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职高，可以「逆袭」吗？

编辑 | 楚明

图｜受访者提供

谈恋爱没意思，打架的也少了

2022年，42岁的我被赶鸭子上架，当了这么多年职高教书生涯的第二次班主任。

很多人，包括我一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想到职高的学生，好像会在心里预设，把他们想得顽劣一些，甚至有威胁性一些，比如块儿头很大的、不服管的男生，女生会化化妆什么的。可在职高这么多年后，我现在回忆，比如我带的上一届空乘班，2022年秋天开学第一天，我一推门，反而看到的是好小的一群孩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如今回忆起来，以前的孩子是真闹。那些年，「放学别走」这种事就不是段子，是真的发生过很多次。除了打架，恋爱也是，过去带空乘班麻烦的另一件事，就是班里漂亮小姑娘多，一下课或者放学，几乎全校男生都会过来堵门。

我其实不反对学生在职高谈恋爱，以前很多孩子读完职高就要工作，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段校园生活，而且职高的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在校园里经历一段感情也没什么不好。

到最近我带的这一届，一直到高二下学期才有人谈恋爱，一开始我替我们班女孩子着急，一度觉得是不是我们班男生太次了。我还去问她们为什么，姑娘们却说，谈恋爱没意思。打架的当然也少了，最多就是在桌子上趴着，你咳嗽一声，他也咳嗽一声，也就到这个程度。

很奇怪，我会莫名其妙怀念之前的那帮闹腾的孩子，他们会串门、在课间大声喊我「亮哥」，这一届的孩子，直到毕业，还保持叫我「李老师」。

可能学生不一样的背后，也是职业教育这些年的发展和变化。记得大概是2010年到2017年前后，是职校生源紧张，学校都要到处争学生的时期。有的学校据说会给每个老师分招生名额，我们学校没有到这个程度，一直还算招得不错，但那几年新生入学以后，9月10日教师节都会放假，不是给我们老师放，是让孩子带着学校做的校历、签字笔回原来的初中看老师，顺便也给学校宣传一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职高招生都算宽松，甚至有一段时间，学生走了自主招生以后，可以完全不参加中考，中间还招过外地生源。

现在不一样了，要求学生必须参加中考，考多少都得去考，不能自主招生一录取，最后两三个月就在初中彻底放羊。这两年职校招生整体好很多，开始（对生源）越来越有选择。我们这一届班里15个人，其他班二十多人，后来再招的新班，每班都是30人以上。现在，我们学校的空乘专业好，北京劲松那边的职高最出名的是西餐，据说现在北京70%的酒店大厨是那个学校的毕业生。很多学校最近几年的新专业，以及跟AI有关的专业，都做了起来。

在我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职高不断变化，早已经不是你我脑海里那种刻板印象的样子了。

李亮

比成绩更重要的事

在讨论这一届就是不太一样的时候，老师中有人把这种变化归到疫情上。我们第一眼见到他们时，所有人都戴着口罩，只能看到一双双年轻的眼睛。但我在想的是，会不会也是手机拿走了孩子的一部分活力？

我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手机还是稀罕物，也没有什么智能功能，最多就是发发短信、玩玩贪吃蛇，那时候学生不听课，是聊天、化妆、看小说、下棋、打牌……手机还得再往后。

那也是我还能带着学生会一起弄文学社、话剧社的时代。后来文学社做不起来了，正好赶上喜马拉雅这种平台刚起来，我就带着他们做电台，还拿过朝阳区的特色社团。到这一届，我想现在不是短视频时代吗？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再拍点东西？但孩子们完全没有兴趣，手机里有整个世界，他们宁愿自己去玩。

到了2022年初，教育部发文，明令禁止手机进课堂，收手机也成为我当班主任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尽管总体没以前孩子闹腾，但一开始收手机，我们职校的孩子还是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有如武侠小说里「乱世儿女各凭本事吃饭」的景象：有人主动揽下收手机的活儿，从中故意漏掉自己的；有一喊收手机就去厕所的；还有交手机壳、交备，甚至有在收完一瞬间，手指一勾，又把手机钓回袖子里的。

