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的困局：我对这个拼爹的世界彻底绝望了
小西cicero约 18 分钟“大汉小凯撒”是怎么把自己玩崩的。
各位好，三国系列久违了，准备起来很不容易，请大家见谅：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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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董卓，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反派形象，若说曹操这几年还有人翻案，觉得他是个可爱，或者至少有人格魅力的奸雄，董卓则不然，对他有意见的不是罗贯中老师一个人，哪怕是在正史《三国志》里，谈到董卓的残暴变态形象，也是刻画到极点了：
“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于坐引关东畔卒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眼，次镬煮之。”
大意就是董太师在洛阳召集群臣开Party的时候，为了充分达到把大家吓破胆的目的，拉了一个反叛士兵上来，一步步这么死，上演了一出舌尖上的关东人。
我们知道《三国志》是惜墨如金的，关张赵马黄什么的的五虎上将，正史里都合成了一个传，但在谈到董卓，描写他残暴这一章节的时候，正史居然比演义描绘还要详尽，要的就是把这老小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永世不能翻身。
那这样一个正史背过书的大反派，好像就没什么可解读的空间了，对吗？
但也有疑点。
《三国演义》小说中，董卓最后死了，王允下令暴尸街头，不许任何人给他收尸。但有一个人却违反禁令去号丧，最后被王允砍了脑袋。
这人不是董卓的西凉旧部，也不是他的买办死党，而是当时全天下读书人的道德偶像、关东文化圈的顶级顶流——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
但对蔡邕为什么要为董卓号丧的理由，小说中写的却特别模糊：“只因一时感其知遇之恩，不觉为之一叹。知罪极大，愿司徒见原。”什么叫知遇之恩，怎么就知罪极大了？
罗贯中这里好像在刻意不愿多谈什么事情。
再看正史，蔡邕为董卓哭丧的情节，是于史有记载的。而且居然还不是小说中偷偷到街头去哭丧，是当着王允的面“贴脸开大”：
《后汉书·蔡邕传》里说，“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不意惊叹，有惋惜之色。”
董卓刚死，王允在家里大摆宴席，邀请满朝公卿喝酒庆祝，蔡邕却有惋惜之色，结果才惹得王允发那么大的火，非要杀了蔡邕才能后快。
正史当中王允此人清除异己狠辣不亚于董卓的性格放在一边不谈，我们蔡邕为什么“不意惊叹，有惋惜之色。”你蔡邕不是被董卓逼着才出来做官的么？不是当初董卓说你不出来做官，要杀你全家你才来的吗？这人你有什么替他好惋惜的呢？
看来我们还得再聊聊董卓这个人，以及这人背后被正史刻意隐藏的那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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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字仲颍，其实从这个字里，你就能看出此人不是演义中描绘的那个大老粗，甚至能顺藤摸瓜，挖出董家两代人最大的心结。
董卓的弟弟叫董旻，字叔颖；而董卓字仲颍。兄弟俩的字里，都死死地咬着一个“颍”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父亲董君雅，年轻时通过流血拼命，好不容易在体制内混到了一个颍川郡纶氏县尉的小官。
对于一个祖祖辈辈都在凉州吃沙子的地方富户来说，能去富庶斯文的颍川郡做官，那是董家实现了跨越阶层的第一步。董君雅在颍川任职期间生下了董卓和董旻，他兴奋地在儿子的字里全部刻上“颍”字，思路恐怕就这样的：咱们董家虽然生在凉州，但我也是当过“京漂”的人啊！我这代去颍川当个小官，儿子们可能将来就有更大的发展了。
