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出入周邦彦

《人间词话》里有一则：“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这三句其实出自周邦彦的《苏幕遮》，王国维把词牌记错了。这个小错很能说明他当时读词的方式：他记住了荷叶，记住了雨后的清晨和荷叶一片片挺起来的样子，至于词牌叫什么，在他眼里无关紧要。

两年以后，1910年，王国维写成《清真先生遗事》，给了周邦彦一句极高的评价：“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他还提醒读者，读周邦彦的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两年前连调名都记错的读者，现在要求人去听词的声音。

人们常把这件事概括为王国维对周邦彦先轻后重：写《人间词话》时看不上他，后来改了主意。这个说法太粗了。两年时间太短，不足以让一个人的审美翻转过来。细读两部书会发现，王国维对周邦彦的判断其实前后一贯，变的是别的东西。

一、1908年的判断

先看《人间词话》到底怎么说。批评最重的是这一则：“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另一则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注意中间那句“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即使在《人间词话》里，周邦彦也是第一流的，只是第一流之中仍有遗憾。遗憾在哪里，另一则说得最清楚：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周邦彦能入，所以他的词有生气，写得出人间的种种滋味；他不出，所以缺少高致，不能站到人生之外去俯看它。“能入而不出”这五个字，是王国维对周邦彦最准确的诊断，后来的变化都要从这里讲起。

二、1910年的说法

《清真先生遗事》的“尚论”部分有一段谈境界的话：

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

把它和“能入而不出”放在一起，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周邦彦写悲欢离合、羁旅行役，这是“入”；他的词很少让人“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这是“不出”。王国维并没有改口说周邦彦其实也有高致。同一篇里他还说，北宋的欧阳修、苏轼、秦观、黄庭坚“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高则高矣”这四个字，把1908年的高下排序原样保留了下来。

真正变了的，是“入”这个字指向的对象。1908年的“入”，说的是诗人进入宇宙人生。1910年的“入于人者至深”，说的是作品进入读者。同一个字，从诗人和世界的关系，转到了作品和人群的关系。在前一种关系里，只入不出是缺陷，意味着困在里面，看不见全局。在后一种关系里，入得深恰恰是力量：写的是人人都有的感受，所以人人都被打动。

周邦彦还是那个周邦彦，诊断也还是那个诊断，只是王国维换了一个角度来解读它。

三、两根轴

所以，这件事不太像王国维发现自己的尺子不够长，而更像他在原来那根尺子旁边又立起了一根。

《人间词话》的评价基本是一维的：境界有多高多深，诗人看见了多少。《清真先生遗事》加上了另一个维度，就是精工博大，以及作品入人之深、流传之广。“高则高矣”是第一根轴上的读数，“殊不逮先生”是第二根轴上的读数。欧、苏、秦、黄在纵轴上高，周邦彦在横轴上远。

那段有名的唐宋类比，就是在这个坐标里排出来的：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说周邦彦像杜甫，第一层意思是集大成。元稹称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和“精工博大”说的是一回事。但我以为还有第二层意思。回到同一篇里的两种境界：“诗人之境界”让读者“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这几乎就是读李白的感觉，苏轼也有这种飞扬出世的气质。“常人之境界”写悲欢离合、羁旅行役，入人至深，这正是杜甫。乱离、饥寒、骨肉分散、漂泊异乡，都是常人能感受到的苦，杜甫写得比谁都深。“东坡似太白，清真似老杜”，不只是天才和匠心的对照，也是“出”和“入”、遗世和人间的对照。

这样看，“词中老杜”和“能入而不出”其实是同一句话的两种说法，一种带着遗憾，一种带着敬意。

杜甫在王国维心中的分量，《人间词话》里早有伏笔。他讲“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举的两组例子都是杜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和“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在他心里，杜甫是一个大小境界都能写到极致的诗人，“博大”的印象早就有了，只是那时还没有和周邦彦联系在一起。

这张类比表里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变化：1908年被当作标杆的欧阳修和秦观，到1910年被比作王维。王维当然极高，但不是诗圣。周邦彦升上去的同时，原来的标杆也被重新安排了位置。

