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在石溪

熊山卉 陈晓雪｜撰文

“后来我、致礼及两个小孩应邀参观了校园，那是五月非常美好的一天，我们被安顿在Sunwood庄园，傍晚窗户恰好含着海湾落日的景象，我们的心立刻被俘获了。于是我接受了教职。”

2011年，杨振宁在接受西蒙斯基金会访谈时，回忆起1965年访问石溪的情景。第二年，他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到这所成立不到十年的新大学任教，担任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当时他获得诺贝尔奖不到10年，是公认的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

今天是杨振宁诞辰104周年，也是他去世后的第一个生日。今年3月12日，石溪大学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YITP）、物理与天文系举行了一场主题为“杨振宁及其对石溪大学的影响”的活动，以纪念杨振宁对石溪早期及现在的深远影响。

“六十年前，诺贝尔奖得主Chen-Ning Yang来到石溪大学。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而在随后的几年中，他证明这种兴奋是完全有根据的。”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乔治·斯特曼（George Sterman）在会上说，“他的领导方式不是发布命令，而是靠以身作则和慧眼识人。”

这一纪念会持续约四个小时，石溪大学校长、教务长、杨振宁的同事、学生、朋友和他的次子杨光宇（Gilbert Yang）先后发言。校长安德烈娅·戈德史密斯（Andrea Goldsmith）在会上宣布，当年经杨振宁选拔来到石溪的张永峰与妻子罗子平，向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捐赠1200万美元。加上配套资金，这笔捐赠将为研究所带来共计3600万美元的支持。

从左到右依次为：Chang Kee Jung，Andrea Goldsmith和George Sterman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1954年，他与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理论，后来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1956年，他与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次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5年，物理学家约翰·托尔（John Toll）刚刚出任石溪校长。纪念会播放的一段2011年访谈录像里，杨振宁回忆，托尔专程到普林斯顿来找他。两人早年在普林斯顿共事过。托尔说，他要把纽约州立大学在长岛的这个新校区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在东岸与伯克利竞争，希望杨振宁加入。杨振宁说，这完全出乎意料，他感到受宠若惊，但需要考虑。

不久，石溪物理系安排杨振宁、杜致礼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来访，一家人住进学校的Sunwood庄园。就是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窗外海湾上的落日。回去之后，杨振宁决定接受托尔的邀请。

据斯特曼介绍，杨振宁1965年正式接受了石溪的邀请。同年，《科学》杂志报道了这所正在崛起的纽约新大学，并提到杨振宁将来访。与杨振宁同一年来到石溪的物理学家保罗·格兰尼斯（Paul Grannis）说：“托尔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说服杨振宁离开普林斯顿，来到石溪。杨先生的决定引起了广泛关注，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斯特曼还提到一个细节：杨振宁1949年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费米曾劝他只待一年，不要待在象牙塔里。“Frank最终还是离开了象牙塔，只是没有回芝加哥。”斯特曼说。Frank是石溪同事对杨振宁的称呼。

多年后，有人问杨振宁是否后悔当初的选择。格兰尼斯转述了他的回答：“我多次问自己这个决定是否正确，我的回答一直是：正确的。”格兰尼斯说：“他认为，参与建设一所优质的公立大学所带来的挑战和成就感，要比呆在象牙塔里的生活更有意义。”

格兰尼斯说，他本人就是因为杨振宁的决定来到石溪的，“我并不是唯一做出这个选择的人。受Frank影响，十来位后来成为各自领域领军人物的物理学家也来到这里，许多优秀学生来当研究生，世界级的科学家前来访问。”

韩国裔美国物理学家、石溪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主任Chang Kee Jung也是如此。“我来到石溪大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两位——杨振宁和本·李。尽管当时有其他大学提供了更高的薪资和待遇，我还是选择了石溪大学，因为他们在这里。我从未后悔过这个决定。”本·李即韩国裔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李辉昭（Benjamin W. Lee），1966年受杨振宁邀请加入石溪，他在规范理论重整化方面的工作对标准模型影响深远。李辉昭1973年离开石溪，1977年因车祸去世。

理论物理学家彼得·范尼乌文赫伊曾（Peter van Nieuwenhuizen）1975年来到石溪，1999年接替杨振宁任所长。他第一次来石溪时，印象不太好，鞋子陷进了泥里。后来他出于个人原因没有接受邀请。杨振宁又给他打了电话。

