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我看到了啥??
犯罪行为是个体的恶,时代环境不是犯罪的免责理由。但你能在片子里看到,一个时代如何塑造人的观念、羞耻、压抑和暴力。
本文作者/芋泥
写在前面
今晚写国庆档第一部——
《神探之痕迹》
具体是个啥样的故事呢?
更直观的对比的话,这部有点类似他自己监制的《三大队》——主角都是张译演的,都是真实人物传记。
《神探之痕迹》像是陈思诚在《三大队》后又偷摸修炼出来了一些新东西,因为这部比《三大队》多了一样东西,朴素的刑侦,这得益于陈导这次选择的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电影里叫崔寻)。
这次他把神探的“神”反而拍得非常“笨”。没有之前片子里天才式的灵光一现,没有黑板的复杂推理,这次的“神探”,张译饰演的崔寻总是在做一件很慢的事情,观察,采样,实验,反复实验,比对。
一共涉及到崔道植生涯中的四起跨越数十年的真实案件,从1971年的冰城色魔案,到1983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再到19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最后落到2016年的系列奸杀案。一个人物贯穿其中,从年轻的技术员一路走到白发苍苍的痕检专家。
陈导的目的很清晰,在这些案件里做三件事情,第一,保持故事的悬疑和可看性,第二,中国刑事技术几十年的发展放在了同一条时间线,第三,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不止拍罪犯的痕迹,也拍时代在这些人身上的痕迹。
非常意外,这次他全部做到了。
一、一个拒绝相信“人”的神探
要聊这部片,先聊这部片的核心人物,“神探”崔寻,原型是中国著名刑事技术专家崔道植。
他一生主要做的事情,不是传统影视剧里那种拿着枪冲进去抓坏人,而是做痕迹物证鉴定。
故事在写这个人物时,设置了非常鲜明的对照组,也是崔寻的搭档,刑警王卫国(陈明昊饰)。
两个人几乎代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刑侦逻辑。
崔寻,相信物,相信现场留下来的痕迹,推崇实验和可验证数据。而王卫国,相信人,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看重对人的审讯。
这一差异在1971年的冰城色魔案里第一次被建立起来。
一场奸杀案,在现场保护上出了问题,在那时候,技术人员要等刑侦人员到达之后才能进入现场,所以等他们真正开始勘查时,现场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崔寻来说,现场被破坏几乎意味着对于破案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被毁掉了。最后,留给他们的关键物证,只有受害女孩脸上的一个牙印。
王卫国显然不相信这东西能真正指向凶手。在那个技术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刑侦更多还是依靠人的经验、排查和审讯。既然有了嫌疑人,就把人抓回来审。
于是王卫国很快锁定了一个嫌疑人,并试图通过审讯甚至逼供来让他认罪。但崔寻不接受,他一直在说,“讲科学”。
听起来很简单,但放在1971年的故事里,这三个字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选择。
崔寻他去找到了自己的老师,这个老师在当时已经被下放,在养猪场劳改。为了协助破案,组织上特许他暂时离开。
于是两人一起研究一个在当时没有先例的问题,能否通过牙印来锁定嫌疑人?
这其实就让“神探”这个词发生了一次有意思的反转。传统悬疑片里的神探,是相信自己的脑子,所有人看到同样的现场,只有他能瞬间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
但崔寻相反,他把自己从判断中撤出去。他在找一个即使没有崔寻,也依然成立的结论。如果完成牙印的同一认定(即论证每个人的牙齿都不一样,牙印能指向确切的某个人),那么换一个人来做,应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才叫证据。
为什么崔寻如此坚持这一点?
