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文牧野 我们终其一生,图的无非是梦见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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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中东,徐福在机场大厅里脱掉毛裤。

一个欠了债的东北厨子,就这样踏上了陌生的土地。他系个红围裙,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做龙抬头、拔丝地瓜,也做东北铁锅炖阿拉伯烤鱼。到最后,回到一碗最简单的烩饭。

但烟火的另一边是战火。死亡、毁灭,接二连三地扑来,徐福也从一个旁观者,变成无法置身事外的人。战争中无人幸免。

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文牧野一直在拍那些身处困境中的人: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却仍然要想办法往前走。动荡的世界里,时不时出现一些美好的画面,但这美好脆弱、短暂,身处其中的普通人要费尽全力,才能把它留住片刻。

文牧野不是那种「背对观众」的导演,他一直说,自己想做类型片,想拍观众爱看的电影。如今,第三部长片上映,口碑和票房一路飙升。33岁凭《我不是药神》一举成名之后,文牧野已经走了很远。

8月底,《人物》在北京见到文牧野,他刚刚结束第一轮路演,又投入到满当当的采访日程里。

采访间有两把单人沙发,文牧野挑了一把矮的坐上去,他笑称这里像心理咨询室,而自己是个准备倾诉的来访者。

不到两个小时里,他谈了五顿饭、四棵树、三部电影、两只脚和一支桨。也谈到创作、生活、意义,一个人该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当我们问他,为什么还要拍电影,他给出的答案并不是此刻的成功、口碑、票房,他说,真正让他快乐的,是「不知道彼岸还有多远时的划桨」。

最后,他聊起了自己最喜欢的小说《老人与海》,聊起了梦中的狮子。

(下文涉及部分剧透)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供图

五顿饭

最早决定拍这个故事,是因为看到中国人在中东战乱地区开中餐馆的新闻。

战争跟美食其实是一个对应组,战争是黑色的、漩涡性的、剥夺人的能量的,而食物永远是亮色的、有生命力的、给生命能量的。同时呢,它又是中餐,中国的饮食文化本身就讲究圆桌吃饭、民以食为天、不分餐,跟战争永远是一个对立的逻辑,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得吃口饭。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去聊战争与和平话题的题材。

吃饭这件事挺有意思的,总是会被赋予一些附加价值,今天我请你吃饭,因为有事求你,这就附加价值。婚宴,比如摆几桌,要面子,也是附加价值。《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片子里,大多数饭几乎都有附加价值。

徐福离开家的时候做的那顿饭,也是全片的第一顿饭。作为早饭来说过于丰盛了,但是因为徐福要走了,他对孩子有一点愧疚,这就是附加价值。另外一个附加价值是,他到了那边要试菜,需要先练练,所以他做了龙抬头这些菜。不过,那顿饭是不欢而散的,因为女儿一口都没吃,徐福吃了什么呢?吃了饺子,上车饺子,超过了果腹的逻辑,也是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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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顿饭是婚宴,依然是有附加价值的。战火下,要给一个宴会足够的烟火气、红火感,要覆盖掉战火,同时又必须让这顿饭有中国和阿拉伯的特色的融合,然后这顿饭还得让整个龙餐馆团结起来,所以得是一个人做不了、一群人做的饭,最后他做了一个东北的铁锅炖融合阿拉伯烤鱼。

第三顿是美军圣诞节晚餐,那是一些融合得过分的菜,波士顿大龙虾让咱改造成麻辣大龙虾,东北烤全羊,羊脖子上还得绑一个大花,所以那顿饭呈现出一种改造过分的样态,让食物的感觉持续消失,果腹的功能被降得很低,基本上只有一个意味: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出大融合,配上《Jingle Bells》的音乐,让人觉得有点荒诞的感觉。

再往后到第四顿,是全片最简单的食材,煎蛋。鸡蛋本身是生命的载体,打出来落到煎锅上又特别好看、特别干净,但后来因为没人照管、火候过大,一点一点开始卷边、碳化,跟锅完全摊在一起,擦都擦不掉。这里的附加价值一个是「断头饭」,徐福要给每个孩子一个鸡蛋;另一个也反映了徐福心里的煎熬,就像钝了的锯子在心脏上剌一样;同时我们也看到,当鸡蛋糊在锅上之后,怎么擦都擦不掉——有些东西你永远都擦不掉了。