就在交手机这件事上，其实也可以分析一下现在什么样的学生会来上职高。

第一种上职高，是心智成熟太晚的孩子。比如这一届新生托尼，面对交手机，总是用拙劣、幼稚、令人哭笑不得、挑战老师智商底线的手段试图蒙混过关，并且每次都会被抓到现行。

他带来过学校的奇怪东西还包括但不限于二锅头、臭豆腐乳、塑料蟑螂和白乳胶，最后一个是他用来制造「子弹」，准备用猴皮筋儿打女生的原材料之一。我一度觉得他是在故意捣乱，以此向我示威，但我后来很无语地发现，他做的一切都大概和小学二年级的男生差不多，是真的觉得这么做好玩，能逗同学开心。

可能有部分孩子的大脑发育就是比同龄人要晚些。在别人站在15岁的路口，开始「懂事」，也能越来越长时间集中注意力，不断进步的时候，他们始终用一种「小孩」的状态混在「大人」之中，并被视为异类，直到他们来到职高。

第二种孩子，是那些怎么也交不上来的，沉迷手机、沉迷直播、沉迷除学习之外一切世界的。但在他们一切违规行为的背后，往往站着表面看过于溺爱，实则是不负责任的家长。

像是我们班的帅哥风少，从新生军训开始就不停请假，光是开学第一个月就把「有故」缺课的数量刷到了60节。好不容易来上课了，趴桌上就睡，问就是「昨晚玩手机玩得太晚」，不睡也窝着玩手机。

他迟到、缺席最严重的时候，我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打电话。早晨先问今天来不来，他不接，就打给他母亲；第二节课再打，说第三节能到，没到，第四节就继续打；中午来了又回家，下午再打。那一段时间，我一天有一半的电话在打给他们家，和他的生活习惯一点点对抗。

后来我慢慢才知道，风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监护关系很混乱，父亲顾不上他，总是用钱补偿，母亲则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总是接到我的电话才知道大儿子又没去上学。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住得不远，他在各家也都能混上两天，谁骂他，他就换个地儿住。理论上很多人都能管他，但实际上，风少始终没有一个「第一监护人」。

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是严重缺失的。

最后一种孩子，则是老老实实交手机的。他们过去一直都很用功，但受限于天赋、体育生伤病等原因，就是没有办法考上普通高中或者重点高中。

学委大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她的中考成绩虽然足以上普高，可离重点学校还差一截。家里怕她上普高会越来越吃力，也担心之后如果考不上好大学，就业依旧不乐观，于是就让她来了就业相对稳妥的职高。

在职高，大美这样孩子的学习优势一下就体现出来了。他们会成为班长、三好学生，甚至是区或者市里的三好学生；也会成为各科老师的掌上明珠，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比赛，站上各式领奖台；未来不管是实习还是工作，学校能提供的最好机会，一定是属于他们的。

好像社会上总有一种印象，觉得这孩子不擅长读书，那就适合学技术，但一个学生成绩不好，不等于动手能力就一定好。职高存在的意义，只是给孩子换一套比较的方式，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来到这里，不一定马上就会好，但他们至少有机会在专业课、实习、比赛和处理具体事情中重新认识自己。

相比于普通高中，职高的环境也相对更加宽松，能给一些孩子时间，让他们把十五六岁这一段先过去，然后等待并保护他们长大，这可能是在职高比成绩更重要的事。

李亮和学生一起运动

人生哪非要只有一种答案

刚当老师的时候，我不是这样看职高的。那时候我24岁，是一个刚从师范大学出来的年轻语文老师，对课堂、考试和秩序都有一套很明确的想法。

另一方面，我自己对职高一直有一个滤镜，我的初中算是我们当地比较差的一所学校，差不多一半的同学分流去了职业高中，而我很多关系很好的朋友都在里面。后来，我去上重点高中，但是每到寒暑假，我们还是会聚在一起玩。有这么一层关系，我就觉得职业高中的人很好，除了学习成绩可能不行，其他方面都很好，讲义气、痛快。等真正来职高教书，我才发现，我和那些朋友关系好，是因为我们是同学，而学生和老师之间，天然就是另外一种关系。

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对自己还很有信心。应聘的时候校长问我，你觉得自己能成为什么样的老师？我当时信誓旦旦地说，我能让所有的孩子爱上语文。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羞耻。

可能因为大学时我是文学社社长，也做话剧，玩得很热闹，我觉得自己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好学生，在对文学的热爱和写作上，甚至比很多名校学生更像好学生。那时候我总觉得，只要我言传身教，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讲出来，学生自然会喜欢。

