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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年轻人“没有一个亲密朋友”的比例，10年涨了4倍
富裕、幸福，却不看好未来——这似乎是当下许多发达国家居民面临的一种奇怪状态。2026年，美国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二的受访者甚至认为，到美国建国500周年的2276年，这个国家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另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会下降，政治分裂会更加严重，经济也会更加疲软。英国和法国对本国经济前景的评价，同样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在2025年一项关于本国经济前景的民意调查中，英国和法国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黎巴嫩、摩洛哥等国同处低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项覆盖55个国家的调查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印度尼西亚15—24岁的年轻人中，有82%认为世界会“一代比一代更好”；法国年轻人中，这一比例只有42%。最近，《自然》刊文梳理多项跨国调查和心理学、社会学研究后指出，答案可能并不在于人们现在“过得有多好”，而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未来还能不能继续变好。年龄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年龄每增加一岁，相信世界正在变好的概率平均低约1个百分点；到55岁左右，持悲观态度者开始超过乐观者。西方国家恰好拥有全球最老龄化的一批人口：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5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31%、30%、38%和34%。相比之下，一些对未来最乐观的国家往往拥有更年轻的人口。通常来说，随着收入提高，人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也会上升。但多项调查显示，收入较高的人和富裕国家居民，却往往更不看好自己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完全可能同时出现“现在过得很好”和“以后恐怕会更糟”这两种感受。研究还发现，与实际经济增长相比，人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与乐观程度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换句话说，人们关心的不只是“我现在有多少钱”，而是“我是不是还在往上走”。这或许解释了一部分所谓的“富裕者悖论”：当生活水平已经很高时，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变小，而已经得到的东西反而可能成为需要守住的成果。相反，一个目前并不富裕、却相信明天会明显好于今天的人，可能更加乐观。不过，贫穷本身当然不会自动制造希望。《自然》特别强调，真正重要的是“改善仍然可能发生”的感受，而不是收入低本身。对未来的掌控感也很重要。研究显示，越觉得自己拥有掌控感的人，往往越乐观。与此同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的判断并不总是一致：一个人完全可以认为国家正在走下坡路，却仍然相信自己的孩子以后会过得不错。研究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本地乐观、全国悲观”。这种差异也提醒人们，“乐观”其实拥有复杂的层次。研究者至少可以把它拆成三类：相信“我个人会过得更好”的个人乐观，相信“国家正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社会乐观，以及相信“未来总体会比过去更好”的历史乐观。几乎在所有国家，人们对第一种问题都比较乐观，对后两种问题则明显悲观。另外，随着媒介信息爆炸，普通人每天接触到的战争、危机、经济困难和政治冲突远多于过去。负面信息本来就是公共监督的一部分，但当信息总量急剧增加，人们接收到的坏消息也随之增加。甚至连民调本身，也可能影响我们看到的“悲观程度”。已有研究发现，如果问题中出现“恐惧”“担忧”等负面词汇，受访者给出的答案也会更悲观；类似“你是否担心未来？”这样的引导性问法，也更容易得到肯定答案。因此，与其只问“你有多担忧”，研究者或许还应该问：“你有多大希望？”“什么事情会让你更有希望？”以及“你觉得自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相关来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687-y防溅小便池、接吻定义、用蚊子口器3D打印：2026搞笑诺奖揭晓当地时间9月3日，2026年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在瑞士苏黎世揭晓。