Peter van Nieuwenhuizen

“给人打第二次电话是经典的Frank，他从不放弃。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范尼乌文赫伊曾说。他担任所长后，有时邀请被人拒绝，很难释怀，“但Frank只是笑一笑，继续往前走。”

范尼乌文赫伊曾长期担任杨振宁的副所长。他说：“Frank做物理的特点是清晰的物理图像，干净而不多于必要的数学。教员的午餐会议从不超过半个小时，他是一个理性的人，从不浪费时间。” 

范尼乌文赫伊曾联系了杨振宁的两位秘书，其中一位给杨振宁当了 26 年秘书，另一位当了 6 年，想请她们讲些轶事。“她们说，没有故事，我们对他敬慕之极，他的指示清楚明确，跟他在一起工作我们感到很舒适。”范尼乌文赫伊曾说，杨振宁确实如此，只抓本质，但从不摆架子。

杨振宁还在普林斯顿时，奥本海默曾希望他接任高等研究院院长。范尼乌文赫伊曾转述了杨振宁的回信：“我能否成为一个好院长，很不确定；但我不会喜欢院长的生活，这很确定。”“我认为杨振宁是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研究所的一位很好的所长，”范尼乌文赫伊曾说，“我希望，也相信，他乐在其中。”

杨振宁在石溪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核实验物理学家汤姆·赫米克（Tom Hemmick）第一次教书，就是给杨振宁的一年级物理课做课堂演示。“他向我解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希望通过以身作则，让系里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教学的重要性。”

第一次上课前，杨振宁走进准备室，带着一盒空白投影片、一把彩色记号笔，和一张只写了几条笔记的小白纸。赫米克后来成为纽约州立大学杰出教学教授。“尤其是那一小张白纸。因为如果你真的想吸引学生，你教的不是‘学生’，也不是一门‘课程’，你教的是这些人——这一点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我算是一名不错的教师，那是因为我曾经跟随Chen-Ning Yang学习过——他用行动教会了我如何教学。”

杨振宁的办公室在数学系楼上。数学家詹姆斯·西蒙斯（James Simons）来石溪任数学系主任后，杨振宁每年都请他上楼，看自己写满黑板的工作。

西蒙斯遗孀玛丽琳·西蒙斯（Marilyn Simons）展示了杨振宁送给西蒙斯的词典。

第一年，“我什么也没看懂，因为我完全不懂物理。”西蒙斯在2022年为杨振宁百岁诞辰录制的一段视频中说道。第二年，杨振宁给他讲了阿哈罗诺夫–玻姆效应。西蒙斯把它转告给数学家伊萨多·辛格（Isadore Singer），辛格后来和迈克尔·阿蒂亚（Michael Atiyah）一起做起了物理，“所以我算是‘把Singer变成了物理学家’。”

第三年，西蒙斯终于看懂了，“他在构造向量丛中的平行移动，但他的方法是‘错的’。我说：‘停，停，你这样做不对。’他说：‘什么意思？’我就稍微解释了一下。他说：‘那数学家为什么会这样做？’我说：‘嗯，这大概是40年前的做法了。’”玛丽琳·西蒙斯（Marilyn Simons）在纪念会上解释说，让杨振宁惊讶的，是他在物理中摸索出来的结构，数学家已做出来了。

此后，西蒙斯在午餐时间给杨振宁的团队做了五六次讲座。“最后，他送给我一本巨大的《韦氏词典》——就是那种需要用双手抱着的字典——因为我拼写很差，这就是我完成那一系列讲座后的‘奖励’。”

西蒙斯后来多次到中国拜访杨振宁。“如果你和杨振宁一起在街上走，就像我有几次经历的那样，人们会走过来，把你推到一边说：‘我能和杨教授合影吗？’这种事情在纽约绝不会发生——在纽约谁会在乎科学家呢？但在北京，人们非常在乎。”

西蒙斯于2024年去世。他的遗孀玛丽琳把这本词典带到了会场。词典的扉页上写道：致Jim，理论物理研究所致谢，1975年4月。

西蒙斯后来表示，正是与杨振宁和理论物理研究所的这些对话，为西蒙斯几何与物理中心播下了种子。西蒙斯几何与物理中心是西蒙斯和玛丽琳在2007年捐赠成立的一个学术机构，设在石溪大学，致力于数学与理论物理交叉研究。

