜀维埃经济政策。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这是刘禹锡对刘备功业的赞誉，但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总有一种感觉——不知道老刘不是在阴阳他这个当年的本家。历史的真实中，刘备恰恰是那个把货币体系的灾难从北方带到南方、搞砸了五铢钱信用的元凶。

更准确的说，他创造了一种“董卓故事”的进化型。

故事要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说起。

那一年，刘备在诸葛亮、法正等人的辅佐下，终于打败了同宗的刘璋，攻克了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

按照当时的乱世惯例，比如曹操那边，打下这种富庶的地方，为了安抚手下的军士，往往是要屠城或者至少抢掠一番的。但是刘备入蜀比较尴尬——他本来就是打着给刘璋帮忙的旗号来的，加上刘璋又是自己献城投降，刘备又顶着“仁义”的名号。

这种情况下，你说冲进城去直接明抢老百姓，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

那怎么办？于是刘备就给手下做了一个承诺：“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

意思很简单：兄弟们加把劲！等打下成都，国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我一分不要，全分给你们！

也就是不抢老百姓的，但咱把国库分了吧。

结果，成都真的打下来了。跟着刘备流浪了半辈子的老卒们，红着眼冲进刘璋父子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国库，将里面的财富全抢了个一干二净。

刘备兑现了诺言，赢得了军队的狂呼万岁。可当他一回头，看着空空如也的国库，和法正递上来的军费、行政开支预算表时，这位新晋的益州之主彻底傻眼了。

刘备发现自己遇到了比当年的董卓还要棘手的难题——董卓当年进洛阳的时候确实纵兵劫掠，但朝廷得府库应该是还有点存底的，也就是说，有继续维持财政储备金。刘备现在则一点储备金都没有。

难道要重走董卓坏了“大哥”人设、被手下反噬的老路么？

关键时刻，他身边有一个大聪明，出来说了一句“此事易尔。”这个人就是刘巴。

读《三国志》，你会严重怀疑刘巴这个人，是不是从20世纪穿越回去的，因为他给刘备制定的财政计划，高度类似一个不负责任的现代国家在执行“超级通货膨胀”战略与强制资产收割时的准则。

《三国志·蜀书·刘巴传》里记载了他的三步走战略：“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

这个三步走战略要一条一条的进行拆解：

首先是铸直百钱，在没有现代纸币和电子数字的古代，统治者想要凭空印钱，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值欺诈”。

刘巴给刘备铸造的这种“直百五铢”，如果用现代金融的黑话来翻译，就是“强制锚定高面值的信用本位币”。

我们可以把当时东汉传统的“五铢钱”理解为含金量/含铜量十足的实物硬通货，它之所以能流通四百年，是因为老百姓认可那一枚硬币里真真切切的五铢重量的青铜价值。而刘巴铸造的“直百五铢”，其物理重量和含铜量，撑死了只相当于普通五铢钱的五到八倍。

但刘备的政府在上面刻了两个字：“直百”。也就是说，在官方的强权定义下，这一枚破铜钱，必须强行等同于一百枚旧五铢钱的购买力。

董卓往货币里掺贱金属的手段，和刘备这招一笔，那真的实诚太多、也笨拙太多了。董卓当年铸小钱，好歹还是因为技术粗糙、铜不够用了而偷工减料，吃相虽难看，但本质上还属于“物理劣币”；而刘巴和刘备玩的，则是高级得多的“信用剥削”——用国家的暴力机器作担保，硬生生把一个面值放大了二十倍的数字，砸向了益州的市场。

当然你能想到，这样搞，市场一定会混乱，当你凭空往市场里注入了成百上千倍的“虚假货币”时，所有人本能的反应一定是：涨价。

如果商贾们把原本卖一枚钱的粮食，转头涨到一百枚钱，那刘备的“直百钱”不就跟董卓的烂钱一样，瞬间变成废纸了吗？成都直接复刻当年的洛阳了。

刘巴早想到这一点了，所以他祭出了第二招——“平诸物贾”。

“平诸物贾”用现代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强制价格管制，或者叫全面物价统制。刘巴可能意识到了通货膨胀的传导机制，知道如果任由市场自由博弈，老百姓和商人必然会通过抱团涨价来对冲手里的劣币风险。

