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叔本华和黑格尔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十二章题为"黑格尔与新部落主义"。波普尔一开头就大段引用叔本华的话，大意是：黑格尔被当权者从上面扶植为官方认可的伟大哲学家，其实是个平庸、没有精神、令人作呕的无知骗子，把最疯狂、最故弄玄虚的胡话拼凑在一起；这些胡话被收买的门徒吹捧为不朽的智慧；当权者给了他巨大的影响力，让他败坏了整整一代人的智识。叔本华还为黑格尔的哲学推荐过一句题词，出自莎士比亚的《辛白林》，意思是疯子嘴里说、脑子里却不懂的东西。波普尔把这些话当作开场证词，显然认为它们大体中肯。

他为什么这样做？得看他写书时的处境。波普尔是维也纳的犹太裔知识分子，1937年流亡新西兰。这本书写于1938到1943年，他称之为自己的"战争贡献"，他的亲属中有多人死于大屠杀。他要追问的是：欧洲为什么滑向了极权主义？他给出的答案是一条思想谱系：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三人共同的问题是"历史主义"：相信历史有不可避免的规律和方向，相信个人应当服从整体（城邦、国家、阶级），相信有人掌握了这个方向，因而有权据此改造社会。与之相对的是"开放社会"：承认知识可错，允许批评，只做点滴的社会改良。

在这条谱系里，黑格尔被写得最狠。波普尔引用黑格尔的说法：国家是地上的神圣理念；战争能保持民族的伦理健康，就像风的运动使海洋免于长久平静带来的腐败；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伟大人物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他认为黑格尔是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复辟专制服务的御用哲学家，辩证法则是一种逃避批评的装置：一切矛盾都能被"扬弃"，任何批评都无从下手。这和叔本华"晦涩即不诚实"的指控是同一种思想气质，两人都把清晰看作理智诚实的标志。

但这一部分是波普尔全书最弱的地方。 1951年，哲学家瓦尔特·考夫曼发表《黑格尔神话及其方法》，几乎把波普尔论黑格尔的章节拆散了。考夫曼指出，波普尔主要依据一本英文选本，常把不同段落拼接起来、脱离语境；有些关键引文出自学生的课堂笔记，而且译错了。比如那句著名的"国家是神在世上的行进"，原文更接近"国家的存在，是神在世界中的安排"。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里的"现实"是个技术概念，指本质得到实现的东西，他本人明确说过，并非一切存在的东西都配称为"现实"。《法哲学原理》其实支持法治、立宪君主制、市民社会的自由、私有财产和陪审制；黑格尔主张犹太人应享有公民权利，理由是他们首先是人，而这正是当时的反动派所反对的；他的学生里还有不少人因自由主义倾向受到警察追查。他说君主的作用只是在文件上"给 i 加上那一点"，这很难说是极权主义的国家观。

还有一个关键事实：纳粹并不喜欢黑格尔。纳粹理论家罗森堡对他嗤之以鼻；法学家卡尔·施米特1933年写道，希特勒上台那一天，"黑格尔死了"。

1945年，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也说，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可以为一切能想象到的对内暴政和对外侵略辩护；几年后，以赛亚·伯林在广播讲座《自由及其背叛》里把黑格尔列为自由的六大敌人之一。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英语世界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审判是集体性的。此后几十年，随着查尔斯·泰勒、罗伯特·皮平、阿克塞尔·霍耐特等人的研究，黑格尔又被重新读成一个"自由的哲学家"、"承认"理论的奠基人。

我的看法有四点。

第一，拿对手的咒骂当证据，方法上站不住。叔本华那些话，是一个1820年受过屈辱的人积攒了几十年的怨气。把它当作对黑格尔的客观评价来引用，有点像把离婚官司里一方律师的结案陈词，当成对另一方的人格鉴定。

第二，这里有个很大的反讽。波普尔请叔本华来为"开放社会"作证，可叔本华本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1848年法兰克福街头起义时，他把自家房间和观剧望远镜借给前来镇压的军官，方便他们观察街垒；他在遗嘱里把遗产留给一个基金，用来救济1848至1849年间"为维护法律秩序"而伤残的普鲁士士兵和阵亡者家属。一个支持镇压革命的厌世者，被请来证明另一位在某些方面比他更自由主义的哲学家是专制的辩护士。

第三，波普尔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他对黑格尔的解读，而在他的政治认识论：知识可错，所以权力必须能被批评、能和平更替；社会改良应当是渐进的、可以纠错的。这个论证不需要把黑格尔画成魔鬼也能成立。

第四，最深的一点：叔本华1820年的一次私人怨恨，被保存在骂人的文字里，一百二十多年后，在一场世界大战的余波中变成了公共武器。在思想史上，论证常常被遗忘，骂人的话却流传得更久，因为它们好引用。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一句刻薄的判词比一个细致的论证更容易被后人拿去用，而且往往用在作者意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