直到第五顿,也就是片子里的最后一顿,徐福烩饭,没有任何附加意义,只有一个目的:吃饱。所以徐福烩饭特别宁静。最简单的食材,最糙的厨具,最简陋的环境,连顶儿都没有,露天的,点着一个篝火,就做了一顿孩子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饭。有点咱们中国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最简单的、仅仅是让人能够吃饱的一顿饭,但是最终穿越20年留在这片土地上。

设计这些菜,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线性的、化繁为简的谱系,一直走到最后,是一个干净的、单纯的烩饭。

我一直觉得,好好吃饭很重要。我家以前养过一只小狗,你会发现,动物生病,哪怕再严重,只要它还在努力吃东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能活下来。因为吃是太根本的欲望,人在衣食住行里最最基础的欲望就是吃,只要还有吃的念想,就一定有活下去的念想。这也是这部电影根源的东西,「欢迎来龙餐馆」其实等于「好好吃饭」,就是「欢迎你心里永远带着好好吃饭的念想」,换句话说,就是「希望你永远追求活着的念想」。

在战争的环境下,人究竟能做点什么呢?回答不出来,电影能提出疑问,但是没法回答。那个疑问就是:能不能别糟蹋粮食?能不能别伤害孩子?

我一直都跟组里的人说,电影追求的就是给予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欢迎来龙餐馆》也一样,你至少要给那片土地上的孩子更多选择。所以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徐福要带所有孩子走,但有一半孩子不跟着走。徐福不会强求,他至少提供给了那些孩子选择的权利,你选择,我尊重。

包括这个片子里面有个深层的东西,我看过一个联合国的报告,大概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生活在冲突地区的儿童有一技之长,他变成战士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我去调研访谈的时候就意识到,战争孤儿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任何选择。所以徐福看到赛夫拿着勺在做饭的时候,最感动的是我给了他手艺,等于给了他未来,这个就很重要,如果你不给他选择,他就只有一条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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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棵树

最近我们刚结束一轮路演,我注意到有些二刷三刷的观众,会发现一些我们设计在里面的细节,大家不止是「看」电影,还在「读」电影。我感觉电影之所以是电影,直接的情绪能量是一个层面,它还有一些可读性,能跟观众有这种交流,还挺有意思的。

有人注意到片子里有四棵树。第一棵是栽在扎伊德家门口的椰枣树,那棵树还挺漂亮的,但完全被焚毁,飘着火焰的飞絮摇摆下来。

那一幕我选择正对着他家门口拍,扎伊德是一个剪影,他用阿拉伯挂毯把妻女拖出来,然后在毯子上把妻女抱在怀里面,背后是家门,旁边是这棵着火的树,形成一个三角形,烟就在他的背后,有点像这个人的黑色能量正在释放。

这里是毁灭的开始。电影前面的轰炸其实不算,因为那个时候还属于跟徐福没关系、隔岸观火的状态。但扎伊德家完全焚毁,意味着徐福真正跟战争产生关系。

第二棵是圣诞节监狱里的塑料圣诞树。片中,圣诞树不仅出现在监狱晚餐的背景里,还出现在阿里打开的纸条上。当时我们在聊,说扎伊德要给阿里一个信号,那个纸条上应该写些什么呢?写字就没意思了,那写什么?OK,画一棵小小的圣诞树。

不管是前面的椰枣树,还是后面的柏树、橄榄树,都是中东特有的、耐旱的树种,而这棵圣诞树完全不属于这里,因为圣诞树一般是松树嘛,但中东其实没有那种松树,同时圣诞节本身也不是属于那片土地的节日。它其实和美军在这个地方存在的意义是一样的,它不属于这儿,所以是塑料的,拼接的,没有植根性的。

第三棵是最大的那棵生命之树,叫地中海柏树,那棵柏树是片子里最大的一棵树,16.5米高,枝繁叶茂,它有一种生命力在。徐福就在那棵树下被枪毙,也在那棵树下重生。当时和演员们聊的时候,我说你们就把这棵树当作马俊生,他庇护下的一棵郁郁葱葱的树,永远根植在了那片土地上。

