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不会长大

一个远方来的客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

2026年夏天，中国西南边陲，海拔4200米的甘孜州夏牧场，水草丰美，牛羊茁壮。

女孩卓玛，正在读三年级，是全家汉语说得最好的人。这阵子，她跟小姐妹们说起，那位「远方的客人」又来了。客人是一位摄影师，前些年不熟，卓玛喊他「哎」，后来熟悉了，变成直呼其名，叫他王旭。现在，他们是朋友了。

5年前，一张照片，让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那是2021年夏天，一支来自深圳的义诊队，到了四川省甘孜州，34岁的王旭是随队摄影师。他的工作是记录义诊队的高原之旅，为医生和志愿者们留下照片。对职业摄影师来说，这工作难度不大。很快他就完成了任务，开始在义诊现场观察，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那天，在候诊的人群中，一个家庭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一位父亲，带着3个孩子，安静地坐在候诊区，孩子们都戴着口罩。

这次义诊，主要针对儿童，做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脊柱侧弯、白内障等疾病的筛查。高原因为高寒缺氧，这些疾病更高发。很多家庭都是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但这个家庭，却来了3个孩子，孩子们羞怯、沉默，王旭看了筛查表才知道，两个女孩是唇腭裂，1个男孩是脊柱侧弯。

之后在诊室里，男孩脱下宽大的藏袍，露出身体，那个画面王旭至今记得，「他整个人的骨头是拧着的，一边的肩膀往下坠，同时往前倾。因为脊椎是弯的，肩膀根本直不起来。」活到30多岁，他第一次见到脊柱侧弯的孩子，心里惊讶，「孩子长这么大了，怎么没给他看？」

这个疑问背后，是这个家庭面对的残酷现实。当地医疗资源不足，如果去外地治疗，超过10万的手术费，他们无力承担。在这个家庭的所有人脸上，王旭都捕捉到了一种无奈。父亲因为孩子生病，只能强颜欢笑；而孩子们，因为有肉眼可见的身体缺陷，也是不自信的。在义诊现场，他们是少有的、始终没摘下口罩的孩子。

那个年龄大些的女孩，叫卓玛，大概是为了遮住缺陷，她用口罩护住唇部。但毕竟是孩子，她也有好奇心，明亮的眼睛里有一点雀跃，望向王旭的镜头，他刚好捕捉到了这个瞬间。

2021年，王旭拍下义诊时的卓玛图/王旭

义诊结束了，但孩子们的脸，王旭却很难忘掉。那次义诊，主要是救治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唇腭裂和脊柱侧弯只在筛查范围，不在救助范围。他作为个体，帮不了什么，这令人难过。

但在不久后，王旭看到了一个机会——2021年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开始启动。很巧，这次拍摄，他主要的摄影设备就是vivo。万事都有它的机缘。去甘孜前，王旭还去过西藏那曲拍义诊，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完全举不动相机，第二天不得不离开。甘孜也是藏区，他害怕出现跟上次同样的情况，于是买了一台顶配版的vivo X60，尝试用手机拍摄。正因为他用的是手机，没什么侵略性，拍出了更真实、离人更近的照片。也正因为用的是vivo手机，他符合参赛条件。几番犹豫，最后时刻，他提交了作品。

此后，命运齿轮产生了奇妙的转动。王旭拍下的这组图《高原上的义诊》，成为那年比赛的获奖作品。卓玛的那张照片，在社交网络上传播，也被更多人看见。在vivo的支持和社会各界帮助下，卓玛和妹妹桑吉，在深圳儿童医院接受了唇腭裂手术。再之后，卓玛的哥哥，以及刚出生的弟弟，都得到公益机构的支持，完成了脊柱侧弯手术。

这是绝大多数创作者一生都难以体会的感受——你的创作，你的无心插柳，改变了他人。你也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这个家庭的变迁。

这5年，王旭一次次与这个家庭见面，拍下他们的变化：卓玛做完手术，在病床上，拿着镜子观察自己的嘴，眼睛里有欣喜；在深圳，卓玛也第一次看到了海，在海边大笑；再之后，卓玛以健康的状态入学，还当上了三好学生……