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里·巴里什（Barry Barish）2023年起在石溪任教。他在纪念会上回忆，上世纪50年代他在伯克利读本科时，老师欧文·张伯伦（Owen Chamberlain）让他读李政道和杨振宁那篇质疑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956年10月1日。巴里什说，它让当时的他意识到，物理定律不是用来接受的，而是可以质疑的。宇称不守恒很快被公认为突破；杨–米尔斯理论的深度，人们则花了几十年才逐渐认识到，至今仍在认识。

西蒙斯几何与物理中心的理论物理学家佐哈尔·科马尔戈德斯基（Zohar Komargodski）2009年才博士毕业，从未见过杨振宁。他说，杨–米尔斯理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可以与爱因斯坦的贡献相提并论，但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认可，这实在令人震惊。”

他解释，两束光相遇时会彼此穿过，而杨–米尔斯理论描述的“波”会相互作用。“杨–米尔斯理论所描述的这些‘波’，决定了质子和中子的存在——也就是构成原子的那些基本成分。”正因为相互作用太强，物理学家至今无法从第一性原理精确计算它。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开始讨论量子计算机。比如，人们会问：量子计算机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市值高达三千亿美元的产业，但似乎没人真正知道它能做什么。而物理学家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要把杨–米尔斯理论放到量子计算机上，从而真正计算它的预言，而不是仅仅依赖实验观察或近似计算。”科马尔戈德斯基说。最近一两年，杨–米尔斯理论已经在IBM的量子计算硬件上得到了最初的实现。

“因此，杨–米尔斯理论虽然已有70年历史，但它依然像一个‘孩子’，仍在不断成长。”他说，“我想，也许十年之后，如果再举行一次纪念杨振宁先生的会议，我们就能带来来自量子计算机的真实结果，甚至第一次真正理解中子星内部发生了什么。”

石溪大学首任“杨振宁—邓伟物理及天文学基金”讲席教授亚历山大·扎莫洛奇科夫（Alexander Zamolodchikov）上世纪70年代中期进入理论物理领域，正赶上杨–米尔斯理论迅猛发展。他从简化的一维模型入手，而这些模型可以精确求解，靠的正是杨–巴克斯特方程。80年代初，杨振宁注意到他的工作，写信邀请他访问石溪。“遗憾的是，由于一些‘政治上的荒唐事’，这次访问最终未能成行。”

扎莫洛奇科夫把杨振宁的工作称为“常识物理”。“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物理的发展需要疯狂的想法。对此我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我们身边已经有太多疯狂的想法了——我自己脑子里就有一大堆，而且还得努力把它们压住。”他补充说，“当然，我说‘常识物理’，并不是指局限于过去的常识。”他解释说，这样的物理有时会扩大常识的边界，但从不违背常识的根本。在他看来，杨振宁的贡献正是如此。

杨振宁也有失误的时候。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在中微子的二分量理论中提出，中微子质量为零。此后多年，这一结论一直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Chang Kee Jung参与的日本超级神冈实验开始看到中微子有质量的迹象。有一次在停车场，他告诉杨振宁，中微子看起来有质量。杨振宁回答：“这也可以，但无质量的中微子是如此美丽。”“他每次和我交流时，总是表达这样一种观点：自然是美的，它由某种优美的对称性所支配，由优美的数学结构和简单的方程所决定。”Chang Kee Jung说。

1998年，超级神冈实验发表了中微子振荡的证据，证明中微子有质量。Chang Kee Jung又在停车场遇到杨振宁。杨振宁说：“看来你是对的。自然界在很多方面确实是神秘的。”“杨先生不是那种坚持自己观点一定正确的人。他能够深入思考、认真反省，并在面对新的事实时调整自己的理解。”Chang Kee Jung说。

2016年，Chang Kee Jung到清华拜访杨振宁，两人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没有吃任何东西。“他当时的思维状态非常清晰，甚至对很多事情记得比我还清楚。”谈到中微子，杨振宁说：“在中微子这个问题上，我的直觉失败了。”

