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古代史

延安的古代史，核心是一个“边”字。它不是中原王朝的腹心，也不是纯粹的塞外草原，而是两千多年里农耕与游牧反复摩擦、争夺、融合的那条缝。理解了这一点，从秦上郡到明延安府的所有事，脉络就顺了。

一、地理给它定下的命运

延安处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中段，延河、洛河、无定河的谷地在这里交错。往北，越过长城线就是毛乌素与河套；往南，沿洛河谷地经鄜州、坊州、宜君，两三百里就下到关中平原。所以历代兵家说它是“三秦锁钥、五路襟喉”——守住延安，长安就有北大门；丢了延安，关中就要直接挨打。

同时这里是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摆动的地带。气候略暖湿，农耕就北推；略干冷，牧人就南下。鬼方、猃狁、白狄、匈奴、羌、稽胡、党项，一波波都在这条线上进出。延安的历史，本质是这条线的历史。

二、史前到三代：桥山、鬼方与白狄

延安境内的史前遗存相当丰富，宝塔区的芦山峁遗址是龙山时代的大型高等级聚落，有成组的院落式建筑和玉器，说明四千多年前这里已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

真正让延安在文化上分量陡增的，是黄陵县的桥山黄帝陵。《史记·五帝本纪》末尾一句“黄帝崩，葬桥山”，给这座山定了性。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北巡朔方回程，率十余万众祭黄帝冢于桥山，留下今天所谓“汉武仙台”的传说。此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鄜坊节度使奏请在坊州（今黄陵）立庙致祭，黄帝陵正式进入国家祀典；宋太祖开宝年间诏令修庙护陵，把庙迁到桥山东麓，即今址；元代立有禁伐桥山林木的碑；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的御制祝文碑，是现存最早的一通帝王祭文碑；清代自顺治到光绪历朝遣官致祭，御祭碑至今成林。所谓“黄帝手植柏”“汉武挂甲柏”，年代无法证实，但这套祭祀谱系本身，是中国国家礼制史上难得的连续样本。商周时期，这一带是鬼方、猃狁的活动区，甲骨文与《诗经》里“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的“太原”，学者多认为就指陕北高原一带。春秋时属白狄，就是后来东迁建中山国的那支狄人。战国初属魏国上郡，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年）魏献上郡十五县于秦，延安正式进入秦的版图。

三、秦上郡：直道、蒙恬与扶苏

秦置上郡，治肤施。这里要点破一个常见混淆：秦汉的肤施县治，学界多定在今榆林南部，与隋唐以后设在今延安城区的那个肤施县，同名而异地。至于民间说“肤施”来自佛经里尸毗王割肉贸鸽的故事，那是佛教入华后的附会——这个县名比佛教传入中国早了两三百年。

秦统一后，蒙恬率三十万众北逐匈奴、修筑长城，同时开秦直道，自云阳（今淳化）北抵九原（今包头），全长一千八百里。这条道纵贯今黄陵、富县、甘泉、志丹、安塞，子午岭上的路基至今可辨，宽处三四十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高速公路”遗迹。

公子扶苏因谏阻焚书坑儒被遣往上郡监蒙恬军，秦始皇死于沙丘后，赵高、李斯矫诏赐死，扶苏在上郡自杀，蒙恬随后被囚死。这是秦帝国崩塌的第一块骨牌，落点就在这片高原上。绥德（清代属延安府）至今有扶苏墓、蒙恬墓，传说成分居多，但当地把这段故事讲了两千年。

四、两汉高奴：李广射雕与世界最早的石油记录

秦末项羽分关中为三，董翳为翟王，都高奴。高奴故城在今延安东北，是这一带汉代的中心。

汉景帝时李广任上郡太守。《史记·李将军列传》里最精彩的一段就发生在这儿：匈奴大入上郡，李广带百骑追击三名“射雕者”，射杀其二、生擒其一，回程撞上匈奴数千骑。部下欲逃，李广说逃则必死，反而下令前进到距敌二里处，解鞍卧地。匈奴疑有伏兵，终夜不敢攻，天明引去。这是中国军事史上最著名的心理战案例之一。

更值得一说的是《汉书·地理志》记上郡高奴县“有洧水，可䁻”——“䁻”即“燃”，一条能点着的河。这是世界上关于石油最早的明确文字记录之一，比中东、欧洲的记载都早。这条线索一千两百年后会由沈括接上。

东汉中后期羌乱不息，上郡屡次内徙，郡县形同虚设，汉人大量南迁，胡人填入。延安由“郡县地”重新变回“杂居地”，此后三百年都是这个格局。

五、十六国至隋：胡汉杂糅与“延州”“延安”得名

十六国时期这里先后属前赵、后赵、前秦、后秦，五世纪初为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的大夏所据（都统万城，在今靖边）。北朝时最活跃的族群是稽胡，又称“步落稽”，被认为是匈奴别种，散居延、绥、汾之间，北周、隋两代屡次用兵。隋大业九年（613年），稽胡首领刘迦论在延安一带起兵，自称皇王，建元“大世”，聚众十余万，被杨义臣击破——这是隋末大乱的前奏之一。