2026年，卓玛当上了三好学生图/王旭

今年夏天，王旭再次回到夏牧场，见证了这个家庭的「此时此刻」。

照片里的小卓玛长大了，她信任王旭的镜头，奔跑时开怀大笑。因脊柱侧弯而佝偻着长大的哥哥，终于挺直腰杆，挥鞭牧牛。王旭带去了篮球、足球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孩子们可以在平坦的夏牧场上踢球，他们也趴在地上看地图，辨认自己在哪里、做手术的深圳在哪里。

今年这组图，最后一张照片，是妈妈和三个女儿，背着水桶，一起往上走。夏牧场没有自来水，全靠人背，女儿们背着农夫山泉的大桶，妈妈背着更重的汽油桶。王旭说，他选这张照片，是因为里头那种「母亲的力量」。这位母亲，意志刚强，什么都会做，什么车都会开，女儿卓玛的性格也像她。她们背着那么重的东西，但一直在笑，一直在爬坡，这也像这个家庭的隐喻，「一切都在往上走」。

图/王旭

而对创作者来说，5年前无意间拍下的这张照片，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王旭的职业观。

原来，摄影似乎只是旁观，但他真诚的创作，也回馈和滋养了他，让他被看见、被改变治愈。他说，「每一次回去，我都在他们的生活里重新确认：自己为什么拍照，接下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最近这几年，在摄影之外，他做了更多公益相关的工作。他成为了vivo「童画未来美育计划」项目的志愿者。在课堂上，他教乡村孩子们如何创作，让他们自己举起镜头，自己看世界，也表达自己。以前，他只是替别人讲故事，现在，他还教会了更多的孩子，如何讲自己的故事。

王旭《影像的回响》组图（左右滑动查看）

第三次登珠峰，他感受到了最大的自由

有人在拍摄人间，有人在拍摄高山，也在拍摄中攀登创作的高山。

今年5月，50岁的中国摄影师王振，第三次登上了珠峰。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一生登一次珠峰足矣，值得终身夸耀。而这位摄影师，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下登顶的照片，他攀登的动力相当简单——那就是弥补创作的遗憾。

2019年、2023年，王振两次攀登珠峰，都是要拍摄其他人登山，要紧跟拍摄对象，精神不得松懈。而这一次，他自筹资金，在山上拍摄了10天。他想好好看看，这座最雄伟的山峰，这颗蓝色星球上伟大的奇观。

10天里，王振印象最深的，是拍银河的经历。那天晚上，在海拔6500米的营地，他睡到凌晨1点起床，离开大本营，走上一两个小时，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机位。前景是五颜六色的帐篷，远处，银河跨越了两个海拔8000以上的山峰。把vivo手机拿出来，放在零下20多度的空气中，曝光30秒之后，拍出的照片令他惊喜。那是创作最纯粹的快乐。

图/王振

作品不会骗人，里面是作者诚实的世界观。王振的作品，风格很统一。他拍高山巍峨，一群打着头灯的人在黑暗中攀登；拍小小的人、小小的帐篷，置身高山中、银河下。他的照片里，看不到很大的人，看不到人定胜天。

和《人物》谈到创作观，王振有一段表达，「地球相对于整个宇宙，存在时间非常短；人类相对于地球，存在时间就更短；攀登的人，相对于整个宇宙，真的就是一瞬。所以我愿意把整个高山作为表达的主题，而人是小小的点题的存在」，他话锋一转，「但就是这一瞬间的探险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让人类可以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个自己的家园，不断去拓展新的东西」。

这段话中的锐利和直率，也是王振职业生涯的真实写照。

1999年，他偶然在《山野》杂志上看到了关于攀岩的介绍，很快爱上这项运动。自此，他的生活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半——工作日，他在山东做着稳定工作；下了班，他有另一个名字叫rocker，他攀岩，在青岛开辟了许多攀岩线路，他在攀岩论坛上活跃，也慢慢爱上摄影，拍摄岩壁上优美舒展的人，拍摄跟高山有关的一切。

到了2017年，他满了40岁，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公职，寻找一种更有激情和意义的生活。

之后这些年，他攀登了世界上五个大洲的最高峰，也为世界上那些伟大的山峰如珠穆朗玛峰、喀喇昆仑山脉、川口塔峰、贡嘎山留下了影像。他拍过周鹏、何川这样中国最优秀的攀登者。他是纪录片《徒手攀岩》的中国制片，还是中国户外金犀牛奖的评委。

但所有这些成绩背后，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份艰辛的工作。有人说，户外极限摄影，这在中国不是一个行业——从业者太少了。王振说，全中国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不超过10个。