最后一棵树是新龙餐馆门口的一棵小小的橄榄树,代表着新生,我们搭建的中东那些景儿里面,路边基本是没有树的,只有那个镜头,柏油路边的坛里有一棵特别小的橄榄树,徐福走过去的时候,脸上还有斑驳的树影。有一种新生的意味。

大家还经常问我关于现实题材,我自己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到,我觉得现实是电影的土壤,说《欢迎来龙餐馆》是现实题材是因为里面的人是真人吗?但科幻片也可以是现实题材,《星际穿越》就非常现实。所以我没有拍不拍现实题材的概念,我的原则就是拍任何类型片都让里边的角色更落地。

还有大家常说的「英雄」与「普通人」,我也没有太大概念,普通人、不普通人,或者英雄,能不吃饭吗?比如《欢迎来龙餐馆》里的扎伊德,或许在大家刻板印象中不算是普通人,但我拍他的时候,我觉得他所有的行为完全是「普通人」做出来的。我的孩子有病,所以我忍受美国人对我的压迫;当压迫已经过分了,我没钱付得起的时候,我可以转投英国人让他给我买药;最后我全家没了的时候,我会去复仇,然后堕入黑暗,都是普通人的选择,和他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人」的部分。而赛夫是个孤儿,是个小孩儿,他和扎伊德的身份基本天壤之别,但是当我的师父被人打的时候,我也会拿刀去捅那个人。

我想拍的就是人,人的情感,人的热情,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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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电影

《欢迎来龙餐馆》是我的第3部长片。我好像没有那种,拍完这一部之后,下一部一定要干点啥的习惯,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某些题材或者内容刺激到了,有感受了,感兴趣了,那么来,试试把它做好。包括第一部《我不是药神》也是,我没想过第一部要做现实主义类型片,只是这个题材先来了,我去选择适合的结构,选择喜欢的呈现方式,就开始做。所以我慢啊(笑)。

第一部《我不是药神》从2016年开始写剧本,2018年上;《欢迎来龙餐馆》原本是第二部,2017年中旬就开始构思;2019年参与《我和我的祖国》;后面开始做《奇迹·笨小孩》,当时只有8个月时间,火急火燎,2022年片子上了;又重新捡起来写《欢迎来龙餐馆》,2024年开机,直到今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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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电影《我不是药神》

我好像没有目标,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导演,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对我来说,电影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源自一种感性自驱力,喜欢,就会不自控,脑子里挥之不去,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所以有就做,没有就不做,假如它随着生命变化,终有一天没有了,我也不会要求自己硬做。生活方式应该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而不是我要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打造成什么样,那个就很怪。

每一部片子拍完,我就再也不看了,脑袋里也完全屏蔽掉了,除非别人提起时会想到,但自己不会再去反思、反刍它了。一部电影拍完,肯定是有东西留下来,但是是留在血液里、心里,如果一直在脑子里,就没有真正储存下来。

我觉得生活、亲情、工作,所得、失去,包括拍电影,最后最好变成一种体感,一种对生活的触觉。它对自己确实是有帮助的,但是分析不出来是什么。

我的人生逻辑就是多做一些事儿,比如在拍的时候,尽量把情绪、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让自己百分百投入,别有遗憾,因为咱就活那几十年,往前赶赶,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面能体验的东西更多一些。

有人问我为什么想要拍电影,最开始想要学这个,就因为感兴趣,因为它能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能给你足够的存在感跟成就感。

我们做电影的互相聊天儿,永远不会说哪年哪年发生了什么事,都这么聊:那年拍《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那年拍《我不是药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什么。电影变成一个时间卡尺了,结绳记事一样。

重要的不是做着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事,而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

有些生活或许从外部看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从内部来看,虽然每天都是在陪孩子,但孩子每天都在长大,今天会说一个字,明天会说两个字了;虽然每天都在吃饭,但做的饭每顿都不一样,今天加点葱花明天加点蒜苗;虽然每天都在种地,但种的东西不一样,今天种点儿土豆明天种点儿蔬菜……那人家的生活、有限的生命周期里就会比别人更细腻、更丰富。

