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打赏650万背后

650万，究竟是谁在打赏？

第一次看到这起案件的材料时，我就觉得疑点重重，300多万元的打赏金额已经罕见，更反常的是原告父母的反应。

我审过的未成年人直播打赏案，多数金额涉及几万到几十万元，3万、30万都有可能，300多万元远超常见数额。如此巨大的家庭资产变动，家长会毫不知情吗？家长发现钱没了，往往慌张、愤怒，急着追查流水、要求退款，这个家庭却很平静，父亲始终没有出现，全程由母亲出面。母亲并非毫无情绪，但比起愤怒，我看到的更像是遗憾。她的态度大致是：钱肯定由孩子花掉，自己没有管好孩子，确实有过错，但平台仍应退款。几百万元消失了，她却没有一般家长那种迫切。

平台调查流水后发现，打赏金额不是30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一般来说，家长起诉时通常只怕漏算，会马上去银行把所有账户查清，生怕漏掉一笔，这个家庭却少报了200多万元，我们要求他们提交银行流水，他们始终交不全，称不知道涉及多少张卡，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流水到最后都没有完整提交。

同类案件通常一次开庭就能审清，但这个案子，我们审了半年多，开了三次庭。

第一次开庭，我先要确认，打赏究竟是不是女孩本人所为？

我不会上来就问孩子，「钱是你花的吗」，我会追问只有真正打赏过的人才知道的细节：主播是男是女，每天唱歌还是跳舞；直播间有哪些礼物，每个礼物大概多少钱，要充多少平台币；怎样和主播沟通，打赏界面又是什么样……女孩对整套流程非常熟悉，我能判断她确实参与过打赏。

账号评论里也有未成年人的生活细节，「摔伤了腿」，「今天要背单词」。为了证明这些话出自女孩，原告提交了她当天的病历，受伤时间确实能对应。PK失败时，账号还留言：「你等着，我让我爸来，我叫我爸来打赏，看我爸能不能打得过。」

但平台也指出，账号里有大量成年人的生活内容，比如「我今天去上班」「我下班了」。女孩解释，自己是在打造人设。

在直播间，孩子扮演成年人的现象很普遍。他们觉得，年纪小、没有钱，就得不到主播和网友的注意，只有炫富，尤其假装成「有钱的大哥」，才会被看见。直播间教给他们的不只是怎样消费，还有怎样获取流量、塑造人设，换取所谓的「尊重」。

起诉时，女孩已接近18岁，不能排除她假扮成年人留言的可能。

我们又问母亲，几百万元在账户里进出，为什么一直没有察觉。她解释，自己因为工作的原因日常流水很大。她同时表示，自己对女儿充值打赏完全不知情，既没提供资金，也没配合人脸识别。

第一次开庭后，我们只能确认孩子确实参与过打赏，但几百万元是不是都由她花掉，仍然无法确定。

平台交来一万多次充值打赏记录和数万条评论，我们逐条比对充值时间、登录地点和账号发言。审这种案子有点像考古，不能只看双方挑出来的几页证据。只有一条一条往回翻，挖掘线索，才能发现300万元和500多万元的区别，也才能从琐碎的评论里找到矛盾。

三个打赏账号，要么由女孩母亲实名认证，要么是女孩母亲的手机号注册。我们先统计登录和打赏时间，以往案件里，未成年人消费多集中在假期或早晚，最晚常到夜里12点左右，很少持续遍布全天。这3个账号却从早到晚都在打赏，没有明显的上课、睡觉和休息时段。女孩说她高三曾在外地集训，但这3个账号的登录IP却在变化，并不只出现在集训地。全天、全时段的大额消费，很难只和一个正在集训的高中生对应。

图源剧集《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

还有一个细节，原告起诉退款后，其中一个账号仍继续充值打赏16万多元。既然家庭已经发现孩子偷偷花钱，账号为什么还在消费？

我们再次向平台发函，调取人脸识别和连麦记录，并核实3个账号是否用同一设备登录。如果是，这台设备上还有没有别的账号？由谁实名认证？是否也消费过？我们需要把注意力从起诉书里的3个账号移开，重新寻找这个家庭在平台上的完整活动。

