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爆炸

康德从没明说过"我在哪一天确立了品格"。但把材料拼起来，最可能的时间是1764年前后，他四十岁那年。而且我认为他经历了两次爆炸，一次在生活里，一次在思想里，两次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人是自由的吗？

先看"爆炸"之前的康德。他的学生赫尔德在1762到1764年间听过他的课，后来留下一段动人的回忆：那时的康德正值盛年，有青年人般的欢快活泼，宽阔的额头显得明朗而愉悦，讲课谈笑风生，满口卢梭、休谟、牛顿。另一方面，他的生活相当分散：学生时代靠打台球、玩牌赢钱贴补生活，当讲师后衣着讲究，晚上常在外面社交，被人称作"优雅的讲师"。经济上也不安稳：私人讲师的收入全靠听课费。1758年俄军占领柯尼斯堡期间，他甚至上书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申请教席，结果落选；到1764年，他仍然只是私人讲师。

大约在1762到1766年之间，几件事汇到了一起。

第一，卢梭。1762年《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出版，那个"读《爱弥儿》入迷而误了散步"的传说就属于这个时期。更可靠的证据，是他写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自用本上的笔记（1764至1765年间）。大意是：我天性是个求知者，满怀对知识的渴求；曾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唯有这些才构成人类的荣耀，并鄙视一无所知的平民。卢梭纠正了我。这种盲目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如果我不相信自己的研究能给所有其他人带来价值、恢复人类的权利，我会觉得自己比普通劳动者还没用。他还写道：牛顿第一个看见了自然的秩序，卢梭第一个在人的千姿百态之下发现了人深藏的本性。这是一次道德上的转向：人的价值不在才智，而在于人之为人。

第二，格林。大约同一时期，他结识了那位守时近乎苛刻的英国商人。如果说卢梭给了他转变的内容，即尊重每一个人，那么格林给了他转变的形式：按原则生活，言出必行，约定的钟点就是契约。

第三，一个反面参照：哈曼。康德的朋友哈曼1758年在伦敦陷入人生危机，绝望中读《圣经》，经历了一次突然的宗教皈依，第二年回到柯尼斯堡，成了激烈的反启蒙者。康德和另一位朋友曾试图把他拉回理性阵营，哈曼则写了《苏格拉底回忆录》回敬两人。也就是说，康德近距离目睹过一次真正虔敬派式的"爆炸式重生"，而他选择了另一种重生：不是被恩典击中，而是用理性给自己立法。

第四，一个具体的决定。1764年，政府请他出任诗学教授，这是他苦等多年的第一个教授席位，他拒绝了，因为那不是他的领域。一个经济拮据的四十岁讲师，放弃一份现成的教职，只为等一个合乎自己原则的位置，这很像一个人开始"按自己给自己定的原则行事"的标志。1766年，他接受了王家图书馆副馆员这个小职位，第一次有了固定薪水；1770年，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教席。

第五，也是在1764年，他写了《论头脑的疾病》，起因是柯尼斯堡附近出现了一个带着羊群游荡的宗教狂人，人称"山羊先知"。一个正在思考"失去自我"与"掌握自我"的人，恰好写了一篇论狂热与疯癫的文章，很难说只是巧合。

所以我的推测是：他的"爆炸"不是某一个戏剧性的夜晚，不像帕斯卡那个缝进衣服里的"火之夜"，也不像哈曼在伦敦的皈依，而是1764年前后一两年间的一次凝聚。他厌倦了分散、摇摆的生活；卢梭给了道德方向，格林给了生活样式，职业困境逼他做选择，哈曼的例子让他看清自己不要什么。于是一些原则被定了下来，此后再没动摇。这和他晚年在《人类学》里的描述完全吻合：不是逐渐形成，而是出于对摇摆状态的厌倦，一下子发生；而且恰好在四十岁上下。

第二次爆炸是在思想上。他在一条笔记里写道："1769年给了我巨大的光明。"这一年，他想通了空间和时间是感性直观的形式，这成了后来整个批判哲学的出发点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1798年给朋友加尔维的信里说，让他第一次从独断论迷梦中惊醒的，不是关于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朽的研究，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尤其是"人有自由"与"人没有自由，一切都是自然必然"那一组。

也就是说，四十岁那年，他在生活里决定做一个自由的人，给自己立法；四十五岁那年，他在思想上撞上了"人究竟能不能自由"这个问题，此后花了十几年去回答它。先活出来，再想清楚。

最后要提醒一句。康德写下"再生""爆炸""终生难忘"时，已经七十多岁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人讲述自己的一生时，常把缓慢的变化压缩成一个"转折点"，因为好故事需要转折。他那段话，也可能部分是一个老人对自己中年的重新叙述。但即便如此，这种叙述本身也说明了一件事：他希望自己的品格是选择出来的，而不是慢慢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