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可能拿诺奖的德国女作家,在历史的废墟上写作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走向统一。对22岁的燕妮·埃彭贝克和许多东德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他们可以去更多地方旅行,也有了更多上大学的机会。但对她的父母、祖父母那一代人来说,这场变化却可能是灾难性的。随着两德统一,东德80%的工业被关停,大量的人失去了工作。许多前东德人此后仍然感到自己没有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
同一场历史变革,可以是一些人获得自由的起点,也可以是另一些人失去熟悉生活的开始。
这段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埃彭贝克认知世界的方式——一个看起来非常稳固的国家,也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崩塌;一整套文化与思想传统,也可能被历史的洪流卷走。
2024年,埃彭贝克凭借《凯罗斯》与译者迈克尔·霍夫曼共同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德国作家。《凯罗斯》借一段极度不对等的亲密关系,映照东德解体前夕的社会现实。布克奖的颁奖词写道,「既美丽又令人不适,既私人化又充满政治性。埃彭贝克让我们看到,这场残酷的甚至毁灭性的爱情,如何与一代人的政治现实交织在一起,质疑命运与个体意志的本质。」
她的另外几部作品:《客乡》的主角是柏林郊外湖畔一座美丽的夏日别墅,100年间,不同的人走进又离开,战争、流亡与柏林墙倒塌接连发生,房子见证着人们如何失去原有的生活。《白日尽头》则让一位女性拥有五次生命,每一次都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走向死亡。到了《时世逝》,退休教授理查德遇到一群因战火逃到德国的非洲难民,命运产生了交集,「只有他们今天在德国生存下来,才说明希特勒真的战败了。」
深厚的历史意识,「冰山一般的超然语调」,让埃彭贝克的写作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冷酷与张力,在她的笔下,历史从未远去,而是始终作用于今天。著名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称她为「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语小说家」,小说家米歇尔·法柏称她是「在世的最优秀、最激动人心的作家之一」。
今年9月,在因新冠疫情延迟数年之后,埃彭贝克终于开启了第一次中国之旅。她的祖父曾于上世纪50年代随代表团访问中国,回国后一直痴迷中国历史与文化;她的父亲对中国的兴趣保留了一生;她的儿子也受到影响,苦学中文,此次也随母亲来到中国,将开启自己在中国的求学旅程。旅途中,埃彭贝克参观了鲁迅故居,并向《人物》分享了自己阅读鲁迅的感受:「鲁迅是一个内心温热的人。」
撕裂似乎不可避免,但总有些什么将人们连在一起。以下为《人物》与燕妮·埃彭贝克的对话——
为什么「进步」不总是好的?
《人物》:柏林墙倒塌时,你说自己有「一种加速的感觉」,那是一种身处历史现场的感受?
埃彭贝克:柏林墙倒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柏林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几乎是东西德分裂的一个符号。但剧变来得如此迅猛,人们仿佛一下子被抛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整个社会顷刻间天翻地覆。柏林墙封存了许多时代的记忆,和人们的思想模式,但一夜之间,一切轰然崩塌,一切都跟从前不同了,就好像是历史的巨浪,瞬间把一切全部都卷走了。
《人物》:我对柏林墙倒塌最深刻的记忆来自于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电影中柏林墙倒塌只是耳机中的一则新闻,男主角在地下室平静地拆信,那只是普通的一天。你和你周围的世界当时怎么消化那种巨变?或者说个人真的有能力真正消化那种巨变吗?
埃彭贝克:其实我本人也错过了柏林墙倒塌的那个时刻,那天晚上我跟朋友们一起。第二天早上广播里面说柏林墙倒了,我当时特别吃惊,感觉特别不真实。
在那之后,真正的社会动荡才拉开帷幕,各种机构、政府部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的改变,大概耗费了两到三年的时间。不同的人应对这种巨变的方式是不同的,受冲击最大的是我父母那一代人,还有我的祖父母,尤其是祖母。
我当时只有22岁,是标准的年轻一代,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当然更容易去适应新的生活,你一下子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获得了自由,你可以到处去旅行。很多年轻人都有上大学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可能经历了这场变革,让我们更容易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对父母那一代人、甚至年龄更大的一些人来说,那是灾难性的一个改变。
《人物》:这种改变也许不限于当时,而是一直持续的?