带着父辈这种强烈的“脱大兵味、追求主流认可”的家族基因，年轻时的董卓，在凉州当地其实是一个风评极佳、甚至极具情商的“高质量青年”。
《三国志·董卓传》里记载了他年轻时的一件小事，说他“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当时西凉常年爆发羌乱，局势乱成一锅粥。董卓凭借着高超的情商和豪爽的性格，去羌人的地盘旅游了一圈，就把当地的各路少数民族酋长、黑道大哥全部处成了铁哥们。
后来，董卓回家务农，这帮羌人豪帅因为想念他，专门赶着牛羊来看望他。换作一般人，可能就顺手把牛羊收下发家致富了。但董卓接下来的举动非常局气——“卓与俱还，随击家牛以充穷乐”。
他二话不说，直接把自己家赖以生存的耕牛给杀了，用来宴请这帮边疆兄弟。
后来朝廷征召他入伍，他在战场上的KPI也极其硬核。长年镇压羌乱，他是一刀一枪、踩着尸山血血汗拼出来的军功。在那个时代，他不仅升到了并州刺史、河东太守，还被封为斄乡侯。
是的，跟《三国演义》里，无所作为，还被刘备三兄弟救过不一样，在真实历史上，董卓一度扮演的是“大汉朱可夫，朝廷救火队长”的重要角色。
平黄巾、讨韩遂、美阳之战、望垣之战，正史上这个时间“大小数百战，颇有军功”的不是刘备刘玄德，而是董卓。久而久之，朝廷形成了一个习惯，要铲事儿，调董卓这支部队好使。
于是在袁绍向何进提议调兵进洛阳诛杀宦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当然就是董卓，百战之兵么、精锐么，当年六路大军出去平羌乱，就你这一路好使，现在朝廷有难，不用你用谁。
而且董卓这个人乃至这个家族，对于他们老袁家来讲，确实是自己人。
大汉朝做官讲究察举和征辟。当年，董卓因为在西北打仗凶狠，引起了朝廷高层的注意，而第一个向朝廷推荐董卓、将他征辟为自己府中官员（司徒掾）的，是当时担任大汉司徒的袁隗。
袁隗是谁？他是袁绍和袁术的亲叔叔，汝南袁氏当时的族长。按照汉代的政治潜规则，你被谁征辟，你一辈子就是谁的“门生故吏”。这种政治契约比血缘还要牢固。袁绍一定觉得他董卓就是我们袁家最铁杆的小弟么，现在我要掌控朝廷，不用董卓我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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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跟算的特精明的袁绍，在这里开了个玩笑——他没想到宦官们奋力一搏，把何进给杀了，更没想到，之后洛阳变乱，汉少帝和陈留王出奔，跑到郊外，居然真落到了董卓的手里。
我们设想一下董卓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家几代人努力，在西北苦哈哈的吃沙子，如今总算有翻身的一天了。
但没“捡”到皇帝哥俩之前，董卓的算盘应该是这样打的——帮着老东家袁氏家族把宦官清理干净，帮着大将军站个台，事成之后，老东家提携一把，好歹能在中原混个实权刺史——这是董卓本来的算盘，如果历史这么发展，大汉估计乱不了，后面就没三国啥事儿了。
可是没想到，走到半路上天子居然落到他手里了，这就跟穷鬼中了彩票一样，董卓顿时就不知道怎么要价了——你听说过那种一辈子辛苦挣钱的老实人，突然彩票中了大几百万，然后心态爆炸、生活失衡，短短几年内返贫，甚至混的比以前还不如的故事么？董卓，连带着整个汉末天下，演的就是这个剧本。
当然，在历史的最开始，董卓还是努力让自己稳住的，他至少听说过洛阳的游戏规则，要给世家大族们分红，保持双方的面子，这一点俺也会啊！所以跟小说里不同，他极力想与士族保持合作。
第一步，是砸钱洗白。董卓进城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给当年被宦官害死的“党人”们全部平反，恢复名誉。那些被流放的、坐牢的读书人，只要能平反的，董卓全给他们报销差旅费，让他们回朝当官。