因为“痕迹从不说谎”。而人会说谎,所有人都会。影片里第二个案件,就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论证。
一场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表面上是一场供销社内的人际矛盾引发的谋杀报复,但真正让这个案件变得复杂的,是凶手马朝阳(陈飞宇饰)背后的那张关系网。
马朝阳不是一个普通的嫌疑人,他背后有一个有权力、有关系的父亲。在他被抓后,有内部人提前向他报信,甚至在警方掌握证据后,还有人直接过来“抢人”。
于是在这个案子里,崔寻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一个会说谎的犯罪嫌疑人,他面对的是一整套“人”。
在“人”的权力介入司法之时,崔寻说,“为人民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服务”,这句话所抵抗的东西,其实和“痕迹”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结构性对照。
因为如果不相信证据,那么最后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就只能是,谁认识谁,谁是谁的儿子,谁的官更大。
所以,崔寻所坚持的“科学”,在片子里不仅是一种破案工具,还是一种抵抗人情和权力随意介入判断的机制。
这也让几起案件连起来之后,有了另一层意思。
表面上看,是中国刑事技术几十年的进步:从牙印,到指甲纹线,再到后来的DNA,技术越来越精确。
再往深里,是我们越来越相信“可验证的痕迹”,而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现代社会已逐渐转向“证据社会”,即一个依赖事实、数据、科学与实证来决策、治理及社会互信的现代社会形态。
所以,痕迹不只是一个刑侦概念,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隐喻。
二、电影在拍“时代如何制造犯罪”
片子在讲“谁是凶手、如何破案”之外,所追问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
而这个问题,绕不开人所处的时代。
在第一个案子里,有个被罪犯跟踪、差点遇害的女孩。她之所以会成为被盯上的目标,是因为父母被下放、邻居被送去干校劳改。社会关系被摧毁了,导致弱者暴露在危险中。
而罪犯的动机,他自述道,他第一次被抓,是因为撒野尿被当作流氓罪,第二次,是因为看《金瓶梅》,被自己的父亲举报。
于是他说,既然说我是流氓,那我就真的做流氓了。
第二个案子的马朝阳,更是值得分析的时代产物。
这个案件的时间点,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过去那套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发生变化。过去,一个人的位置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家庭、关系;改革后,新的经济规则建立,个人又开始面对另一套关于市场和个人能力的规则。
马朝阳就处在这个时代夹层,他身上最明显的矛盾,就是他既拥有旧时代留下来的权力资本,又处在一个市场竞争的新社会。
于是他心理产生失衡,既想靠自己走出去,又会因为“我是谁的儿子”而产生羞耻心,这种对父辈的反抗,也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弑父心理”。
而马朝阳的悲剧之处,在于他恨透了自己的父亲,又无法放弃父亲带给他的东西。最后,他甚至变成了另一个版本的父亲——同样相信权力和特权能够解决问题。
第三个案子,19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则映射了性少数群体的处境。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案件原型,影片的处理几乎是对这个奇案高度还原。
两个男人,合伙引爆公交车。一个在下岗后做了上门女婿,一个是没有获得世俗认可的画家。他们的性少数身份在影片里非常明显,两人同进同出,同吃同睡。但电影没有把这段关系拍成额外的猎奇点,反而拍得很生活化。
他们的相处模式其实和普通的亲密关系没差别,却无法被社会容纳。影片在呈现这点时用了个极端的蒙太奇,一边是桥上的爆炸,一边是热闹的喜酒。搭配1998这一时间点,是很直白的一组时代隐喻,有人满怀希望进入新生活,有人却被排除在外。
事实上,1997年同性恋才从流氓罪脱离,2001年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册删除。
所以,他们在受到时代和社会观念的挤压的情况下,最终实施的暴力是一种失控的迁怒,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区分“真正伤害过他的人”和“这个社会里的其他人”。
公交车上的人并没有做错什么,只是恰好成为了“社会”的象征。
当然,犯罪行为是个体的恶,时代环境不是犯罪的免责理由。但你能在片子里看到,一个时代如何塑造人的观念、羞耻、压抑和暴力。
三、“人情是空气”
这部电影另一层复杂的地方,是在人与物的辩证中,既反对“人情高于证据”,又承认“人情是人的生存环境”。
王卫国,一直相信人,最后也因为这种“人情”付出了代价。
年轻的时候,他愿意为了一个具体的受害者去坚持规则,但就在马朝阳案后,他后来即使立再多功,也无法再升迁。他发现自己因为坚持规则而付出了职业上的代价,他对那套抽象的正义开始失望。
到了晚年,当需要在规则和家人的利益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的“人”,于是涉嫌了经济犯罪。所以,他沿着自己一生的逻辑,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但如果电影只是告诉我们,“人情会误事,所以应该相信科学”,其实又太简单了。
王卫国说的那句“人情是空气”,恰恰是这部电影无法回避的事实。崔寻自己,也没有真正摆脱“人”。
如果崔寻一辈子只相信证据,那么他最后应该是一个非常冷的人。但他有,妻子、孩子、老师、战友、徒弟…
尤其是在他老师去世后,黄法医对他说,“经过就会留下痕迹,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他的痕迹”。
这样回头看,片名里的“痕迹”其实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刑侦意义上的痕迹。
电影在这层意义上,通过三个不同时代的案子,呈现了对三种痕迹的侦查。首先是物理痕迹,从物证里寻找凶手。再发展,是行为痕迹,也就是去还原一个人的行为链条。公交车爆炸案,则是社会痕迹,即从社会关系里还原犯罪心理。
第二层,则是人的痕迹。
关于,一个人如何被另一些人塑造?一个时代又在人的身上留下了什么?
人会消失,时代会过去,但痕迹不会。
而电影本身,也成为了这段历史留下的又一道痕迹。
我觉得这也是《神探之痕迹》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