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威廉：与中国同甘共苦的西方科学家

班威廉1930年代在燕大，图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胡大年｜撰文

西电记忆｜来源

班威廉（William Band）1906年出生于英国利物浦以西的利斯卡德（Liscard）小镇，1993年在美国华盛顿州普尔曼市（Pullman）辞世。班氏父辈祖上三代都是裁缝，班威廉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毕业于利物浦大学物理系。

班威廉在天津港上岸后，即转乘火车前往北平，戴乐仁亲自开车来北平火车站迎接，两人于9月30日抵达位于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新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恰好赶上了于第二天10月1日举行的新校园落成典礼：燕京大学在1918年正式成立时应该已经设有物理系（Department of Physics），该系是中国最早授予硕士学位的物理系。

该系第一任系主任是美国传教士郭查理（Charles H. Corbett），第二任系主任是1925年哈佛毕业的安德森（Paul A. Anderson）博士。第三任是郭查理的中国学生谢玉铭（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他是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院士的父亲，正是他把班威廉招进了燕大。谢玉铭1932年赴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辞去了系主任，1934年回国后仅在1936—1937年班威廉休假期间代理过一年系主任。

燕京大学新校址的鸟瞰图，大约摄于1930年（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惠允发表）

燕大海淀新校舍落成典礼的请帖和日程表（摘自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燕京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历史影集，1919-1999》。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第9页。）

第四任系主任是班威廉，是任职时间最久的系主任（1932一1941年）。班威廉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在燕大建立起来的，从刚到燕大时的理论物理学教员，到物理学讲师、助教授（即副教授）、系主任，再到教授。

班威廉是一位多产的科学家。迄今所知，在燕大期间，他至少发表过50多篇科学论文。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他鼓励并亲自指导学生做原创性研究，其中有16篇是与学生联名发表在英美的知名杂志上，通常基于学生的硕士论文。

班威廉在燕大（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惠允发表）

班威廉的教学和研究都很有特色，不仅涉及领域广，而且颇具独创性。在工作中，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英国物理学家很注重哲学思考。到燕大后的第二年，他就开设了一门“现代物理学的自然哲学”课程，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物理系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班威廉的研究工作涉及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统一场论、统计力学、统计物理、表面物理、热电热磁现象、X光和低温超导。他在中国率先开展了低温超导的理论研究。

班威廉及其三位硕士研究生，左起班威廉、毕德显（T. H. Pi）、徐允贵（Y. K. Hsu）和袁家骝（Luke C. L. Yuan），摄于1932年的燕京大学（笔者注：图中标注的“徐元贵”应为“徐允贵”）

1938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师生合影。班威廉及其夫人位于第二排左四和左五，第三排左二是黄昆（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惠允发表）

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班威廉在燕大期间，至少讲授过24门不同的课程。七七事变后，燕大很多中国教授（如物理系的谢玉铭、孟昭英等）都离开北平南下，担任系主任的班威廉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课程教学任务。他既讲理论，也带实验；既教较浅显的大学物理，也传授深奥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既善于钻研实验性的“热电热磁效应”，也能够驰骋于思辨性的“现代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其物理学哲学课程不仅受到高年级同学的青睐，还吸引了其他系的教授来旁听，如当时的燕大哲学系系主任黄子通（著名物理学家黄昆的伯父）。

在班威廉担任系主任期间，至少有60名学生在燕大物理系取得了他们的学士学位，并有不少于25名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班威廉指导了大多数的硕士学位论文，约有四分之三的燕大物理系的硕士毕业生是他指导的。

在班威廉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长为中国物理学界或者其他科技领域的一流专家和领军人物，如中国第一代女理论物理学家王明贞和王承书、“中国宇宙线研究和高能实验物理的开创者”之一张文裕、“中国军事通信工程奠基人”毕德显、“中国计算数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徐献瑜、国际知名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金属物理学家葛庭燧、著名核物理学家卢鹤绂，以及两位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物理学家黄昆和谢家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校长司徒雷登决定燕大暂不南迁。这一决定，虽在当时遭到多方诟病，但的确为滞留于华北沦陷地区而又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众多青年学子，提供了难得的接受自由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日寇占领下的华北，美丽的燕园就是一小片自由的绿洲，是乱世中一处恬静的学术避难所。黄昆，这位2001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就是1937年秋入学燕大物理系的。四年后，他在班威廉的亲自指导下完成了关于海森堡与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学士学位论文。