你刘备不是规定一文新钱当一百文旧钱用吗？那好，原本一文钱一斗的白米，现在我就卖你一百文！

这样一来，民间通过物价的自发暴涨，就能瞬间把刘备注水的“信用本位币”给打回原形。

为了堵死这条市场的自救之路，国家机器就登场了。蜀汉政府用刀剑逼着所有商品的价格，必须由官府说了算。粮食、丝绸、牛马、盐铁，该卖多少钱，全部一口价钉死。谁要是敢私自涨价，或者因为嫌弃“直百钱”而屯垦居奇、概不发售，对不起，轻则抄家，重则人头落地。

我曾经在之前的稿子当中说过，蜀汉这个国家的很多政策，特别像苏联。你看刘巴的这个经济政策，就是苏联后期同样执行过的锁定物价政策的翻版。大家都知道苏联后期出现了严重的物资紧缺，买什么都要排队。

但苏联买东西，为什么要排队呢？

其实，这个表象的背后，就是锁定物价带来的商品经济彻底瘫痪的恶果。

在正常的经济学逻辑里，价格是物资多寡的晴雨表。东西少，价格就涨，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人去生产、去运送。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uber打车。

在下大雨或者上下班高峰期，某地打车的人成倍增加。这时候，Uber的算法就会启动动态加价，车费可能会变成平时的两倍甚至三倍。

这种涨价虽然让消费者肉疼，但它在瞬间起到了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它劝退了一部分可打可不打车的乘客，压抑了非刚性需求；第二，也是最关键的，高额的利润会刺激那些原本躺在家里休息的司机，立刻穿上衣服、发动汽车出门拉客。

因为有无形的手在用真金白银诱惑他们，市面上的运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直到供需重新平衡。

这就是正常的价格机制。它用最诚实、最直接的“涨价”，完成了资源的调配和生产力的激发。

但如果这时候，我们像苏联或者像刘巴那样，用国家暴力下一道死命令：“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任何天气、任何时段，打车费必须一口价锁定在20块钱，谁敢涨价就抓谁。”结果会发生什么？天上下着暴雨，司机们一看，出门拉客不仅要冒着发动机进水的风险，而且一趟只能赚20块钱，那大家的选择必然是“躺平”不干了。

而乘客们一看下雨了，反正打车只要20块，所有人都会涌向打车软件。其最终的结局，就是市面上的网约车彻底消失，而打车软件的后台会显示：前面还有5000人正在排队。

这就是苏联后期买块面包、买个皮鞋都要排上几个小时长队的底层逻辑。排队，本质上就是价格机制被肉体消灭后，市场被迫采用的、最原始也最痛苦的“物资配给方式” 

但当你把物价锁定住，价格的调剂效果就没了，民间物资紧缺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即便翻遍三国尤其是蜀汉稀少的史料，也没有找到当时益州老百姓排长队，或者哄抢物资、怨声载道的记载。蜀汉没有苏联那种物资紧缺的排队笑话。

但这个事儿，在经济上本来是一定会发生的，就像你从高塔上扔铁球，它一定会落地。客观规律已经把它限制死了。

那么结论是，就像董卓被杀的经济诱因被忽略了一样，我们的历史忽略了太多本该记载的细节。

而刘巴真的是个聪明人，锁定物价，带来物资紧缺这个事儿，他应该也想到了。

所以他早已备好了这一系列政策中的第三步——“令吏为官市”。

这个词儿今天听来，你可能感觉挺陌生的，但如果翻译成其他词汇，估计就会让你亲切不少国营工厂、供销社、粮食统购统销。

是的，当货币事实通胀和锁定物价这两件事接连发生后，民间的本能反应一定是“惹不起但躲得起”。商人闭门歇业，农民把粮食藏进地窖，本土豪强把丝绸捂在仓库里，大家都退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换”去，不和你玩了。我们看一下同时代罗马帝国晚期因为滥用“铁钱”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欧洲陷入到了漫长的中世纪庄园经济与以物易物当中去。欧洲经济史家认为这是罗马晚期货币滥发的必然。

但是欧洲人还是太没见过世面，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现象的另一种“进化枝”——如果货币崩溃了，国家却依然掌握强权，那么政府可以下令取消一切民间自由贸易，所有的物资买卖，必须由政府官员（吏）当操盘手，在官办的市场（官市）里统一进行。