但我到职高以后受到的第一个巨大冲击，就是发现考试作弊的，反而算好学生，因为至少他还在乎成绩。更多的孩子已经放弃这种「地下工作」了，卷子发下来就趴着睡觉。

这么多年遇到最奇葩的，是我24岁，刚毕业来教书的时候，那时差不多是2004、2005年，考试卷子还是油墨印的，有一个孩子大概花了半个小时，用橡皮一点点把整张卷子的字儿都擦掉了，然后告诉我，老师，你给我发了张白纸。全程，我甚至都站在这个孩子的面前。

那时我是真生气。孩子可能觉得我是新老师，不怕我，或者他们觉得我比较亲近，好像是在跟我玩。但在我看来，他们已经玩过界了，经常是一个崩溃，就把卷子全撕了。当然，这也改变不了什么，他们对我撕卷子没反应，反正也不想写，撕了正好落个清净。

我没有在普通高中工作过，只能从自己的上学经历去理解。在我的理解里，普通高中主要还是教知识、提成绩，升学目标会把学生拧在一起。这个力量很强，它有时能推着一个孩子一直往前走。当然，普高也会有突然崩溃的孩子，但毕竟这么多年都在跟着大部队前进，出情况的还是少数人。

职高的孩子，则是「崩」得更早，因为早在漫长的小学和初中阶段，他们就被日复一日地打击：语文不行、数学不行、英语不行、纪律不行……9年来，他们一直被批评和否定，精神压力早就积累了起来，也时常会在进入职高的很短时间里集中爆发。而且经历了过往的「失败」后，职高的孩子也「崩」得更散，没有一个共同的学习压力把他们压住，性格、情绪和家庭里的各方面问题也就更早、更明显地露出来。

也因此，职高老师都不爱当班主任。毕竟大部分人来职高教书，都是图一个「让我轻轻松松干到退休」，但职高班主任这份工作，就跟「轻轻松松」四个字没任何关系。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推脱和回避做到这个位置，直到2014到2017这三年，我第一次当了班主任，不情不愿投入了更多精力和心血，却误打误撞真正认识和理解了这些来上职高的孩子。

比如，有一个染了一头红发的孩子，任课老师们只知道他三天两头打架，但等我作为班主任去了解前因后果后，才知道他没一次是为了自己，全是帮朋友；另外一个班里的女孩子，她的桌肚里有一个宇宙：剪刀、针线、胶水，谁喊她帮忙她也都会去；再比如一个上学时候所有科目都「低空飘过」的男生，他凭借讨人喜欢的性格，先去了客票公司，后来干脆跳槽去干空少；还有一个胖乎乎的男生，懂人心，不想去课间操，也不想让我为难，就自己想办法混进了广播站，毕业后，他还开过密室逃脱，再过几年，他摇身一变，反而我们老师现在都要招呼他叫「领导」了。

看着他们，我也才慢慢知道这个世界更加真实的情况。其实这个世界的容错率大得很，而且都已经到职高里，人生哪非要只有一种答案？

我既然已经参与到他们的人生中，那接纳他们的优点，欣赏他们的成长，在适当的时候托举他们一把，我也许也可以很快乐、很有成就感。

李亮和学生们

出路

我20多年前来到职校的时候，还是教学很有限的起步阶段。

一开始，我存有希望，说学生要把语文、数学这些文化课学好。比如我上语文，讲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几乎是把整篇文章背下来，在课堂上给学生演了一遍。我想借着自己的情绪和一点话剧表演的经验，把鲁迅的悲愤、对学生的痛惜和对社会的感受更直观地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语文不是死板的文章，文字后面有一个人的强烈情绪。结果学生看完以后说，老师，挺好玩的，下次也这么来吧！可能在他们眼里，我那些努力就跟直接放电影效果差不多。

还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练习，有一半学生直接放弃，不做了。那也是一天中的最后一节，我就不让他们走，强制留堂。那些学生本来后面还有实习，但当时我可不管，觉得我的课还没结束，就必须留下来。

最后大概留到第20分钟，学校领导直接找过来，把我臭骂了一顿。他说，实习和你的课，你知不知道哪个更重要一点？

最开始那段时间，学校还鼓励「一师多能」，就导致我每学期教的都不一样，像我一个中文系毕业的，除了语文，还教过历史、地理、航空，中间学校为我开过一门写作，后来这个教授内容更离谱了，我还要去上职业道德，总之前后加起来可能教过8门。像是写作、历史，好歹文史不分家，至于航空和地理，我教起来是真怵。