第三次开庭前，案情逐渐清楚、完整。

平台查出，3个账号频繁使用同一台设备，同一设备上还有第四个账号，由女孩父亲实名认证，消费90多万元。此时，涉案金额增加到650多万元。两轮庭审之后又多出近100万元，原告却始终交不出准确流水，也没有主动说明父亲的账号，说明他们想隐瞒这部分打赏。

更关键的是一段连麦记录。原告母亲和一名年轻男主播连麦，两人聊得热络，明显不是第一次见。母亲在连麦里说：「今天我要毕业了，大家都是来祝贺我的吗？」在直播黑话里，「毕业」意味着升到最高等级。她还为此写了一篇小作文，感谢「家人们」一路陪伴，连麦里的她活泼、兴奋，和法庭上遗憾、平静的状态很不一样。庭上，我播放录音，问原告母亲：「是你吗？」她仍说那是女儿的声音，孩子正在变声，但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

我问母亲，几百万元的变动为什么一条银行短信也没收到。她说没有缴短信费，我却在上万条流水里找到，她每月都支出2元短信费。

关于人脸识别，她先说从未做过，后来改口为「可能一两次」，也许是在直播商城购物。平台记录却显示，她曾进行人脸识别十余次，目的不是购物，而是解除银行卡单日大额消费限制。据平台说明，单日消费达到约5万元才会触发。

数万条账号评论里，未成年人场景只是少数，更多是「我上下班」「我开车扣分了」「我有女儿、儿子」等成年人的生活。而在「今天好累」「主播好美」的散漫评论的海洋里，我终于找到了几条不一样的：有三四条涉及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其中一条写得很直接：「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

我们又调查得知，立案和开庭前，母亲多次联系平台客服，有时询问注销账号，有时要求退回孩子花的钱。客服问她是否做过人脸识别，她明确回答做过，又与第一次庭审时「完全不知情、从来没做过」的陈述矛盾。

这些证据最终指向同一个事实：一家三口都参与了直播打赏。起诉时，他们却把打赏全部归到女儿名下，要求以未成年人身份退款。最终，我们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原告服判，没有上诉。

图源剧集《蝉》

「我给她打赏，她会对我说晚安」

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5年来，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增加得很快。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全院受理这类案件2581件，年收案量从2021年的50件增加到2025年的997件，其中86.4%是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网络消费纠纷。

650万元这个案子是我们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案件里金额最大的一起。

涉案金额如此巨大，又能确认未成年人确实参与过打赏，最后却一分钱都不退，这样的判决并不常见。审理未成年人案件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但保护不等于无条件退款。

未成年人的举证能力较弱，法院不会机械地把证明责任全压在孩子身上。有些案件里，平台掌握登录设备、消费时段和人脸识别记录，法院会要求平台说明实际使用者是谁，平台如果完全否认未成年人打赏但无法举证的，法院大概率会认定这些消费是未成年人实施的，支持退款，这是对未成年权益的倾斜保护。

但这不意味着一概无效，家长如果知情、同意，就不能要求退款。在650万元打赏案中，父母多次刷脸解除消费限制，女孩也说过让父亲帮她打赏冲榜。这说明父母知道、同意，甚至配合孩子消费，孩子实施的那部分打赏因此有效。这份判决要求家庭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放任、配合孩子打赏，还替孩子解除限额，就应承担相应后果。

其实，相比钱，我更在意女孩受到的影响。

她从小生活在全家都打赏的环境里，父母不仅没有帮她建立边界，来到法院后，还让她一起掩盖事实。她面对法官时，是在复述家庭已经商量好的说法，还是也相信所有消费都可以推给自己的未成年人身份，我们无从知道。而法院是一个本应讲证据、讲诚实的地方，如果这个案子最后退款成功了，那她会怎么理解为人的准则？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更离奇的直播打赏案子。涉案的未成年女孩是16岁，她的母亲、大姨和母亲的朋友都做直播，女孩在母亲的直播间打赏约30万元，替母亲冲榜。直播间里，她把自己包装成「大哥」，留言说：「我来了，大哥守护你」「哥好想见你，约一下。」

我问她为什么假装大哥，她说，母亲离异，一个人带3个孩子，直播间冷清，她心疼妈妈，想把自己装成有能力、有财力的「大哥」，替妈妈守住直播间，吸引更多人来看。她每天看直播，知道一个刚开播的人需要怎样的榜单和气氛，也知道如何留言能让别人相信她是成年人。她说得很动情，合议庭的三名法官里，另外两位也是母亲，那一刻，我们几乎被她对母亲的爱打动。