四、开始听词

两年之间评价框架就多出一根轴，用阅历增长来解释说不通，要看这两年王国维在做什么。1908到1910年，他的主要精力在戏曲史研究上，编《曲录》，写《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这些研究绕不开宫调、大曲和曲调源流，也就是词作为音乐的那一面。

《人间词话》几乎不谈音律。“境界”偏重视觉和人生体验，是一种从文字出发的美学。这样读词，周邦彦最擅长的那一部分根本进不了视野。《清真先生遗事》则专门说：

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今其声虽亡”这一句很要紧。曲谱早已失传，王国维所说的“听”，不是听音乐，而是从字的四声、拗句和长短句的节拍里，去听音乐留在文字上的痕迹。这比读意象费力得多，也只有在研究过宫调和曲调源流之后，才会觉得非这样读不可。

再回头看1908年那个误记就很有意思了。那时他记住了荷叶，记错了词牌；两年后，他开始在词牌留下的格律里听声音。

五、李师师

《清真先生遗事》里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思路转折。

宋人笔记里流传着周邦彦和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宋徽宗去李师师那里，周邦彦躲在床下，听到两人私语，写成《少年游》，因此被贬出京城；李师师为他送行，他又写了《兰陵王》。王国维用年代和周邦彦的仕宦经历逐一核对，指出这些情节都对不上，大多不可信。

辨伪之后，他并没有把这些故事一扔了之，而是说：

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这些故事作为史实是假的，作为证据却是真的。没有人会给一个没人读的诗人编风流韵事。他还举出宋代周词版本之多，和韵的有三家，作注的有两家，都是同一类证据，说明这些词走进了多少人的生活。

在这里，考据和审美接上了。王国维先作为学者把传说拆掉，再把“传说为什么会产生”当作审美判断的材料。这一步，在《人间词话》那种直接面对作品下判断的批评里是不会出现的。更巧的是，《人间词话》曾说周邦彦和欧、秦相比有“淑女与倡伎之别”，那说的是词的品格；两年后，王国维花了大量笔墨，替周邦彦辨清和名妓有关的传说，最后又把这些传说读成他“入人之深”的明证。这一圈绕得很有意味。

六、诗人的眼光，学者的眼光

最后说一点推测。

1907年，王国维在《自序二》里说自己对哲学已经疲倦，因为哲学学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于是转向文学，寻求直接的慰藉。1906、1907年间他写下《人间词》，对自己的词期许极高。他最得意的句子里有这样一句：“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登上高峰，打开天眼，俯看红尘，这正是“出乎其外”的姿态。《人间词话》里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诗人从自己的创作理想里提炼出来的。他追求的是看见，所以最推崇能让他看见的人。

1908年以后，他的词作就很少了，精力转向戏曲史。1911年冬，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此后转向经史、古文字和古史研究。《清真先生遗事》正好处在这个转折点上，是他离开文学之前最后一部重要的词学著作。

一个诗人读另一个诗人，最在意的是对方看见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在追求、也最容易被打动的东西。一个学者读一个诗人，会开始在意这个人在整个传统里做了什么：留下了多少版本，有多少人唱和，有多少故事附会到他身上，他把前人零散的手法收拢成了怎样的法度。在前一种眼光里，周邦彦吃亏；在后一种眼光里，他的长处才完全显露出来。

王国维后来的学术工作，走的恰恰是“精工博大”这条路：用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把零散的甲骨、金文和典籍组织成体系。借用他自己的比喻，他后来成了学术上的“老杜”。说他因为预感到这一点才改变了对周邦彦的看法，未免太巧；但一个人对哪一种伟大格外敏感，往往和他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有关。

还有“人间”这两个字。王国维的词集叫《人间词》，词话叫《人间词话》，可他早年的人间，是从高峰上俯看的人间。周邦彦的词始终在人间里面：旅舍、柳阴、荷塘、渡口、离别。1908年的王国维嫌他出不来。到了1910年，他看到的是另一面：正因为这些词一直留在人间，它们才走进了那么多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