埃彭贝克:当然。对我个人而言,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认知世界的方式,原本看起来非常稳固的一个国家,居然可以瞬间崩塌,居然可以崩塌得如此迅速,一整套文化与思想传统,会在极短时间内被彻底抹去,一下子就被历史的洪流给卷走。
那个年代的东德人不得不面对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前民主德国 80% 的工业都被关停。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人失去工作,生活陷入艰难。即便如此,那些被抛弃的人还是想方设法从头开始,在混乱中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活下去的出路。
从组织架构上来说,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我们成为联邦德国的一份子。但对前东德人来说,不管是两德分裂时期,还是后来的合并,他们遭受到的伤害是非常多的,他们始终没能获得完全平等的地位,有些问题甚至延续至今。
前东德人总是遭到更多猜忌:我们是「那边」来的人,对民主社会一无所知。这种认知渗透于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前东德的公民们仍然感觉自己在方方面面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人物》: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柏林墙倒塌在很大程度上与「进步」和「民主」联系在一起。但你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历史变革更为复杂,甚至痛苦的后果。你怎么看待这种「进步」与其后果之间的关系?
埃彭贝克:我觉得我们经常忽略一点,从本质上来说,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天生追求自由,他也很享受自由带给他的各种权益,他也有能力驾驭这种自由,他能够很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自己承担责任,自己行动,自己承担后果。
但是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可能并不那么渴望自由。他更珍视一种安全感,就是我个人不用主动去做出任何决定,我只要随大流就好了,然后我就能生活下去了,在一种集体主义的模式下,不需要拼尽全力也能活下去,这种安稳和安全感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所以当我们说到「进步」这个概念的时候,或许有时需要小心一点。当时两德合并,对于民主德国来说,它不见得非得是一个「进步」,它也可能是某种「倒退」,因为更早在民主德国成立以前,德国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因为战争,硬给掰成了两半。柏林墙倒塌,它只是又倒退回更早的社会形态之中。
《人物》:对后者来说,他们要承受的阵痛更多。
埃彭贝克:其实可能对享受自由的这部分人来说,它往往意味着,你可能牺牲掉了别人的不自由,或者说安全感。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自由释放了活力,也制造了这种差距。你很可能会在很富有的德国看到流落街头的人,他付不起房租,于是就流落街头。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假若一个国家很富有,通常它就追求消费,消费主义、消费至上。这些消费品从哪里来呢?是来自于贫穷国家,那里的工人拿着极低的工资,生产出来大量消费品,供有钱的国家去消费。
所以说到「进步」、「自由」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界定,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同样的词语,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现实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人物》:你曾说自己对「热情怀有深刻的怀疑」。我很好奇,这种怀疑是一种自然习得,还是幻灭后的副作用?
埃彭贝克:可能说「怀疑」并不准确,我想更多是作为作家必须要有的一种距离感。我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能够借助写作去看透一些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过于受到自己感情的左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站队,不要那么急着做判断。
对于自己喜欢的角色,我们会倾注很多感情。但作为作家,哪怕是写一个坏人,你也应该理解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普通个体,我对世事自然有着各种态度。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把这种道德评判放到一边,否则的话,写作就没有意义了。
好的作品应该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不是说凭借我充沛的感情去绑架读者,故事是第一位的,我希望写下那些触动我的故事,我通过写作去呈现这些宝藏。有些读者会看到这个宝藏,另外一些读者看完了就跟没看见一样,那么就由他去吧,作家要把这个自由留给读者。
图源电影《窃听风暴》
当熟悉的世界消失,人会面对什么?
《人物》:《时世逝》中理查德在外出开会时家中遭遇盗窃,你在书中没有「破案」,但阅读时作为读者或许都倾向默认就是那个难民干的,但内心又会有一种纠结,「万一不是他呢」,为什么会那样处理?
埃彭贝克:因为我也不确定(笑)。这种怀疑本身也是叙事的一部分,是不是那个难民干的,我也不确定,读者可能也觉得不确定,我就是想保留这样一种不确定。
《人物》:我很好奇,为什么书中的理查德是一位男性,更具体地说,为什么理查德是一位老去的、孤独的、失权的男性?