第二步，是找大牌背书。这就得提到前面说到的文化圈顶级顶流蔡邕了。董卓为了请蔡邕出来给自己站台，虽然用了“不来就灭你满门”这种大兵式的粗暴手段 ，但蔡邕一到洛阳，董卓给的待遇简直吓人——“三日之间，周历三台”。三天之内连升三级，恩宠直接拉满 。
第三步，也是董卓认为最局气、最能展现诚意的一步——给老东家让利。
对，董卓没因为半路上捡了大汉皇帝，就翻脸不认老东家袁家，他给袁家以及其他世家大族的封官许愿，跟当年他杀耕牛款待朋友一样，是非常大气的：
袁绍被封为邽乡侯、勃海太守；
袁术被封为后将军；
韩馥（袁家铁杆）被派去当了冀州刺史；
孔伷成了豫州刺史；
刘岱成了兖州刺史……
《三国演义》小说里写“十八路诸侯讨董”，可是小说丝毫没提的是，这“十八路诸侯”中的大部分，就是董卓上台之后才封给他们的。
甚至连董卓最受诟病的那个“废立”之举——废汉少帝，立陈留王，后世普遍解读说这是董卓有篡逆之心。但实际上，董卓最初的心态，恐怕也是想要挤进洛阳这个社交圈子。
因为宦官这个势力没有了之后，朝廷中央就剩两大支柱，一个士族、一个外戚，董卓自度不是士族，那我假装我是外戚总可以吧？偏巧，把陈留王抚养长大，刚死了不久的那个董太皇太后，她也姓董啊，再一查祖上，跟他董卓一样，都是“河间董氏”，那这不用问，八百年前肯定是一家啊。
于是董卓这脑子就转开了，这大将军何进已经死了，外戚的位置空出来了，那我把董太皇太后抚养的陈留王一立，假装我是董太后的娘家大侄子，虽然远了点吧，名正言顺地接班外戚，当个新一代大将军，跟你们这帮士族高层组个“文武搭档”一块儿治理国家，这不就完美破圈了吗？
而且，汉朝历史上真的是有这种“废立故事”的，西汉的霍光是也么。霍光废不贤的昌邑王刘贺，立贤明的汉宣帝刘询，虽然身后事惨了点吧，但最后也成了大汉功臣榜上的第一流人物，因为扭转了西汉的颓势而流芳百世。
那董卓就要想一个问题了，他是相国、我也是相国，他出身寒门、我也出身寒门，他是外戚，我也可以是外戚，他搞废立，我也弄个废立。我凭什么就不能是东汉的霍光呢？
而且，你别笑，从当时的观点看，你不是世家大族，还想要当相国秉持朝政，当外戚时唯一有先例、可行的方案。
那至此，这个局面似乎已经稳住了：
论拨乱反正，是我率领西凉铁骑在最危急的关头开进洛阳，平息了宫廷内乱，保护了天子，重用了名士，挽狂澜于既倒，这叫盖世奇功；
论报恩分红，我没对袁家这个老东家卸磨杀驴啊，反而把全天下最好的肥缺当成传单一样发给了袁绍、袁术这帮士族子弟了，大家利益均沾，我比党锢你们的桓灵二帝强多了吧？这叫仁至义尽；
论大义名分，我不打算掀桌子另搞一套啊，我效法的是霍光故事，跟董太皇太后认了远亲，抱紧了新帝的大腿，把自己洗白成了新一任的大汉外戚，用的是外戚名额，没抢你们士族蛋糕哈，这叫有礼有节。
但袁绍这帮少爷羔子，是怎么回报他这位奇功盖世、仁至义尽、有礼有节的董太师的呢？
用新三国的梗说：“他居然召集了十八路诸侯起兵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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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这帮人，为什么容不下如此贤能的董卓？以及后来，为什么连王允吕布都反了？
如前所述，这不是董卓没人格魅力或者分红不够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因为他出身低的问题——
你真论出身不名誉，曹操这个宦官之后，能比董卓名誉到哪里去？
说曹操家里有钱，那刘备，贩席织履的小儿，不比董卓好歹是个“县二代”阶层还低么？
若说看不起董卓的行伍出身，孙坚孙策他们家又怎么说？他家的地盘不都是自己私兵一刀一枪打出来的？董卓好歹领的是朝廷正规军啊。
董卓出身最致命的问题，其实是在地域上，他是关西人。
我们沿着函谷关画一条线，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末最终成气候的顶级军阀里，没有一个是关西人士，曹刘孙、袁绍袁术，真能争一争天下的人，势力全在关东，并、凉、这两个州（包括司州的函谷关以西、旧雍州部分），虽然猛将出了不少，骑兵很厉害，李傕郭汜、马腾韩遂闹得挺凶，但其实一直不在“争天下”的正经玩家序列里，仿佛有个什么鄙视链，在制约着关西人。而这个鄙视链，其实在东汉初年，就已经被制定好了。