到1947年，即他从燕京大学毕业仅仅六年之后，黄昆就已经成长为“一位有能力的理论物理学家”和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一位“称职的合作者”。他们两人共同撰写了物理学的经典著作《晶格动力学理论》，而黄昆实际上是该书的主要执笔撰写者。

1941年，黄昆在燕大的毕业照（来源：《黄昆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夏威夷时间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上7时48分，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按照中国战时的陇蜀标准时间，此时在北平是12月8日凌晨1时18分。大约在五个多小时之后，李效黎（1916—2010），一位新婚不久住在燕南园的燕大毕业生，特意早起嘱咐家中的厨子，为来访留宿的闺蜜多准备一份早餐。李效黎的丈夫，就是司徒雷登为在燕大试行导师制特意从英国聘请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林迈可先生（Michael Lindsay，1910—1994）。

按照往日的习惯，李效黎打开了家里的收音机，去收听位于上海的英国电台的中文新闻广播。然而，此刻她却无论如何再也收不到这家电台的无线电信号。她以为收音机出了毛病，便去叫醒爱好无线电技术的丈夫，结果他也无法找到英国电台的信号，仅仅设法收到了上海的德国电台节目。李效黎听不懂德语的广播，但是德国人的新闻却令熟悉德语的林迈可大吃一惊：日本在数小时前就已经与美国开战了，而他们在北平还对此一无所知呢！

对林迈可来说，日军的袭击，虽然令人震惊却并不意外。事实上，早在12月2日傍晚，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就曾委托林迈可在后者的家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司徒雷登知道，林迈可曾访问过共产党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并一直与西山的游击队有联系。

校长希望林迈可告诉经过挑选的部分外籍教师，如果他们考虑在紧急的情况下撤往西山，都应该做哪些准备。司徒雷登认为，美日之间可能很快就会爆发战争，他希望一些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能够提前离开以避免被日本人拘禁。显然，林迈可必须及时撤离，因为这位1938年与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英国学者，不仅曾两次访问抗日根据地，还多次秘密地帮助八路军购买、运送急需的药品和无线电器材设备，而这些当然都违反了日军的禁令。

班威廉夫妇也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议。虽然起初有一些犹豫，但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与林迈可夫妇一起撤往西山，即使这意味着要冒险“经历一场激烈的枪战”。尽管班威廉夫妇大约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四天前就已开始做撤离的准备，但他们和燕京大学的许多同事一样，认为太平洋战争不太可能在12月15日之前爆发。结果，日军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仍然让他们感到措手不及。

初闻美日开战，林迈可不禁对李效黎哀叹：“哦，天哪，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逃出去。日本人可能已经包围了燕大。”但是从刚刚自校外来到家中的厨子口中，他们得知学校周围今天早上并没有任何异常。

于是，林迈可立刻穿好衣服，他让李效黎赶紧收拾东西，约15分钟后出发，自己则飞奔出家门，去找校园内唯一的一辆小轿车——司徒雷登校长的座驾。林迈可过去多次借用此车，以去西山郊游的名义，为共产党游击队运送药品和无线电器材。

早上8点刚过，林迈可赶到班威廉家，一边砸着他家的大门，一边高声喊道：“日本和美国开战了!”刚刚刮完脸，仍穿着睡衣的班威廉匆忙赶来开门。只听林迈可急促地说：“给你们20分钟准备上路！这是你的手枪！”仍然发蒙的班威廉，请求林迈可再告诉他一遍如何使用手枪，后者只简要地说了两句便匆匆跑开了。