你手里的粮食不能私下卖给隔壁老王，只能由蜀汉政府派来的“红顶商人”和官吏，用贬值了二十倍的“直百钱”强行收购。收上去之后，再由官营的机构统一加价、限量配给给成都的百姓。

这么一搞，经济活了么？活了。《三国志》如此记载刘巴经济改革的成果——“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财富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刘巴这种凭空变钱的把戏一定有人付出了代价。但还是那个问题，三国的历史记载，在这方面是很粗疏的，我们不知道当时蜀汉的经济管控是多么的严苛。老百姓又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什么。

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提供佐证。比如刘备入蜀后，在奉行这套“蜀维埃”经济政策的同时，还下令禁酒，不仅禁酒，甚至连酿酒的器具都要禁，还不允许别人劝谏。

于是有一次，刘备和简雍一同乘车出巡，看到路上走着一对男女。简雍突然指着那两个人对刘备说：“主公，这两个人马上就要行奸淫之事了，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

刘备一脸莫名其妙，问他：“你怎么知道他们要行奸淫？他们有什么证据？”

简雍回答：“他们身上长着奸淫的器官，这不就和那些家里藏着酿酒器具的人一样吗？”

刘备听完，哈哈大笑，这才下令放过了那些仅仅因为家里藏了酒具就被定罪的倒霉蛋。

这个故事在《三国志·简雍传》里被当成一桩君臣幽默的趣事来记录，后世甚至被拍成了戏曲和电视剧，大家都觉得简雍幽默、刘备纳谏，一片其乐融融。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案子放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去倒推，我们可以猜出，当时蜀汉政府对民间的经济管控，一定是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连酿酒的器皿都给你管起来了。可想而知律法有多么严苛。

于是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刘备后来“遗恨失吞吴”、病死白帝城之后，整个蜀汉陷入了近乎地动山摇的内乱当中，这也是为什么诸葛亮在《出师表》的开篇，会用一种近乎惊恐和绝望的语气写下那句话：“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短短几年，益州从隆中对中所说的“天府之国”，迅速滑向了“疲弊”，这是刘备集团用货币进行精明而惊人的经济掠夺所造成的后果。

这个后果背后，一定有无数中产之家多年经营的财富积累的破灭，一定有无数百姓在物资短缺中啼饥号寒，一定有辛勤的商贾被扣上扰乱经济秩序的帽子而被明正典刑。

但是这些故事，并没有被历史所记载，还是那个问题，三国乃至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记录太偏重于金戈铁马、宫廷权谋了，百姓生计的破灭与否，是史书近乎最不感兴趣的话题——亦或者说，相比于喜欢劫掠、屠城的董卓、曹操来说，可能陈寿们真的认为，刘备已经很仁慈了——没直接抢你、杀你，就是发个“直百钱”而已，乱世里，够仁义了吧？

至少，刘备还让你活着。

蜀汉没有史官，就算是有，他们多半也会觉得，这不需要记。

可是，经济的苏联化，让蜀汉的故事，本来到这里就应该已经结束了——外部，强大的曹魏在虎视眈眈；内部，“国民经济到了总崩溃的边缘”。国库因为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几乎耗尽，南中半壁江山直接叛乱，益州本土豪强在冷眼旁观甚至暗中资助叛军，普通的贩夫走卒在严刑峻法下形同惊弓之鸟。董卓当年因为货币政策失误、工资缩水而被近卫军反噬的剧本，在这一刻，仿佛正准备在蜀汉政权重新上演。

但是，在这个生死存亡之秋，一个蜀汉版新经济政策的总设计师将横空出世，他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会把这个已经濒临破灭的国家“垂死病中惊坐起”，可是也是这次改革留下的许多固有缺陷，将成为这个国家续命多年后总危机再次爆发时无药可医的远因……

这就是下一篇的故事了，

本文已经7000字了，作为《三国困局》系列下的一个分支，《货币困局》这一章一定是超过一万字的，一篇写出来太长了，像上次写诸葛亮那篇那样，一天写下来，实在是太伤元气。请大家允许我明天乃至后天接着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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