埃彭贝克:哈,我之前真的设想过,在这样一个题材的小说当中,或许我可以用一个非洲女难民的视角来写,但有个问题是,德国读者往往会有一些刻板印象,他们会觉得说,首先你是一个女作家,你去塑造一个非洲女性的形象,那你肯定有很强的自恋情节。然后他们还可能会说,你肯定是觉得非洲的黑男人比白男人更有性吸引力,哈哈,会有这样一些想当然的评价。所以我就决定写一个白人男性的视角。
但刚开始写的时候,我没有确定我要给这个角色安排一个什么样的来历,他是一个西德人,还是一个有东德背景的人,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好。后来慢慢地才决定,让他成为一个前东德人,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因为对前东德人来说,国家突然消失了,他们要一切从头开始学习,包括你的词汇,你的习惯,一切的一切都是不一样的,这些记忆跟现在这些难民进到德国社会的处境是一样的,重新学语言,一切我都要重新学习。
《人物》:虽然时空迥异,但他们的经验有着某种相似性。
埃彭贝克:熟悉的世界消失了,不管原来那个老的体制,它是好的还是坏的,但它是我熟悉和了解的一个体系,但是它瞬间崩塌了,没有了,生活的根基被抽走了,是吧?对难民们来说也是一样,战争毁掉了一切。
另外就是,理查德这样一个老男人的形象,他对于那些难民,尤其是那些比较年轻的难民来说,他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他们很容易走近彼此,然后就能够更好地去描写他们之间产生的那种亲近感,那种情感上的关联。因为这些难民可能就是一个人逃难逃到德国来,有些人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理查德是一个孤独生活的老鳏夫,没有孩子,也是孤独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形象,和那些难民情感上有很多相似和共通的地方。
《人物》:你在《时世逝》中写道「秩序源于恐惧,源于不确定和谨慎」,就德国而言,20世纪的血腥和混乱催生出今天的秩序,法律、规则,包括让人窒息的官僚系统,但在当前的难民议题中,秩序本身显出了它的笨重和冷酷,秩序不再能抵御恐惧,甚至有可能制造新的恐惧?
埃彭贝克:是的,德国的官僚体制和官僚系统,其实是阻碍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获得本应该能得到的帮助。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有能力去填那些表格,那实在太复杂了。这也导致很多想要给难民伸出援手的德国人没有办法给出帮助,因为整个程序太复杂了,包括德国人自己也深受其害。
德国本身也有低收入人群。比方说有些人没有办法支付自己的房租,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获得救助的。但是申请救助的过程,无比的漫长且复杂,这让很多应该获得救助的人被挡在门外,所以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他们也非常憎恨这样的官僚主义。
的确秩序源于一种恐惧,基于这种恐惧,人们对秩序有一种极度的渴望,这种渴望有时候会屏蔽一切,我先去制造一套秩序,一个安全的轨道,然后我不再考虑其他,我也不想让人来破坏,但这种机械很可能会引发新的危机。
《人物》:你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边界」一词,不久之前,中尼边境发生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上千人失去了生命,因为事发地区为热门旅游线路,遇难者来自许多国家,这几乎可以算是关于「边界」的残酷寓言?在一种更具摧毁性的力量面前,我们人类划定的界限实际上是异常脆弱的?
埃彭贝克:边界都是人为设定的,在大自然里面,大自然本身是没有边界的,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是多么渺小,生命真的很脆弱。
反观难民问题,那些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无处可去,制造战争的人能够跨越边界,全球到处自由地走动。但是那些难民却要承担战争的后果,他们要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到了意大利又被推到德国,从德国又被推回意大利。只要不在自己这儿,麻烦就不存在。
图源电影《何以为家》
一个作家如何面对失去,以及变化中的世界?
《人物》:中国有个成语叫「一了百了」,我们习惯把死亡看到某种「终点」,但在你的写作中,死亡常常是作为起点存在的,你曾写过「死者拥有全部的时间」,也问过「遗忘死去的人需要多久」?在你的人生中,第一次对死亡有感知是什么时候?这个命题为什么反复吸引着你?
埃彭贝克:8 岁的时候,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逝去,当时我爷爷去世了,我非常喜欢爷爷,他的去世让我非常悲伤,但当时我没在家乡,没能参加爷爷的葬礼。
11 岁的时候,我的曾祖母也去世了,曾祖母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带着我玩,我跟她感情也很亲近,再之后,家里的狗,还有我养的花栗鼠也接连死掉,死亡带来悲伤,也让我很困惑,我把这些都写在了日记里。
当时我参加了曾祖母在教堂的葬礼,童年就是有很多这种记忆,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教堂就是举办葬礼的地方。一直到 30 岁的时候,我才第一次在教堂里面参加了一次婚礼。当时我特别惊讶,原来教堂里面不只办葬礼,还可以举办婚礼。
2008年我的妈妈也去世了,这对我打击特别大。到了现在的年纪,我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就是,年龄越大,你失去的亲人就会越多。每次你都想着说,我内心已经做好准备,也许就不会那么伤心了。但每次有亲人逝去,我还是会觉得,啊,死亡真的太可怕了。
《人物》:只要活着,就要不断地面对死亡。
埃彭贝克: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曾经说过,死亡啊,你这个糟糕的东西,什么时候能够停止!人对死亡这件事,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始终是不能理解的。跟布莱希特齐名的德国诗人、剧作家海纳·米勒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亡者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就是他会成为一个平衡点,一个阿基米德点,就像一个跷跷板中间那个平衡的点,一个人死掉了,他不会再往前走,就一直停在那里。然后当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确定,或者很怀疑的时候,可能都会尝试着去跟死去的亲人对话,你可能就会提出很多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失去的亲人,其实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参与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总是在我们生活的一种参照。
(埃彭贝克掏出手机,向我展示海纳·米勒的中文译文——「只有与死者沟通,才能撬动世界,因为他们本身不会移动。」)
图源电影《寂静人生》
《人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无处不在的时代,算法和AI冲击着我们曾习惯的一切,此前媒体曾报道,有科技公司大规模采购旧书,裁切掉书脊之后高速扫描,而后将书籍切碎、打成纸浆——这几乎像是某种现代寓言,对您来说,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写作,会有某种无力感吗?你会刷短视频或使用AI吗?