它要求人在两个领域都有顶级能力：一是要有很强的攀登能力和体能，现在，王振还维持着高强度的日常训练；二是摄影技术要好，要有美感，有创作上的追求。二者皆有的人，太少。

图/王振

具体到每次拍摄中，摄影师都会面临一个终极难题，只能背一定的重量攀登，那到底选择什么，舍弃什么。

珠峰属于商业攀登，有商业公司的支持，攀登者的负重较少。但很多自主攀登，攀登者的负重基本都在20公斤以上。专业运动员会带上睡袋、食物、帐篷和攀登工具。王振的背包，重量差不多，但他要带上相机、镜头、电池，甚至是航拍机和三脚架。这就意味着，他的生存物资不会太多。

每次打包，他的取舍逻辑很简单：舍弃睡眠和饮食，不会让自己吃得很饱、睡得很暖。2025年，他和搭档去爬四姑娘山的婆缪峰，他甚至没带睡袋。夜里，搭档把自己的睡袋借给他，俩人勉强盖着睡觉，结果后半夜下雨，只好套着塑料袋，熬了一夜。

他告诉《人物》，他往往会选比别人更薄的睡袋。在高山上，其他人在温暖的睡袋中酣睡，而他会和寒冷作斗争。但好处在于——因为冷，他不会依恋温暖，随时可以钻出帐篷拍照。

听到这些，或许你会觉得他是个冒险家。但事实恰好相反，王振说，自己是经过一次次训练，确定了身体在极限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他是理性的、反英雄主义的。他多次表达过，户外摄影，看似是瞬间的捕捉，但其实完全不是即兴，而是缜密规划的结果。

一个最能展现他创作观的故事，是2023年2月，在四川四姑娘山的双桥沟，他拍下了登山运动员周鹏攀冰的照片。

那块冰瀑，是王振认为全中国最漂亮、也是难度最高的可攀登冰瀑。每年12月，冰瀑开始形成，气候适宜的年份，冰瀑面积会很大，挂着许多冰挂，像一条巨龙喷出的水雾凝结而成。有人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龙之涎」（Dragon breath）。许多登山运动员会把完成这条线路写进自己的攀登资历。

为了拍这张照片，他要等待合适的气候，要寻找适合的拍摄搭档。拍摄前，他和搭档花了很多天，爬遍了冰瀑周围的山，才找到合适的拍摄机位。拍摄当天，搭档爬到了90米高的冰瀑顶上，用闪光灯补光。下午，光线最适合的时刻，他通过对讲机，让周鹏开始往上爬。挂在另一个岩壁上的他，按动了快门。

这张照片背后，是难以估算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但王振觉得值得。那张照片里有他最想表达的东西——渺小的人与壮阔的自然。他说，「所有人类现在能享受的户外运动，不管是冲浪、攀岩、登山、滑雪，真的都是大自然赐给你的礼物」。

对王振这样的极限运动摄影师来说，还有一个礼物，是科技带来的——那就是始终在进步的移动影像。王振告诉《人物》，这次攀登珠峰，他带了两部vivo手机。在海拔8000多米的极限环境下，人需要吸着氧气攀爬，这时，轻便且能保证拍摄质量的手机，就成了首选。攀登珠峰的过程中，王振把手机一直挂在背包上，它承受住了零下二十多度严寒的考验。他还用手机拍了视频，这会成为一部45分钟的纪录片。

当攀登者与创作者在登顶的时候，移动影像也在以自己的努力，攀登更高的高峰，赋予创作者更大的自由。

而王振想做的，就是用漫长的准备和极致的付出，去接住这些礼物。

王振《高山之上》组图（左右滑动查看）

从写下「hello world」，到真正向world say hello

当成熟的创作者已经沉淀出摄影的哲学，年轻的创作者，最迷人的是热情。摄影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多远的地方，陈斌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

2018年，陈斌27岁，在北京一家企业做程序员和设计师。工作强度大，常常加班，维持着「007」的作息。加班不是写进制度的规定，而是一种氛围。周末可以休息，但一旦休息，活就干不完。

工作到第四年，陈斌的身体开始「报警」，他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尤其到冬天，左脖子和右肩剧痛，就像有人拿着缝纫机，用针高频次地裁他。

