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中国人的终点站与忏悔室

各位好，中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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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的写作应该理性，但是每次回家都颇感怀。今天就允我就想到的一首诗，给大家写个散文吧。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每次回家，我都想到这首诗，这一次这样的想法尤甚，终于决定提笔写写它。

这是宋之问的《渡汉江》，它的妙处就在于质朴典雅，短短二十个字，每个字都透出一股子近乎窒息的紧张感、对时光的感叹，还有那种欲说还休的宿命感。

小时候读这首诗，只读出了温情脉脉的思乡，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久别故土的游子，在踏上家乡土地时的羞涩与激动，“不敢问来人”，是怕打听到断了音书的亲友出了什么事情，自己怀念的那片故土已经不再，等等。

可是后来学了历史，才知这是个误会。写诗的宋之问，他不是个好人。

宋之问这个人，才气是有的，但骨气却半点也无，他生活在武周代唐的年代，为了追求高声，就去巴结武则天的面首二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甚至不惜为他们倒尿盆。神龙元年（705年），大唐政坛发生巨变，武则天退位。宋之问立刻身败名裂，遭到了朝廷的清算，被贬流放到岭南的泷州。

唐代的岭南是瘴气弥漫的死地，去者九死一生。宋之问受不了这个苦。在贬所待了仅仅几个月，他就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足以诛九族的决定：擅离贬所，私自逃归。

所以我们初读这首诗，都误会了，写这首诗的诗人不是什么功成名就、告老还乡的朝廷显贵，也不是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而就是一个身败名裂、失去一切的逃犯。

他所谓的“不敢问来人”，不是空对空的慨叹时光的变迁、年华的奥曲，而是因为对面的脚步声，可能属于阔别已久的乡亲，也可能属于来抓他的捕快；他“怯”，是因为他既害怕听到家里人因他受连累而遭殃的噩耗，更害怕自己一开口，就暴露了行踪，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宋之问此时的心绪是怎样的，一个经历过大富大贵的人，骤然失去一切，甚至连性命也难保，私自逃归虽然肉体回来了，但精神却处于高度紧张和抑郁的状态。

但我们可以知道他接下来作了什么——那是比他之前为了巴结谄媚更加让人不齿的举动。

宋之问逃回洛阳后，没敢回家，而是藏在好朋友、太平公主的心腹张仲之家里。

当时张仲之正和武三思不对付，在家中密谋反对武三思。躲在暗室里的宋之问听到了这个秘密，对于这个在危难时刻收留他，对他肝胆相照的朋友，他竟然选择了卖友求荣，向武三思告密。结果，张仲之全家被杀，而宋之问这个逃犯，居然凭借出卖朋友，“立功”复职，重新过上了高官厚禄的生活，当然那年头的大唐政治斗争风云诡谲，宋之问风光回乡，敢“问来人”的日子持续了没有多久，就最终遭遇了灭顶之灾。他被赐死了。

我在了解这个故事之后，对宋之问的人品非常厌恶，一度不愿意再念包括这首在内的宋之问的所有诗，同时也很不解——一个人的灵魂丑陋至此，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呢？

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看了个韩国电影，突然明白了其中的逻辑。

那就是《釜山行》。

《釜山行》当中有有这样一个让人看了恨的牙痒痒的角色，那个客运公司常务金常务。

在丧尸爆发的列车上，他自私、冷酷、歇斯底里。为了自己能活命，他把乘务员推向丧尸，把年轻的恋人推向丧尸，把列车长推向死亡，甚至在最后关头，亲手将男主角推向了绝路。这个人简直是整部电影里当之无愧的“人间恶魔”，观众恨不得让他死上一万次。

可是，电影在最后给这个恶棍安排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细节：当金常务最终被感染、在神智清明的最后几秒钟里，他满眼恐惧，像个孩子一样哭着对男主说：“大叔，求求你带我回家吧……我妈妈还在釜山等我……我家里人还在等我呢……”