在很多人的常识里，西汉和东汉都是刘家天下，两家自然是一脉相承。但如果从地缘政治的骨架上去拆解，你会发现：东汉的建立，本质上是关东本土豪强对从秦朝开始压制他们关西势力的一场“大反攻”和“总清算”。
当年西汉代替秦朝，虽然打着的是诛暴秦的名义，但后来建都长安，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全在关西，长年用西部的物理暴力，死死压制着关东（中原）地区。关西长期对关东进行经济吸血。
后来王莽篡汉，天下大乱，光武帝刘秀在关东（南阳、河北）起兵，依靠着著名的“云台二十八将”打下了江山。而这二十八个功臣，清一色全是关东人。而他们身后代表的，也都是关东各州的豪强势力。
所以，刘秀登基之后，做了第一个决定，就是把首都从关西的长安，迁到了关东的洛阳。从此之后汉朝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才算是合二为一了，关东的粮食、赋税，不需要千里迢迢的转运关中平原的政治中心去，节省了大量物力。而中央朝廷的核心要职也被跟随刘秀起兵的关东豪强所瓜分。
甚至为了永远把关西的武力威胁锁在笼子里，关东士族利用手中的立法权，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大汉朝的“职场招聘规则”。东汉最核心的做官通道是“察举制”（地方推荐孝廉）。关东士族把考核的门槛，精妙地改成了拼儒家经学、拼门第出身。他们几代人垄断一本经的解释权，这就成了他们世袭权力的合法护城河。
你一个凉州、并州来的人，跑到洛阳跟我坐而论道，参加什么月旦评？你中原话都说不明白，你跟我聊个屁？这种机制天然就是把权力分配最肥的那块蛋糕留在中原，而不是下放出去的。
那朝廷给并、雍的定位和任务是什么呢？打仗、死人、以血肉之躯为中原筑起长城，防范匈奴、羌人。
打个不恰当、但挺贴切的比方，东汉时代凉州、并州的定位，有点像《冰与火之歌》里的“北境”甚至“守夜人”的感觉——他们的职能被高度定位，经济和岗位内部流转，是被扔出去牺牲，保障中原繁荣的存在。
西汉时期，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通过开辟河西四郡，把原本生活在青海一带的羌人“移民”到了凉州和并州的边境地区，让他们和汉人杂居。汉武帝的本意是断匈奴右臂，顺便让羌人给大汉当雇佣兵、养马。
在西汉强大并带有扶持、输血性质的行政控制下，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但到了东汉，规则全变了。
首先是大将军窦宪北击匈奴，汉朝这个强大的宿敌没了，那朝廷经略凉并的任务也就不存在了，朝廷防边的重点转向了东北的鲜卑。而西北的羌人也缺少了制衡。
而随着匈奴威胁的解除，洛阳城里的关东士族们，想的不是“普天同庆”，而是：“既然保安的任务减轻了，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省下这笔安保费，顺便把边疆的资产也给重组一下？”
于是朝廷开始对并、凉二州实施系统性的断供。
非但如此，因为在古代中国，田产永远是跟着权力走的，大批在中原发了财的关东功臣子弟、外戚世家，把凉州、并州最肥沃的农田强行圈占，改造成他们的私田。这就导致了，半牧半农，靠着给大汉朝当雇佣兵养家糊口的羌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逼到了绝路上；而留守在边疆、世世代代流血挡刀的汉人军民，发现自己不但拿不到中央的财政补贴，连自家的抚恤金和口粮也日渐不足了。
更要命的是，朝廷派往关西的官员的质量也开始断崖式下跌。
过去西汉派往边疆的都是赵充国、班超这种懂军事、懂地方治理的实干家。而东汉中后期派来的刺史和太守，几乎清一色是以关东为本位、不熟悉当地的士族。
于是关西开始频繁的发生各种“羌乱”。
公元107年（汉安帝永初元年），朝廷强行征调羌人去西域打仗，长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羌人终于彻底掀了桌子，点燃了席卷整个大汉西北的“永初羌乱”。
这场叛乱整整烧了十几年，不仅烧遍了凉州、并州，连当地许多汉人老百姓也纷纷转头加入了羌人的叛军队伍。