今天坐在台阶上,有一片树叶飞过;明天你在哪里的时候,遇到一只猫。如果完全不去感受这些,生命就变得非常狭窄了。

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某种意义上也在讲这样一件事,就是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到最后还是好好吃饭,认真吃饭,认真地感受,感受饭,感受今天旁边坐的是马俊生,明天旁边坐的是赛夫。这样,虽然看上去好像都在吃饭,但是生活是展开的,而不是可以折叠起来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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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只脚

这一次做战争题材,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条,就是跟住徐福的视点。因为徐福不是战争的任何一方,他只是完全的被动参与者,所以拍这个片子,写作的时候、拍摄的时候、剪辑的时候,都是秉承一个态度,就是盯住徐福的视点,徐福在这里面是完整的第一视点,我们观众是在徐福视点后边,而不是越过徐福、发散到别的视点,尽量让观众从头到尾都只跟着徐福,这样就能控制好任何一个角度,比如说战争里的情形,轰炸的时候我们跟着徐福奔出家,看到灾难片一样的场景;监狱沦陷的时候,跟着徐福走到阳台上,看到下面在打仗;走廊里跟着徐福跑来跑去,火箭弹「哗」……都跟着徐福走,所有的视点都是他带来的,自然而然是一个客观的视点,不在两军交火的任何一方。

同时要分出视点放在赛夫身上。因为赛夫看上去是两方中的一方,但他又是一个孩子,他没有真的进入到这两方的任何一方,然后他又跟着徐福作为徒弟存在,所以通过他可以稍稍把脚跨到另一个视点里。所以会出现徐福跟赛夫说:「你懂不懂啊?」赛夫说了一句话:「懂,我比你懂。」这样这个故事就能够在相对险的地方,有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再去讲一个中国厨师在里面的态度。

说实话,我们只能聊一件事,就是通过一个中国人,看到一个城市被炸毁,一群孩子在逃亡,咋办呢?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回归到对于人的生存底线、道德底线的坚持。所以最后有两个有趣的意见撞在一起,就是扎伊德跟他说:「那不是你的孩子。」徐福说:「那也是孩子。」就好像扎伊德说:「你的饭做咸了。」徐福回:「那不是饭吗?」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对。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基础立场,就是徐福认为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好好吃饭、好好养孩子更重要的事儿。这个是一个特别中国的观念,同时也是这个电影的核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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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电影所要传达的主题、感情、能量,一定不可能只是一个样子。比如我们说反战,如果反战电影都是一个样子,那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反战电影?所以想要说出的话是有非常多的修辞的,如果想做的样子做不成,别的方式也许可以达到同样的能量。我的经验告诉我,有时候放弃某一个点,越过去之后,能量可能比原本的还大。

去寻找那个创作空间,对创作者来说一定是压力,但是得想办法转变成乐趣,才能够去适应和应对。这中间当然有妥协,这就是从事这一行的代价。但是这个妥协有时也要跳出去很客观地看,换一个方式去诠释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减分?有时不一定。

所以还是试着让自己要走的方向更辽阔,不能只变成一个单线的、窄窄的东西。

怎么变得辽阔?还是要学习吧,去学更多的电影的表达方式,有时候只有这条路可以走,是因为只会这种表达方式,就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如果只会右脚的,就只能往一边走,但如果左右脚都开弓,那哪边都能走,谁都挡不住你。

所以我对自己有个要求,就是提高基本功,还是拿足球举例子,头球 100 分,右脚 100 分,左脚 100 分,速度 100 分,身体 100 分,那你不就是 100 分吗?我觉得电影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增加技能值的,写作可以拿一张纸一支笔就去写、去练,音乐可以去听,长镜头可以去试,剪辑可以在电脑上去剪,总之不停地提高自己的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有别的方式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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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野和沈腾

一支桨

我从小学习就不太好,是那种会被老师安排到讲桌旁边那个单桌上的学生。直到上了大学,因为学校有设备,就带着一帮朋友瞎拍,然后发现自己对这事儿感兴趣。

我本科学广播电视编导,研究生考了3年,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拍《我不是药神》之前,我拍过9部短片,那时候条件很简陋,导演是我,录音、摄像、剪辑都是我,不仅自己拍,还是自己磕场地、找演员。比如有一部短片叫《金兰桂芹》,全程只花了1000块钱,场地是敲门跟大爷求来的,演员是去南湖公园从跳广场舞的奶奶里一个一个挑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永远不要丢掉在南湖公园找老太太的那种热情。