所以很多年来在我心里，职高更像是搭了一个平台，语数英这种学习都不算重要，专业也没那么重要，然后等高二下学期开始去机场实习了，那三个月才是能学真东西。

但最近两年，我开始真正觉得我们职高教的东西有干货了。一方面，学校如今有了统一的培养方案，我们的老师也越来越专业，不像之前是让我们教文化课的老师再学一门，现在大家是直接彻底转型，要拿出寒暑假真正下企业，自己去学、去考证，再把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这些老师也自己总结、磨合，编校本教材和练习册，到了这几年，他们都已经非常专业了。

另外一边，学校和家长对成绩的要求也都变高了。以我们学校为例，进入高二之后，一周33节课，专业课就占到了22节，校园的管理也更加量化，上网课时摸索出的点名、记分系统，也都运转了起来。现在，学校要求很多工作留痕，职业教育越来越标准化，考核点更清楚，老师也比过去累。我头几年几乎没怎么布置作业，现在也要认真批改了。

以前家长把孩子送进来，两三年可能都不联系老师，平时正常上学，期末看个成绩就行。现在会不断有家长来问孩子学习状态怎么样，哪一科需要补一补。学生也开始在意成绩，平时分少了几分，会回来找老师算分。

随着行业的成熟和就业的变化，如今的职校，不再是学生们最后一个校园。比如我带的这一届，到目前为止全都还在上学，没有直接就业的。通过校内转段考试的，到了大专还是空乘专业；转段失败了，也可以再走自主招生。以前职高读完就工作，现在后面接着大专，我们学校也开始有高考班了。相比以前，孩子们的路也更宽了。

当然，以上这些变化都不是最近两三年突然发生的，是前面一直在做，只是这两三年成果变得明显。

和老师们一起蜕变的，还有职高的孩子们，我们班的黑妹，就是一个例子。相比大美那种文化成绩完全够用的孩子，黑妹的起点更低，成绩更差，但一旦后面开始去实习、去机场了，系统上专业课了，她的优势就立马体现了出来，也在整个班里窜升最快。

外形上，制服一穿，黑妹气质里自带一种「空乘感」，早在职高的时候，她的盘发、化妆也是全班练得最勤、学得最好的。这个姑娘的情商也高，班里有不同的团体，她在之间都能相处很好。后来学校让高年级的学生跟着老师一起去招生，黑妹和我们班上另一个成绩更好的姑娘一起去，她实际接待家长、处理事情的能力，在两人中还是更强的。

班里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孩子后来在大专期间，也都继续去参加各种比赛，希望拿奖，之后能尽快进机场工作。不过这几年竞争激烈，一般大专学历的孩子到了机场，可能是去地勤、安检这些职能部门。

但黑妹放弃了这些比赛，她去了额外的英语班补课，对她来说，通过转段考试、进入大专甚至进到机场工作，并不是她的终点，未来她还要升本、要上飞机，这才是她的目标。

李亮的学生

不继续「崩」下去

这么些年，对于孩子们在学校遇到的各种问题，我的方法好像也就是找学生来谈话，自习、午休，或者事情比较紧急的时候，哪怕占一节课、两节课，我也会先和任课老师打招呼，把学生叫过来。

我没有什么特别高明的技巧，基本上就是熬。特别抗拒的学生进办公室以后，两个人先坐着，谁也不说话。女孩叮当就是这样，她牙尖嘴利，和班里另一个女生钢牙妹结下了梁子，最后几乎变成了一场霸凌，我就把她叫过来，我们互相熬一阵，我围着那件事说两句，她开始跟我争，一争起来，东西也就慢慢倒出来了。后来慢慢有经验了，我发现越到后面，我就不怎么需要开口了，听他们说就行。这个年纪的孩子容易陷到情绪里，但一旦自己主动说出来，很多事情也就好去着手解决了。

大部分孩子，在高二纷纷能走上正轨，比如黑妹，再比如前几届的二丫头，她也很典型。二丫头比较跳，也比较活泼，平时闹腾得多。高二的时候，我们让她参加比赛，一下就把她拉住了，她觉得自己有事干，有成就感，最后拿到奖，那种荣誉感对她特别有用。