搞笑诺奖专门表彰那些“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思考”的研究。按照传统，获奖者们将会获得10万亿奖金——一张已经退出流通的津巴布韦元钞票。其中，生物力学奖颁给了牛津大学进化生物学家 Matilda Brindle 等人。他们试图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其实颇为棘手的问题：到底什么才算“接吻”？ 研究团队给出的定义是：一种“非对抗性的、具有方向性的同种个体口对口接触，伴有嘴唇或口器的运动，并且不发生食物传递”。按照这个标准，会接吻的远不只有人类。北极熊、一些鸟类，甚至蚂蚁都可能符合定义。研究人员进一步追溯灵长类动物的演化树，认为这种行为可能追溯到约1690万—2150万年前大型类人猿的共同祖先。这也意味着，现代人祖先与尼安德特人相遇时，很可能也会彼此亲吻。物理学奖则解决了一个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的烦恼：小便池液滴容易四散飞溅。研究人员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流体撞击小便池表面后的反弹过程，并据此提出新的小便池形状。研究表明，减少飞溅的关键在于液流撞上池壁时的角度。当液流与撞击处表面的夹角足够小，约为30度或以下，液体便更容易沿表面流走，飞溅随之减少。
团队通过数学计算，设计出类似鹦鹉螺的曲面，希望不同身高的人都能获得较小的撞击角度。他们用模拟尿道的喷嘴喷射有色水，改变高度和流量，再观察地面的溅点、称量飞溅液体。新设计在部分测试条件下，可将飞溅量降至所比较商用款的1.4%。
这套原理还催生了一项反向设计：让液体尽可能溅回来。研究者将它命名为“Urine-no”，可用于阻止露天随地小便。
研究灵感非常朴素。论文作者之一、流体物理学家潘钊（Zhao Pan）说，他们是在“穿着凉鞋和卡其裤使用小便池”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今年最具“废物利用”精神的项目之一，则是技术奖：麦吉尔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雌蚊的口器细、直而坚韧，可以拿来当作高分辨率3D打印的微型喷嘴。
这种生物喷嘴能打印细至约20微米的线条，团队已经做出了微型蜂巢、枫叶和包裹细胞的生物支架。他们将这种直接利用死亡生物结构的技术称为“3D necroprinting”。在压力合适、清洁得当的情况下，喷嘴还能重复使用，为昂贵的精密喷嘴提供了一种替代思路。化学奖授予一项关于“蟑螂奶”的研究：一种胎生蟑螂会分泌乳状液体，供体内的胚胎摄食；其中的蛋白质随后在胚胎肠道里形成晶体。研究者解析其结构发现，这些晶体把蛋白质、糖和脂质紧密储存在一起，估算其单位质量所含能量约为普通乳汁的三倍。医学奖授予一项研究“怎样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论文；生物学奖的研究者通过轻踩蛇身体的不同部位，观察究竟什么刺激最容易让毒蛇咬人；嗅觉奖则表彰一项发现——父母通常会觉得婴儿很好闻，但青少年就未必。土壤科学奖研究把内裤埋进土里，用它们监测土壤质量。和平奖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更看重那些会对自己讨厌的人表现强硬甚至刻薄的朋友。经济学奖颁给的研究发现，上层人士更容易出现某些不道德行为，例如开车时不给行人让路、在工作中撒谎、为了小额奖金作弊。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特意摆出一碗明确标注“留给孩子”的糖果，实验诱导参与者产生较高或较低的相对社会地位感；在获准取用原本供儿童食用的糖果后，高地位感组（“上层人士”）自报的取糖量接近低地位感组的两倍。今年的颁奖典礼本身也创造了一项纪录：这是搞笑诺贝尔奖36年历史上第一次离开美国举行。主办方表示，美国近来的签证和移民政策让他们无法放心要求获奖者和国际记者赴美，因此将典礼搬到了苏黎世。现场传统倒没有改变——纸飞机照飞，由诺贝尔奖得主为获奖者颁发造型夸张的奖品。相关来源：https://improbable.com/性格真的写在DNA里？百万人研究找到1260个相关变异一个人是外向健谈，还是容易焦虑？做事一丝不苟，还是随性而为？这些性格差异究竟有多少写在基因里？一项迄今规模最大的性格遗传学研究给出了新的答案。研究人员分析了最多超过114万人的数据，找到了1260个与人格特征相关的常见遗传变异，其中800多个此前从未被发现。相关论文于9月2日发表在《自然》。研究关注的是心理学中广泛使用的“大五人格”：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和经验开放性。国际研究团队汇集了46个队列的数据，不同人格特征实际纳入分析的人数从61.1万到114万不等。参与者都完成了用于评估“大五人格”的问卷，随后研究人员利用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寻找不同人格特征与遗传变异之间的统计联系。