可是，她对直播间非常熟悉，却说不知道平台会抽成，母亲也声称对女儿的行为不知情。

继续调查后，我们发现这是母女商量好的一场退款。

打赏和收款账号都由母亲实名认证，相当于自己给自己打赏。钱进入母亲的直播间后，约一半可以提现，另一半被平台抽成。母女随后以未成年人打赏为由申请全额退款，如果成功，被抽走的部分也会退回，相当于白白获得榜单热度。我们还发现，打赏账号开始消费前，母亲刚做过人脸识别，影像里就是她当时的直播装扮。

这个案件中，女孩既被母亲当作退款工具，也过早进入直播世界，学会用直播的规则包装自己。

这样早早踏入直播世界的未成年人还有很多。直播间成为他们的日常，许多孩子正是在这些关于打赏、流量与互动的规则里，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初步认知。

孩子们打赏的理由各种各样，有时因为主播游戏玩得好、唱歌好听，有时崇拜一个在网络上成功的「大姐姐」，想和她建立联系。孩子在意的常常是回应、情感和陪伴。

一个留守女孩持续给女主播打赏，因为「我给她刷礼物，她就会念我的名字，跟我说晚安」。主播还会给她发私信、加微信，偶尔和她合拍。她知道送出礼物以后，屏幕里的人会立刻回应，对这个孩子来说，钱换来的是被看见的几秒钟。

当过一次「榜一大哥」，就容易想再当。直播间里有1000个人，主播只和你连麦，你的声音被所有人听见，其他观众也会在评论区认出你。那种关注来得又快又集中，一旦体验过，很难割舍。

为了理解孩子，我也去直播间打赏过。碰到感兴趣的主播，开播后送两个礼物，是很平常的事。成年人知道自己今天花到这里就该停，可当主播说「再守护一下、再冲一次榜」，承诺冲榜后送礼物，孩子很难抵抗。

未成年人账号不能充值、打赏，孩子就会偷用家人的账号和身份证号，有的通过非法途径购买。也有主播主动问孩子有没有实名认证账号，如果没有，他们会提供成人账号，打赏后再教他们注销。

现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也不限于打赏，还有游戏皮肤、漫画、盲盒和「谷子」「吧唧」等动漫游戏周边。对孩子来说，这些不只是消费，更是社交货币。小学生、初中生买了好看的游戏皮肤，会觉得自己在人群里更突出，也更容易得到同伴注意。

父母忙、手机容易获得、学校需要在线布置作业，都会增加孩子接触网络的机会。家长常说，只要学校在群里布置作业、安排网课，就不得不把手机交给孩子。当广告、游戏和直播入口同时出现在屏幕上，孩子看过一次，心里就可能留下痕迹，有的孩子会等家人睡着后再把手机偷出来。家长的使用习惯也在影响孩子，如果大人每天刷短视频、看直播，孩子拿到手机，很快就会走进同样的软件。

我常跟同事说，这类案子审到最后，看见的都是同一个画面：一家人坐在沙发上，各自对着发光的小屏幕，谁也不看谁。

图源剧集《欢乐家长群2》

不能用我们的童年理解他们

审了这么多案件，我越来越觉得，不能用我们的童年，甚至不能只凭成年人现在的上网经验，理解这一代孩子。

他们从出生起就生活在网络里，没有经历过没有手机、没有移动支付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线上娱乐不是生活之外的诱惑，而是日常生活本身，他们对消费、金钱和关系的感受也因此不同。

我出生于1994年，小时候玩《超级玛丽》《魂斗罗》，一张游戏卡通关后，才会请妈妈再买一张。我从小就知道，一张卡能玩一个月，快乐可以持续很久，快乐也可以暂停。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刺激来得快，也消失得快。

我们小时候拿着一毛钱、几块钱去小卖部，知道一包零食多少钱，也知道手里的纸币花完就没有了。而现在，家长给智能手表充钱，孩子刷一下，「滴」一声，交易就结束了。支付太容易了，整个过程几乎没有触感。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不知道这笔钱在现实中能买什么，也不知道家里一共有多少数字。直播间把人民币换成平台币、礼物和等级后，距离又远了一层。有的孩子真以为打赏花掉的是虚拟币，只要还能打赏，就像还有用不完的钱。