埃彭贝克:技术泛滥确实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问题,我很惊讶的一点是,为什么到处都在用巨大的热情去拥抱AI,柏林有电子消费品展,你会看到人们特别高兴地去拥抱各种智能设备,我们似乎意识不到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问题。
技术进步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谁能保证自己是不会被取代的那个?如果有一天,现在80%的工作都被取代,那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拿德国来说,中等收入人群是一个社会的主体,是我们社会生活稳定的一个支撑力量,如果这批人大量失业的话,他们的房贷也付不起,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会面临崩溃。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很年轻、很现代的职业,比如程序员,他们都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如果任由人工智能发展下去,他们也可能被替代,巨大的危机笼罩着我们,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至于我自己,我真的用过AI,我什么时候会用呢?之前我想要维修我们家的房子,我想看看到底我这个墙要涂成绿的、红的还是蓝的,我用AI给我做了个效果图,这种情况下还是有点儿用的(笑)。
《人物》:《客乡》中有大量自然风光的描写,许多植物的名字,阅读时我猜想,你可能是一位园艺爱好者?写作之外,你有哪些爱好?日常生活中带给你抚慰的事物有哪些?
埃彭贝克:我很喜欢花园和大自然,但我其实不太擅长种花。这些知识很多来自于书本。德国人很喜欢花园,很多很古老的书里面都有各种园艺知识,花园里种了什么植物,什么季节要种什么等等。
但我的丈夫是一位植物爱好者,他很厉害,他很懂花,还会研究种苹果。我自己除了写作,业余时间让大脑休息放空的方式就是弹钢琴,我水平一般,但起码是一个爱好,能够让自己情绪得到放松。再有就是画画,因为年轻时我读的是艺术类院校,有时我会和儿子一起画,我很享受那种安宁和幸福,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画更多的画。
嗯……但我还是想说,写作也是我的兴趣爱好,哈哈。
小说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
《人物》:这是你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段旅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有哪些?
埃彭贝克:有天我在酒店吃早餐,有个男的吃了 10 个鸡蛋!哈哈哈,印象太深了。中国的很多地方都非常现代,地铁、建筑,包括酒店的灯光,都设计得非常现代。
在上海我参观了朱家角古镇,那里有个叫和心园的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安静,古朴,我特别喜欢。在那里我还看到很多穿粉色短裙的女性,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大家好像都特别喜欢粉色,对一个德国人来说,这很新奇。
有天去了外滩,人特别特别多,有交警指挥交通,那个画面我也印象深刻,人山人海,交警通过哨声控制大家,XIU~都停下,XIU~可以走了,特别有意思。
还有一点是,整体感受下来,我发现中国对教育真的特别重视,只要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人们都能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人物》:在上海的分享中你提到最近在阅读鲁迅,我很好奇你阅读鲁迅的感受?
埃彭贝克:在上海,出版社的朋友们带我去参观了鲁迅故居,非常感谢他们,我知道鲁迅非常喜欢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他曾把珂勒惠支的版画引入中国,我还读到有进步青年因为喜欢珂勒惠支而被捕入狱,他被关了起来,遭到可怕的刑讯逼供,那些场景读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我能感受到鲁迅是一个内心温热的人,他反对一切暴力和压迫,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非常深刻的体悟和同情。他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我读他的《狂人日记》感到很震撼,他写得太好了,那些可怕的故事,那种社会对人的吞噬,他真的写得非常好。我们的世界,很多时候就是《狂人日记》的世界,很多事情没有变过。小说有时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伟大的作品总会不断告诉我们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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