研究发现，与教育水平、收入和其他一些社会行为特征的关联相比，人格与基因的关联性更能抵抗家庭背景等混杂因素的影响。利用这些基因相关性，研究人员将人格特质与一系列健康和生活方式因素联系起来，包括一个人是否可能开始吸烟（与尽责性有关）、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与外向性有关）甚至参与研究的可能性（与一个人的宜人性和开放性有关）。过去，性格遗传研究一直受困于样本规模和人格测量数据不足。这一次，巨大的样本量让许多原本难以捕捉的微弱遗传信号浮出水面。例如，此前研究只发现3个与尽责性相关的遗传变异，新研究将这一数字增加到了131个；与神经质相关的变异则由224个增加到706个。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读取DNA，就能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社牛”。研究估计，根据具体人格特征和分析方法不同，常见遗传变异合计只能解释人群中大约5%—16%的人格差异，而且单个变异的作用极其微小。以外向性为例，一个典型相关变异造成的平均差异，大致只相当于让一个人从人群的第50百分位移动到第50.35百分位。研究共同负责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遗传流行病学家Michel Nivard因此强调，用基因来预测一个人的性格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我既不从事人格预测，也对此毫无兴趣。因为如果我想知道一个人的人格，直接测量就是了。”研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通过比较双胞胎、父母和兄弟姐妹等有亲缘关系的参与者，研究人员没有发现多少证据表明，共同的家庭环境能够解释这些基因与人格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这批人格遗传信号似乎比教育程度、收入等不少社会行为特征的遗传关联更不容易受到家庭背景等因素的混淆。有了如此庞大的遗传数据，研究人员还进一步寻找人格与生活方式、健康状况之间的联系。例如，与尽责性有关的遗传特征还与较低的体重指数、较低的吸烟率以及较少住院相关；开放性相关的遗传变异则与对咖啡、葡萄酒、味道浓烈的奶酪和腌菜等“需要培养口味”的食物偏好相关。外向性相关遗传变异甚至与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存在联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外向的人社交接触更多，因此暴露机会也更多。但研究人员特别提醒，这些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性格导致某种疾病或生活习惯”。其中一些分析使用了孟德尔随机化方法来探索可能的因果关系，但Nivard警告，对这类结果必须谨慎解释，否则很容易把遗传相关误读成因果关系。相关论文：https://doi.org/10.1038%2Fs41586-026-10992-9人类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可能很快就要成为历史。按照原计划，全球最迟将在2035年前停止使用闰秒。但国际计量界正在考虑大幅提前这一时间表。今年10月13日至15日，国际计量大会（CGPM）将在巴黎附近举行第28次会议，各成员国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日起彻底停止闰秒调整。由于在此之前已经没有安排闰秒的机会，如果决议通过，实际上意味着闰秒从现在起就已经“退休”。更有意思的是，取代闰秒的可能是一个听起来更加夸张的方案——“闰时”（leap hour）：以后不再每当两套时间相差不到1秒时就修修补补，而是允许它们一直偏离，直到差距达到整整3600秒，也就是1小时。按照目前的估计，这件事可能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后才会发生。我们今天使用的协调世界时（UTC）依靠原子钟校准，而人类几千年来的时间基准来自地球自转。问题是，地球的转速会不断变化。为了不让原子钟时间与地球自转时间越差越远，从1970年代开始，人类会偶尔往UTC里塞进额外的1秒钟。从1972年以来，这样的闰秒一共出现了27次，最近一次是在2016年。对人来说，多出一秒几乎毫无感觉；对计算机来说，却可能是一场麻烦。电网、通信网络、金融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都高度依赖精确的时间同步，而闰秒制造了一个罕见的“不连续点”。更麻烦的是，各家公司处理闰秒的方法并不一致。例如谷歌会把多出来的一秒分散到一天之中，慢慢“抹平”；另一些系统则直接让某一分钟变成61秒；还有金融交易所干脆调整交易时间，避免市场在这个异常的一分钟里运行。现在，真正让计时专家紧张的甚至不是“多一秒”，而是可能第一次出现“少一秒”。从数百万年的长期尺度看，月球引力引发的潮汐摩擦会使地球自转逐渐减慢；但在较短时间尺度上，自转速度会波动。大约从2015年开始，地球反而出现了加速自转的趋势，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地球液态核心内部流动的变化有关。