建置上有两个关键节点：

一是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东夏州为延州，取境内延水（今延河）为名，“延”字从此固定下来。

二是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延州改称延安郡，郡治肤施——“延安”这个地名，从这一年开始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距今一千四百余年。唐武德元年复为延州，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延安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延州，反复几次，名字算是彻底扎根了。

六、唐五代：边州、杜甫的鄜州月与锁骨菩萨

唐代延州属关内道，设都督府，是防御突厥、后来防御吐蕃与党项的前沿。这一时期给延安留下了两桩极重的文化遗产。

一桩是杜甫。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破潼关，杜甫携家北奔，把妻儿安置在鄜州（今富县）羌村，自己只身投奔灵武的肃宗，中途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困居长安的那个夜晚，他写下《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至德二载（757年）获释后回羌村探家，又写下《羌村三首》和长诗《北征》。“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中国诗史上最动人的战乱家书，写的是延安的月亮和窑洞。

另一桩是“延州妇人”。《太平广记》引唐人小说记：唐大历年间，延州有一妇人，年轻子弟争相与之游处，来者不拒；死后草草葬于道旁。数年后有西域胡僧至墓前敬礼焚香，旁人不解，僧曰此乃锁骨菩萨，以“欲”度人，缘尽而去。开墓验之，遍身骨节钩连如锁。这个故事后来与“马郎妇”传说合流，成为鱼篮观音信仰的源头之一。一个边州小城的市井传闻，长成了一支东亚佛教图像学的支流。

唐末五代，延州军号屡改（保塞、忠义、彰武），高万兴、高允权父子在此半独立割据数十年，直到后周才纳土归朝。与此同时，党项拓跋氏在其北面的夏州坐大——延安未来两百年的对手，正在成形。

七、宋夏之际：延安的黄金时代

如果只能挑一个时段说延安，那就是北宋。

北宋在陕西设五路，鄜延路的帅府就在延州。元祐四年（1089年），延州升为延安府，这个名字此后沿用了八百多年。

三川口之战。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称帝后第一次大举攻宋，目标就是延州。他先诈降诱骗号称“铁壁相公”的金明寨守将李士彬，一举拔寨，随后围延州。宋将刘平、石元孙自庆州驰援，在延州西北三川口遭遇伏击，血战竟日，郭遵战死，刘平、石元孙被俘。适逢大雪，元昊粮尽退兵，延州城才幸免。战后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反诬刘平降敌，几乎酿成冤狱，经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复查平反，黄德和被腰斩。这场败仗把北宋朝廷打醒了。

范仲淹知延州。 三川口之后，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他到任后废掉“以官职高低定出战次序”的旧制，改按敌情分部训练、量力出战；修复承平、永平诸寨，招还流亡蕃汉户口；对熟户蕃部恩威并施。西夏人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军中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他在延州只待了一年左右，却留下了《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宋词里第一次真正写出边塞的苍凉与疲惫，一改花间以来的柔靡，源头就在延州城头。

今延安宝塔山，古名嘉岭山，山上“嘉岭山”三字摩崖相传为范仲淹手书，山下有范公井、范公祠，山间“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先忧后乐”等题刻则多出后人之手。宝塔本身始建于唐，现存为宋代所修的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种世衡与青涧城。 范仲淹举荐的种世衡，在延州东北筑青涧城（今清涧）以扼要道。筑城时城中无水，凿地一百五十尺遇石，工匠称不可穿，种世衡下令“凿石取水，虽百万钱不惜”，终于得泉。他又用一招妙法练兵：在城中设靶置酒，射中者赏，连打官司的百姓也按射艺高下断个先后，几年下来青涧人人善射。庆历二年（1042年），他遣僧人携枣与画龟（谐“早归”）并蜡书往西夏，离间元昊与大将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元昊中计诛杀二人，自断臂膀。种家三代——种世衡、种谔、种师道——是北宋西军的支柱，也就是《水浒传》里反复提到的“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史进千里寻师王进，去的正是延安府；这座城在宋人的心理地图上，是“军人的地方”。

沈括与“石油”命名。 元丰三年（1080年）沈括知延州兼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他在这里见到了汉代就有记载的可燃之水，在《梦溪笔谈》中写道：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他试着收集其烟煤制墨，黑光如漆，胜过松烟，题名“延川石液”，并断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石油”这个汉语词，就是沈括在延安造出来的，那句预言在九百年后应验得让人后背发凉。元丰五年（1082年）徐禧筑永乐城（今米脂西）失守，宋军大败，沈括受牵连贬官，《梦溪笔谈》正是在其后的闲居岁月里写成的。