班威廉夫妇已经没有时间交换意见，十分钟内他们就穿好了御寒的衣服，又花了十分钟将其他衣物塞进旅行背包。匆忙之中，班威廉只随身带走了几本自己的日记，他所有的著作手稿和一台新买的、准备路上用的照相机都放在了办公室，因而未及带走；家中珍藏的全部私人通信也都遗失了。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十年后，他在美国收到了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其中竟然就有那部他遗留在燕大物理系办公室、完成了一多半的统计物理学专著手稿。据此手稿，班威廉于1955年在美国出版了题为《量子统计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Statistics）的教科书。

当林迈可开车载着班威廉夫妇回到自家住宅门口时，李效黎已经带着准备好的两麻袋食品和两个旅行背包等在路边。停下车后，林迈可又冲进自己的工作室，拉出来两大行李箱的无线电器材，但是由于车上空间不足，只好扔下了一个箱子。等他们四人都挤进车中，林迈可即驾车疾驰而去，很快就冲出了人们不常用的校园东门。

仅仅过了不到十分钟，日本便衣警察就已经由燕大的主校门西门蜂拥而入，并直奔林迈可的住所。而此时，四位逃亡者正驾车途经颐和园正门，绕过青龙桥的日军检查站，开往黑龙潭。在那里，他们没有见到联系人，于是便弃车步行上山。经过几番周折，他们终于与游击队接上了头，先避难于肖克领导的平西根据地，直到次年2月25日，他们才辗转到达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

从燕大逃出后借住过的野山坡农舍（来源：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

和第一次遇到的八路军游击队在一起，后排靠墙坐者左起：克莱尔（班威廉夫人）、李效黎（林迈可夫人）和林迈可，由于在上图中只见到林迈可夫妇和克莱尔，且根据克莱尔的面部表情，笔者推测这张照片很可能就是班威廉亲自拍摄的（来源：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

在晋察冀，班氏夫妇目睹并参与了许多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及科技建设活动。1942年春，晋察冀军区创办无线电高级训练班，班威廉负责讲授大学物理（College Physics）、大学微积分（College Calculus）、高等微积分（Advanced Calculus）、高等电(磁)学（Advanced Electricity）和光学（Optics）等课程，林迈可则为学员讲授无线电技术原理。这个训练班为八路军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培育了许多高级技术和技术管理人才。训练班中成绩最好的两位学员兼辅导员王士光和林爽后来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

王士光，原名王光杰，是王光美女士的四哥，后来成长为一位著名的电子技术专家。作为中国电子工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王士光长期担任军事通信和电子工业的领导，曾任四机（电子工业）部副部长、总工程师。林爽则是新中国电信和邮电教育事业的早期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参与领导、管理导弹研制工作，是中国早期的弹道导弹总设计师和中国航天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曾任七机部副部长。

班威廉夫妇与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议员谈话（1943年1月）

2006年，笔者曾去河北阜平寻找、参观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旧址，几间平房已经破败不堪，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在附近居住的一位老大爷告诉笔者，八路军驻扎在村里时，他还是一名幼童，但至今他仍清晰地记得，当年从这些房屋中经常传出“嘀嘀嗒、嘀嘀嗒”的声音。那应该就是无线电收发报机工作时的声音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班威廉仍然坚持从事科学研究，并积极参加和支持根据地的科学活动。1942年6月中旬，班威廉参加了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该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在大会的学术报告会上，他率先报告了《液体氦气的研究》。

笔者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下庄乡中白岔村原晋察冀军区总部无线电大队所在地询问村民抗战时期的情况（胡大源摄，2006）

原晋察冀军区总部无线电大队所驻扎过的院落（胡大源摄，2006）

翌年，他又在该协会会刊《自然科学界》上发表了《超等导电率的理论》一文。显然，上述报告和论文都是他在燕大已经开始的超导研究工作的继续。

晋察冀军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教师宿办室旧址（河北省保定市阜平镇张家庄村）

班威廉、林迈可旧居（河北省保定市城南庄镇中白岔村）

1943年8月初，班威廉夫妇离开阜平，10月抵达延安。下图应该就是为欢送班威廉夫妇赴延安而拍摄的。他们在延安逗留了约三个月，其间他们先后会见过林伯渠、李鼎铭、朱德、贺龙、高岗和徐特立，并应邀参观了当地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