科学家估计，到2035年，需要实施“负闰秒”的概率大约为30%。所谓负闰秒，就是不再给时钟增加一秒，而是直接跳过一秒，让UTC重新追上地球自转时间。这在人类现代计时史上从未发生过。国际计量局警告，它可能扰乱关键基础设施，而且为此改造现有系统代价不菲。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风险，促使各国考虑让闰秒提前退出历史舞台。“闰时”则把这个麻烦直接推给遥远的未来。计量专家认为，与其频繁处理一秒钟这种计算机不擅长的异常，不如等两种时间真的相差一个小时以后再调整。毕竟，对人类社会而言，一次改变一小时并非完全陌生——实行夏令时的国家每年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新方案也并非毫无阻力。俄罗斯可能因为其格洛纳斯（GLONASS）卫星导航系统而反对提前取消闰秒：与GPS等自行维持时间、不理会闰秒的导航系统不同，GLONASS一直把每一次闰秒调整纳入系统。不过，这项决议只需要多数成员国赞成即可通过。一些天文学家过去也曾反对取消闰秒，因为让UTC紧跟地球自转，可以把它作为太阳时的近似值，方便精确指向天体。但目前计量专家没有听到天文学界强烈反对的声音——现代天文观测已经有其他方法修正这种时间差。如果10月的决议通过，人类将结束一项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计时制度。从此，原子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而不必每隔几年停下来迁就一下并不那么准时的地球。相关来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6-02669-0美国LUX-ZEPLIN（LZ）暗物质实验日前报告，在220天的观测数据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无法用已知背景轻易解释的异常高能事件，总体统计显著性为2.6σ。这个事件的特征，与一种人们寻找了几十年的暗物质候选粒子——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WIMP）——撞击原子核时可能留下的信号相似。这项结果于9月1日在日本天童举行的TeV粒子天体物理会议上公布。研究团队同时在LZ实验官网发布了介绍这一结果的预印本，目前尚未经过同行评议。LZ是一个设在美国南达科他州桑福德地下研究设施的暗物质直接探测实验，其核心探测器装有约10吨超纯液氙。按照一种经典的暗物质理论，如果银河系中充满WIMP，这些几乎不与普通物质发生作用的粒子偶尔可能撞上一颗氙原子核，使原子核突然反冲。研究人员要寻找的，正是这种极其罕见的碰撞。位于南达科他州利德市桑福德地下研究设施的LZ核心探测器。丨图片来源：Matthew Kapust/桑福德地下研究实验室几十年来，WIMP一直是最受关注的暗物质候选者之一。然而，无论是地下直接探测实验，还是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寻找这类粒子，都始终没有得到确凿结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因此将注意力转向轴子等质量更轻的暗物质候选者。这一次，LZ研究团队把目光投向了一个过去探索相对较少的区域。通常，WIMP实验主要寻找能量低于50千电子伏（keV）的原子核反冲。此次研究则把搜索范围一路扩展到了270 keV。研究人员分析了2023年3月至2024年4月间共220天的数据。为了防止研究者受到主观预期影响，LZ还采用了一种颇特别的“加盐”方法：在真实数据中随机混入大量人工生成的、看起来像暗物质信号的假事件。只有等整个分析流程和筛选标准全部确定以后，团队才把这些假信号去掉，也就是“脱盐”。这个异常事件对应一次能量高达248 keV的原子核反冲。如果它真的来自暗物质，那么造成这一碰撞的粒子会非常重。LZ团队估计，其质量至少约为200 GeV/c²，更可能在1000 GeV/c²左右——大致相当于上千个质子的质量。“我们观察到的只是一个高能事件。”参与研究的布里斯托大学粒子物理学家Samuel Eriksen强调，“我们完全没有声称这就是暗物质。”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家、PandaX实验发言人刘江来认为，这个异常事件确实“很有意思，无疑会让整个领域兴奋起来”，但由于此次搜索涉及过去研究较少的高反冲能区间，要排除普通背景必须格外谨慎。暗物质探测史上曾多次出现令人兴奋的异常信号，最后却被证明只是普通背景。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Juan Collar也指出了一个疑点。LZ团队已经仔细排查了放射性背景，但无论把这个事件解释成放射性背景还是WIMP，都存在同一个问题：理论上除了这样的高能反冲，还应该同时出现更多低能反冲事件，而LZ目前并没有看到相应的低能“过量”。换句话说，这个孤零零的数据点既不像一个已经可以解释清楚的背景事件，也远未形成暗物质信号应有的统计图景。研究团队之所以仍然选择公布，是因为在完成现有检查后，他们暂时无法用已知物理过程解释它。Eriksen说，这本身就“值得告诉大家”。