那个时刻，他开始怀疑工作的意义——他性格中，本就有一种散漫，没那么卷，物欲也不高。他毕业于一所211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当时正是互联网与房价同时高歌猛进的时刻，他的同学，很多都进了互联网大厂，沿着财富自由之路攀爬。但他却在大学时爱上摄影，毕业时，甚至想考研读摄影。

2018年春节，一趟丽江之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当时，他去丽江度假，拿着好久没用的相机，去了玉龙雪山和泸沽湖。在湖边，一个念头闪过，然后越来越坚定——他要辞职，到丽江生活，做一个自由摄影师。很快，他回京、辞职、搬家，在束河古镇边住了下来。

但这不是浪漫的爽文故事。2019年的新闻，记录了当时丽江摄影行业的状况：从业人数超过6000人，「为争夺客源，低价、恶性竞争时有发生」。陈斌从摄影助理做起，月薪三四千，10个月之后单干，拍人像、旅拍。一年时间，他站稳脚跟，挣到的钱，刚刚够配齐全套摄影器材。正想大展拳脚，2020年，疫情来了。

但危机重重的时刻，往往也是机会出现的时刻。

工作少了，陈斌就把时间都用来拍摄丽江的自然。从学摄影开始，他就喜欢拍云彩、晚霞、夜空，住在束河古镇边，自然就在眼前，「我家门口就是玉龙雪山，每天醒来就是日照金山。」拿起相机出门，那是一种天然的召唤。

而且对摄影爱好者来说，丽江本就是迷人之地。开车半小时，就可以拍到全国最顶级的暗夜星空——国际通用的光污染评估标准，叫「波尔特等级」，丽江的夜晚，可以达到波尔特一级，是「极佳暗夜」，适合专业天文观测。每年都会有摄影爱好者专门飞到丽江拍星空。尤其是冬天，这里是最佳的双子座流星雨拍摄地。星空之下，丽江还有好看的地景，有雪山、湖泊、草原与古建筑，这会成就更美的照片。

图/陈斌

那两年，陈斌学会了很多技能：学会了爬山，而且是边负重爬山边拍摄；学会了露营；学会了开车、修车；学会了怎么独自在户外生存，包括防寒、做饭和住宿；也学会了如何在户外与野生动物相处，如何保护自己；为了拍星空，他还学会了看月相和云图……他跟朋友开玩笑说，「你如果有什么不会，就来当两年摄影师，就会发现自己什么都会了」。

他也生活在巨大的割裂之中。一边是极度丰盈的精神，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物质。最窘迫时，他全部积蓄只剩下800块钱。

但之后的变化表明，摄影终究没有亏待他。那段时间，旅行很难，他的照片提供了一种治愈、一种来自远方的抚慰，他慢慢被看见，在社交网络上积累了粉丝，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

2023年至今，他的脚步再没有停下。走遍了中国西部，拍高原、森林和冰山。2024年，他又去了新西兰、意大利、法国、冰岛、挪威……用镜头追逐极光、星空、地底深处的萤火虫。

在这漫长旅程之中，他跟我们讲起，有一个难忘的夜晚。那是他第一次去新西兰，旅途过半，整个人很疲惫。但就在新西兰著名的特卡波湖的牧羊人教堂附近，他遇到了30年来最强的一场极光。他甚至还不知道怎么拍极光，在瑰丽的夜空下，手忙脚乱，拿出手机、相机，拍了一整晚，「你的肾上腺素，会支撑你一整晚都不睡觉」。那是创作中最深的幸福。

另一个缘分是，当时他拍下的照片《海上南极光》，拿到了2024年vivo影像加摄影大赛的夜色单元的优胜奖。2025年，他又凭借《瑟切达的金色时刻》拿到了当年vivo影像加摄影大赛的蔡司专业影像奖。

陈斌告诉我，他是5年的V粉。2021年在丽江，有人推荐他用vivo拍星空。他买了一台vivo X80，从此，vivo便成为他旅途永恒的伴侣。一开始，他用vivo拍星空，到后来拍风景、人像，现在又开始拍视频。

vivo陪伴和记录了他职业生涯中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拍极光，第一次拍彗星，第一次拍火山……他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拍火山喷发，现场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是手机帮他记录了美丽惊险的时刻。