他们曾多次与周恩来见面交谈，后者告诉他们，数月之前曾有两名西方人从延安离开，后在西安被国民党扣留。为此，周恩来力劝他们在延安耐心等待国民党方面的准许，至少要接到燕京大学或者英国大使馆的邀请之后再走。

1943年，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等欢送班威廉夫妇赴延安。前排左起：李效黎（林迈可夫人）、聂荣臻、克莱尔（班威廉夫人）、班威廉、吕正操、张瑞华（聂荣臻夫人）和刘沙（吕正操夫人）；后排左起：程子华，林迈可（来源：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

12月8日，他们得知国民党当局已经准许他们赴渝。因仍缺乏通过国民党封锁线时所需的证件，他们又请周恩来代为联系重庆的英国大使馆，希望得到一封使馆的电报以证明身份，然而直到他们离开延安时也未等到这封电报。12月下旬，周恩来和聂荣臻又来看望他们，并盛情邀请班氏夫妇在延安欢度圣诞和新年。在圣诞招待会上，他们又接到通知，毛泽东计划在元旦后来看望他们。

1944年1月4日，毛泽东在翻译黄华的陪同下，来到班威廉夫妇所在的招待所看望他们。毛泽东在招待所的食堂与班氏夫妇一起喝茶聊天，其间主要是听后者讲述他们从北平到延安的旅行、在河北教授无线电技术的情形、战前在北平的生活、关于英国的情况和关于中国的未来等。7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和黄华冒着大雪来到招待所，出席为欢送班氏夫妇而举行的晚宴。由于大雪封山，直到11日，班威廉夫妇才离开延安。

班威廉夫妇回到英国后，于1947年出版了回忆录Dragon Fangs（《龙牙》）一书。1948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将该书再版更名为 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后者的中译本题为《新西行漫记》。

班威廉夫妇的回忆录

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班氏详细记录了从延安到重庆这一段旅程。他们先后搭乘过卡车、驴车、骡车、火车和长途汽车，途经了洛川、同官、耀县、西安和宝鸡等地，一路上常常有国民党便衣特务主动跟他们聊天套磁，询问共产党的情况。由于延安方面事先对他们有过再三的忠告，因此他们都非常谨慎，尽量避免回答任何政治上敏感的问题。

1944年2月2日，班威廉夫妇乘长途汽车抵达重庆后，就直奔英国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的第一个英国人便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由于班威廉夫妇刚刚从共产党的边区来渝，大使馆传达室的中国职员不知道应该如何为他们办理手续。

恰在此时，李约瑟进来送邮件，班威廉便急忙上前递了名片，并向他请教。李约瑟一看他名片，便高兴地说道：“我了解你的所有情况，我叫李约瑟，你们在这里一切都可以放心。”当时，李约瑟正在重庆创办“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Office），由英国政府出资，帮助中国科学家在抗战期间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为他们提供一些海外出版的科学书籍、期刊，以及必需的文具和科研仪器设备等，都是从印度空运过来的。由于李约瑟正准备要外出考察，急需一个合适的人来帮他处理合作馆的日常事务，因而班威廉的突然到来，对于李约瑟就如同天赐的惊喜。

虽然当时燕京大学已在成都复校，班威廉也仍然在燕大的教授之列，但是他却再也没有返回燕大教书，而是被合作馆所借用。也许受到了重庆当局的压力，燕大当时也不敢让班氏返校教书，因为刚刚与共产党八路军共同生活了两年多的班威廉被当局认为已经过于“赤化”了。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馆徽（来源：《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台湾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2000年，67页）

正式任命班威廉到合作馆任职，还必须获得国民党当局的批准，而这需要三个多月。在等待期间，班威廉夫妇离开重庆到成都去住了一段时间。除了去拜访燕大的老友，他们去成都应该还有另一层原因。为了阻止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申请去延安采访，国民党当局一直宣称西方人到共产党的边区去是不安全的。