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叫「轮辙动,轮心不动」,就是车轮外面那一圈可以动,你可以一直做事情,但是轮子中心尽量不动,让内心保持安静。我觉得这很难做到,是一个一辈子的话题。

我动过吗?当然了,我随时在动。要与人相见,与人沟通,要面对正面的、负面的、困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不可能不动。

拍电影是喜欢的事情,但也不全都是愉悦的。我身边的朋友基本都i得不行,大家都是那种不太吱声、也很少去social的人。拍戏的时候也是,讲戏啊、拍摄啊,很兴奋、话很多,但只要拍完了,就想一个人静静。

电影是人事的工作,好几百人、好几千人,还是需要沟通,准确的沟通,简短的沟通,有效的沟通,不会构成误会的沟通。

我觉得当导演对我来说最复杂的是人事。需要让摄影师完美地、准确地达到你的要求,同时他又很舒服。它不能变成一个一次性的,就是「咔」拍到了,但你把人搞伤了,这帮人再也不跟你玩了,对吧?还是需要动脑子的,跟人有点关系的事就很复杂,反正对我这类人来说就极其耗费能量,但不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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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是我的工作,工作跟兴趣的性质不太一样,工作意味着责任感,你是带领团队的,不是自己一个人,那我不干了,不就是撂挑子,把所有人都晃了嘛,人家演员也来了,摄影也给你腾出档期,你这说撂就撂了也不行。所以我很少有那种「不想干了」的想法,不是很少,好像还真没有过,里边儿还是有职业性的。

但最主要的还是感兴趣。只要感兴趣,面临的困难再多,还是能做;要是对这事儿贼没兴趣,前面一个小坎儿都懒得迈。我自己能感受到,我想做这个东西的冲动大于一切困难,而且我会因为这个冲动去翻越所有困难,时间也好,搭进去几年没问题,身体、精力,都没问题。

拍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前期采风、写作的时候感受到的快乐是最多的,有时回看那会儿的一些侧拍视频,都能看出来那个时候我是最快乐的,蹦蹦跳跳,跟一群人在那儿讨论,「这个东西那样好不好?」「好有趣。」完全返回到一个孩童玩玩具一样开心的状态。

写作为什么有趣?因为写作是在探索一个大的未知;到了拍摄,是去探索每一个合作者在当下已经框定好的空间内小的未知;而剪辑,是在已有的素材中再找点未知;等到真正上映的时候,就没有未知了。

未知是希望,是不知道彼岸还有多远时的划桨,那个是真正好玩的。不然你「咔」上来就得到了,那个「得到」的快乐极短促。

画家画画的时候肯定很快乐,有创作的快感,画完那一刻看着自己的作品,也会觉得喜悦,但那就不是心流了。电影上映之后也一样,有成就感、满足感,但它是表面的东西,不是里子的东西,不是划桨,不是快乐的源泉,所以它非常短暂,只存在于冲线的一瞬间,一定比不了你在创作过程中得到的愉悦。

所以一部结束之后,总想着赶紧再进入一个快乐的、像探索一个未知的玩具一样的阶段。

我妈妈还讲:不执着。我觉得挺有道理的,有时候太执着于某一个东西,其实是本末倒置,所以我很少去想电影的结果,我要达成什么目标之类的。但同时,也不能执着于「空」——一切都会消失,什么都没有意义,那就虚无了,还是得划桨,得朝着彼岸去,能不能找到没那么重要,但是旅途很重要。

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就像老人在大海上和鲨鱼搏斗,图的是啥?对我来说,图的是朝着彼岸划桨的过程中,获得的平静和快乐。

《老人与海》是我最爱的一本小说,老人费了那么多劲,出去打了一条鱼,回来被鲨鱼啃得只剩白骨了,那么他图啥?

最后海明威给了个答案:老人在帐篷里睡着了,他梦见了狮子。

我们终其一生,图的无非是梦见狮子。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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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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