我们班的女孩儿白妹，出过比较严重的问题。高二下学期，她一个多月没来上课，跟家里发生了很强的冲突，把自己关在卧室里，父亲拿她没办法，母亲也没办法。她父亲让我去把她弄出来，我也弄不出来。好在黑妹跟她关系特别好。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我和黑妹每天都给她发消息，告诉她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如果明天回来、下周回来，有哪些作业要补。

我们不会给她发那种真情实感满屏的小作文，就是很轻松地说一说。她不回，但我们还是发。后来她终于来了，正好赶上转段考试，我们再拧着她参加小组练习。那一个月本来也是期末复习，几个最好的学生又被抽去训练比赛，老师的教学进度放慢了一点，所以她最后还是及格过关了。

有时候能做的就是这样，你不一定能把人从家里拉出来，但可以一直告诉她，学校这边还在。她回来的时候，不至于觉得所有东西都断掉了。

还有一次我上别的班的课，一个学生情绪特别激动，已经有自残的情况。我当时觉得，先聊聊吧，就把他带过来，聊了一节课。最后聊开了，孩子笑了。现在他跟我关系也很好，自己写小说，还给我分了一个角色。

这么多年，当然也有很多拉不住的时候。比如上面说的二丫头，听说上了大专之后，又有点消沉了下去。但我也理解，一个孩子想进步、想成长，可能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内驱力，家庭也要给他们一个依靠，给一点能长东西的土壤。至于学校里老师能做的，是陪护，浇浇水，让他尽可能再长大一点、再强大一点，等他自己心里那股力量出来。更多的，就真的很难了。

在和学生聊的时候，如果我判断错了，没有聊开，后来甚至会直接爆个大的，那责任也就全在我。

送这届毕业后，我后来又带过一次新班，刚开学，就发生了几个学生和一个学生的冲突，中间很多矛盾混在一起，我让学生跟我聊，又自己聊，最后他们在我办公室聊了快两节课的时间，反而闹到了派出所，其中一个孩子觉得自己被霸凌了。我也因为失职被家长投诉下来，只做了两个月班主任。

这里面我是服气的，因为我判断出错，处理也有缺陷。我最开始的目标是想做好班主任，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出发点没有错，也不等于每次都能做对。

之前提到的经常旷课的风少，最后也没能坚持下来。退学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出现，那我作为老师，能做的也就是跟家长多沟通。结果沟通到最后，已经到了学校要处分他、让他退学时，他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别这么为难孩子。

说时候，听到这个话，我真的很生气，也蛮伤的。我没有针对这个孩子，恰恰相反，我一直在想办法拉他，但就是拉不住，拉不回来。那以后，我又消沉了一个多星期。

说实话，指望孩子在职高能有成长，至少家长得先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到了学校，我们才有机会给他责任、给他挑战，把他留在某件事情里，不继续「崩」下去。像是根本不来的，我和学校就很难再做什么。

李亮的学生们

好在职高某种程度上把这个比较降级了

每年年底，我都雷打不动让学生写年度总结，这是我的习惯。我也不是上来直接布置，我会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把我写了十几年的年终总结缩略图给他们看。不用写很多，但写还是要写。

为什么一直让他们记录？因为写东西对我自己是有用的。其实刚工作到第五六年的时候，我都没想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要在职高教书，甚至闹过一次辞职，最后是被家里摁了下来。后来，我重新寄情武侠，写了小说《反骨仔》，后来还成了我的代表作。那时候，我把所有的愤怒、想要出走的决心、对自由的向往，全写进去了，写完以后，我整个人反而平和了。

很好玩的是，我的编辑看完这本小说后辞职了，我把自己的愤怒留在了书里，自己反而一直在学校待到现在。

写了这么多年武侠，也没挣到很多钱，我还能一直写的原因，也是因为写作一直在救我。学生身上肯定也有很多负面情绪，很多压抑和不舒服的东西，可家长不理解，朋友也未必能说。现在学生之间有很多矛盾，都是从朋友圈、私信、微信聊天里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最好的读者、最好的倾诉对象就是自己。写万字作文也好，写年终总结也好，先把它记下来，抒发出去，过几年再看，也会有价值。

而且，觉得自己讲的文章、诗句根本没有被接住的时刻，这些年里也慢慢有了回响。比如现在，聊天框里会突然跳出来一个学生，说老师，我还记得你那时候讲的哪个故事。这个对我触动蛮大的，你原来觉得他们在下面说话、化妆，什么都没听，结果他们其实听了，而且后来还记得。