但是，班威廉夫妇两人破天荒地从北平经晋察冀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平安抵渝，则彻底揭穿了这一谎言。这已让重庆方面相当尴尬，如果班氏再向新闻界透露更多共产党根据地的详情，则必不见容于重庆当局，更甭提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任命了。虽然班氏夫妇来渝后一直谨慎，“绝口不提共产党”，但是在重庆的西方记者众多，难保不出意外。所以，让他们二人去成都避避风头，既可躲避记者们的不断追问，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平静和友好的休养环境，是班氏夫妇、英国大使馆和重庆当局各方都乐见其成的事。

珍珠港事件后，在北平被日寇关闭的燕京大学，又在成都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内复校。当时已迁至此地的其他教会大学还有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以及济南的齐鲁大学等。班威廉来到华西坝之后并没有闲着，而是就近考察了上述五所教会大学自抗战以来的科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并专门撰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不久，该文在美国纽约出版了单行本，向西方公众宣传介绍了教会大学中的中、西方科技工作者克服战时的种种困难，坚持教学和研究的不懈努力。班威廉的文章，为赢得西方公众对中国抗战的进一步支持和援助做出了贡献。

4月1日，班威廉从成都返回了重庆。但是，直到5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批准了班威廉在中英科学合作馆的任职，签发此令的是时任军令部第二厅的中将厅长、后来升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

班威廉担任中英科学合作馆办公室主任后，被李约瑟委以重任。1944年7月，在开始他的又一次长途旅行之前，李约瑟让班威廉负责在嘉陵江边为中英科学合作馆监造一栋有36间房的新楼。大概为此还专门给班威廉颁发了一份盖有公章的证明书：“查班威廉教授系中英科学合作馆重要职员，彼授有一切行政上之权柄。此证，馆长李约瑟”。笔者曾两次赴重庆寻找相关的遗迹，但是都没有找到这栋班威廉监造的楼房。

中英科学合作馆新楼（1944年秋建成）（来源:《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台湾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2000年，66页）

中英科学合作馆发给班威廉的证明书（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图书馆惠允发表）

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领衔出版的Science Outpost一书

1948年，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领衔出版了Science Outpost一书，即《科学前哨》。班威廉是这本书的主要合作者之一。这本书收集了1942—1946年间李约瑟等在中国各地考察后所写的详细报告。

在该书的引言中，李约瑟写道：“如果说这本书有任何永恒的价值，那肯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记录（尽管还不够充分），记录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半封建农业文化中崛起，掌握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即使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仍然奋力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可战胜的坚韧精神。无须深刻的洞察力，（人们）就能从千瓦、昆虫载体、维生素耐受性测试、平炉耐火材料、侏罗纪地层等看似冷漠的技术术语背后，看到整整一代人的创举、牺牲、忍耐、信念和希望。

我们为能够与他们并肩作战而感到自豪，因为今天的（科学）边陲前哨，将成为明天的中心和大本营。”钱临照先生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先驱之一，他曾经在昆明与李约瑟会面，并鼓励后者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钱老对《科学前哨》一书的评价甚高。1994年5月，在给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1944年12月13日，班威廉夫妇被迫离开重庆回国。因在太平洋海空作战多次失利而处于劣势的日军，于1944年4月开始在中国大陆实施“一号作战计划”，目的是建立从华北到越南的“大东亚交通线”以继续支撑战争，并摧毁美军在华中、华南的空军基地，削弱美军利用这些基地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

面对日寇空前猛烈的攻势，国民党正规军主力先后在豫中、长衡和桂柳三大会战中接连溃败，不仅让日军打通了平汉线（6月），而且丢长沙（6月）、失衡阳（8月）、丧桂林（11月）。尔后，一部日军继续西进北犯，12月2日进攻贵州独山，从而威胁贵阳并震动了陪都重庆。鉴于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重庆的民众“开始有些恐慌”。英国大使馆在次日召开会议，“商讨疏散的策略”。