LZ已经积累了更多尚待分析的数据，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的PandaX以及意大利格兰萨索实验室的XENONnT实验，也在利用大型液氙探测器寻找类似信号。XENONnT发言人Elena Aprile表示，在这一反冲能量范围内，该实验预计具有与LZ相近的灵敏度。如果这个异常事件真的来自某种广泛存在于银河系中的暗物质粒子，那么其他实验或者LZ自己的新数据中，应该还会看到类似碰撞。“如果这是真的，事情会进展得非常快。”Collar说。相关论文：https://lz.lbl.gov/wp-content/uploads/sites/6/2026/08/LZ_Preprint_260901_Dark_Matter_EFT_Nuclear_Recoil_Search_at_Higher_Energies.pdf英国年轻人“没有一个亲密朋友”的比例，10年涨了4倍英国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英格兰16—21岁的年轻人中，表示自己“一个亲密朋友都没有”的比例，已经从2014年的约1%升至如今的5%，相当于10多年间增长4倍。与此同时，拥有至少3名亲密朋友的年轻人也明显减少：这一比例从2012—2014年的85%，降至2023—2025年的72%。友谊的“质量”也在下降。在14—15岁的青少年中，表示对自己的友谊“非常满意”或“完全满意”的比例，从2012—2014年的86%下降到了2023—2025年的76%。IPPR将这份报告命名为为“最孤独的一代” （The Loneliest Generation）。研究人员认为，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现在的年轻人更脆弱”。他们指出，过去十多年里，英国青少年成长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青年活动中心等公共空间减少，住房越来越难负担，新冠疫情打断了面对面社交，而TikTok等社交媒体又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网络也未必能够填补现实社交留下的空缺。报告特别提到“末日刷屏”（doomscrolling）——长时间独自不断浏览令人焦虑或消极的信息，并称这种“从根本上说十分孤独的活动”，正在成为一代年轻人的日常消遣。与此同时，年轻人“长大成人”、进入社会的时间也被不断推迟。报告称，如今英国首次购房者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34岁，近五分之一的年轻人需要把一半收入用于房租；16—24岁新开始接受学徒制职业培训的人数明显下降，而既不就业、也不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NEET）数量增加。这使得不少人处在一种尴尬的“悬空状态”——已经不再是孩子，却迟迟无法过上传统意义上的独立成人生活。这项报告综合分析了官方数据，并访谈了150名年轻人，其中包括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的“理解社会”（Understanding Society）数据。研究人员发现，许多年轻人不仅与朋友疏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与社会脱节，对未来缺乏控制感。英国安娜·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慈善机构负责人、心理学教授伊蒙·麦克罗里（Eamon McCrory）此前将类似现象概括为“社会稀薄化”（social thinning）：青少年现实世界中的面对面交流减少，曾经支撑他们成长的社会关系、活动空间和基础设施也越来越薄弱。他认为，这种现实社会生态的萎缩，与数字技术的影响一样，是理解年轻人焦虑、抑郁和自伤等心理健康问题上升的重要因素。IPPR副主任阿芙妮·莫贾里亚（AvneeMorjaria）认为，与其指责年轻人是经不起挫折的“雪花一代”，不如重新审视他们所处的环境：“孩子们不是雪花。这是他们面对我们留给他们的黯淡世界时作出的理性反应。”她说，太多原本能够帮助年轻人建立自信、人际联系和希望的场所、服务以及进入成人社会的通道已经消失。年轻人孤独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现实社交空间、公共服务、经济独立机会和数字生活方式同时发生的变化——一个人怎样长大，以及在长大的过程中能否真正与别人建立联系，正在变成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IPPR报告：https://www.ippr.org/articles/the-loneliest-generation注：本文封面图片来自版权图库，转载使用可能引发版权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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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舒义、平生约 19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