Chang Kee Jung说，杨振宁告诉他，宇称不守恒被实验证实之后，他和李政道一开始并不“真正相信”，因为这实在太反直觉了，数学上已经证明了，情感上接受却花了很长时间。

Chang Kee Jung问他，宇称不守恒和杨–米尔斯理论哪个更重要。“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宇称不守恒更重要。”在杨振宁看来，宇称不守恒第一次揭示了自然界存在如此根本的不对称性，改变了一个根本的范式。

1979年，余理华从中国来到石溪读研究生。杨振宁收他做学生，两人每周三见一次面。余理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波函数为什么会坍缩。杨振宁很耐心，和他讨论了三次。第三次时，杨振宁叫停：“这件事情非常神秘，也非常有趣，但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讨论下去了，因为——因为这已经变成一种执念（obsession）。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不会有任何进展。”“他打断了我的执念，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可能会陷入困境。”余理华说。

杨振宁还问他怎么读书。余理华说，他一行一行地读，一行读不懂，就反复推导，懂了再往下读。“他说：‘这并不是读书的唯一方式。’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儿子不是这样读书的：他会跳读，先读第一章，然后跳到第五章，再回到前面。这对我影响很大。”

杨振宁也和他谈研究方向。“他告诉我，高能物理正面临一个困境，因为实验设施越来越昂贵，而物理学本质上依赖实验。”杨振宁对他说，“做研究就像在矿场里寻找矿脉。如果这个矿已经开采了很多年，人们四处寻找残余痕迹，那么你再进去，找到成果的可能性就很小。因此，你必须去新的领域，寻找新的矿区。”读研第二、三年，余理华转向自由电子激光，去了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先驱之一。

杨振宁没有忘记这个学生当年的困惑。十几年后，1992年前后，量子力学中关于退相干的研究有了进展，杨振宁又找到余理华。他们讨论一个耗散体系，找到了从密度矩阵转换到波函数的方法。“结果表明：波函数确实会坍缩到一个点。这至少部分解答了我长期的困惑，这个结果至今仍在影响我。”余理华说。1994年，杨振宁又找他研究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问题。余理华发现，那个方程与波函数坍缩的方程完全相同，只是把时间换成了虚温度的倒数。“也就是说，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物理问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研究类似的问题。这非常有趣，而杨教授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持续影响着我的工作。”余理华说。

年轻同事也从与杨振宁的交谈中受益。天体物理学家吉姆·拉蒂默（Jim Lattimer）1979年来到石溪，不久父亲病重，他每个周末要回宾夕法尼亚照顾母亲。理论物理学家杰拉尔德·布朗（Gerald Brown）夫妇让他住在家里，常请杨振宁来吃饭。饭桌上，几个人谈普林斯顿，谈核天体物理能回答什么问题。拉蒂默说，那几个月他最重要的收获，是学到了讨论如何引出想法，想法又如何变成有成果的研究。

1980年，杨振宁在石溪创立中美教育交流委员会，每年在物理、化学、数学等领域遴选一名中国学者来石溪。张永峰1984年入选，1987年获石溪化学博士学位，后来与妻子Mary Zi-ping Luo 创办制药公司。他在一段录像发言中说：“杨先生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学术思维。他强调，真正的洞见往往体现在从复杂问题中提炼出简洁而优雅的理解。他也常告诫我们：‘宁拙勿巧’。”

同样因为杨振宁来到石溪的，还有廖国娟(Amy Liao)。她在中国长大，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她在纪念会上说，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她小时候的偶像；申请美国研究生院时，她得知杨振宁在石溪任教，这成了她选择石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1993年，她在石溪获得博士学位，后来联合创办生物技术公司Couragene并任首席执行官。

廖国娟说，她在石溪读书时，三个室友都是物理系研究生，也是冲着杨振宁来的。室友们常转述杨振宁给他们的建议，其中一条是要重视交叉学科。Amy Liao在发言最后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话：如果把永恒理解为无时间性，而不是无限的时间延续，那么永恒的生命属于活在当下的人。“杨振宁以无畏地追求真理、对学生的慷慨和处事的谦逊，充分地活在当下。以此衡量，他的生命是永恒的。”