获取资金的便利、消费的即时性和平台提供的强刺激叠在一起，是我们小时候没有经历过而当下的孩子时时在面对的处境。

隔代抚养的家庭尤其脆弱。父母在外地工作，孩子跟老人生活，老人不知道手机里绑定了哪些账号，也不熟悉银行提醒。常常等老人看病取钱时才发现，孩子已经把养老金花光了。我记得一个爷爷，孙子把他起早贪黑攒下的钱打赏出去。调解时，他最关心的仍是：「会不会给孩子留底？他还要考学啊。」

网络对孩子的影响还延伸到追星、网暴，以及被拍摄、被观看的日常。

过去追星有距离，更多是听歌、看作品，现在的孩子更想进入偶像的生活，也更容易被粉丝群里的任务推动。他们卖明星周边，收钱后不发货；也会在评论区举报、控评、辱骂所谓的「对家」，觉得自己未成年，不会真的承担责任。

这种错误认知，使得有的孩子面对几十起纠纷，也有孩子因为网络发言被起诉。我们现在每次去学校讲课，都着重强调这一点。未成年人侮辱、诽谤他人或丑化他人肖像，情节严重时要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父母需要承担经济责任，而我们会倡导让孩子亲自参与道歉，让他们真实地面对伤害过的人。

还有很多孩子从小被家长拍摄，日常生活被放到网上。短视频可以剪辑，家长有选择，但孩子常常没有，他可能受到追捧，也可能因为某个表情、某句话突然被围攻。

我们审过一个案子，孩子接受课外辅导机构采访，谈英语和数学哪个更重要，视频却被剪成替辅导班代言，还借用了TA就读重点中学的身份。老师和同学看到后，对TA产生了负面评价。母亲说，孩子不敢去学校，去食堂也戴着大帽子，把自己遮住，觉得身边的人都在议论TA，心理受到很大伤害。

当孩子还没有学会怎样理解世界，世界已经以最复杂的方式出现在他们面前。

图源剧集《少年派》

理解孩子的处境，并不意味着把责任全部推给平台或全部留给家庭，保护要落到具体的核验、监护和案件处理。

有个案例是，平台通过消费金额和时段发现账号异常，怀疑是未成年人，已经主动冻结账号，核实时却只打了一通电话。孩子冒充家里的成年人接听，平台便解除冻结，让账号继续消费。它已经有能力识别风险，也启动了核验，却没有按照平台规则和审核流程，要求用户提供姓名、身份证号、本人和监护人手持身份证及承诺书的照片。法院因此认定平台存在更高过错，判决也会推动它改进核验措施。

家庭同样要承担监护责任。有的孩子第一次退款后，账号、密码和支付方式都没有改变，家长也没有认真了解发生了什么，很快孩子又花掉很多钱。再次起诉时，因为家长已经知道风险却没有采取措施，我们判决的退款比例就可能明显降低。

不少平台第一次退款时会要求家长承诺，再次发生充值打赏不再退款。很多进入法院的案件，往往已经私下退过一次。这类案件还有一个特征：会有第二次，但很少见到第三次，因为第二次要回的钱更少，家长才真正意识到，再不改密码、管账号、理解孩子为什么花钱，下一次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涉及未成年案件，法院会尽量促成调解，由家长和平台协商退款比例，这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判决虽然会隐去孩子身份，但仍要评价孩子、家长和平台各自的责任，一字一句落到纸上。采用调解的方式，不必公开辨明每一个对错，对孩子的影响更小。

前辈教会我，审对一个案子要靠法律知识，审好一个案子，让当事人理解判决，还需要生活经验。年轻法官的办案经验未必更丰富，但我们有另一种经验：熟悉网络、追星、游戏、直播和社交平台，更知道「榜一」「守护」和账号等级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庭审中，我不会先跟孩子说「你错了」，也会告诉家长不要随意打断孩子，替孩子回答。面对新平台、新玩法和新的孩子，法官不能照着判决书做普法。我们得靠近他们，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一起理解正在发生的互联网世界。

我很认同一句话：「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技术还会变，孩子遇到的问题也会变。这个时候，我会认为，法官永远不会被AI替代。在人生重大时刻，你更愿意信任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因为只有一个「人」才能对判决的结果负责。司法的核心，始终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人生，作出郑重的判断。

图源剧集《凡人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