而朝廷面对这种叛乱，想的办法居然是，凉州既然这么乱，那我们干脆不要了——这就是著名的“凉州三议”。
算了一笔财政账，觉得凉州这个无底洞年年要拨款打仗，既然这里治安这么差，还总管我们要军费，那我们干脆把凉州从大汉的版图里划出去，把国家防线退到司州的关中平原，甚至是函谷关，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这个过于开脑洞的思路最终没有被彻底执行，但是自“永初羌乱”之后，东汉朝廷对凉并地区执行的就是变相弃土的命令——强制要求凉州各郡的汉人百姓，放弃几代人经营的家园，往关东内地大搬迁。你不想走？朝廷派来的公务员就直接动手烧毁你的房屋、拔掉你地里的庄稼、甚至填平你的水井，用行政暴力逼着你流离失所，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民。
站在这个角度，你去再审视董卓年轻时候“杀牛待客”的举动，就别有一番韵味——反正我知道这些财产不值钱，官府来了，说不准就灰飞烟灭了，还不如拿出来招待朋友，一起乐呵一下。
而哪怕关西地区的军队能打，出现了有才干的将领，下场也并不那么美妙，比如所谓的“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
这三位在东汉中后期，是真正的战神级人物，其地位相当于《冰与火之歌》里守夜人军团最顶级、最硬核的军团首长。他们长年钉在并、凉一线，一刀一枪，帮洛阳朝廷挡住了羌胡的滔天洪水。
但这三个人的下场都不那么美妙：
皇甫规立下因为不愿意向朝廷里把持权力的宦官和外戚送礼，谁也不攀附，转手就被诬陷造反，差点死在牢里。
张奂吸取前任教训平定西北后，积极结好世家大族，却因此卷入党锢之祸，被陈蕃、窦武等人当了枪使，最终上表谢罪，闭门谢客，在无限的自责与清议的口诛笔伐中凄凉地死去。
段颎又吸取了前两位的教训，既然不巴结朝廷也不行，结好士族、外戚也不行，那我干脆投靠宦官呗？结果下场属他最惨，最后以“党附阉宦”的罪名被清算下狱，一杯毒酒给弄死了。
这仨人都是当年的凉州战功赫赫的军事主官，但“凉州三明”进了京以后却怎么玩也“不明”了。而了解了 这段历史，你再去看董卓的选择，你就能看出一种无奈——这武大郎喝药，喝是死，不喝也是死啊。合着关西将军只要进了洛阳城，就没个好结果。
相比之下，董卓的命运比他三位老领导，已经是最好的一个了，好歹当过一把“相国”“太师”，在必死的结局之前，爽过一把。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的对比同时代的罗马，你会发现汉朝和罗马在这一时期所体现的矛盾，有惊人的相似性——由于边疆行省与帝国经济重要行省是割裂的，所以总督“跨过卢比孔河”回师罗马，引爆内战成为了这一时期罗马的常见戏码。
元老院里的那帮罗马本地贵族（相当于大汉的关东士族），垄断了地中海沿岸最富庶的经济行省，他们每天穿着托加长袍在元老院辩论，讲究正统、斯文、元老院的古老律法，视自己为帝国的合伙人。
而那些常年在莱茵河、多瑙河前线和日耳曼蛮族死磕的军团总督和大兵（就像并、凉的守夜人），在罗马老钱眼里，同样只是“长年与蛮族混居、粗鄙不文、身上有一股防线泥土味”的纯耗材。
罗马的元老院老爷们也喜欢在元老院里开会讨论：“边疆军团太费钱了，要不咱们放弃达契亚，或者把防线退缩回来省省预算？”
这么论着论着，前线觉得自己和士族被抛弃的总督就回意大利武装痛陈利害了，进京之后往往也就是刺杀、军阀乱斗，是所谓把罗马送进坟墓的“三世纪危机”。
所以你看，两边的故事模板都是一样的，董卓算是个“大汉小凯撒”了。
由此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正史当中，董卓带的西凉兵虽然人少，却控的住整个洛阳——人家这口气憋了快两百年了，他们是真的跟统帅同仇敌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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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书在分析为何亡天下的时候，往往归咎于个人德行，比如，既然大汉亡了，那董卓当然是个大混蛋，需要浓墨重彩的抹黑。惜墨如金的《三国志》之所以要搞那么多道德批判，目的就是这个——大汉就是再有德，碰上董卓这种变态，能不丢江山么？