关于日军可能犯渝的各种谣言想必也让班威廉夫妇忧心忡忡，而珍珠港事件及他们仓促逃离北平的三周年纪念日将至，也令他们又回想起那次孤注一掷的逃亡。他们“强烈地希望”，类似的经历不会再度重演。因此，班威廉请求他和夫人一同提前撤离重庆。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批准了班威廉的请求，并建议他们尽快返回英国。

12月12日，南下的日军与由越南北上的日军会合，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既定军事目标。次日，班威廉夫妇乘坐一架美国道格拉斯飞机离开重庆，沿“驼峰航线”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

在离华返英时，班威廉还为推进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李约瑟的手稿、游记及其所收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国科技史史料等护送回英国。正是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李约瑟撰写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班威廉原计划在抗战胜利后即回到中国，重返美丽的燕园任教。然而，在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婉拒了燕大校方多次敦促他尽快返校的恳请，其中包括授予他的讲席教授职位和司徒雷登校长的亲笔信。1946—1948年间，班威廉到芝加哥大学原子核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师从梅耶（Joseph E. Mayer）教授；1948年底，被华盛顿州立学院（Washington State College）聘为物理学教授。有趣的是，该校物理系主任竟然就是前燕大物理系主任安德森教授。

虽然班威廉听说过安德森，但此前二人却从未谋面。1960年，班威廉接替退休的安德森就任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物理系系主任，1968年卸任。班威廉于1971年退休，其夫人于1988年病逝，他自己也于五年后辞世。他们夫妇没有子女，班威廉去世后，由其邻居和好友将他的骨灰与其夫人合葬于普尔曼。他们的墓碑式样是班威廉亲自设计的，碑上只镌刻了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Together Forever（生死与共）”。

在他夫人去世后的第二年，班威廉就倾其生平积蓄和房产在华盛顿州立大学设立了一项奖学金和一个杰出教授讲席。前者以其夫人的名字命名，专门资助物理系的女研究生；设立后者的目的则是为了加强该校的理论物理学研究。

班威廉夫妇的墓碑（胡大年摄，2007年）

在相濡以沫五十余年的爱妻去世之后，年老体弱的班威廉在生活上多有不便。他的同事和朋友曾找过好几个人来帮助照料他的起居，然而因为各种原因他（她）们都未能长期坚持下去。1990年，一位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原来与班威廉素不相识的中国研究生孙绮和她的丈夫搬入了班威廉的私宅，既是他的房客，也负责照顾老人的生活。

孙绮夫妇的到来，让班威廉兴奋异常：初次见面时，年逾八旬的班氏竟然高兴得手舞足蹈。从此，许多久违的中国元素又再次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令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数十年前在中国度过的难忘时光和结交的中国朋友！他曾多次向孙绮谈起与聂荣臻的交往。来自天津（班氏初次来华时登陆之地）的孙绮，不仅为他烹饪他所钟爱的中式饭菜，而且定期开车带他去看医生或理发。

在他因视力过于衰弱而不能阅读以后，孙绮还经常给他读报。这一切仿佛是上苍的某种安排，让孙绮代表此前几代中国学子，凭着中国人对前辈长者惯有的敬重与呵护之心，以中国女性所特有的善良和坚忍，陪伴班威廉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班威廉是一位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并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过的西方物理学家，在他的晚年，孙绮对他生活上的悉心照顾，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他的一种回馈。

班威廉在华盛顿州普尔曼市（Pullman）的故居（胡大年摄，2007年）

晚年的班威廉（孙绮摄，1991年）

致谢：作者衷心感谢孙绮、孙烈、季庆阳、唐明卫、房春安、贾凯、Cheryl Gunselman, Pat M. Mueller,Trevor J. Bond, Roberto Lalli, Michel Janssen, Jonathan Bain等在研究、写作此文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协助和支持。

本文于2026年8月27日发布在《西电记忆》公众号，《赛先生》获权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