我觉得《釜山行》这个电影之所以拍的好，就在于它的人物是立体、可以理解的，一个人自私很简单，但想要自私到突破人性的一切底线，像电影里的金常务那样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像宋之问那样，靠叛卖收留他的朋友求得翻身，他总需要一个理由。

而对于中国人，或者东方文化来说，这个理由，就是家。

你带着这种理解再重读宋之问的那首诗，你其实能隐隐品出他后来做出那种可耻叛卖的动机——“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我被流放到了岭南，经历了整整半年，没有一刻不想我的故乡。“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可是因为我是私自逃归，越接近故乡，反而越不敢和人搭话，听一听乡音，我没有真正的回到这里，只要重压在我肩头的那个罪过枷锁没有打开，我就永远回不了家。

这对于朝思暮想，想家想疯了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难堪的折磨。因为肉体能做的一切已经用尽，精神上的归期却遥遥无期。人回到了故乡，灵魂却被逼到了绝境。

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宋之问或者金常务，他们本质上都是为了心中最看中的那个目标不择手段、不过一切的小人。哪怕这个目标只是回家。

西方人做了恶、受了难，习惯于去教堂。他们隔着一扇百叶窗，向一个不具名的牧师倾吐，在神性的注视下审视自己的罪恶。你在那里说什么都可以，牧师会代表上帝宽恕你。

但中国人是不信这一套的。中国人的精神里没有教堂，外面世界的一切，对你的容纳都是有条件的，而我们的灵魂教堂就是“家”。

家、团圆承载了中华文化最原始的、超越世俗律法的宽恕，也是最后兜底。在外面，社会是一个残酷的、只看KPI和成败的角斗场。你做错了选择，社会会清算你；你走入了迷途，世俗会抛弃你。但唯有回到家里，你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成功，不需要出示高额的年薪，你只需要把那个满身污垢、彻底失败的自己交出来，家里盛饭的那双手，依然会给你兜住最后的底线。

天主教徒死前一定要做临终忏悔，而我们中国人，把能死在家中、亲人围绕中看做人生最大的幸福，把“客死异乡”看做人生最大的不幸。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家，无论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还是润或者反润。

但也正因如此，家这个“忏悔室”，对于宋之问和金常务这样的人来说，具有了一种饮鸩止渴的魔力。他们想家想疯了，以至于为了抢到一张进入这间“忏悔室”的门票，不惜在教堂的门外大开杀戒。宋之问出卖朋友，是为了用朋友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好让自己能合法地、堂堂正正地“问来人”；金常务推开所有人，是为了让这具活着的肉体能回到釜山母亲的身边。

这是一种极为荒诞的黑色幽默：他们为了回到那个代表着爱与宽容的“家”，亲手毁掉了人间所有的爱与信任。

我想起特殊年代的那个很多故事。当时很多极左的“红小兵”或积极分子，为了向组织表达自己的绝对忠诚，为了洗清自己身上的“黑五类”成分，甚至为了在革委会里谋求一个一官半职，他们选择亲手揭发、批斗自己的父母、妻子或丈夫，与他们“划清界限”。

表面上看，这些人似乎最不顾家，甚至想要“毁家”。他们也是在不择手段的换取一张能让他们回到那个“家”的门票——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更大的“家”，是组织，所谓“亲不亲，阶级分”。伟大领袖是大家长，每个人不过是家庭成员，人们恐惧于离开家的被放逐。于是走向了疯狂。

这样的恐惧与执念，我们现代人也有吧。

两千年前，西塞罗曾说过：“每个人的家，都是他最安全的避难所（Domicilium suum cuique est tutissimum refugium）。”又何止是避难所，它是我们一生的目的与归途。

可如果这个避难所，必须要靠出卖原则、自我异化、或者忍受无情的KPI审判才能换取，那它还算不算是家呢？
今夜中秋，月光依旧照着万家灯火。

那些能待在家中，举杯与家人同庆的朋友，我祝贺您，我用我这些年来的漂泊、羁旅向您诉说，若能回归到一个让你心安的家，那里其实就是你人生的目的地。请珍视，并安歇，你已经比太多人幸运。

中秋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