当老师这么多年，我希望教育能够给他们一点生命力，给他们梦想。我说的也不一定是一个特别具体的梦想，不是每个人现在就要知道将来做什么，而是让他相信，可以有梦想。不是说你已经到了职高，所有努力就都没有意义，也没有希望，都已经在中考里被摁到这么现实的地方了，再怎么折腾，也不会比现在更差。那就去试、去闯、去改变。

我一直觉得，这也是我留在学校里的一个意义。我在学校里算是一个异类，至少我可以让学生看见，这里还有一个相信梦想的人，而且他真的还在写，还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也不是因为自己在写作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才跟学生讲这些。2000年前后大陆新武侠起来的时候，我算那一批人里比较年轻的。2003年，《古今传奇》杂志办了首届「大学生武侠文学奖」，我拿了二等奖，跟我并列的是后来写《龙族》的江南，一等奖是写《听雪楼》的沧月。不过后来我就被他们不断甩开了，这个从结果上说，就是卷不过。

可回过头看，我还是很开心。写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真正喜欢、真正想写的，每一部写出来，都是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个成长。前些天，《墓法墓天》办了第十三届读者见面会。这个见面会已经办了13年，每次平均六七个人。群主谈恋爱的时候7个人，失恋的时候6个人，但每年一直办。今年实在忙，就改成了线上。一直有人记得，我觉得蛮好的。

《我在职高当班主任》一开始也是写给学生的。上一次当班主任，我就写过一本，完全是发生什么记什么，像一个素材库，最后反而讲了个我和孩子们一起组建电台的故事。后来有读者跟我说，那个比我的武侠写得好多了，这对我打击还真挺大的。

这一次再写书，我还多了一点责任感。以前我让学生模仿微博「我向两会提建议」的活动，把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建议发到网上，结果几天里被骂了一千多条。那件事让我意识到，职高生受到的歧视真的很大，所以我想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是给学生的一次延续教育，叮当、钢牙妹、风少……好几个学生到最后其实还是有问题没有解决，但等他们未来再看，也许会知道当时自己做过什么，老师又在想什么。

我写叮当的时候，甚至做好了书出不来的准备，因为成稿肯定要拿给孩子们看，如果叮当看完，觉得自己被描写得太「过分」，说不能发，那可能就真的发不了，但我还是觉得必须写。好在后来叮当看了，只纠正了两个地方，说她当时说的不是这句话，但也没有要求删。被叮当「盯」上的钢牙妹，她父亲看完以后也给我发消息，说第一次知道女儿在学校经历了这么大的痛苦，也第一次知道，有些痛苦是从家庭里来的。他觉得震惊、心痛，也更理解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书的一个价值。

中间写到那些最尖锐的矛盾时，我自己一边在重新消耗当时的情绪，一边又想尽量客观，一度也很难受。最后让人写下去的，就是责任感，想着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现在不看也没关系，书可以先放着，3年后、5年后、10年后，到了那个时候再打开。

我最近一直在想，现在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幸福感？很重要的一点，是比得太多。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以前，「别人家的孩子」可能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是街头巷尾你认识的一个人。现在不一样，一打开手机，全世界最优秀的那些孩子，都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但好在职高某种程度上把这个比较降级了。那些在初中、在义务教育里已经受过打击、觉得自己失败了的孩子，来到这里，在一个小一点的环境里，又能获得成就感、幸福感。而这个成就感不是廉价的，不是因为整个圈子成绩不够好，所以你得到的快乐就是假的。它是真的。

我带的这一届，到成人礼、到毕业的时候，孩子们的变化就很明显。有一个姑娘小美，她中间被朋友伤害过，但最后她能不再计较，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我觉得她就长大了。钢牙妹一直拧着，不肯说真话，后来也终于能哭出来，那对她来说也是一种破土。成长不一定是拿到什么特别大的结果，有时候就是你终于知道轻重，或者你终于能把积了很久的话说出来。

现在我自己写完再回头看，也觉得被治愈了。我没有变成最出名的武侠作家，学生以后也不一定都能进机场、升本，拿到一个很耀眼的结果。但做过的事情，好的也好，坏的也罢，都会留下痕迹，这可能是我这些年里真正想教会孩子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