杨光宇七岁左右随父母从普林斯顿搬到石溪，住在学校提供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大道的房子里。“出于对普林斯顿旧家的怀念，我们把普林斯顿住址‘284 Mercer Street’的门牌号码，挂在了丹尼尔·韦伯斯特大道旧家前的一棵树上。毫无疑问，这让一些来访者感到困惑。”

杨光宇说，父亲早年对学校投入很深。石溪年鉴里有一张照片：一个寒冷的冬夜，杨振宁守在学校的警卫岗亭里，一边值班一边喝咖啡，以应对当晚可能发生的大型抗议活动。“我很难想象在今天还会有教授被要求或被允许做这样的事情。”杨光宇说。

周末，父亲带他去红砖旧物理楼，在系里的PDP-10计算机上教他编程找质数；在家里，带他学氨基酸的名称、背诗、用两个凸透镜做望远镜。“我们甚至在厨房里做化学实验。其中一次，我们通过加热高氯酸钾制备氧气，然后测试我们家的宠物仓鼠在呼吸这种氧气时是否会表现不同。当然，他也把这个实验拍成了电影。那只仓鼠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同，而且很幸运，它活了下来。”

杨光宇在大学学有机化学时，并不熟悉化学的父亲迷上了一个问题：碳原子数一定时，饱和烃有多少种同分异构体。“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他放弃了。我听说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法。”

父子俩有时在家里一起修东西。杨振宁常常惊讶地说，儿子比他更会找出毛病、动手修好。杨光宇说，父亲坦然承认自己动手能力有限，“并且真正接受甚至为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获得的那个‘名声’感到自豪——‘哪里有爆炸，哪里就有杨’（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a Yang）。”

“我父亲非常孝顺我的祖父母。他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60年代初的瑞士日内瓦。因此，1971年，当我12岁时，他非常激动，因为终于有机会去中国探望他们。”杨光宇在纪念会上说。

那一年，杨振宁从乒乓外交等迹象中感到，中美两国政府在互相试探。他写信给在上海的父亲，很快收到欢迎的回电。在巴黎办妥手续后，他在街头报摊上才得知，基辛格刚从北京回来。“所以基辛格比我早一个星期到了北京。”杨振宁在一段西蒙斯基金会的访谈录像中说。

他为这次远行做了许多准备。“我记得他为祖父母准备了一瓶又一瓶当时中国难以获得的必需药品。”杨光宇说。因为担心媒体借他访问中国炒作，家里被告知不要对任何人说他去了哪里，但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我清楚地记得，我九岁的妹妹和我不得不应对记者的电话轰炸——他们不停地打到丹尼尔·韦伯斯特大道的家里，询问他是否真的去了中国。我们当时还很小，也太有礼貌，不会直接挂断电话；我们也还没有学会今天那种‘忽略不想接电话’的技巧。但我们始终没有证实他们的猜测。”

这次回国，对杨振宁触动很大。“1971年第一次回去之后，我意识到有件事我应该做，因为我想我了解这两个国家。我对两个国家都有长久的感情，我爱这两个国家。在两国一来互不往来、二来互不了解的时候，我有责任帮助架起桥梁。”他在录像中说，“这后来成了我一生的目标之一。我做了一些事，当然还不够。”

1999年，杨振宁从石溪荣休。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当年也更名为杨振宁理论物理研究所。斯特曼在纪念会上说：“退休后他仍然关注石溪，多次携翁帆回石溪久住。”

2003年杨振宁回国定居前，Chang Kee Jung写了一封长邮件，请他到家里参加告别烧烤。杨振宁立刻回复：我会来。那天，他带来了一盆白鹤芋。

两三年前，这盆花枯了。Chang Kee Jung不停浇水，它又活了过来。“所以它实际上已经23岁了。”Chang Kee Jung说。

10月13日-14日，石溪大学将举行杨振宁纪念研讨会，题为“杨振宁与当代物理学”（C.N. Yang and Themes in Contemporary Physics），将沿着杨振宁开创的方向展开：规范理论、可解模型与数学、非微扰杨–米尔斯理论、多粒子体系和对称性。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胡安·马尔达西纳（Juan Maldacena）、哈佛大学的卡姆朗·瓦法（Cumrun Vafa）等将作报告。斯特曼、余理华和范尼乌文赫伊曾等也将再次做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