创作者并不孤独，他在进化，他的创作工具也在进化，vivo陪他走过了人生中密度最大的5年。

今年6月，陈斌第四次去到新西兰，他有自己非常想完成的照片——在新西兰北岛，一个溶洞深处，极深的黑暗之中，有一些双翅目昆虫，它们可以发亮。人在黑暗中走10分钟，会突然看到那光亮，陈斌说，「头顶是斗大的『繁星』，一直闪烁」。他花了两天时间，在洞穴的冷水中站了10个小时，用手机完成了叫做《地底繁星》的照片，拿到了今年vivo影像加摄影大赛的奖项。

《地底繁星》图/陈斌

这是一个年轻人寻找和创造自我的故事，也是创作者与vivo相互陪伴、彼此见证的故事。

陈斌说，他还记得2010年，他还是软件工程专业大一的学生，C语言课上，老师教他们输出了「hello world」。这也是大多数程序员学会的第一行代码。十多年后，他走得比自己想象中更远，去到了更真实和滚烫的世界。

陈斌

创作的甘美，每个人都能畅饮

王旭、王振、陈斌，这三位摄影师，都是今年vivo影像加手机大赛的参赛者。

在了解他们的故事时，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极致，一种属于创作的强大力量。

对王旭来说，他的作品如此真实、温柔，同时也刺痛人，正是那种痛觉带来了改变现实的力量；对王振来说，是记录这个星球最险远风景的追求，让他可以忍耐高山之上的危险、寒冷和孤独；而对更年轻的陈斌来说，是生命只有一次，要上天入地，要飞远万里，体验燃烧到极致。正因为他们如此执着，他们的创作才有力量。

但影像并非少数人的专属。2019年至今，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已经举办7年。7年里，全球数百万人发来了自己的作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他们年龄不同、身份不同、题材不同，但相似的是，当生活向他们敞开一个瞬间，他们拿起手机，按下了快门。他们的作品里，是没有被技巧打磨过的真诚，是日常生活里的灵光。

图/王旭

1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本雅明也曾提到「灵光」。那时，摄影技术刚诞生，哲学家们心态悲观，本雅明认为，摄影这样的机械复制技术，会让艺术作品中那种灵光消失。

但100年后，事实证明，「灵光」并未消失。而且正因为摄影越来越「平权」，人人都可以记录和表达，灵光不再只是乍现，不再属于少数人。创作的甘美，人人都能品尝。

2025年的vivo影像加摄影大赛，组委会特别推荐奖的获奖者，是「田鼠大婶」裴爱民，她是生活在甘肃民勤农村的一位女性，是农民，也是诗人，是画家，还是摄影师。她拍下女人们戴着粉色头巾，在荒漠中种树。她们种上月季、路过向日葵、收获麦子。劳作的辛劳和创作的浪漫，并不矛盾，就像田鼠大婶在颁奖现场说到的，「手机让最普通的我们被更多人看见，让我们讲出自己的故事，让最普通的生活也能闪闪发光」。

图/田鼠大婶

2023年的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有位获奖者叫做曾淑琴，她生活在广东，是一个女孩的妈妈。她的作品并不宏大，拍摄对象就是女儿，女儿玩马桶里的水、爬进洗衣机、用脚踩印泥在地板上乱跑……这是一种日常的、属于人间的欢乐。

图/曾淑琴

作为一个摄影比赛，它褒奖什么，就代表了它的价值观。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想要赞美和鼓励的，就是这些在认真生活、用心记录的心灵。

我们还注意到，2024年，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专门面对在校学生，设立了青年摄影师奖。2025年，它更名为「学生摄影师奖」，鼓励18岁到24岁的在校学生投稿。想要百花齐放，要先翻土施肥。这样的奖项，就是在为下一代，为那些更纯真敏感的年轻人，提供舞台。

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在vivo影像加手机摄影大赛之外，vivo还做了更多：最根本的，它一直在为创作者提供更专业的创作工具。这些年来，它和蔡司的合作、对FIRST青年电影展的支持……都是在构建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创作生态。

这样的生态，才能长出更有力量的创作——当你看到2021年在义诊时戴着口罩、遮住自己唇部的小卓玛，再看到2026年，在夏牧场边奔跑边微笑的卓玛，就能感受到记录的力量。

就像拍摄者王旭说的那样，「照片不会长大，但是我们会。一张照片的意义，也许不只在按下快门的瞬间，还在快门之后继续发生的人生。」记录本身，就有意义。

图/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