宋夏之间也不全是打仗。保安军（今志丹，旧名保安）设有榷场，是双方最重要的官方互市点之一，青白盐、马匹、丝帛、茶叶在此易手。边地的“弓箭手”制度——授田募兵、耕战合一——也在鄜延路推行得最彻底，深刻塑造了陕北此后数百年的社会形态。

八、金元明清：从战场到边府

金承宋制设延安府，属鄜延路；元改延安路总管府，属陕西行省。蒙元的统一使延安第一次不再是前线，但也带来长期的凋敝。

明洪武二年设延安府，属陕西布政使司，是明代陕北的行政中枢，领鄜州、绥德州、葭州及肤施、安塞、甘泉、保安、安定、宜川、延川、延长、米脂、清涧、定边、靖边等州县，辖境远比今天的延安市大。军事上另设延安卫，北面的延绥镇（成化年间治所自绥德移榆林）成为九边重镇之一，长城—卫所—军堡体系把陕北彻底军事化。大量军户、屯田移民迁入，加上明代中后期陡增的垦殖压力，黄土高原的植被在这两三百年里被掏空——今天所见的千沟万壑，相当一部分是明清人为加速的结果。

清代延安府建置沿袭，雍正年间陕北政区大调整：绥德州、葭州升为直隶州，另设榆林府，定边、靖边划归榆林，延安府辖境大为缩小，大体接近今延安市的范围。此后延安由边镇转为内地，商路以骡马驮运为主，府城以皮毛、盐、药材集散为业，规模始终不大。

九、明末：延安府被推到历史正中央

这是延安在近代之前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次爆发。

崇祯初年，御史马懋才（安塞人）上《备陈大饥疏》，写他家乡延安府的实况：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百姓争采蓬草而食，蓬尽而剥树皮，树皮尽则掘山中石块名“青叶”者食之，数日腹胀下坠而死；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以掩枯骨。这是中国灾荒文献里最惨烈的一篇。

天灾之外还有三重压力叠加：陕北土地本就瘠薄，辽饷、剿饷加派却照收不误；延绥镇边兵欠饷经年，营伍溃散；崇祯二年裁撤驿站，大批驿卒失业。三股人——饥民、逃兵、失业驿卒——在同一片高原上汇合。

结果是：明末农民战争的三位核心领袖，全出自延安府辖境。

高迎祥，安塞人，第一代“闯王”；

李自成，米脂李继迁寨人，原为银川驿驿卒，驿站裁撤后失业投军，后继称闯王，最终攻破北京；

张献忠，延安卫柳树涧堡（今定边）人，做过边兵，后建大西政权。

一府之地，出了埋葬明王朝的三个人。这不是巧合，而是农牧交界带在气候恶化（明末小冰期）、财政崩溃、军事化社会三重条件下的必然反应。延安由此从一个防守型的边府，变成了改朝换代的策源地。

十、散落的古迹与掌故

石窟。 子长钟山石窟开凿于北宋治平年间，造像密集精丽，有“第二敦煌”之誉；富县石泓寺石窟自隋唐延续至明；黄陵万安禅院（双龙石窟）为北宋绍圣年间开凿。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始凿于隋唐，宋代扩建。这批石窟证明宋代陕北虽是前线，佛教营造却极兴盛——边地民众的心理需求，往往比腹地更强烈。

壶口。 宜川境内的壶口瀑布，《尚书·禹贡》开篇即言“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是大禹治水叙事的起点之一。

地名。 甘泉，唐天宝元年因城南甘美之泉得名；延长，唐广德二年置县；吴起（旧作吴旗），相传战国吴起曾在此驻兵；志丹旧名保安，宋太平兴国二年置保安军；子长旧名安定，元代置县；富县即古鄜州，杜甫笔下的“鄜州月”即此。

谚语与民艺。 “米脂婆姨绥德汉”这类民谚，以及信天游、陕北说书、腰鼓、剪纸，大体是宋元以来屯戍移民、多族群杂居长期层累的产物。腰鼓的军旅起源说虽无硬证据，但陕北民间艺术里那股直白、高亢、带点悲怆的劲儿，确实是边地几百年生活熬出来的。

把这十节串起来看，延安在二十世纪之前的角色始终清晰：它是中原王朝的北门，是农牧文明的接缝，是诗人写边塞、将军试兵法、饥民揭竿而起的地方。 从蒙恬的直道、李广的百骑、杜甫的家书、范仲淹的秋词、沈括的石油，到李自成的马蹄——一千八百年里，中国历史每逢转折，几乎都会在这片沟壑里留下一道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