但是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分析罗马败亡的原因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的观点——罗马帝国的灭亡，本质上是一场“由于地缘和阶层歧视，导致前线农民、蛮族士兵对城市阶级进行的反向社会清算”。
而他又继续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罗马帝制：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决定了皇权必须不断集中自己的权力，并越来越多的给最靠近权力中心的那部分人进行分红。但这个帝国的防卫体系，却是由这个权力结构最外层的将士们来承担的。
说白了，就是吃肉的人不干活，干活的人连个汤都喝不到。权责是不对等的。
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只要帝制存在，分配就不可能平衡。
而且要命的是，双方还都明白这种分配的不公平，这意味着猜疑链是存在的，两边真的摊牌相见，连谈都没法谈——董卓挟天子进了京，跟袁家说我想和你好好谈谈股权重组，袁家说谁信你啊？谁不知道你们凉州人冤枉，这口气憋很久了？
于是双方只能开打了事，闹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这一种帝国的绝症，当历史的时钟拨向公元三世纪，大汉与罗马，同时死于这种绝症之上。
但有所不同的是，在罗马的废墟上，西方史学家最终找到的“制度性反思”，帝制为什么会破灭，罗马帝国的分权方式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政治许多分权制衡的设计，就是从这种反思中来的。
但中国史书的结论是：董卓这人是个王八蛋，道德品质极端败坏，千刀万剐死不足惜。至于董卓之后，为什么又有曹操、尔朱荣、安禄山、史思明、朱温、石敬瑭、吴三桂……那是因为他们都是道德败坏的乱臣，每一个都是乱天下的灾星。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只要有贤臣、能成，有司徒王允那样的人能巧使连环计杀掉乱臣贼子，如果他后期再小心一点，社稷就能危而复安了。
这是一个比罗马帝国崩溃简单的多的帝国假设，而我们看《三国演义》，接受的就是这种逻辑。
有没有人试图同情过董卓，觉得天下大乱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品质问题呢？
或许有吧。
所以蔡邕才会在王允的坐中叹气。
我相信那一刻，聪明的蔡邕应该是隐约意识到一点什么。
不对，好像有哪里不对啊？
天下闹到这个地步，真是董卓一个人的错吗？杀了他就结束了吗？
董卓好像也不是那么残暴，这么长时间接触下来，他有他的考虑、更有他的困局。
蔡邕想把这些写下来，写到他的史书里。
可是这个时候，王允的震怒来了：大反动派董贼一死，普天同庆。你居然不高兴，你什么意思？
蔡邕赶紧道歉，表示愿意自断双足，甚至挖眼割舌，只要留他一命，把他想到的那点东西变成史书写下来。
但回答是：不可以！
其实，王允对这个请求的答案，特别精明透彻，也彰显了专制拒绝反思的大义凛然、有恃无恐: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交乱，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后令吾辈蒙受谤议！”
杀，不仅要杀董卓，而且要杀掉任何不同意把天下大乱的责任简单归因在乱臣身上的人。
于是董卓们只能用那样的形象走进历史，而我们的历史也只能提供那样脸谱化的反思，给于后世。
这是董卓人生的困局，又何尝不是大汉的困局。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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